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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与普陀山的结缘

作者:吴建伟

  内容提要:近代佛学大师太虚法师曾与浙江普陀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普陀山对太虚出家动机之萌发、太虚僧教育的实践、太虚佛教理论体系之构建均有密切关系,而太虚也曾为维护普陀山利益而大声抗辩。

  关键词:太虚;普陀山;佛教文化

  在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中,有一座风光旖旎,古刹林立的小岛——普陀山,被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普陀山的宗教活动可追溯于秦。至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促进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并迅速成为汉传佛教中心,传至东南亚及日、韩等国。至清末,全山已形成3大寺、88禅院、128茅蓬,僧众数千,史称“震旦第一佛国”。近代佛学大师太虚与普陀山之间有着殊胜因缘,今举其荦荦大者,略加梳理。

  普陀山与太虚出家动机之萌发

  太虚在九岁时,曾随外婆朝香九华山。次年正月,太虚的外婆自动带上年方十岁的太虚登上了去朝南海普陀山之行。先用小船转上钱塘江中的大海船,冲潮破浪而行。有十天半月不能到普陀的,这一回恰好风顺,四五天便登了山。记得住的是天华堂,在梵音洞并看见过似天帝的幻现形像。下普陀山,顺便到宁波的天童、育王及灵峰晋香,去回不过月余。从此,太虚对于寺院僧众更深歆慕。

  在太虚十三岁时,由其外婆推荐入家乡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商店做学徒。但太虚并不欢喜学习店中商务。太虚回忆当时心境说:“(当时)不时憧憬着普陀山出家人的清闲快乐,逍遥自在。乃私自储蓄着盘缠钱,作为到普陀山去出家的准备。”[1]对普陀山寺院的清闲逍遥的生活气息时时萦绕在心头。

  十六岁那年,太虚毅然决定单身前往普陀山出家。那一晚上登上了赴嘉兴的夜航船,第二天清晨到达嘉兴府城,再去轮船公司买到上海的轮船票,再由上海到普陀。然因误上去苏州的轮船。行到中途方才发觉,于是在平望登岸,心中仍打算翌日改乘赴沪的轮船。就在太虚在平望散步时,到了小九华寺,猛然想起九岁那年的秋天,随外婆朝九华山,曾经入寺烧香,于是就决定在小九华寺依师出家。

  幼年进香普陀山的美好印象在太虚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促使他的出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留下太虚心中普陀山出家人“清闲快乐,逍遥自在”的印象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虽然阴差阳错,太虚最终未能实现其在普陀山出家的初衷,但也奠定了他日后与普陀山的缘分。

  普陀山与太虚的僧教育之实践

  1909年下半年,太虚离开了由杨仁山创办于南京的祗洹精舍的学习活动,去到普陀山化雨小学任佛教教员。太虚终于来到了阔别多年的普陀山。普陀山之前成立了定海县僧教育会,华山在普陀山建立了化雨小學。华山(1870——1918),浙江乐清人,俗姓陈,别号云泉。幼年出家于乐清郭路庵,后至白鹤寺,并任白鹤寺住持多年。华山法师是一位学问渊博的高僧,为学无所不窥。华山思想进步,始而拥护维新变法,继而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在佛教界,华山法师积极提倡佛教改革,是一位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宗教教育家。

  化雨小学于1909年4月26日开学。学生以本山僧侣和沙弥为主,登报向华东僧界招生,学科以文化知识为主,兼教佛学知识。一律免费,外地学员兼供膳宿,经费由僧教育会拨给。化雨小学是华山创办的僧徒小学,专门针对该山寺院中的小沙弥的启蒙教育。不久,华山因支持反清志士,被迫离开普陀山。在离开之前,荐太虚自代,太虚同意充當化雨小学中半年的佛学教员。

  然而,由于教的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当时对此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令太虚倍感欣慰的是,在半年中,太虚幸运地与了余和印光二法师“略有亲近的机会”[2]。

