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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

作者:孔维丽

  【摘要】本文以近现代宗教改革大师太虚与日本佛教文化相互交涉的具体史实为依据,并结合中日双方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探讨太虚在复兴佛教过程中在日本的弘法活动及其

  对中日佛教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太虚  中日佛教   文化交流

  太虚大师(1889—1947),祖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俗性吕,本名淦森。出家后法名唯心,号太虚。他博览藏经,其一生都在致力于佛教的改革。但由于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中国佛教的衰微,使得大师的佛教改革之路困难重重。即便如此,为了推动中国佛教的改革,改变当时国人对佛学研究滞后的现状,太虚大师不仅在国内弘法培养僧才,更远赴欧美、台湾、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考察佛教。

  在太虚大师一生的弘法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足迹遍布世界的很多地方,但其弘法活动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我想其与日本佛教文化所发生的关系及其受到的影响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史实。太虚通过在日本的弘法及其与日本佛教徒的相互交涉,不仅使中国的佛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以及开创于唐代中国佛教宗派中的密宗得以从日本反输归于中国,更采取取长补短的态度把日本佛教好的经验介绍回中国,这些都对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下面本文拟以时间的顺序,探讨太虚大师与日本佛教文化的交流史实。

  三、 太虚大师赴日弘法的动机及其社会背景

  自隋唐以来,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在学僧的往来方面交流源远流长。迫睿、鉴真、昙静、义静从中国入日本,道昭、玄昉、最澄、空海、荣西、道远从日本入中国等,他们都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1]到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学僧或居士东渡去日本则更加频繁,他们或参访考察、或留学等,而这些高僧大德以及居士中论及影响最著的和改革能力最创新的则属太虚大师。

  探讨太虚大师最初去日本弘法的动机,我们不难看出与他的佛教改革设想和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其因由一方面是因为“太虚曾听杨文会讲过,自己也曾多次打听到,东临日本民风廉察强悍,而其中得力于我佛金刚般若之旨甚多”,[2]而自己此时新的佛教改革思路虽已形成,但由于前几次在付诸实践时太鲁莽频遭挫折,再加上自己改良僧伽制度、兴办僧伽教育培养能胜任新时代弘法利生的僧侣理念遭到了国内佛教守成派的强烈阻扰,认为他是不肯发心念佛,只重视用制度来束缚人的观念,因此太虚大师觉得有必要借鉴外国宗教改革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加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两国的佛教面临同样的危机,但日本却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实现了国力的强盛,更使得佛学研究基础雄厚、佛教寺庙星罗棋布以及佛教信众人数增多,而此时的中国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还是佛教的自我拯救方面都节节失利,作为有志青年的太虚觉得有必要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有鉴于此,他赴日考察的心情更加迫切。果真,没过多久机会来了。太虚先后几次亲赴日本并对当地的佛教寺院、大学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学习。

  其综观太虚去日本的弘法活动,我们不难看出他主要是为了摆脱中国佛教的危机,学习日本佛教改革的经验以求提高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他也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共同弘传佛教。因此,太虚大师以此起展开了他在日本的弘法足迹。

  四、 太虚大师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

  太虚大师之所以后来会去日本实地进行佛教考察,究其因由是因为他1917年10月在台湾弘法时参加法会期间与台北佛教中学林日本教授熊谷泰寿、井上等日本佛教界人士的交流和接触使他对日本佛教教育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赴日考察的信念。于是乎,12月2日,在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的陪同下,太虚在日本的诸多寺庙和佛教大学进行了实地考察,特别是在西京的这所真宗佛教大学参观时,院方的负责人还赠送给太虚大师一些关于这所学校所开设学习的课程、各级的学习期限等有关学校介绍的相关资料,这些对他日后创办武昌佛学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此外回国后,太虚大师还把自己这次东游的经历用游记、散文、诗文等形式记录下来,编写成《东瀛采真录》。可以说,太虚的这次赴日之旅虽短暂匆忙,但收获也颇多,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说到:

  民国六年出关后,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个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户、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维新前的京城──,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故考察的结果,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专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3]

  显而易见,太虚与日本佛教的这些“不谋而合的僧伽制度”使得他更加坚信了自己佛教改革的道路以及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果然,契机很快就出现了。

