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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佛学思想的特点

作者:李小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别名息霜,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其父曾中进士,官至吏部,后经营盐业发家,成为天津豪富。弘一法师自小过着优裕的生活,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在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等各个艺术领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然而这位著名艺术家却突然于1918年7月13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正式皈依佛门,确实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极致典型。法师之所以出家,主要是因为法师的慧根和佛缘,他对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的领悟与追求。正是因为他的慧根与佛缘,他对佛法的追求,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做一样就要象一样,因此他出家后,并不是做一个只知撞钟念经的和尚,而是要在佛教领域中做出自己的特色,其佛学思想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即兼容诸宗,入世转向,以艺术弘法等。

  一 、兼容诸宗

  弘一法师对于佛教各宗派并无分别之意,他攫取各宗精华,兼容诸宗,完善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和修行实践。“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1]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各宗派是平等无二的,都是救世的良药,唯有各人根据自身根机来选择不同的法门修习,“因佛法本来平等无二,无有可说,即佛法之名称亦不可得。……佛法亦尔,无论大小权实渐顿显密,能契机者,即是无上妙法也。故法门虽多,吾人宜各择其与自己根机相契合者而研习之,斯为善矣。”[2]因此,他虽然被认为是近代南山律宗中兴之祖,但是他于华严宗、净土宗都有造诣,精勤研读经律论三藏,可以说是律教净皆修。金仙寺住持亦幻法师评价弘一法师的佛学体系,“法师是敬仰灵芝、莲池、蕅益诸大师的,我揣想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3]《弘一法师年谱》的编者林子青先生也将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概括为,“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4]

  以华严为境   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其初祖为隋朝杜顺禅师,但其实际创始人为法藏大师。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宗经,《华严经》被大乘诸宗奉为宣讲圆满顿教的“经中之王”,是最完整的对佛教宇宙观的介绍。华严宗有整套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被视为说理最圆融无碍的佛教宗派。

  因为华严宗说理圆融,理论思辨水平极高,被弘一法师当作融通诸宗、完善其佛学体系的理论资源,他对华严宗用功极深,还极力向他人推荐华严宗经典。弘一法师在《与弘伞法师论华严书》的书信中说:“音近数年来颇致力于《华严疏钞》,此书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凡小乘论、律,三论、法相、天台、禅、净土等,无不具足。)”[5]显而易见,在近代佛学的融合潮流中,弘一法师是将华严宗当作通达佛教各宗的桥梁。

  弘一法师精勤研读华严宗经典,他对华严宗经典极为熟悉,在《与蔡丐因居士书》的信中,弘一法师指导学者如何研读华严宗经典,对华严经典如数家珍。弘一法师要求学者,“欲穷研华严,于《清凉疏钞》外,复应读智俨《搜玄记》及贤首《探玄记》”[6],他认为三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他在《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一文中,认为读诵研习《华严经》有两种方法:读诵时,要抓关键与核心;研习时要先疏后论。按照《华严经》的经义结构和华严宗的传统,《普贤行愿品》被认为是《华严经》的核心。弘一法师诵读《普贤行愿品》无数遍,反复强调诵读《普贤行愿品》的重要。关于先疏后论的研习方法,弘一法师指出应先研读《华严感应缘起传》、《华严悬谈》、《华严吞海集》、《华严纲要》等较浅显的经典,最后才读《华严合论》,如此由浅入深才能打好基础,准确有效地把握佛法义理。

  弘一法师研究华严宗的著作非常多,现存的主要著作有《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西泠华严塔写经题偈》、《梦后书华严偈赠普润法师自跋》、《金陵刻华严疏钞题记》,以及散见于众多书信、题记、跋词等中的有关《华严经》和华严宗的论述。还主持出版《华严经疏论纂要》、点校《华严经注疏》等典籍。值得一提的是弘一法师编写了《华严集联三百》韵语一部,促进了僧俗对《华严经》的理解和《华严经》的流通

