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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佛禅五题

作者:胡迎建

  南宋朱熹是一位大理学家,可是年轻时却是一位笃信佛禅者。自从延平李侗先生问学之后,才放弃了佛禅,立志以研究道学、著书立说为毕生目标,并开始大批佛禅之说。即便如此,无论是做诗,还是研求道学,都深受佛禅影响,有佛禅之痕迹。一、朱熹对佛学禅宗的研究与接受

  朱熹青少年时遵父嘱师从刘子晕。刘子晕斋戒参禅,对佛禅有研究,朱熹从游最久。朱熹自言:“某少年未有知,亦曾参禅。”欲求观照以妙悟,则需要虚静。唯虚静方可心纳六合,以观万物之动。《肇论·涅槃无名论》云:“夫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余,绝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至能拔玄根于未始,即群动以静心。”心纳六合,以静观动,是佛教认识世界的门径,朱熹肯定过佛教空寂玄妙之说的长处:“有空寂之说而不累于物欲,有玄妙之说而不滞于形器。”如此则不为物欲所累,不为形器所滞碍。禅学讲求空、寂、静,“安静闲恬,虚融淡泊”,朱熹也说:“人心本是湛然虚静,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朱熹的思想吸收这种禅的澄静虚明的学说,故强调人心的虚静。

  朱熹年轻时任泉州同安主簿期间,对佛经、禅学均作过一番研究,尝自言“世纷未云遣,仗此息诸缘”(《诵经》)。并希望有同志者一道参禅修道:“望山怀释侣,盥手阅仙经。谁怀出尘意,来此俱无营”(《夏日二首》)。他得禅宗观照、妙悟之法门,往往在寂静中观物态之动,这是深受佛学影响的。其诗云:“灵台千古自虚明”(《伏读二刘公瑞岩……》),即以静观物之证。他在回答行夫所问时,也引用了释氏所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以解释道理。

  禅宗的生活哲学是欲求内心的宁静、澄虑、淡泊,全身心从自然界中体验清净。朱熹诗中予以肯定:“望中景助诗人趣,物外春归释子家”。(《又和秀野》)他也要释去尘虑,静观万物,以悟佛家无为之法,身心才能得到安宁:“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常晏如。”(《久雨斋居诵经》)他要超然世外,在林阴之中悟得生物的静、动之趣。诗中还可见他参禅所下工夫:“禅关夜扣手剥啄。”(《奉答景仁老兄赠别之句》)朱熹早年的诗往往带有空、寂的禅境。《夏日二首》之一:

  夏景已逾半,林阴方淡然。

  鸣蝉咽余响,池荷竞华鲜。

  抱病守穷庐,释志趣幽禅。

  即此穷日夕,宁为外务牵。宁静之境,与心中之恬静如此合拍,更因悟得禅悦,所以终日在此,无牵无挂。写出静以观动、恬静悠然的禅境,深得禅悦的逍遥、空灵、澄明。

  朱熹隐居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受佛禅影响很大。即便在他中年以后力辟佛禅之非时,还写过此类的诗句:“多谢空门侣,能同物外情”(《寄云谷瑞泉庵主》);“不有尘外踪,何由散寂寥。”(《游石马以驾言出游……》)二、朱熹诗受禅宗影响而力避理障

  禅学强调明心见性。神秀讲“心如明镜台”,慧能更提出“明镜亦非台”。后来南宗重要承传者马祖道一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即“佛在心中”之义。南宗修行的简易化,来源于“顿悟”成佛,无须外求。禅宗兴起以后,往往强调直觉顿悟,日月河山、花鸟草木都有禅机禅理。禅诗、禅偈大多借形象喻理,让人顿悟。宋代以物悟禅之风尤盛,仅一个“祖师西来意”,就有的高僧说“君山点破洞庭湖”,有的解释为“扬澜左蠡,无风浪起”的。又如有僧问上乘宗是什么,华藏照禅师回答说:“白云断处见明月。”僧说不懂,师又说:“黄云落叶闻捣衣。”如慧通问真净文禅师:“如何是函盖乾坤?”师答:“日落东方夜落西。”(以上俱见《五灯会元》)以景寓理,浸成风习。周敦颐曾问佛印:“何谓是道?”佛印回答说:“满目青松——任看。”不直说禅理,而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来使对方顿悟其禅理禅趣。文人学子,多浸染此风。

