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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嘉兴藏》的研究概况及学术价值

作者:董小梅

  内容提要:《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藏》、《方册藏》,是明末清初由私人倡刻的私版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重要,也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史料,陈垣先生等曾根据其史料写了传世之作。文章总结了近年来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刊刻人物、史料价值分析等方面,并认为当前关于《嘉兴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而版本流通则是限制其被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嘉兴藏》;私版;刊刻人物;史料价值

  《嘉兴藏》是中国明末清初以嘉兴楞严寺为中心,由众多名僧圣贤倡议和推动、由民间募资刊刻完成的私版大藏经,也是中华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大藏经。目前多认为其筹划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

  该藏经不仅刊刻时间跨度长,名称也颇多,因其在浙江嘉兴的楞严寺流通而被称为《嘉兴藏》或《楞严寺藏》;以其雕存贮于浙江径山寂照寺亦名《径山藏》;因其刊刻始于万历年间又称《万历藏》;由于它的版本呈书本册装又称《方册藏》;该藏传至日本,日本佛教界称它为《支那藏》或《明藏》;目前学界一般称《嘉兴藏》(本文因引文所用名称不同,故文中会出现几种名字交替的情况)。它改变了历来佛经沿用的经折装为轻便的方册本,是现存的中国古代大藏经中第一部线装方册本,对明清以后的佛教发展影响至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嘉兴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

  一、早期刊刻主要人物研究

  刊刻藏经是一项极为复杂浩大的工程,其中既要有发起人、主持者,也要有募资者,出资者,人力物力缺一不可。袁了凡、紫柏真可、密藏道开、幻余法本、冯梦祯、陆光祖等人为其刊刻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那么他们在刊刻藏经的最初阶段,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呢?

  《中国版刻图录石门文字禅》说“全藏由冯梦祯、陆光祖倡义募刻,始事于五台,继在径山寂照庵、兴圣万寿禅寺及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刻板。”[1]孔毅认为这则条目存在问题,他认为首先提倡募刻的是真可和尚,主持者为道开,冯、陆二人只是积极赞助人而已。他依据紫柏文集指出,真可在万历初曾听法本谈到袁了凡慨叹请经困难,有易梵夹为方册的愿望,而法本自虑力弱难行,因此真可为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利益,呼吁募刻全藏。[2]而德清《达观大师塔铭》载真可:

  “念大藏卷轶重多,致遐方僻随有终不闻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即有谤者,罪当自代,遂倡缘。时与太宰光祖陆公,司成梦祯冯公,廷

  尉同亨曾公、同卿汝卿瞿公等议,各欢然愿赞佐,命弟子密藏开公董其事”。[3]

  而这段记载又与清凉山志卷三《密藏幻余传》、《紫柏大师传》记载相同。虽然冯、陆在当时官场很有地位,但在佛教界不过为真可的俗家弟子,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去倡议如此浩大之程。

  杨玉良也持相似观点,但更加肯定了事业代代相继的精神。这项原顶计“十年竞事”的出版事业,却经历了一百二十九年,其间,约有六代僧众信士们的相承努力。他援引《曹溪憨祖大师自着年谱》于万历三十一年之末,附有其法嗣福征的按语,称紫柏倡缘刻藏时,陆光祖与冯梦祯、曾同亨、瞿汝稷鸩工于径山寂照,密藏道开、幻余法本、澹然铠公“迭萤其事。”[4]而整个刊刻过程中,密藏道开及其门徒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万历十年,密藏道开禅师自天台诣武林,于绍兴道中见古寺残碑有感而决心“愿毕此生身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后期主持续刻的主要是密藏大师的门徒,如解印、灵耀、灵慧、恒瑞、契颖等人。[5]业露华就指出,道开大师为刻经自己亲躬筹集资金、确定刻经地点、招募刻工、聚集劳力,除此以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继续设法筹措资金,以保证经费源源不断,刻印好的经书的流通和宣传,以扩大影响等等,所有这一切工作,都使道开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也使其在刻经事业上功不可没。[6]