  了余(1864——1924),名广导,浙江余姚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至普陀山锡麟堂,求其师为剃度,因师向与其家熟识,不肯为剃。师即以刀砍去中指一节,其师始允之。次年,受具足戒于普济寺,此后听讲经三次,继因其师逝世,为料理庵务,以未能长预讲期为憾。三十二年,掩关于慈溪宝庆寺,谢绝世缘专修净业。其间曾于关壁开一小窗,听谛闲法师讲《弥陀疏钞》,从兹念佛愈觉亲切,妄念全消。尝撰《念佛三昧摸象记》,请印光大师笔削后,刊载《佛学丛报》,并附载于《印光法师文钞》之后。了余热心公益,性好周急,故丛林多以其为监院。同时,了余也是太虚在天童寺受戒时的教授师。此后也常常资助太虚,凡太虚有所需求,无不设法办到,可算是太虚生平受惠较多的一人。了余当时任普陀山锡麟堂住持。

  印光(1861——1940),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郃阳(今合阳)人。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东晋时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号继庐行者。印光对净土宗的振兴,居功至伟。清光绪十九年(1893),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普陀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从此,一住多年。

  与了余、印光交游了半年后,到该年年底,太虚离开普陀回慈溪西方寺阅藏过年。1910年,太虚受邀从西方寺前往广州,开始自己复兴佛教、实现佛教理念的征程。

  时间到了1932年,太虚的僧教育实践又一次来到了普陀山。那一年太虚至普陀山度旧年。在太虚的指导下,普陀山成立了南海佛学苑。由太虚在北京柏林教理院学生宽融主持之。太虚为此还亲自制定了教学课程。课程分四年。第一年五乘共教,第二年三乘共教,第三年大乘相性,第四年大乘行果。所学内容均分为经、律、论、史四类。[3]

  普陀山与太虚佛教理论体系之构建

  青年时代的太虚,思想十分活跃。1907年经人等介绍,太虚读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他当时还读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书,甚至于马克思的著作。1911年,大师在广州期间,时与革命党人有联络,参加秘密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目睹国内时局的艰难,大师对前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从而进行了一番反思,“乃习禅普陀者三载”[4]。

  为了闭关反思做准备,1914年6月间太虚预先到普陀山一次,再次请了余相助,与了余商定闭关的办法及看定闭关的房子,住了十余天。当时太虚好友昱山已闭关在山上般若精舍,志圆则在山中的悦岭庵闭关,豁宣亦寓般若精舍中度夏。太虚“或访昱山与志圆外,或阶豁宣访印光法师于后寺藏经阁,每每清谈竟日,身意泰然”[5]。回宁波后,有信心居士专门赠送了一部《频伽藏》给太虚。太虚自己也至上海购置了大量书籍,所有严复所译各书,及心理学、论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等西学译著,新出的《民国经世文编》、《章氏丛书》、《饮冰室全集》、《辞源》等,二十八子及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王阳明、顾炎武、黄黎洲、龚定盦、曾国藩等全集,又定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定期刊物,冯汲蒙居士并赠与十三经批注及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等木板书,加以原有的陶渊明、李太白、杜甫、陈白沙等各种诗文集及佛书。到太虚8月间到普陀的时候,书籍已经装满了十余箱之多。

  太虚到普陀闭关时,身边还带了一个专事服侍的工役,这是太虚用专人服侍的开始。太虚闭关所居房屋、所用书架及器用什物与日常茶饭,都由了余布施。到了山,又预备了旬日,大约在八月下旬进关。关房在锡麟禅院楼上,房屋轩敞新洁,一大间供佛座蒲团及经书的陈阅,另一间为卧室,一间为会客室,起居饮食尚称安适。太虚尝自我规定:早起坐禅、礼佛,午阅佛典,下午写作看书报,并观各种新旧学书,夜礼佛毕,坐禅寂息。如此有规律的修行生活,对他原本孱弱的身体大有裨益。太虚自谓“住了两年多也不曾有何大病及深感不快处”[6]。进关那一天,了余请印光法师来封关。其余友人亦来相送。

  经过周密安排,太虚闭关治学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充分,有助于他心无旁鹜对内外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普陀山闭关三载是太虚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1914——1928)。在普陀闭关的三年中,太虚一方面着重在个人身心──戒定慧──的修养工夫,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勒、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此外,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和西学思想也时加浏览。

  普陀山的三年是太虚建构自己佛学理论的起点,对其以后弘法事业意义重大。太虚尝回顾三载闭关历程说:“从民国三年至六年间,把我从前研究佛法的基础,更扩大而深造了。过去我仅于禅宗、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领悟,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我却把唯识、三论精刻研究,在整个的大藏典籍中,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我经过这番钻研的工夫后,所构成佛学整个体系思想,就和从前迥然不同了。”[7]可见,太虚不分宗派门户,对大小乘佛教和各宗各派学说均加以系统钻研,形成了独特的佛学体系。