  朱熹的诗或许受此启示,如:“认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涌波心”(《趁韵》);“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等,也是悟道之后的境界,却借景说出。又如《人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其三:

  清泉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千里,自云黄叶共悠悠。仿佛与世隔绝,寄怀物外,静中有动,均可见禅悦境界,风味简淡澄鲜。况且,“红尘”一词本身就来自佛学。

  禅宗力戒悟禅陷于理障,朱熹早年研禅,受禅学影响,其诗颇有空灵之作,即便言理,也能将理蕴于形象中,洋溢理趣,从而避免了理学家“理障”之病。

  北宋以来的理学家程颐与邵尧夫等做诗好言理,而在艺术上则不大讲求,信口而发,喜欢讲理而缺少形象与意蕴,以议论为诗,影响了人们对诗的喜爱,是为理障。明人胡应辚说:“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山

  “理障”本来就是佛教语,谓由邪见等理惑障碍真知真见:“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碍正知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圆觉经》卷上);明何良俊认为:“思索文字,忘其寝食,禅家谓之理障。”(《四友斋丛说·尊生》)则认为作文之苦,乃为理障。后用来指诗作中陷于说理而少情趣的现象。诗人需要以诗表达其主观理念,但必须是形象大于理念,需要诗的语言。诗蕴哲理,言此意彼,含蓄隽永,方为好诗。否则,每被讥为理障。谢章艇诗云:“《击壤》常为风雅讥,考亭诗格独深微。且看《感兴斋居》句,三叹朱弦此调希。”指出邵尧夫诗因理障而被讥,不如朱熹诗之深微有兴趣,并特别推许其《感兴斋居》诗。

  朱熹早年所做诗,其中涵蕴佛理或禅韵,但教外人土不大理解,不为世人所知。后来学而有所成,也开始做了一些用形象悟理的诗,这些诗展示的均受到禅宗影响,较好地避免了前述理学家很容易犯的毛病即“理障”。其诗中展示的空灵、清明境界,如《武夷棹歌》中的“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林间有客无人识,欵乃声中万古心”。清空一气,富有禅机,应是受到禅宗那种在活处观照,强调直觉体验、顿悟的影响。在禅宗大师眼中,日月、河山、花草等等部可以体现禅理而有禅趣。朱熹早年好禅,在禅学中得到会心之趣,所谓“超然与道俱”(《久雨斋居诵经》)、“释志趣幽禅”(《夏日两首》)是也。以后他的理学吸收了不少禅学成分与悟禅的方法,不能不影响其诗歌创作。

  朱熹最为人称道的理趣诗为《观书有感二首》,第一首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作于乾道二年(1166),是年朱熹与张拭、石子重、许升等人和湖湘学者共同讨论“敬”的存养工夫。秋末,他把自己对“敬”的认识发展当做一次重要的思想飞跃,写信告诉许升说:“秋来老人粗健,心闲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日前正是一目引众盲耳,其说在石丈书中,更不缕缕,试取观之为如何,却一语也。更有一绝云。”即引此诗。据此书,更可证明此诗是为论学究源之作,而非题咏景物。也有人说此诗写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不知何据。

  前两句:半亩大的方塘,其水澄澈明亮,犹如镜开映物,天光云影在水中浮动徘徊。后两句:欲问它为何如此清澈,这是因为水有源头而成为活水。“渠”,它,代指半亩方塘。只要有“源头活水”,才能永不枯竭、永不陈腐、永不污浊,才能如此澄清、新鲜,充满活力。

