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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与居士佛教

作者:韩秉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子,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李叔同——弘一法师这个人,也只知道他是一位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曾在留学生中组织过春柳剧社,演出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留名,归国后却出家当了和尚。仅此而已。

  真正认识弘一法师,则是在1982年秋到东南沿海做宗教调查的时候。那是在杭州,到虎跑泉去游览,旁边有座寺庙,当时已很残破,尚未修葺。只有一块牌子上介绍说明:“弘一法师在此出家”。尔后,来到福建泉州,弘一法师最后生活的地方,才对和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产生了敬意,生起深入探究法师的愿望。

  那是游览清源山时,在距老子石雕象不远的半山腰上,有一座修建得相当简陋的佛亭。记得那只是孤零零的一间圆形建筑,称做“晚晴室”,正中供有菩萨,旁边放着一张床。据陪同的同志介绍,这就是弘一法师临终归西的地方。床上面墙上,还有模写的“悲欣交集”四个字。据说:当时阴历八月二十八日(1942年10月13日),只有妙莲在旁侍候。当天下午法师病已很重,躺在床上叫妙莲出去一下,自己安静一会儿。等妙莲回来时,法师已经安祥归西啦。其时脸上含有笑意,双眼滴有泪珠,正符合法师前此写的四个字:“悲欣交集”。这段情景交融的说,令我印象深刻,至今牢记在心。

  其后,我们随陪同的施同志回到他的家乡安海,为的是在双十节的晚上,偷看台湾的“国庆节游行”,开眼界见新鲜!安海市,弘一法师也是常来之地他在此住过两座寺庙,一为保存有千手观音雕像的龙山古寺,一为五里桥桥头一间简陋的观音小庙。这座小庙除了观音塑像和祭坛之外,只够一个人卧睡。弘一法师却不嫌窄小,只铺一张凉席,一住就是几天!此外,我还特别让施同志用自行车,驮我到泉州郊外的摩尼草庵参观。因为我曾写过关于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文章。这座座落在荒郊野外的草庵,更是荒凉孤零的可怜。据传说,弘一法师也在草庵居住过其耐苦求简,可见一般。

  回到泉州开元寺,我们会见了主持方丈妙莲法师。他就是那位最后侍候弘一法师,且是法师遗嘱执行人的那位徒弟子。妙莲主持虽热情接待了我们,却未能向我们细谈他与弘一法师交往的故事。只特别带我们瞻仰了平时不开放的弘一法师纪念堂。堂里正中面挂着弘一法师的遗像,更多的是悬挂着大量的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说实话,当时对弘一空灵超俗,无烟火气的非凡书法,还只停留在表面的奇特层面,无法领略其精深奥妙!最后,我们到了厦门住在南普陀寺。从妙谌老和尚那里,又知道弘一法师曾在(1934年)这里创立“佛教养正院”,立章程,亲授课。他亲手种植的柳树,至今犹在。等等事迹。

  不过有了1982年秋的此番经历,才开窍引导我对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追寻、了解、敬仰乃至探究……

  一、人格力量大于天

  池田大作有一句名言说:

  一个人的生命所拥有的力量和智慧是不可估量的!

  一个人伟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可以转变全人类的宿命。

  在我走近李叔同——弘一法师,解读他的生平,理解他的功业,参悟他的佛法,其感受最深且最著者,即法师的人格魅力,给人感昭力之大真可谓齐天!

  “人格”是什么呢?似乎看不见又摸不着。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概括地描述如下:人格是一个有着颇多界说的概念,在不同学科、语境中,其内涵各有侧重。在心理学意义上,人格是一个人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或基本精神面貌,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一种精神力量。一句话,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个体自我的多方位的映射,是人的文化存在的方式。

  准此,我们且看一看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吧。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青年时曾与弘一法师有“一面之缘”,其人格感召力却令他终生铭记。他在晚年写道:

  一九三二年,我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教员时,有一次弘一法师曾到白马湖访问在春晖中学的一些他的好友……我是丰子恺的好友,因而和弘一法师有一面之缘。他的清风亮节使我一见倾心,但不敢向他说一句话,他的佛法和文艺方面的造诣,我大半从子恺那里知道的。子恺转送给我不少的弘一法师练字的墨迹,其中有一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一段偈文,后来我任教北京大学时,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一方面表示我对法师的景仰,同时也是作为我的座右铭。[1]