  四分戒律为行  戒律是佛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修行生活的基本要求,三学就以“戒”为首。弘一法师一生弘扬戒律,研究戒学,先有部律后南山律,尤其于南山律贡献巨大,被视为近代南山律中兴之祖。弘一法师弘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初出家的弘一法师有感于僧界之所以为世所诟病,是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弘扬戒律,挽救佛教颓势。

  弘一法师初出家,即读《 梵网合注》、《灵峰宗论》,发起学律弘律愿心。1920年春,弘一法师自日本得到古版南山灵芝三大部,翌年,依据四分律和南山、灵芝等人的注疏,始编《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同年得见义净三藏所译的有部律,及其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认为这些著作较南山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第一二次草稿中,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律。其后自悟到不可轻谤古德,遂又涂抹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经过多次删改,终于1927年正式刊印。以后虽不敢毁谤南山律,但对南山三大部还是未用心穷研,只是专习有部律,两年之中,编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钞》、《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两部专著,写有《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一文,大力提倡有部律。其时从日本请回南山律的徐蔚如居士闻知后,力劝弘一法师改学南山律,于是法师遂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法师弘南山律之意渐次增进,但真正学南山律,则是在七、八年后。1931年,弘一法师在佛前发愿,弃舍有部,专学南山。为了表示自己学习和弘扬南山律的决心,后来弘一法师还多次发类似誓愿。从此,弘一法师撇开用心十年的有部律,潜心探究弘扬南山律 ,终成近代南山律中兴之祖。

  自弘一法师发愿弘扬南山律至其往生的十多年中,法师做了大量传授、弘扬和研究南山律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办了南山律苑,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弘扬四分律和南山宗的佛事之中。二是在各地作弘扬南山律的专题讲座,1932年11月在厦门妙释寺、l937年夏在青岛湛山寺讲《含注戒本》,又分别在厦门万寿岩和湛山寺讲《随机羯磨》; l933年2月在妙释寺所作《南山律苑随讲别录》;1935年12月在泉州承天寺讲《律学要略》等等。三是写作了大量宣扬解释律宗的通俗文章,如《征辨学律义八则》、《略诵四分戒菩萨戒法》、《盗戒释相概略问答》、《受十善戒法》、《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等等,为弘扬戒律尤其是南山律宗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佛教所有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弘一法师不仅钻研律学,而且实践躬行。弘一法师严持戒律,过午不食。法师平时食物极简单,从不贪食甘美之物,认为这为律不许。弘一法师一生没有任何私财,日常生活和笔墨纸砚等所需的少量花费都是靠他的侄子和学生等人支助。马一浮居士的挽联写道,“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将弘一法师持律严谨的形象凸显出来了。

  导归净土为果   净土宗依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以及世亲《往生论》等大乘佛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死时便可凭借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之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此念佛是净土宗的重要特色。念佛的方法有四种,即持名念佛(专称念佛的名号)、观像念佛(观佛的画像和塑像)、观想念佛(观想佛的妙相)、实相念佛(观佛的法身),其中以持名念佛最盛行。

  弘一法师生于一个崇佛的家庭,其庶母和长嫂虔诚信佛,常念佛号,法师小时曾在家与侄子作念佛戏,这是弘一法师修行念佛和净土法门的远因。出家后,弘一法师受到了净土宗大德藕益大师、印光法师的影响,更加崇信净土法门,躬行念佛实践。藕益大师是明代高僧,被尊为净土宗第九祖,弘一法师初出家时即阅读了藕益大师的《灵峰宗论》,对其综合教观与律学而归于净土、以念佛之法总摄佛教的思想深为赞叹,编著了《藕益大师年谱》和文集,宣传藕益大师的思想。印光法师是近代高僧,对振兴净土宗居功至伟,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弘一法师拜印光法师为师,写作了《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等文章,弘扬其净土思想。