  在对佛理整体思考的基础上,太虚撰写了大量论著,“对于教理,作了《佛法导论》,又批评了教育、 哲学、 进化论、一神教、周易、墨子、荀子等,成为‘从佛教中心,以采择古今东西学术文化而顺应现代思想的新佛教’。对于僧制寺产,作了《整理僧伽制度论》,成为‘从中国汉族的佛教本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佛教’”[8]。对佛学、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西方文化等各科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除了著述构建佛学新体系之外,太虚还时时关注时事,凡有诋毁佛教之文字,皆作文加以驳斥。所以《申报》是每日不断看的,《新闻报》等报刊杂志亦时或借看。关于有诬谤佛教的言论,即不稍假借的报以批驳。友人多知太虚喜作此种文字,每见书报上有诋毁佛教的文字,即寄与太虚。在闭关前,粤友寄来香港某日报,载有以“一神教”徒抨击佛教及太虚发表在《佛教月报》上的《无神论》一文,太虚因粤友之请而作《破神执论》刊布。又如,法友志圆示以《新闻报》上一篇毁诋佛教僧人的论文,太虚当即引纸伸笔,一口气写下了一篇六七千字长文,投稿《新闻报》刊布。

  学者总结太虚在普陀山闭关的收获大致有五:“一是形成对佛法的整体研判;二是对佛教现状进行的深入剖析;三是确立对中国佛教未来趋势的大胆构想;四是禅境功夫的精进领悟;五是明确自己的终生志行。”[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陀山闭关三载是太虚佛教事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支点。在这三年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指导了日后太虚几乎所有佛教志业的方向,意义重大,这正如太虚后来自我评价所说:“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有这样理论(即《整理僧伽制度论》)建立,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作其它的活动,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10]

  太虚与普陀山利益之维护

  1915年春,了余接任普陀前寺——普济寺——方丈,遂时有关于普陀山的文件来托太虚办理。其中,太虚所处置的最重要的一事是为普陀山的田地向免粮税。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实行帝制的默认。袁世凯为了解决财政上的窘境,一方面向外国大举借债,另一方面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并把地方拥有的部分积收权也收归北洋中北政府。袁世凯政府甚至颁布命令,要各地土地重新登记,缴地价完税,否则就把土地充公拍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冲击了寺庙财产。

  当时浙江省长官是屈映光。屈映光(1883——1973),字文六,浙江临海人。屈氏曾到普陀与了余相识,遂由太虚主办文稿呈交政府予以交涉。一方面以了余个人函托屈映光;一方面由普陀全山公呈省署转呈国务院,提出如下两点要求:“山以外所管已开垦、未开垦的田地,准予登记完税,不另纳价;普陀山以内的全岛,则完全划归僧有,不与人民杂居,仍照向例免征地税。”[11]在了余和太虚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此事终于圆满解决。

  1917年,太虚从日本考察归来。翌年春,因了余邀请,至普陀前寺任知众,办理全山对外交涉及管束全山僧俗事宜。

  1917年底,有消息称陆军部有意将在中国的德国俘虏收容在普陀山。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政府于1917年3月14日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同时开设收容所,将德国士兵收押。

  消息一出,社会各界尤其是浙江人士无不为之哗然叹息。太虚为此愤然写下了《普陀山为德侨收容所之反对》一文向陆军部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太虚首先指出:“普陀古刹庄严,禅僧蔚萃,春夏之交,善信之众,香花灯烛,沐浴虔诚,为中国十全无缺之领土,为浙省一尘不染之佛地,……而政府忽有此大煞风景之举,尤深扼腕!……一旦欲化为敌虏之拘幽所,异类之腥膻地,能不为我政府与各省军政诸官长洎全国诸长者居士胜流名人垂涕泣而一申其哀吁乎!”