  而著名的装帧大师,篆刻家钱君匋则说得更为生动形象:

  我见到他(弘一法师)以后的虔敬,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间一切俗质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净了。[2]

  阅历更深一层,做为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眼力更加独到。他在回忆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时,几个朋友宴请弘一法师之后的情景时,廖廖数笔,把法师的形象为人,合盘托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的步履的轻捷。……同行的人那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子。……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燥急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3]

  前面所举朱光潜、钱君匋和叶圣陶三位,一为美学大师、一为篆刻家、一位著名作家。他们与弘一法师交往不多,有的仅是一面之缘。可是都为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所震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位是“一见倾心但不敢向他说一句话”(朱);一位是如见祖父一般“一阵清凉之气从脊梁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间一切俗质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净了”(钱);一位“惊异”他的“拔脚就走”“步履轻捷”,惊叹“他的心非常之安,燥急全消,到处自得”,将世间烦嚣全都“淡忘”(叶)。当他们见到弘一法师时,感受到的既不言他的穿戴衣帽,也不谈他的身材壮伟、容颜美丑等,这些感观上的映像,第一位的是心灵上的感化力,人格的魅力,慑人心魄!

  正如弘一法师的学生——弟子——终生追随者丰子恺所回忆:李叔同先生,常引古人裴行俭的话:士以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教导学生们:“首先要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弘一法师实在是夫子自道,自己身体力行。用弘一法师的至交同怀夏丐尊的话说:“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出发”。“一半由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他的感化力大。”“如一尊佛菩萨有‘后光’”。

  而这种人格的感召力,早在其未出家之前,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师的时候,就已初露锋芒,为全校的学生和老师所折服、所称道。

  众所周知,学校教学有主科与副科之分,图画和音乐一向列在副科,被称作“小四门”。向来受学校主管、老师乃至一般学生的轻忽,往往是以不得不分一点心力应付过去罢了。但是,当一师校长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把李叔同请来,担任音乐和图画两门课以后,教学轻重则发生了大变化。图画和音乐两科却突然成了热门,甚至比国文和数学还重要,为同学们热情追求,倾心听课,诚意复习修练,非达到李老师的首肯满意不可!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呢?!

  当时任一师的学监、也是李叔同的知心朋友夏丐尊回答了其中的奥妙。他说: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4]

  夏先生还更具体地道出了李叔同当教师而实行人格感化的绝妙处。他言道:

  他(叔同)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请假),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5]

  正是在李叔同先生的人格感化下,受他教授的学生,遵从他的教导,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长出如丰子恺、刘质平等一批人才,以后终于成为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和教育家。而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就是一个典型。丰按照老师的教导,选择了艺术与宗教,后成为有成就的艺术家。此后经过抗日战争等颠沛流离,仍坚定不移、痴心不改。他自言:“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6] 可以说,丰子恺永远是弘一法师最虔诚的弟子,至死不渝。

  二、弘一法师与居士佛教

  李叔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师长达六年之久,其间在肩负的图画和音乐两门课程教学成绩卓著,信受师生爱戴,而且他当时正值盛年,事业正隆,却在1918年7月,断然决定到虎跑寺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消息传出,社会哗然,大惑不解。时至今日,为弘一法师作传者,仍有种种猜度。就连与李先生最亲近的学生丰子恺,当有一天老师真地告诉他“要出家为僧”时,也曾“愕然不知所对”!

  其实,李叔同在三十八岁时义无反顾出家当和尚,献身佛法,绝非偶然。更不是遁入空门,或所谓的“逃禅”考究他的生活履历,社会浮沉,心路历程,他的出家,实属蓄之已久,势在必行也。

  起始于童稚时。父李世珍在叔同五岁时(实为四岁)因病去逝。其父信佛,老而更趋虔诚。当他病重而感到大行将至时,就坚决停药,请僧人颂佛经,他在缭绕经声中,安然谢世。而当幼子进停灵房,“掀帏探视,父安祥若熟睡”。惊鸿一瞥,肇端终生。佛法从此在幼小心灵中扎下无法磨灭的深根,尽管此后人事沧桑,而潜意识中的“佛根”丝毫未泯!