  近代印光法师认为唯持名念佛最契机,一生无论忙闲都虔诚念佛,作为其弟子的弘一法师也对持名念佛情有独钟。他自述:“义海渊微,未易穷讨,念佛一法,最契时机。”?[7] “今者佛学书局诸贤,欲弘扬药师如来圣典,提倡求生于东方,胜愿大心,甚可钦佩。但依拙见,惟可普劝众生诵经、持名。”[8]劝人念佛号求生西方,在弘一法师的讲演、著作和书信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主要篇目有《净土法门大意》、《净宗问辨》、《劝人听钟念佛文》、《劝念佛菩萨求生西方》、《佛教简易之修持法》、《释迦牟尼佛为法舍身》等。

  综观弘一法师的一生,也是与念佛活动分不开的。法师小时曾在家与侄子作念佛戏。出家后,弘一法师在掩关时、患病时、为弟子开示时都会念佛,他还经常劝友人念佛,赠友人佛号。法师还经常开讲座普劝信徒念佛,1932年(53岁)在妙释寺念佛会讲《人生之最后》,撮录古德嘉言,普劝念佛;1933年(54岁)在妙释寺为念佛会讲《改过实验谈》;1934年(55岁)至万寿岩参加念佛堂开堂典礼,为众开示三日。1942年,法师在其圆寂前四天,独自默念佛号。弘一法师甚至将念佛与救国联系起来,当日寇侵华气焰炽盛之时,弘一法师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念佛活动贯穿弘一法师的一生,对法师而言,念佛不仅是个人解脱的途径,也是救护国家的前提。

  二 、入世转向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佛教内外交困,面临着重重危机。佛教内部戒律松弛,僧人文化素质低下,熊十力先生曾经指出某些出家人“名字不识,何论经教”;还有些出家人只知念佛往生西方或者钻入山林隐修。佛教外部面临着近代科学、哲学、宗教等各种社会人文思潮的挑战,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又提出了“灭佛驱僧,收回寺院”的口号,更是使近代佛教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佛教改革势在必行。人间佛教适应时代潮流进行革新,促进了佛教的入世转向。人间佛教的主要代表太虚大师指出,人间佛教就是发扬大乘佛法的救世精神以改善人类,改造社会。就是要以佛法去“办理世间一切事情”,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发挥佛法的救世作用。在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中,出世、入世、救世三者是统一的。“出世”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但佛教要发挥社会功用,即起到救世的作用,又必须“入世”,“入世”并不是否定“出世”,而是与“出世”统一的。

  弘一法师也认为,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其佛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入世性。在《切莫误解佛教》中,弘一法师对“出世”进行解释,他指出“出”是胜过或超过的意思,“世”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出世”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而是在此世修行佛法,最后达到了心灵清净、没有烦恼,体悟到了永恒真理,就叫出世。出世只是指人心里清净,觉悟了佛教真理,但还是在此世,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佛菩萨已经通达了真理,心里清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出世了,但他们还是在此世救度众生。弘一法师还指出,“因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虽居住山林中,亦非贪享山林之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三学以预备将来出山救世之资具耳。”[9]由此可见,弘一法师不仅认为出世与入世不是对立的,而且出世是为了更好地救世,是一种更积极的入世,由此出世、入世与救世得到了统一。弘一法师对“空”进行解释,“空”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万物都是因缘而起,没有自性,也就是没有“我”。弘一法师指出“空”是无我之义,不空者是救世之事业。心中无我执,就能以“无我”的无私无畏精神切实作种种救世之事业,如是所做救世事业乃能圆满成就。[10]进一步指出,只有出世,以佛教无我的精神才能将入世的事业做好,唯有出世才能更好地救世,出世是手段,救世才是目的