  接下来,太虚从两个方面予以强调。第一、普陀山佛教于民众之意义。太虚认为中国出于激烈动荡的黑夜之中,“国性无恒,民心靡定,顾犹能持之而不敝者,赖有数千年来之风教礼俗有以潜化而阴系之,使大多数之齐民,能自牖其天良,而各纳于轨物故也”。这种数千年以来形成的风教礼俗就是儒释道三教。儒释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鼎足而三,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共同支配着国民的精神大厦。作为佛教徒,太虚笔锋一转,指出“而佛教彻上彻下,化成民习而不能渝者尤广,锲入民心而不能舍者尤深”,这“固以佛教穷幽体玄之学,广大精微,足以餍上智之所慕:而因果报应之说,详明浅显,又能为下愚之所信也”。所以“今欲一征我国民宗教信仰之所存,舍佛教盖莫他属。则佛教于国家裨益良多,希望其推国运而俱进于隆盛者尤殷”。既然佛教对于国家、国运意义重大,而今政府竟收容德侨于佛教名山普陀山,“虽未知敌侨之多寡及政府之配置如何,即使将敌侨杂居寺庵,不令僧众迁动,或分划若干寺庵以收容之,或于空旷之地别建房屋以住之,已足扰僧众不遑安处,阻无量数信佛士女虔敬朝山之心,俾无自诱发国民之善机矣。况移置德侨于普陀,虽生活供给及管理方法尚未决定,然洋人习以牛羊为食,必将日事屠杀。而德侨既属拘囚之虏,置此四面可纵敌逃越之地,必且縻鉅费广设海陆军而资防慑,势非令僧众完全让出不能乎”!收容敌侨于此,有几点不妥:一是影响了山上寺院僧众的日常生活,二是阻碍大量善男信女上山进香,三是洋人嗜牛羊,与佛教戒荤腥的戒律相冲突,四是普陀山四周环海,无地理优势,敌侨逃越颇易,势必要政府广设海陆军,重兵守护,军费开支巨大,消弱了国家财政。总之“第一宗教之第一清净名胜场所”沦为乌烟瘴气的敌侨收容所,“此对自国着想而不可者”。

  第二、普陀山于国家领土之完整性。普陀山四面滨海,渔船众多,外国船舶虽然不在舟山停靠船,但经过者亦多,“政府不能广置兵舰以常守卫,则敌侨设或阴谋逸走,固为易易”。不仅如此,“象山、舟山为浙省之海上门户,形势天胜,关系于国家之领海权者良重”。我们知道,早在明清时期,政府即在浙江沿海设立了大量海防据点,舟山、象山即是其中二处。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提出要中国把定海(今舟山)让给他们,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中转站,乾隆皇帝没有理睬。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军首先进攻的就是定海。殷鉴不远,太虚对此十分警惕,所以他指出普陀山“一为德人所群居狎处,异日必生占据之心,时移势变,或竟演为事实,亦在意中。则其为祸之烈,必更有甚于香岛、青岛之与广东山东者”。因此,从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和普陀山等地战略地位方面着眼,太虚认为载普陀山设德侨收容所万万不可,这固然是全浙人士所痛心疾首,同时也是政府“以国家之胜地资敌人”,“此对敌国而不可者。”

  最后太虚明确提出:“政府欲收容敌侨于普陀山,较之移置于山峡深藏固阻之地,防守既易,经费亦省,其利害不显然甚明乎!”[12]

  经过太虚和了余等人通力合作,为避免佛教圣地普陀沦为“德侨收容所”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结

  有学者总结太虚与普陀山的不解之缘及普陀山之于太虚的影响时说:“太虚的第一期佛教改进运动,以普陀闭关为结束的标志。而其第二期佛教改进运动,则以普陀出关为开始的真正标志。于此可见,普陀与太虚的新佛教运动关系大焉。普陀山与太虚法缘之深,无疑昭示着明初时期普陀山佛教环境的独特影响。”[13]纵观太虚一生弘法,普陀山佛教环境对太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出家、初为人师、佛教观的建立,得益于他与普陀山的结缘。而太虚也为普陀山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陀山由于他的屡次到来,也使普陀山增添了光彩和历史文化意蕴。正因太虚与普陀山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故而在1932年3月13日,普陀山僧众公仪奉禅那庵为供太虚休憩,改名“太虚兰若”,这是对太虚与普陀山缘分的最好注脚。

  [1]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自传》,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第164页。

  [2]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自传》,第182页。

  [3] 《太虚大师全书》第19册《南海佛学苑课程表》,第88页。

  [4] 《太虚大师全书》第19册《告徒众书》,第103页。

  [5]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自传》,第193页。

  [6]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自传》,第194页。

  [7]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第74页。

  [8]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第57——58页。

  [9]  陈永革《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10]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第77页。

  [11]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自传》,第195页。

  [12] 本节引文均见《太虚大师全书》第19册《普陀山为德侨收容所之反对》,第156——158页。

  [13] 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