  水清则映物如镜,人心湛然虚明,感应万物。水清是由于有源头而流动,人亦应不断格物致知,求得万物变化之根源。朱熹在《二诗奉醉敬夫赠言并以为别》中说:“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具论……万化自此出,千圣同兹源。”以太极为化生万物之源。后人所见不同,谢叠山《千家诗》注此诗云:“水周流而不竭,如人之义理有万事之殊,其本原归于一,不外圣贤道统之真脉而已。”谢氏将万物之理的源头归于圣贤道统真脉,真脉则太极。

  然而,洪力行看出了《观书有感》一诗似有禅机:“先生自谓年四十一,始悔顿悟之非,退而专求之章句。此作犹是幼时读书所感也,命意高超,语句圆活,似带有禅机在。”朱熹以理学道统为主体,扬弃早年信奉的佛道学说,影响及于其诗。他以其真怀抱、真性情以穷物之理,冥辟群界,牢笼万有。以理说法,境中蕴涵哲理,有超旷之趣。情景圆融,物我相谐,以物显理,借物说理。法不孤生,仗境而生。寓意深远,禅趣与理味交融,见其胸中神智澄明。

  朱熹《春日》是其名作,研学有得,从容悟道,其实何尝不受禅宗影响。诗云: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六七年间,时在同安任期内。“胜日”犹言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晋书.卫阶传》:“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泅水在山东,古水名,源于泅水县东。泅水之滨,其地春秋时属鲁,孔子尝居洙、泗之间,教授弟子。朱熹恍惚之间,神驰于泅水之滨,那里光景无边,绚丽多彩,万象更新。然朱熹所处时代,宋室南渡,泗水已论陷在金国境内,朱熹未曾北上,怎能于此游春吟赏?说明春日并非眼前实境,而是为说理悟道而构造的境界。王相注《千家诗》,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实是误解。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后两句:忽然悟得东风面,是东风带来了无边光景。暗寓大道之运行,孔子之学说,就如东风吹遍了万紫千红的春天一样,常在常新。

  宋人金履祥《濂洛风雅》卷五注此诗云:“喻学问博采极广,而一心会悟之后,共是这一个道理,所谓一以贯之也。”洪力行认为:“渊明延目清沂,先生寻芳泗水,皆有‘圣贤去人,其间亦迩’意思;徒解作流连光景,尚未识此中真趣也。如何唤做春风面?曰: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此诗以形象的诗家语,将眼前光景移植到泗水之滨,抒发了悟道有得的喜悦心情,生动流丽,浅显明白,人尽能解,却又意味无穷。若非在理学、禅学两方面均有体悟,决无此种境界。且此诗较其延平问学期间所做理语诗已大跨了一步,有了理趣,诚如钱锺书评此诗云:“略涵理趣,已大异于‘先天一字无,后天著功夫’等坦直说理之韵语矣。”《宋代文学通论·宋代卷》中也认为此诗是“讲治学心得的作品,然而这一层意思又深藏在景物描写之中,毫不影响读者对于诗歌所表现的盎然春意的愉悦感受。应当说,这类理学诗为宋诗增添了不少的风光意趣。”

  其实就这首诗也好,还是《观书有感》之类诗,都不过是言日常生活与读书的浅显道理,因为形象鲜明,是通过写景来蕴涵浅显道理,字面上又不点破,耐人寻味,不明其理,也同样觉得很美,所以广为流传。杭世骏说:“朱子超然一洗道学之障,清词丽句,矫讹翻浅。”大抵就是这一类清词丽句,通俗而形象。清代陈仅《竹林答问》中有一段答问云:“问:昔人论诗,谓不可堕入理障,然乎?答:宋儒以诗为语录,则不可。若《燕民》之诗,有尹吉甫之‘穆如清风’,何不可之有?此惟朱子诗庶足以当此。”认为宋代理学家多以诗为语录以说理,是堕入了理障。而朱熹诗则如《燕民》之诗,“穆如清风”。