  蓝吉富则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提出最早发愿刻藏的是袁了凡。袁了凡虽得到幻余法本的赞同,但是并未立即去从事。倒是他与幻余又影响到紫柏。紫柏之《刻藏缘起》中云:

  “嘉隆间(1522—1572 年),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无远虑,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经板海内不下二十余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燕京板虽完壮,字画清白显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敢擅便。又世故无常,治乱岂可逆定,不若易梵夹为方册,则印造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纵经世乱,必焚毁不尽,使法宝常存,慧命坚固。譬夫广种薄收,虽遭饥馑,不至饿死。时法本禅人,实闻此言。但本公自顾力弱,不能图之。”[7]

  由于紫柏是一代名僧,登高一呼乃有多人追随。到了密藏加入之后,此事遂正式展开。在这些人之中,紫柏的社会声望最高,因此,虽然先后实际董理其事的是密藏、幻余等人,但是紫柏仍被某些人视为刻藏事业的代表人物。在“订盟从事”刻藏大业之后,最先董理其事的核心人物是密藏,而密藏又是一位学行皆足以服众的豪杰之士,因此,在他董理刻藏事宜的过程中,也常被认为是刻藏的主要代表人。且由紫柏和密藏于这两人与《嘉兴藏》的刊刻都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些史料将两人名字并列。[8]而刻藏中的关键性技术“改版本为方册本”也是由袁了凡提出,由紫柏说服道开而坚持推广应用的。

  章宏伟也通过史料分析,认为刻方册大藏的首倡者是袁了凡居士,他与之最早议论的是武塘塔院的幻余法本。袁了凡提出此倡议的时间,应该是袁氏自述的万历癸酉(元年,1573 年),而不是真可所说的“嘉隆间”。

  万历癸酉(元年,1573 年),余偕幻余禅师习静于武塘塔院……因与幻余私议,谓释迦虽往,法藏犹存,特以梵夹重大,流传未广,诚得易以书板,梓而行之,使处处流通,人人诵习。孰邪孰正,人自能辩(辨)之,而正法将大振矣。逾十季,癸未(1583 年),达观大师寄迹于汾湖之敝庐,余复与商确,谓利益甚大。又明季甲申,遇密藏师兄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画,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参、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9]

  关于袁氏的首倡之功,真可大师一直未能忘怀,并认为“法本、道开、不才老汉,及现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10]

  李孝友指出,居浙江的云南姚安进士陶班与其弟陶琪不仅资助藏经的刊刻,还将其传人西南地区。《嘉兴藏》刊刻工程由五台山迁移到浙江嘉兴径山寺后,和冯梦祯、陆光祖、袁黄等人往来密切的陶氏弟兄,不仅在经济上作了大量的支持,而且在刊刻过程中,还以《北藏》为底本,校对《南藏》,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得以竣事,进行开雕。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贵州赤水的继庆和尚(又名利根),是汉月、密云、雪娇等和尚的弟子,主动担负起继续刻经的任务,并完成了“正藏”部分。由于继庆和尚与陶氏弟兄直接参与《嘉兴藏》的校勘刻印工作,这部藏经刻成后,很快就流传到西南地区。陶氏弟兄即送《嘉兴藏》到云南宾川的鸡足山存放;知空和尚在楚雄九台山新建大方广寺,落成后便派遣悉庵、宗灯二僧相继到江南“请经”。[11]陈垣先生认为悉庵、宗灯二僧为九台山请的也是《嘉兴藏》。[12]