  1922年李叔同在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出家原因、出家后的行踪及对未来的打算:“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11]。弘一法师从一个“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热血男儿,进而要做“普利含识”的佛弟子,利益所有形态的生命了,体现了他出世与入世统一,亦可见其“自度度他”的大乘佛教救世精神。李叔同从以艺术之舟“度群生”,到以佛法“普利含识”,器物各异,救世之心却是一致的。他的这种理想追求,也体现在文字中,如“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等。据此,弘一法师出家,并不是消极遁世,而是冀图以佛法来救济众生,改良社会,是在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对于弘一法师的这种“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的佛法救世精神,其学生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有深刻的论述,弘一法师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民国时代,都是恶浊悲惨的社会。法师以为造成这样悲惨罪恶的社会,完全是由于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和狭隘的自我执著所致。“若欲根除此害,就非唤起人们的觉醒,把狭隘的小我扩大起来,博爱群生,普及物类不可。但在他的阶级局限下,寻找来寻找去,最后寻找到的途径与方法,却就是自己甘愿吃大苦,以苦行僧的意志和行动作现身说法,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以救度群众出于这个恶浊世界。”[12]也就是说弘一法师的出家,是为了以佛法无我、众生平等、悲天悯人的菩萨行等思想,来救度众生出离这个罪恶悲惨的世界。麻天祥教授在评价弘一法师的出家时也指出,“他的的出家并不是消极遁世,去世避愁,而是‘意在导俗’……挽救国民‘已死之心’,改造国民性。”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说:“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对我也是一种启发。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弘一法师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他持律那样谨严,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13]弘一法师的出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以佛教的思想和他自身严谨持律的高尚德行来教化世人,救度众生。

  入世转向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佛教救世思想,是弘一法师佛教思想的重要特点。他的这种佛教救世思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发大菩提心”的慈善思想、念佛不忘救国的爱国思想。

  弘一法师在《切莫误解佛教》中,针对人们认为“佛教对社会没有益处”的观点指出,佛教也和天主教、基督教一样,兴办慈善事业为社会服务,过去的中国佛教,也办有慈善事业,现代的日本佛教徒,办大学、中学等很多。因此佛教并不废弃慈善事业,而是积极开办慈善事业为社会服务的。弘一法师还提出了发“大菩提心”的慈善思想,“菩提”是佛教用语,意谓觉或道,“菩提心”即“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利他的求道之心。弘一法师指出,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14]。故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才不愧为佛教徒之名称,作种种利生的慈善事业正是佛教徒的本分。

  净土宗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死时便可凭借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之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其简便易行,因此自宋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到近代,更由于印光、谛闲等大师的极力提倡,净土法门成为社会上接引信众最流行的修行法门。可是,大多数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只注重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净土,而忽视或轻视了积极地做利益众生的慈善事业,使佛教给予人们一种向死的消极的形象。弘一法师特别针对这种状况,指出“净土宗以大菩提心为主,……因现生能作种种慈善事业,亦可为生西之资粮也。”[15]修行净土宗,也需发大菩提心,做慈善事业以救世,可以作为往生西方的功德。“若专修净土法门者,尤应先发大菩提心。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若发此心者,自无此误会。至于作慈善事业,尤要。”[16] 修行净土宗者做慈善事业,可以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消极形象。

  弘一法师出家后,不蓄任何私财,身无长物,他的日常生活所需基本上靠其家人和学生支助,但是弘一法师在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形下,还是尽力实践他的“发大菩提心”的慈善思想。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中期,人们生活异常艰苦,闽南各大丛林,缺粮严重,此事为上海刘传声居士得悉,深恐大师道粮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丛书,特奉千元供养,大师却拒绝了。后因为交通断绝,没办法寄回去,大师就吩咐将这些钱用来接济道粮奇缺的泉州开元寺僧众,并且还将挚友夏丐尊居士赠送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变卖以为开元寺僧众购买斋粮[17]。弘一法师在《佛法十疑略释》中指出,出家人因条件所限,应以法施为主,即要尽力弘扬佛法,有余力可作他种慈善事业,因此弘一法师尽力做法布施。弘一法师到闽南后前后十余年间,泉州开元慈儿院、泉州妇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晋江平民救济院等慈善机关,都承蒙法师莅院说法,同饮法乳。弘一法师为人书写法语、偈子、佛经,从不收取任何报酬,是做法布施的典范。