  何谓理趣?笔者的理解是,物境与心中之理相感应,以完整的境界有机地契合心中所要表达的一种道理,两者融合无间,生气盎然,灵机洋溢。史震林说:“诗本性情,可以含理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读者则要观其境而悟其理,感其生气与灵机。钱锺书解释理趣说:“释氏所谓‘非迹无以显本”宋儒所谓‘理不能离气’,举明道之大纲以张谈艺之不同,则理趣是矣。”又说:“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秉理成,理内物显。或则目击道成,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以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理趣诗必须蕴哲理而有趣味,不离物境与物象。

  理趣诗的出现决非偶然,这是诗歌发展到唐宋以后与时代所赋予的条件分不开的。老杜诗:“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江阁。”(《缚鸡行》)意与景会,心领神会,意在言外。又《后游》诗中两联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人心与大自然悠然神会,一片清平温和之气。又如:“水流花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均是从自然界的观察中悟出物之理,而流露出一种活生生的趣味。

  朱熹的理趣诗是先有其治学体会与朦胧的道理,然后以大自然的观察、景物的变化来顿悟或印证其心中之理,简言之,是心与境契,理在景中。诚如他自己所说:“只把作景物看亦可,把作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时,要胸次玲珑活络。”老杜说:“学贯天人际,情穷造化理”;“高怀见物理,诗家一标准”,只是到了朱熹,其诗才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这与宋代禅学、理学的高度发达以及思辨能力的精密是分不开的。三、朱熹以佛家语、故事、禅宗语入诗

  朱熹常以佛家语、故事、禅宗语人诗,如:“飞腾莫羡摩天鹄,纯熟须参露地牛。”(《借韵呈府判张丈即以奉箴且求教药》)露地牛,作者自注:“大安和尚言三十年前水牯牛犯人。”又:“地窄不容禅尘客,室空那有散花天。个中有句无人荐,不是诸方五味禅。”(《山人方丈》)“散花天”,出自《维摩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用天女散花以试菩萨和声闻弟子的道行,花至菩萨身上即落去,至弟子身上便不落。五味禅,五种交杂之禅。对一味禅而言,即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之五种。又诗云:“平生结习今馀几,试数毗耶棘上花。”(《积芳圃》)“毗耶”又作“毗邪”,亦作“昆耶”。佛教梵语译音,古印度城名。又代指维摩诘菩萨,精通佛法。《维摩经》说,维摩诘住毗耶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释迦牟尼到此说法,维摩诘称病不去。释迦派文殊师利前往问疾,并说:“何等是菩萨人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不对。文殊师利叹曰:“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人不二法门。”古代诗文中,多以此佛教传说故事为杜口不言而深得妙谛的典故。由此可见朱熹佛学修养之高。即便朱熹后来批佛,而佛家语仍时常出现在其诗中,如《武夷棹歌》中的“泡沫风灯敢自怜”。佛学以为,人世不过如泡沫,转瞬却逝。世相无常,心如风灯。

  四、朱熹与僧人

  朱熹爱结交僧侣,如隐居芦峰时与密庵僧道谦常相过从,知南康军时与星子县西的芝庵僧人有交往。他的母亲耳聋,服了同安一僧人的药,治好了。他因而作《与一维那》一诗以表示感谢:

  当年事幽讨,结友穷名山。

  曾逢许斧子,去采玉芝来。

  归来坐空房,神清骨毛寒。

  起视尘中人,一见了肺肝。

  探囊出刀圭,生死毫厘间。

  相逢瘴海秋,遗我黄金丹。

  高堂得听莹,斑衣有余欢。

  谢师无言说,古井生波澜。诗中回忆了早年隐居交友游山时,与采来玉芝的仙人诌:斧子相逢。这是以许斧子比譬此僧人。他的医术高明,只要见到世人,便可清楚其人身体状况。只要从囊中取出刀圭,可以救治人于生死之间。现在又以黄金丹相送,治好了朱熹母亲的耳聋病。诗中也表明了他对高僧名道的敬重,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然而,对无学问的僧人,朱熹则持讥贬态度。乾道三年八月,朱熹为了和理学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张拭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往潭州(长沙)拜会张拭。十一月,一行人南游衡山,经莲花峰,夜宿方广寺,得知长老守荣坐化,了解到此老并无学问,遂作《夜宿方广,闻长老守荣化去,敬夫感而赋诗,因次其韵》一诗以讽之:

