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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清寺院约束的动向――重释清代《安康双溪寺新立规约》

作者:严耀中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唐代兴起了南山律宗,禅寺又有了百丈清规为代表的禅规,此后诸寺院僧众之具体戒范都或多或少汇合了二者的精神与内容,且又根据当时当地之形势有所损益

  故若剖析历代一些大寺院之规约实例,对廓清佛教戒律在华土发展演变之实际状况是很有好处的。

  见于安康的《双溪寺新立禅林规约碑》[1],立于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四月。从此碑内容,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一般寺院在制度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是在寺院的教团组织和僧侣的约束规范上。

  首先,这是一个“新立”的寺院规约,也就是出于某种新需要而制订,当与该寺以前的规约有所不同。碑文云:“以圣制丛林规约二十五条为则,再于百丈祖□□□□录数条,刻石勒碑”。文中的“百丈祖”云云,当是指唐代百丈禅师所制订的《禅林清规》,世称“百丈清规”,表示其所本之渊源。但从碑文整体内容上看,该新制规约中承袭百丈清规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它条文作为适应当时教内外现实之需要,并具有相当可行的实际操作性。

  其次,从规约所称“祖师建立丛林,为十方纳子依止”看,双溪寺是个十方寺院。由于十方寺之寺主一般出于僧众公推,因此作为住持的要求标准及如何产生住持是该规约的首要内容:“祖席任重善□下付,法嫡裔贤才有德者宜居,三年交脱重位”。即1,住持的任期是三年,不能连任,以防止寺主任期过长,久操权柄而产生种种弊端。2,充住持之位者除要求“贤才有德者”外,还有一个条件是“法嫡裔”。此固然是对本寺高层僧侣利益的一种维护,但也由此带上了一些子孙寺的色彩。这说明在寺院组织形态上,明清时也不是界限分得很清的。3,三年任内,“如住持□□□亏空常住物等项查出,不必三年,例该善退,不得强住,更将亏空等项,住持与同办职事人一一赔还,已后不许再□□”。这说明对住持的运行经济之能力要求是放在首位的,若经营不良则要提前卸任,还要赔偿亏空。此一方面是说明明清时寺院经济对维持寺院本身存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规定任职者亏空要赔偿,也是防止住持等在经济上贪污,或者无能无为的重要一招。4,住持任满后受尊养。碑文曰:“若长老住满三年,果宗风远播,佛法常兴,常住有功,一堂清吉,海众安和,退位养闲,不缺四缘。不要□□□□□必生恭敬,主末后事,不得有违”。这条一来是作为对任内成绩优秀的住持之奖励;二来似乎表明住持卸任后转为该寺的元老,仍对寺务有发言权,以此可形成对新住持的某种监督。三来是任满后的住持生活上可以养尊处优,此亦可使其在任时无需为后顾之忧产生贪念。

  规约还明确了位次寺主的监院职责,因为“丛林监院,乃住持股肱,众僧领缘”。任监院的条件是:1,“谦和俭让”;2,“委身护众,不辞艰辛”;3,如“不能服众,例听住持集众选换,不得贪谋其职”。这一条强调监院作为寺院上下僧众之监察者的地位,也突出僧众舆论在遴选监院时的作用,虽然其中住持有可能起很大影响,因为作为条件之“法嫡裔”就意味着必须是本寺传授系统中的子弟。

  接下来是对寺内其它“班首职等”的要求:1,此等职务作为“住持之辅弼”是由住持任命的,故要求住持“尊贤远佞,惜才重德”;2,充职的条件是主要是要有能办好事的称职才能,所以在选择上“无分内外,龙象同住”;3,要求任职者“不得一味固执己见,拗众强行。不如理法者,不许共住”。由于这些寺内的骨干僧人都是作为住持的左右手,且由住持选用,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其实也是对住持的要求。

  为维护十方寺的庄严和香火永续,规约还特别强调二点:一,“不许擅招少沙弥饮酒食肉,搅群乱众,驱贤养愚,以作子孙世袭之所”;二,“不许□□□□□礼往来,结拜父母兄弟姊妹,玷污宗风,坏祖清规。违者重罚”。此二条着重防止在僧侣中结党营私,从而使寺院变成排斥异己的子孙寺。这主要是针对那些住持与长老的,因为惟有他们才有资格和力量会“擅招少沙弥饮酒食肉”和“结拜父母兄弟姊妹”,揽众结帮。

  碑文把规范上层执事者放在规约之首,说明制订者对防止产生寺院弊病关键点的认识。这和唐宋以降的寺院,即使是十方寺,也具有家长制的色彩之实况相关。在如此内部并非平等的僧团里,鉴于“上樑不正下樑歪”,端正上樑当然成了规约之首务。中国古代有些寺院能维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切中要害的寺规之制定执行,是一大要素。