  弘一法师生长于一个风起云涌、无数仁人志士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探索奋斗的时代,出家之前的弘一法师关心国家命运,同情康梁变法,学新学力图报效祖国,然而世事变幻,最后出家为僧。弘一法师出家后,基本上谢绝了红尘,与世俗亲友也很少来往,但是对祖国兴亡念念不忘。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弘一法师在厦门,厦门局势日趋紧张,各方劝法师内避,但法师皆辞谢,法师致书李芳远说“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18],亲自题写居室为“殉教堂”。并引用古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以明志,显示了法师舍身爱国卫教的决心。日寇全面侵华后,有日本人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东渡弘扬佛法。弘一法师怒斥道: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大师内避,弘一法师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19]由此可见,无论出家前还是出家后,他的爱国情怀从未减弱过。

  三 、以艺术弘法

  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豪富之家,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家人还延请名师指点法师的诗词和书法,后来法师又到日本学习绘画和戏剧,加上法师天生的艺术禀赋,使得法师在音乐、演剧、诗文、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并成为近代著名艺术家。法师出家后,也并非“摒弃诸艺”,而是随缘继续进行佛教艺术创作活动,创作了大量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作品,以艺术进行弘法利生的活动。

  弘一法师出家后,尤其钟情于书法。弘一法师认为出家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佛法,研究佛法。在研究佛法的间隙,出家人也可以写写字,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如果书法写得好了,就可以以书法来广传佛理,弘扬佛法,这样对佛教是有利益的。正是秉着这种以书弘法的愿望,弘一法师在出家后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弘扬佛法,广结善缘。法师将自己对佛法的体悟,融入到他的书法艺术中,写出的字也充满着佛陀的智慧与纯净,正所谓“清绝人间,了无烟火气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弘一体。总之他出家后的书法处处体现出平淡、恬逸、高旷,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佛境的恬静与冲淡,也体现了他佛缘的深厚。大师曾自评其书法:“无论写字刻印等,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弘一法师将自己对佛理的领悟融入了书理,认为书理与佛理有着相似之处,他说:“竹园居士,善解般若,余谓书法亦然。”佛教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而只能通过非语言、非逻辑、非理性的直觉观照才能达到,正如弘一法师所说:“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若风画空,无有能所。如是了知,乃为智者。”以分别心去学习书法,就如风画空,根本学不好书法,“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正因为书理与佛理有相通之处,因此弘一法师认为出家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佛法,如果佛法学得好,领悟了佛理,字也可以写得好,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弘一法师在写作书法时如同参禅一般,写前必定要关门,不许他人在旁,恐打扰心神,写时聚精会神,全力以赴,也许法师是把写作书法当成了禅定。弘一法师是借书法来传布佛法,因此其书法作品的内容大都是经文佛号、法语类,其中以佛经居多,如《华严经净行品》、《普贤行愿品》、《阿含经》、《阿弥陀经》、《梵网经》、《心经》、《金刚经》、《比丘戒相表》、《大悲咒》、《药师经》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偈语、碑记、题跋、佛号等。

  弘一法师出家后,仍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佛教绘画,是因为意识到了绘画艺术对弘扬佛法的重要性。还是以《护生画集》为例,来说明弘一法师以绘画来弘扬佛法之旨。《护生画集》缘起于1927年的某一天,法师乘船时,巧遇一乘客去卖老鸭,法师看到鸭子将要被杀掉,顿生怜悯之心,遂出钱买下了这些鸭子,带回寺庙喂养。1928年法师就嘱学生丰子恺为之作画,创作《护生画集》,宣传佛教的众生平等、不杀生等思想。法师在《护生画集题赞》提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园。”[20]表明了法师以画说法的目的和救度众生的慈悲精神。