  二、关于《经值画一》

  韩锡铎经过调研发现,现存的《嘉兴藏》没有一部是完整无缺的,即便是关于《嘉兴藏》的种种目录,也没有一种是完整的。正藏原刻书目录今天已见不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嘉兴藏》的目录,只有多种版本的《经值画一》。[13]因此,完整的《嘉兴藏》到底刻印了多少年,到底收录了多少种佛教典籍,各家说法不一。由于刻经跨越了两个世纪,刻经计划难免发生变化;又由于刷印的时间不一,刷印内容也会有变化,而且是边刻印边流通,边流通边刻印的。所以,现存的各种版本目录都不完全一致,有的有“书”无“目”,有的有“目”无“书”。

  《嘉兴藏》的书版搬到浙江之后,不断有信徒去请印,紫柏大师为了统一价格,令人编制每种经书印刷装订的价格表,即为《经值画一》。清代顺治时,主持寺僧为射利,擅自提高价格,也有的请印者不及时付钱,因此发生了诉讼事件,嘉湖兵巡道下令以每一百页纹银八分为价,重新制订《经值画一》,同时不许赊欠银两。以后因所存书版的变化和物价变动,《经值画一》修订多次,致使社会上存在有多种版本。现在流传的或刻印或抄写的所谓《嘉兴藏目录》(或《径山藏目录》),皆来源于不同版本的《经值画一》。《经值画一》皆按正藏、续藏、又续藏及函序和书序列书名,下列册数及印刷装订价格(书名相当一部分是简称,有许多书名下未标册数和价格)。[14]

  韩锡铎先生征集到四个内容不同的《经值画一》。[15]

  第一个为民国九年(1920)北京刻经处刊刻,为康熙十六年(1677)修订本,正藏210函,《千字文》至“史”,但“藏函号字”标到“鱼”,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

  第二个是光绪十一年(1885)朱氏槐庐家塾刻的《行素堂目睹书录》中的《经值画一》,正藏211函,《千字文》至“史”。续藏94函,又续藏43函,与民国九年本子目有许多差异。续藏第21函中《法华经卓解》小字注“腐烂候刻”,第42函《三千有门颂解》小字注“腐烂候刻”,第56函《往生集》小字注“腐烂候刻”。

  第三个是北京故宫藏本的《经值画一》,前有雍正元年(1723)浙江巡抚李馥“补刻嘉兴楞严寺藏经序”,正藏211函,《千字文》至“史”,续藏95函,又续藏47函。

  第四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正藏211函,《千字文》至“史”,续藏 95函,又续藏47函。有嘉庆七年(1802)楞严寺住持顿会的“募刻书本藏板缺页缘例”。

  据王蕾研究分析,四种《经值画一》的子目都不相同,差异很大,互有缺无。她认为《经值画一》只是《嘉兴藏》在发行期间某个阶段性的目录,不是《嘉兴藏》的目录。要研究《嘉兴藏》,只根据某个《经值画一》是片面的。四个《经值画一》只有故宫藏本是有所指的,其他三种《经值画一》,不知是代表哪个藏本的。明代的《经值画一》今天已见不到,清代还应有其他的《经值画一》。

  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李馥呈送了一部白绵纸的《嘉兴藏》给雍正,是为故宫藏版,其中全部大藏共计三百四十四函,另有首函。共收人经籍二千一百四十一种、一万八百八十四卷。共中包括:

  首函的《刻经缘起》、《三藏圣教目录》、《画一》三种共六卷;

  “正藏”二百十一函,收经籍一千六百六十五种、七千八百二十九卷。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史”,自第二百六函至二百十一函,为“北藏”缺附“南藏”函号。

  “续藏”九十函,收经籍二百五十三种、一千九百卷。

  “又续藏”四十三函,二百十七种、一千一百五十九卷。

  较《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的《嘉兴藏目录》多二百二十五种,即“正藏”六十三种、“续藏”三十九种、“又续藏”一百二十三种。特别是“又续藏”自第二十九函以后,《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全缺,共计九十五种。这部分除一种是顺治十二年刻本外,其余都是康熙三年以后续刻的清代禅僧语录。[16]