  拈椎竖拂事非真,用力端须日日新。

  只么虚空打筋斗,思君辜负百年身。此诗言僧人修行事未必真。用了力气,必须日日要有新功。“拈椎竖拂”,指僧人行佛事。椎:捶击工具,指敲木鱼的小木槌。“拂”,拂尘,古人用以禅尘和驱赶蚊蝇的工具,以木柄顶端缀以牦牛尾之类为之。竖拂为僧人讲论时的一种动作。“日日新”,《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句言须一刻不停地修身养性,涤去污垢,灭尽人欲。后两句言,只是这样向虚空中打筋斗,想到君(指长老守荣)辜负了百年光阴。为之惋惜。诗的主旨在论无论研佛还是研理,都必须真正有所收获,而不在乎外在形式。当时张拭也有诗句讽之:“山僧忽复随流水,可惜平生未了身”。(《闻方广老长老化去有作》)

  五、朱熹对佛禅的批判

  朱熹在24岁之后,从学李侗,始将禅学搁起。30岁时大悟“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晚年在《论语集序》中自悔早年几乎陷足于佛学而不得出:“昔者吾几陷焉。”他还以诗检讨过早年之迷误方向:“十年齐楚得失里,醉醒梦觉今超然。迷心昧性哂竺学,贪生惜死悲方仙。”(《奉答景厂老兄赠别之句》)哂笑佛学使人心性迷惑,可悲的是道教教人贪生惜死。

  比如,佛教讲求虚静,为的是“净”。认为人生“业行”不外乎“净”与“染”:“净”是心灵的净化,“染”是外界的污染。惟能在山林中修行,祛除污染,保持心灵纯净,这才是出家人寺的原因。而修行即达成悟的功夫,觉悟则以世间万物为空。朱熹痛恨佛教把人引向空无缥缈的彼岸世界。

  朱熹中年所作《斋居感兴》第十六首,可以视作是对佛学进行批判的檄文。他说:“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西方即指印度传来的佛家因缘之学,以此劝谕群愚。而佛学是“尊空不践实,踬彼榛棘途”。理学讲践实,格物致知,而佛教是以境为空,落实不到实处,要使外界色空寂灭,故向群愚所指示的是一条榛棘丛生的不可行之路。又以诗与佛学相辩:

  昨日土墙当面立,今朝竹牖向阳开。

  此心若道元通塞,明暗何缘有去来。

  (《次范砚夫题景福僧开窗韵》)见僧开窗而想到佛教《金刚经》所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时间命题。明明是心有通塞,境有明暗,可是佛学却认为无所来,无所去。心无通塞,境亦无所谓明暗之变化。这便是儒、佛两说之不同。又有诗云:

  中屦修然一钵囊,何妨且住赞公房。

  却嫌宴坐观心处,不奈檐花抵死香。

  (《题西林院壁》)宴坐观心,按佛教之说,本来应抵制之香染,却无奈檐花香气沁人心房,不知此僧有香气感心否?

  一别人间万事空,他年何处却相逢。

  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

  (《香茶供养黄檗长老悟公故人

  之塔并以小诗见意二首》)此诗勘破生死之关。佛家以为人死而本性散归大化之中,托生来世,而朱熹以为人死则万事皆空,托生来世相逢之说不可信,唯紫翠山峰永在,自然界永恒,人生短暂。类似之语还如:“实际徒劳说,空华讵可凭。”(《择之诵所赋拟吕子进元宵诗因用元韵二首》)认为佛教语实相、实际之说,其实是将世界视为空幻虚影,这不过是徒劳之说,不可依凭。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摘自:《东方禅文化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