  《护生画集》全套共六册,是作者丰子恺谨遵弘一法师嘱托而作,从1929年弘一法师五十岁起,每十年作一集,各为50幅,60幅,70幅,80幅,90幅,100幅,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法师在《护生画集》的创作、编辑出版和流传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弘一法师不仅为《护生画集》的第一、二集配词,还有诸如指导编撰、挑选定稿、选择用纸、选用装订、赠阅、定价流通等,每一步法师都有参与,可见法师护生之心的虔诚和以艺术弘教的心愿。《护生画集》并非弘扬佛教深奥教义的画技,而是以关爱生命为题材,劝养护慈悲心为宗旨,劝人不杀生。画面上的动物形象生动,楚楚可怜,再加上弘一法师如诗的慈悲文字,让人顿生怜悯之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佛教不杀生戒律的作用。

  弘一法师出家前多才多艺,精通音律与诗词,出家后更是一位重要的佛教音乐创作者,他所创作的许多诗词都被谱曲传唱,存有《李叔同歌曲集》。1929年12月,太虚大师创作了一首《三宝歌》(又名《三宝赞》),恰好弘一法师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应大醒法师、芝峰法师等礼请,“为之谱曲”[21]。这是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的佛曲,在当时“颇为流行”[22]。后来还被登于《海潮音》杂志,被佛弟子奉为教歌。再由法尊法师译成藏文歌曲,还传入了我国康、藏地区。此歌歌词生动、极富感染力,曲调优美,传唱至今,今时许多佛学院的毕业典礼都是在《三宝歌》的合唱声中结束的。弘一大师为其学生丰子恺创作的《护生画集》的第一、二集配词,其中有些词琅琅上口,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又为之谱曲配歌,成《护生画歌集》的一部分,将佛教众生平等、爱惜生命的思想传唱开来。

  法师在幼年时,家人为其延请名师指点诗词,同时法师聪颖好学,因此法师在诗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二十文章惊海内”虽然有点自负,但也并非夸饰。法师出家前创作的诗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诗歌、也有文人的感时伤怀之作、更有与妓女伶人的唱和之作,体现了法师做为浊世公子的性情人生。弘一法师对其出家前所作诗词评价为“多涉绮语,格调亦卑,无足观也”,认为这些俗家诗词是“绮语尤宜屏弃,以其非善业也”。法师出家后的诗作则主要是为传播佛法,救济群生,如《晚钟》、《清凉歌五首》、《化身》等,语言隽永,富含佛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佛法的作用。尤其是为《护生画集》所配的诗词,诗画结合,成为佛教艺术作品的经典。

  综上所述,弘一法师佛学思想是和法师的慧根与佛缘、法师生活的历史时代及其艺术家禀赋密切相关,其佛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兼容性、入世性和艺术化特点,反映了近代寺僧佛学的发展趋势。

  [1]腾讯读书网:《禅里禅外悟人生》之《南闽十年之梦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腾讯读书网:《禅里禅外悟人生》之《佛法宗派大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林子青编:《弘一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4]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3页。

  [5]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论华严书》

  [6]弘一法师《与蔡丐因居士》

  [7]《与夏丏尊居士九十四通(信)》

  [8]《弘一大师答佛学书局书》

  [9]腾讯读书网:《禅理禅外悟人生》之《佛法十疑略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腾讯读书网:《禅理禅外悟人生》之《佛法十疑略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47、148页

  [12]李鸿梁:《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

  [13]《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页。

  [14]腾讯读书网:《禅理禅外悟人生》之《佛法大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5]腾讯读书网:《禅理禅外悟人生》之《净土法门大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6]腾讯读书网:《禅理禅外悟人生》之《净土法门大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7]广义《弘一大师之盛德》

  [18]林子青编:《弘一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19]《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题赞,林子青编:《弘一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02页。

  [20]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 第89页。

  [21] 林子青编:《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22] 释印顺编:《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