  民族出版社和北京慈航经典《嘉兴藏》编辑顾问中心2011年出版了他们发掘整理的《嘉兴藏》全部收书目录。其正藏为 211 函,1676 种;续藏、又续藏、补遗计为 167 函,570 种。全藏总计 378 函,2246 种,2652册,收录经书 12000 多卷。该版本据说是目前收录最全的一套版本,由于问世不久,仍值得学术界研究后再下结论。

  三、史料价值研究

  李学勤指出,明清之际佛书对考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许多明遗民迫于形势遁人空门,其记述论说逃过清朝严禁,以佛书的形式得以保存,故佛书成为研究他们的活动与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其二,清初顺治、康熙朝,若干僧侣汉事朝廷,预闻要务,所以研究当时史事也离不开他们的作品,而这些著作大多集中于《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部分。[17]

  《嘉兴藏》的主体由正藏、续藏和又续藏组成。正藏部分,《嘉兴藏》以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北藏》为蓝本。所不同的是,《嘉兴藏》将《北藏》续入藏的三十六部中国佛教著述及《北藏缺南藏函号附》所录的五种中国佛教著述连续地直接编入正藏。[18]而蓝吉富教授在研究中通过比较指出仅存于《嘉兴藏》而未被其他藏经收入之书,数量是二八八部。[19]由于“正藏”部分基本上是《北藏》内容相当,所以对研究明清史料意义不大。但是与正藏相比,《嘉兴》续藏部份的史料价值可谓至为惊人。其中所收佛典,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料的一大宝库,因为它收集了五百多部在它以前的各种藏经所未收的佛典。从《开宝藏》以迄《龙藏》的我国古代大藏经,像《嘉兴续藏》这样收有五百多部首度入藏佛典的情形,是绝无仅有的。[20]

  佛经刊刻过去常由政府主导,但《嘉兴藏》却一反过去的常规,而是由和尚主持、知识分子参与的私刻本。一方面,这改变了政府对经、律、论、赞等出版权的垄断;另一方面,参与和支持刊刻佛经事业的知识分子,像冯梦祯,陆光祖、袁黄及陶氏兄弟等,国学造诣较高,可以较好的编辑和校勘佛经并将大量的中国佛教著述汇编刻入大藏经,这是《嘉兴藏》最为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价值。这也为人们了解和认识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派别和基本面貌,全面提供了各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另外,《嘉兴藏》在内容上虽系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和历代高僧撰述的疏论、文集、杂着、语录、史传、塔铭和行状等,但正如陈垣先生指出,后期只要有人愿意“同式就梓”──亦即用同一板式刊刻,则可由出资者在各处自行刻制,因此在编辑刊印过程中,注意收集一些有关历史、哲学、笔记、文学及地方掌故等方面的资料,汇集入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如儒家方面的文集也被收录进来,道开和幻余就曾为此发生过争论。这样一来,虽然在佛经选编上不甚严谨,甚至有随编者个人喜好而选编书籍入藏的事情,但是这却无形中保留了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的宝贵史料。

  具体的史料价值,也只能援引蓝吉富教授的研究成果了。[21]他通过对台湾版藏经的研究分析,认为其所含明清禅宗史料最多,后人可据以改写明清禅宗史。在二八八部独家史料中,有二四○部是属于明清二代的禅宗典籍。其中,明代有五十一部,清代有一八九部。在书籍的性质上,则以语录为最多。语录的主角大多为明代万历以后,迄清代雍正以前的禅师。因此,这些书可以说是明末清初的主要禅宗史料,这二百多部禅宗典籍,绝大多数是尚未被中外学术界注意的。其中,曾被学术界引用过的,为数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充分地、妥善地应用这些史料,那么,一部前所未有的《明清禅宗史》,必将可一新世人耳目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另外,各书的附属文献,也可能为治史者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此处所谓的「附属文献」,是指附属在该书,但并非由作者所撰的某些零星文字,包括外人为该书所写的序、跋、塔铭、行状、年谱、刊刻题记、像赞、缘起、题词、题诗……等附属资料。除了《嘉兴藏》的独家所收书之外,在与其他藏经共同入藏的佛典里,《嘉兴藏》所收版本,也常附有其他藏经所无的文献。