  1922年夏,太虚在游庐山时,看到此处没有佛教的立足之地,为了弘扬宣传佛教以及表达自己对佛法的高度信仰,当1923年太虚等人再次来庐山讲学时,便特意在讲堂前竖起了一块“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以便吸引更多人来听讲。果然,“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矗起后引起了在此避暑的日本公职人员的注意,而且他们毅然决定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派代表参加次年在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于是,1924年7月13日,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就顺理成章的在庐山正式召开,“日本派出以法相宗总长佐伯定胤和东京大学教授木村泰贤为首的六人代表团前来参加,这也是本次大会中唯一的外国代表团”,[4]而中国代表团除了太虚一行外还有各省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上,中日双方还就两国佛教界如何交换留学生、访问学者以促进两国佛教共同发展等问题作了讨论,并且还决定了次年即192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因考虑到世界佛教联合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于是乎,在“东亚佛教大会”上中华佛教代表团派出了以太虚为团长的二十七人赴东京参会。会后,在日方水野梅晓等的带领与陪同下,太虚一行历访了日本的各大佛教大学、大寺和唔见了日本的著名佛教学者、各宗派的领袖等,并作了30多场的讲演:如“大师于帝大青年会,讲《人生问题之解决》”;[5]“抵名古屋,出席市政公会所开欢迎演讲会,大师讲《佛教与吾人之现在及未来》”;[6] “参观大谷大学,大师发表《传教西洋之提议》”[7],所到之处深受好评。也正是因为此次会议期间太虚对日本佛教界的深入考察使他对中日两国的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在《敬告亚洲佛教徒》中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两国佛教的优缺点。在他看来,中国佛教的“四短四长”为:

  利济社会事业及教化社会事业,极不发达,仅无识之侣与群众所生荐亡、求福等斋会经忏关系,短一。诸僧寺虽标别禅、讲,相承有宗派源流之异,但其内容或毫无实际──若禅寺并不参禅等──,或混合鲜专精之修学──若虽参禅学兼传戒作经忏等──,短二。习称方外,对于世事视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为治国者所轻忽,短三。缺乏科学知识,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思想,鲜能了解,呆板陈腐,说法不能应当世之机,短四。其上者能隐遁山林,刊落荣利,岩洞茅蓬,关房禅堂,甘苦食淡,持戒修定,长一。禅、净、律、讲、台、贤、性、相,咸无专主,不严别门户以相排斥,长二。不为国性所拘,今佛教有泱泱独立于世之大风,合于佛教超世出俗之本质,长三。各宗之学理,虽隋、唐来已经华学之变化,而未因近世思想文化之变迁,尚能窥见佛教之纯粹真相,长四。[8]

  而日本佛教的“四短四长”为:

  佛教徒有团体之组织,能办利济及教化社会事业,长一。各宗有各宗本山支寺布教所及专门学校,有教育专宗人才及宣传专宗教义之机关,虽博大精深者不多觏,而于本宗宗义大致明白,长二。皆能爱国为国出力,在国家同袍为重要国民,长三。对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文化思想,已能充分容受,且能用之研究佛学以适应现代思想,长四。个人持戒、诵经、习禅等自修,渐为轻视,而坐峒、结茅、闭关──按此等行以西藏为最──等苦行,尤绝无行者,骛外而不重内,短一。偏重各个宗派之系别,而乏佛教全体之统一,甚至十余宗派有裂为十余教之势也。虽有佛教联合会之说,仅为各宗派之联络,不能组成一体,为一宗派之利益,时可脱离,短二。为国之心过重,有将佛教作为国家一大机器中之一小机件之势,失佛教超国族而普遍于世界之精神,短三。全国学界以科学思想为重心故,佛教徒亦以科学为本,评判佛教之教理,而失没佛法超现代科学之殊胜义,不能转科学而反为科学转;所讲佛学,往往如水冲败乳,殆无乳味,短四。[9]

  很显然,从太虚大师总结的中日佛教的“四短四长”中,我们可得知,中国佛教的长处正好是日本佛教的短处,而日本佛教的长处恰巧又是中国佛教的短处,所以太虚大师希望中日佛教界能够交往密切,并且“望于此四短、四长间能互相了解,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则华、日佛教徒乃真能化除隔阂,携手宏传佛教于人世也”。[10]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对太虚大师在日弘法活动以及与日本佛教界交流史实的记叙,我们不难看出,太虚大师在复兴中国佛教过程中与日本佛教界所发生的关系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所举办的大规模的国际佛教会议很好的促进了中日两国佛教徒之间的相互友好交涉,另在会议以及游访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反映两国和平以及佛教相互取长补短的多篇文章,都为佛教的弘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佛教界频繁做出的有损害中日两国之佛教友谊的事件以来,太虚就很少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交流与接触了。尽管如此,大师仍就希望日本佛教徒能够遵守佛教教义中最平和的止杀精神,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时,太虚大师更盼中日佛教徒能够共同弘扬正法以此来救济今世,并且“以协同研究及宣传佛教教义,发达佛教主义之社会事业与教化事业,增高人类文化,促进世界之和平”[11]为目的,谋求两国的共存与发展。

  我们说,虽然太虚与日本佛教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只是他一生弘法中的一个片段,但却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与振兴,因为他不仅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佛教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还把日本佛教好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都对中国佛教后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2] 邓子美、陈卫华:《麾下一代新僧:太虚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3] 《太虚大师全书》第三十一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4]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5]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正闻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正闻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7]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正闻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8]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9]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40—441页。

  [10]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11]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