  人生路上,李叔同“为翩翩之佳公子”风花雪月,春风得意;“为激昂之志士”,慷慨悲歌,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多才之艺人”,戏剧舞台上的茶花女,文章圣手,书画称绝;“为严肃之教育者”,杏坛称奇,桃李纷芳。但是,在每个阶段上,他都留有佛的印迹。

  如“佳公子”期,1902年左近,在上海南洋公学时,撰写了《文野婚姻》剧,最后留诗四绝句,最后一首:“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滚皆胡尘。”

  如“激昂志士”期,1908年在日本留学,写诗《初梦》,有言曰:“妙莲华开大尺五,弥勒松高腰十围”。而在1905年则有佛教歌曲《化身》有词“化悟河沙数,发大音声。尔时浸佛出世,瑞霭氤氲。”

  如“多才艺人”期。李叔同入西冷印社,为手书《梦网经》。篆刻大师吴昌硕曾有《题弘一大师手书<梦网经>》一诗。其诗曰:

  昔闻乌柏称禅伯,今见智常真学人。

  光景俱忘文字在,浮提残劫几成尘。

  四十二章三乘参,镌华石墨旧经龛。

  摩挲玉版珍珠字,犹有高风继智昙。

  如“教育者”期,则多有吐露心声。如在1916年阴历八月十九日致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言:“(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如何?)”[7] 到1917年阴历一月十八日致刘质平信中,已明确告知:“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陆续结束一切。[8] 距出家日还有一年多时间,李先生则已定出日程,按步践行矣。而在1918年2月致刘的信中,则说得更具体肯定:

  不妄自知世寿不永,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冬受马一浮大士之董陶,渐有所悟。……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9]

  实际上,李叔同就在这年的正月十五日到虎跑寺观出家人的剃度礼时,就正式向法师归依,成俗家弟子,法名演音,字弘一。

  请看李叔同的法迹足谱:从四岁睹父遗容,见水陆道场后,与同伴扮演“大和尚”作法始,尔后经滚滚红尘而不时回顾有悟不忘佛缘,至浙师施教未终而辞职入虎跑寺出家,正是中规中矩,顺理成章,一如波形灰线,皆心灵引导,终归佛法正果。岂有异哉!

  事实上,李叔同在三十八岁时出家,成就为弘一法师,完全是出于志诚本心,是勇猛精进,是人生路途上从求物质满足到追艺术上崇高精神,而最终升华到灵魂的解脱,即登上人生的最高层。诚如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丰子恺所言:“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0] 又谓:“世间一切事业,没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伟大的了,世界一切人物,没有做真正和尚更具大丈夫相的了!”[11] (注此两段话,在1957年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都曾被删除)。弘一法师的至友夏丐尊说得更是入木三分。他说:

  像他(弘一)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12]

  正因为有弘一法师出现在近现代中国佛坛,使中国佛教重振南山律宗,为佛教复兴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也为佛教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推动了居士佛教的发展。丰子恺先生曾对弘一法师弘法业绩有简括的评价:

  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僧腊”特指和尚出家[1918]到归西[1942]的年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13]

  在此还要特别追述一下弘一法师宣扬佛法,培育居士佛教,特别是在知识阶层推广居士佛教方面的贡献。

  弘一法师曾当众向夏丐尊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夏先生却自我解嘲地说:李先生的出家,是他多年的夙愿,我只是在他归依三宝未做出最后出家决断之前,一次偶然在西湖茶亭陪李先生躲避学校中烦嚣时说了一句:“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和尚倒爽快。”不料一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促使李先生立马做出到虎跑寺出家当和尚的行动!事后想来,还觉得后悔自己的唐突呢!由此可见得夏丐尊也有向佛之心,但却远不及李叔同的虔诚果敢。在夏先生所写的《我的畏友弘一和尚》一文中写道:

  [和尚出家前十年,随时给启诱]。

  出家后,对我督教期望尤殷,屡次来信都劝我去执,勿自放逸,归心向善。

  和尚(在信中)说我执着于“理”,忽略了事的一面,为我说过“事不二理”的法门。书信中不再苦劝,而时常见到“衰老浸至,更宜及时努力”珍重等,泛劝的话而已。[14]