  此外,《嘉兴藏》通过中国商船和中国僧人前往日本,对日本佛教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多日本僧人和学者也撰写了有关藏经的研究,成为了解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

  四、小结

  在中国知网上,以“径山藏”为关键词,只能搜出三四篇文章;以“嘉兴藏”为关键词则可搜出三十多篇。通过以上几方面的研究概述,说明在佛教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印刷史等诸多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嘉兴藏》,目前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知名度远不如《大正藏》、《龙藏》,尤其在学术地位上目前远逊于《大正藏》。

  出现这种原因,从学术方面上分析,蓝吉富教授认为,同样一部藏经,但在古代著述及现代论着中被称引的名称,达六种之多。其必使读者无法轻易得知《嘉兴》即谓《径山》、《万历》即指《明藏》,是可以理解的。名称的多岐,应该是近人对该藏不易认识的原因之一。此即“明清佛教研究”在近百年的佛学研究界并非显学。《嘉兴藏》正编全系明代《北藏》的覆刻,虽然在雕印时曾加校勘,但由于《北藏》版本仍在,因此其价值主要仍只在佛典的普及与版本的革新而已。至于史料价值,则端赖续编。续编所收绝大部份是明末清初的佛教著述。所以,其学术意义又全属明清佛教研究范围。对于明清佛教的研究风气,在近十余年来虽然稍见起色,但是研究者数量在整体佛学界中所占的比例,仍不算多。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其作者单位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图书馆、云南图书馆居多,这与这几个单位有馆藏版本便于研究有关。但是,来自佛学院和寺院的研究文章则少之又少,这种研究状况可能会因新版《嘉兴藏》问世而得到改变,但是纸质版经藏数量庞大,价格昂贵,不易流通,或许电子版势在必行,对扩大《嘉兴藏》研究极为有利。

  [1] 北京图书馆编辑:《中国版刻图录.石门文字禅》,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

  [2] 孔毅:《“径山藏”正续藏的刊刻时间及其它》,《文献》,1986年第4期,第283页。

  [3]《达观大师塔铭》,《紫柏老人集》卷首,第 10 页。

  [4] 杨玉良、邢顺岭:《<嘉兴藏>整理记》,《文献》,1984年第1期,第205页。

  [5] 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第15页。

  [6] 业露华:《密藏道开与<嘉兴藏>》,《五台山研究》,1991年第2期,第36-37页。

  [7]《刻藏缘起》,《紫柏老人集》卷 7,第 1 页。

  [8] 蓝吉富:《嘉兴藏研究》,http://taipei.ddbc.edu.tw/jiaxing.php#TOP.

  [9] 转引自袁黄:《刻藏发愿文》,《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刻大藏愿文”第 13 页,见《(径山藏版)明版嘉兴大藏经》第 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年,第 5 页。

  [10] 章宏伟:《<嘉兴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载《古代文明》,2011年第5期,第48页。

  [11] 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文献》,1980年第2期,第205-206页。

  [12]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 韩锡铎:《<嘉兴藏>各本异同略述》,《文献》,2008第2期,第181页。

  [14] 韩锡铎:《<嘉兴藏>各本异同略述》,《文献》,2008第2期,第182页。

  [15] 王蕾、韩锡铎:《关于<嘉兴藏>的几个问题》,《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5期。

  [16] 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第13页。

  [17] 李学勤:《<嘉兴藏>与明清之际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第5页。

  [18] 高建中:《佛教典籍<嘉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人民政协报》,2008年9月22日,第 C04 版。

  [19] 蓝吉富:《佛教史料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0页。

  [20] 蓝吉富:《嘉兴藏研究》,http://taipei.ddbc.edu.tw/jiaxing.php#TOP.

  [21] 蓝吉富:《佛教史料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