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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杭州佛教软实力,打造东南佛国之城市品牌

作者:李辉

  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从时间上讲,在我国的传布已有两千年的历程。而从空间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传播梯次:即汉唐之际以敦煌、长安为中心的西北佛教,唐宋之际以洛阳、汴京(开封)为中心的中原佛教,与以金陵(南京)、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佛教。唐末五代时期,随经济中心南移,佛教中心亦逐渐由长安、洛阳等地向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移动。杭州经过吴越钱氏之经营,又经南宋之开拓,逐渐巩固了自己佛教中心的地位。后经元、明、清历代之发展,琳宫梵宇遍杭城,遂有了东南佛国之美称。具有丰厚佛教文化资料与积淀的杭州,在修寺盖庙、装佛塑像等硬件建设方面已具备一定实力的同时,如何提高自身的软实力,不仅对于打造东南佛国这一城市品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构筑和谐杭城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何为佛教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权力、软力量)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教授于1990年提出。“软实力”是与传统的由经济发展、军事装备、科技进步、领土和地域扩张等所构成的“硬实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此后,奈对其理论进行了多次补充与修正。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致胜之道》一书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奈明确指出软实力包括了三种主要资源: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而软实力也即是指由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导向力与外交政策的亲和力等整合而成的一种综合力量。

  在我国,最早引入“软实力”(软权力)观念的是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1993年,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中对软权力的特点与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软权力’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力量。硬权力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得到和扩展,而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其后,政治、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学者都将这一概念引入了各自的研究领域。随着软实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深入,软实力理论在我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发展,内涵方面更加完备,主体方面更加多样化。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的背景是美国向全世界推广其民主政治,因而最初软权力更侧重于国际关系方面,是与“大棒政策”、“胡萝卜政策”并列而三的,一种向外的,扩张性的“权力”。在“反求诸己”精神的指导下,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国内学者探讨的软实力,不仅关注一国为达到目标而影响他国的能力,更加重视软实力整合、动员国内各阶层、各集团意志与力量的能力,因而国内的“软实力”则是内敛的、谦和的一种“实力”。而soft power的译名由量初“软权力”转变为现在通行的“软实力”,正是国内软实力转向内在的表现。在我国软实力观念转向内在的同时,其主体也发生了变化,首先软实力被引入区域研究,出现了区域软实力有概念。其后软实力的主体不断丰富与扩大,群体、机构,甚至于个人都可成为软实力的主体。因而出现了“大学软实力”、“公司软实力”等衍生概念。软实力理论更加丰富多样。

  “软实力”最早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件报告中是在2006年。胡锦涛在中国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发表讲话,称“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加强网路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2007年两会期间,“文化软实力”再次成为两会委员们的热门话题。2007年10,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标志着,软实力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新的着力点,中国正开始通过发展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200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发表了关于软实力的长篇发言,显示了佛教界对“软实力”这一理论的重视。

  那么,什么是佛教的软实力呢?笔者认为佛教的软实力是指某一区域或寺院所拥有的佛教文化资源、寺庙管理经验与僧人戒行学识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佛教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佛教文化资源包括佛教文献资源与佛教文物遗存。在现阶段,佛教界多重视和文物遗存的保护、保存与开发,而较少重视佛教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开发与推广。我们认为佛教文化资源是佛教软实力的基础,是佛教传创力的前提,同时可为寺庙管理提供借鉴。

  第二、佛教文化的传创力。不是所有的佛教文化资源都可变为现实的软实力。佛教软实力的提高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再以创新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软实力。因此可以说,佛教文化的传创力是佛教软实力的核心与灵魂。

  第三、僧人戒行学识的范导性。道由人弘,佛教软实力的提升信赖于人的因素。僧人的戒行学识不仅是僧人形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整个佛教界形象的表征。僧人的戒行学识往往对信教群众具有很大的范导、表率作用。因此僧人的戒行与学识也就成为实现佛教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寺院管理制度的导向性。寺院管理制度是佛教软实力中较“硬”的部分,它联系着佛教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决定了佛教二种实力的互相转化。历代高僧大德都极为重视寺院的管理制度,如禅宗创派之际,百丈大师便创立了清规以管理僧众。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也从整理僧伽制度入手,都说明管理制度与佛教发展的重大关系。寺院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提升佛教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何提升杭州佛教软实力

  提升杭州佛教的软实力实际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不仅要以硬实力的提升为前提,同时也信赖于整个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进程。当然,从佛教界本身来讲,应做好以下工作,以提升杭州佛教的软实力:

  第一、全面调查杭州佛教文化资源。历经吴越、两宋、元、明、清数代的发展,杭州积累了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这不仅包括了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东西天目等寺院的佛教文物遗存,也包括如孤山智圆的的经论著疏,慈云遵式的忏礼作品,赞宁、明教契嵩的史传著作,以及数量庞大的山志寺志。只的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才能真正挖掘出杭州佛教的历史碎片与软实力资源。

  第二、推出一批杭州佛教文化名人。杭州佛教名人辈出,如唐代的少康、道标、法铣、径山国一大师法钦、大慈寰中、华严澄观、诗画僧贯休。吴越时的天台德韶、永明延寿。两宋更是人才济济,如天台宗的慈云遵式、孤山智圆;禅宗的明教契嵩、圆照宗本、大慧宗杲、真歇清了、密庵咸杰、松源崇岳、瞎堂慧远等;华严宗的晋水净圆;净寺宗的省常;律宗的赞宁、允堪、元照等。元代有一山一宁、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楚石梵琦、笑隐大䜣。明代的季潭宗泐、国师道衍及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则有东皋心越、玉琳通琇。近代则有显珠月霞、谛闲、弘一、太虚、巨赞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杭州佛教名人,如利用平面媒体连载高僧传记,也可利用电视、网络等进行宣传。也可利用讲演、雕塑群像的方式扩大佛教名人的影响。

  第三、整理一批杭州佛教著作。如前所述,杭州高僧留下了丰厚的佛教文献资源。如何将这批资源进行整理、传播,扩大其影响,是提升杭州佛教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整理。对一些珍贵文献可以采用影印或点校的方式进行整理以供研究之用,对一些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著作,则可用选注、白话翻译、编译等形式进一步扩大其流传范围。

  第四、成立一个杭州佛教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可以此中心为平台展开佛教文化资源调查、佛教著作整理及研究等工作。中心可采用比较机动的形式,可以依托高校,也可以依托学会、佛教协会或某个寺院。而人员组成则可以高校教师、寺院法师和学会成员组成。

  第五、建立一个向全社会全面开放的佛教图书馆。杭州具有建立佛教图书馆的悠久传统,清代阮元就曾在灵隐寺建立灵隐书藏向社会开放,而民国期间,杭州著名佛教居士黄元秀曾建立杭州佛教图书馆。建立一个向全社会全面开放的图书馆,不仅可实现佛教服务社会的功能,提升佛教在市民心中的形象,也可使广大市民以此为窗口更多地了解佛教。广州、上海的许多寺院已经建立了类似的图书馆,具有建立佛教图书馆传统的杭州也不应落后于他人。

  第六、多渠道办学,提高僧人文化素质。僧人素质的高低是决定佛教兴衰的根本问题,也是佛教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杭州佛学院已经在培养僧材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可以以杭州佛学院为平台,积极与在杭高校合作,向高层次发展,在杭州佛学院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僧人可向在杭高校申请硕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