  可见得弘一法师对这位颇具佛性的老友,时时“督教”,以坚定居士佛心。在1918年阴历六月十八日弘一法师有一封致夏先生的信,读之令人动容,足见和尚劝人心切殷殷。现抄于后:

  丐尊大士座下:

  赐笺敬悉。居士戒除荤酒,至善至善。父病日剧,宜为说念佛往生之法。临终一念,最为紧要(临终时,多生多劫以来善恶之业,一齐现前,可畏也)。但能正念分明,念佛不辍,即往生可必(释迦牟尼佛所说,十方诸佛所普赞,岂有虚言)。自力不足,居士能助念之,尤善。

  劝亲生西方,脱离生死轮回,世间大孝,宁有逾于是者(临终时,万不可使家人环绕,妨其正念。气绝一小时,乃许家人入室举哀,至要至要)。……

  演音稽首六月十八日[15]

  诵读这封信,令人深切感动。弘一法师不仅殷勤劝勉夏居士,还诚心细微地引领夏居士导其将亡父亡魂脱罪往生西方净土。此刻,弘一不意中脑海里又回到了他本人孩提时面对亡父超度的那一幕……于此可见弘一法师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之大愿大悲心!

  在弘一法师献身佛法,虔行遵戒律的榜样模范影响下,在上海、杭州、浙闽等广大地区,与法师或师、或友、或弟子、或途侣,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知识分子居士群体。其中有弘一法师无私供其留学日本的学生弟子,且情同父子的刘质平居士,后成就为成绩卓著的音乐教育家;有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终生忠心于艺术与宗教的丰子恺。到了他三十岁时,终于皈依了弘一法师,成为在家弟子,赐法名“婴行”。此外,从李叔同的书信集中,从对弘一法师的回忆录中,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文化人来,在弘一法师的感召劝戒下,倾慕弘一人格魅力,心向佛法,成为素心居士,几不胜枚举。

  夏丐尊在弘一法师归西一年之后的1943年,对弘一法师给予佛教居士群体的巨大影响力,曾有准确的总结。他在《弘一大师永怀集》序中写道: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之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范围甚广。集中作者(或亲、或远、或一面为识者),凡所论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

  文中最后偈语,寓意深广,说明弘一法师这位涵盖当代佛教的大师,“摄受范围甚广”,几无法罗列点数。故丰子恺有如下的评语:

  闽中人士久受弘一法师的薰陶,大都富有宗教信仰及艺术修养。[16]

  我本人在近三十年中曾十数次到福建调研,亲自感受证明,丰子恺生前所作断语,千真万确,定而无疑。通过我本人在福建城市乡村大量访谈、交友,深层次的交流,体认到闽中人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浩劫,但在大多数平民百姓,包括相当多的知识界——文化人,信仰情结都相当强劲,不过有的表现得露骨直接,有的隐蔽在心灵深处罢了。

  在这里,还要特别表彰弘一法师在北伐战争时曾挺身护法,功德无量。

  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青年人,仅听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有消灭宗教的极端行为,殊不知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过激的侵害佛教事件。清末维新变法,借庙产兴学是其滥殇。以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时期,所到之处,也曾掀起冲击神权,破坏侵占佛寺等暴烈的行动!人们只从《毛选》中知道湖南有过火的“痞子行动”,却不知在浙闽区域也有对佛教过分侵害行动。

  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了浙江杭州。杭州省党部的激进者,竟做出毁佛像,没收寺院,甚至令僧尼相互婚配等过激过火的行动,引起社会上喧然大波。弘一法师不顾革命暴烈的锋芒,挺身而出。他首先请托与当政有关系的一师同事堵申甫等,邀激进派人士与弘一法师会面座谈。弘一赠送佛法劝戒的字画,历陈佛教功德有利社会之道理,并婉言相劝。令这些激进者动容感慨,毁像灭佛之说之事有所收敛。同年3月17日,弘一法师专门致信原来的老师蔡元培和原一师校长经亨颐等居士(都是国民党元老及广有政治影响的人物),申述佛教界的真实情况,即使确有败坏佛法清净行为,也是佛门中不肖之徒所为,理应加以整顿。建议由太虚和弘伞两位高僧任委员,负责规划佛教整顿事宜。对佛教各门派酌情处之,“妥为办理。俾佛门兴盛,佛法昌明,则幸甚矣。”

  由于弘一法师临危不拒,挺身护法,避免了这场对佛法过大冲击,使佛教整顿有所遵循。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护法的大德高僧,为后世矗立起一座丰碑!