  再次,在收纳僧徒上,把规约重心放在必须严格执行的程序上。其步骤是:1,“有信善居士诣堂投师出家者,客堂当先白方丈”;2,“白众方可”;3,“或住持剃度,或职事人彼剃”。这是官府取消度牒颁发权后,让寺院在吸收僧徒时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寺院在吸收僧徒时,为维护寺院的道德形象和法律责任[2],并考虑经济负担,所以就有如此程序,使方丈、职事人(包括住持)、僧众三者意见统一。这使得在制度上保证入寺为僧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如此也能避免官府对寺院可能成为劳役甚至罪犯躲避场所的顾虑与指责。

  关于将犯错僧人处分或逐出僧团的规定有这么几项:1,“凡出言粗犷,高声动众,恃势横行,不听教劝者,迁单”;2,“除刑名重罪,例属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干犯,当以清规律之,随事惩戒,重则集众焚烧衣具、捶摈,遣偏门而出,轻则□□□□,张榜示之”。对佛教来说,逐出教团是最大的惩罚,然仔细观察条文,进行这样处理的僧人主要是因为其犯上,包括获世俗之罪和不服从寺主等执事劝阻的肇事者。

  最后,除了那些可以说是属于寺院组织方面的规范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在物质经济上的约束。规约规定:1,“不得丰衣美食,贪营财利,蓄养滋牲,各立烟□,私造饮食。违者罚”;2,“不许借□□□□□□地什物典当,并将财帛私作人情,不许共住”; 3,“常住每年租稞并逐□出□□□□□□院客堂,各登簿记。每朔望日,对算清楚。不许紊乱簿籍,混用钱财”。这三条是层次分开的。第一层是从制约个人享受来杜绝经济上犯戒的根源,此条面向所有僧众。第二层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假公济私,即使是“私作人情”实质上也是一种谋私利行为,而且这条主要是针对职事人员的。第三层则是作为寺院处理经济事务的规则,完整籍帐制度,当是专门针对有关人员的。这些相当分量的有关经济财务方面条文,也可以说反映了当时寺院经济的发达及其对僧众之影响。

  在如何保证规范的执行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如不听者,许诸山檀那入堂□□协办,同辅宗纲,决不姑宽”。即是请该寺的施主来共同执行寺规。这是印度来的诸家律文中所绝对没有的。事实上,宋以后寺院的生存与发展愈来愈离不开地方乡绅的支持,他们构成了当地寺院最重要的施主,因此他们对寺务也就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并成了寺规的监护者。如此也构成了对寺主权柄的一种制约。

  在《安康双溪寺新立规约》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二个重心。其一是为保证全寺上下的协调与团结,看重执掌寺院大权的住持、监院等个人品质。尤其不许寺主长老私结帮派,因为寺院内部不和往往导致寺院的衰废。其二,内容偏重于经济。这当是寺院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因为凡腐败的表现十有八九最终是要落实到经济上的,宗教团体也是如此。而这二个方面之不足,也正是当时一些寺院走向衰败的主要内因。故这个规约之订立体现中国古代寺院制度的经验教训之总结,可以说一种防范于未然,而且是可以实行操作的。而如此规约之实行,可以使寺院成了当地一个有益无害的单位。所以此《安康双溪寺新立规约》作为一个实例,也证明了“中国的僧众实际上服膺的是僧制而非戒律”和“僧众受僧制规范就是受戒律约束”[3]。

  通观整个规约,可以说这个规约作为当时寺院内僧制的基础,对以往戒律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实际上体现着规范该禅寺上上下下僧人行为的总体精神。因此从这个规范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丛林约束僧众的主要方向,即要维持寺院的生存发展,应该防范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倾向的主要方面,当然这是和该寺院所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这个规范若能被全寺僧众遵守实行,双溪寺毫无疑问会成为安康当地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实施教化的一个场所。不仅可以保证香火旺盛,且可受到官府的重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规约表明一个寺院就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独立的单位。一个寺院就有一个特定的规约,虽然这样的规约和其它寺院的规约大同小异,但也表现了其在当地社会的具体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使得寺院能和其所在地社会打成一片,拥有尽可能多的信仰者,也当是两宋以来再也没有诸如“三武一宗”灭法发生的原因之一。

  [1] 碑载《安康碑石》,张沛编著,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该碑录文载于是书第137-139页。

  [2] 据《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所载宋天禧二年三月诏云:“祖父母、父母在,别无子息待养,及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贼徒、负罪潜窜,及曾在军带瑕痕者,并不得出家。寺观容受者,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并科罪”。对不符为僧尼条件者私度,明清二朝法律也规定要牵连寺院,如明代规定:“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相传度与经卷教典者,与同罪。僧道及寺观住持并受业师,并还俗”。见雷梦麟《读律琐言》卷四“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条。

  [3]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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