  弘一法师得意弟子丰子恺,“言必信,行必果”,排除万难,践履诺言,绘六册《护生画集》,为法师祈福,且济世劝人,做一大功德,为佛门弟子树一大榜样!

  1928年,丰子恺的恩师弘一法师50岁生日时,与乃师倡议共同合作《护生画集》,共绘五十幅画,配以弘一所作的诗,一一对照。宗旨是:

  我依画意,如白话诗;

  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

  同发菩提,往生乐国。

  丰绘好50幅画,弘一题诗,由上海佛学书店出版。《画集》出版深获好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丰子恺逃难到广西宜山。在离乱中丰不忘老师的60岁生日即将来临,拨冗排难,绘护生画六十幅,是为《护生画续集》,寄往福建弘一法师驻锡处祝寿。法师于战乱中接弟子如此厚礼,喜题诗文。后在1940年仍由上海佛学书店出版。弘一法师在写诗文同时,遥致信于在广西的丰子恺,提出: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接师信后,立即回信,向法师表示决心:“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此后,丰子恺在致信新加坡广洽法师,言及护生三集画集时又写道:

  弘师遗言,须画至六集止。弟誓必实行。

  迨《第三集》,后于解放前夕,由上海交大法轮书局出版,在新旧交替之际发行。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护生画集》第四集,丰绘八十幅画,由朱幼兰居士题诗,不得不寄至新加坡,由弘一法师及丰子恺友人广洽法师负责组织出版发行。

  此后,到六五年丰子恺已预感到浩劫将至,风声骤紧。为了完成师愿己诺,于是提早动手,绘制那九十幅护生画,准备第五集。画好后,由著名学者虞愚居士题字。而且立即邮寄给新加坡广洽法师。当丰收到回信后,才把心放下,马上在1965年9月14日致信广洽,一抒胸臆:

  知“护生画”已妥收,至为欣慰,晚上多唱了一杯绍兴酒。因弟此次特别挂念此稿,深恐二三年来心血付之洪乔,竟致眠食不安。近闻妥收,且已付梓,大为安心。

  于此可知,当时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矣。丰子恺为履践师托,真是呕心沥血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丰子恺受到冲击。但是,处于危难之中,自身难保,他还是时刻牢记弘一师的嘱咐,一息尚存就一定要完成第六集护生画,遥祝弘一师一百岁生日!这100幅画,老人抽空在1973年背着人偷偷绘就,仍交朱幼兰居士题诗,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但碍于时局,无法寄出 。只得托朱幼兰冒险保存。1975年,丰子恺含冤逝世,未能看到第六集的出版。然而这最后一集《护生画》,获佛保佑,终于由新加坡广洽法师集资出版,了却了丰子恺的遗愿!

  《护生画集》前后共六集,弗时五十年,共450幅,集中了丰子恺后半生的心血,实践了自己对弘一法师的诺言,现出一颗闪耀万丈光芒的佛心,为后世弟子——居士树立一座丰丰碑。

  [1] 李叔同:《心与禅》<代序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事的事业>,第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忆弘一法师》中国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3]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两法师》第25页,中国编译出版社,2006年。

  [4] 《丰子恺静观尘世》第7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

  [5] 同上,第76页。

  [6] 《丰子恺静观尘世》第8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

  [7] 见李叔同:《心与禅》第19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8] 同上,第196页。

  [9] 李叔同《心与禅》第20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10] 《丰子恺静观尘世》第76—7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

  [11] 同上,第80页。

  [12] 夏丐尊《白马湖之冬》第1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13] 李叔同《心与禅·代序》第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14] 《白马湖之冬》第124—12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15] 李叔同《心与禅·精寄云天》第202—20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16] 《丰子恺静观尘世》第8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