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弘一法师与闽南佛教养正院

作者:法缘 闽南佛学院讲师

  厦门古名鹭岛,是福建省东南部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城市。这里岛、礁、岩、寺、花、木相互映衬,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水环绕、沙滩广阔、阳光和煦,这美丽的自然景观与侨乡风情、闽台习俗、佛教文化等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南普陀寺,即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南端,五老峰山下,是本市最大的佛教丛林寺院,也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南普陀寺地势坐北朝南,背依林木葱郁,奇石嶙峋,岩泉清冽,山峰挺拔秀丽的五老峰,南面大海,紧邻厦门大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碧海南天与俊秀的山林之间。寺宇巍峨,梵音缭绕,佛教文化气息浓厚,终日行人如流水,香客摩踵,是海内外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千年古刹南普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始建于唐末五代。南普陀寺历来是佛教禅宗临济喝云派的子孙寺院,民国十三年( 1924 ),喝云派系住持转逢和尚将寺院改为十方丛林,并按丛林选贤制,推选会泉法师为首任方丈。第二年,会泉在寺内创办闽南佛学院开展佛教教育,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聘请当时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1889—1947)担任院长。太虚大师把闽南佛学院作为改革中国僧伽教育的园地,招收全国各地的青年僧人来此深造就学,并聘请当时知名的法师教及厦门大学著名教授教授佛学、国文、哲学等,使闽南佛学院成为当时国内外著名的佛教高等学府。民国二十三年(1934)弘一法师又于南普陀寺内增办佛教养正院,培育僧才。从此,南普陀寺群贤毕至,高僧云集,法幢高举,十方佛子竞来求经,一时佛门称盛,名闻中外,迎来了自建寺以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两院为中国佛教培育出了一大批出色的佛教俊才,这些当年学僧,已大都成为海内外名山长老或佛学大师。如当代已故宁波七塔寺方丈月西法师、苏州西园寺方丈明开法师、莆田广化寺方丈圆拙法师及台湾佛学泰斗印顺长老、为澳门及马来西亚佛教作出卓越贡献的竺摩法师,以及菲律宾佛教中兴人物瑞今长老等皆出自当年两院门下。本文拟就弘一法师于南普陀寺所创办的闽南佛教养正院略作阐述。

  一、弘一法师之来厦

  弘一(1880—1942),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别号息霜,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一官宦富商之家。弘一法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极深的造诣。自民国七年(1918)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进修学,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被佛教界尊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出家后先是住在江浙一带的寺院,如杭州虎跑寺、灵隐寺、玉泉寺、温州庆福寺等,埋头阅藏或研习律部及闭关著述等长达十余年。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初次到达厦门后,从此与闽南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闽南度过的。在闽期间足迹遍及厦门、泉州、漳州、晋江、安海、惠安、永春等地,弘律、讲经、著述,为发展闽南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弘一法师尤与厦门有非常特殊的缘分,曾经三下厦门。第一次来厦门,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据他自己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从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土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土说要到暹罗国(泰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丁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土(新加坡侨领陈嘉庚胞弟)的招待,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土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遥罗国去了。”[1] 弘一法师此行在厦门留居四个月,至同年五月,因厦门天气渐热,大师乃乘轮返回温州庆福寺。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厦是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这次来厦门,主要是帮助闽南佛学院整顿僧伽教育。他说:“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2]为此弘一法师就特别注意闽院学僧思想教育工作,曾为闽院手书劝导学僧要戒定慧三学具足的《悲智》训语,赠送学僧。[3]是年底,弘一法师与太虚大师(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转逢和尚(时任南安雪峰寺住持)相携到南安小雪峰寺度岁。除夕之夜他们点燃油灯,畅谈佛法,说古道今,话题不断,通宵达旦,意兴犹浓。且由太虚撰词、弘一谱曲的微妙精深、流传至今的《三宝歌》就是两位大师在雪峰度岁这段时间精彩的合作, 可称珠联璧合。翌年正月半,弘一法师到过泉州承天寺为性愿法师于寺中所创办到“月台佛学社”的学僧讲课,并为承天寺整理所藏古板藏经。于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十八日,弘一法师又乘轮返回温州。

  弘一法师第三次来厦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此次来厦乃是应性愿法师之请前来闽弘法。此次在厦期间先暂住妙释寺,讲《四分律含注戒本》。十一月由性愿法师礼请住万寿岩,于此时著《地藏菩萨圣德大观》一卷。十二月又到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月初八日,在万寿岩开讲《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十二日于妙释寺讲《改过经验谈》,以自己五十年来修省改过的实践为例,劝诫佛弟子自我修省应“一学、二省、三改”,指出出家人应“虚心、慎独、宽厚、寡言,不文饰己过,不覆己非,闻谤不辩、不嗔”。[4]弘一法师第三次来厦后,便没有再回江浙了。

  弘一法师于是三下厦门后,最终与南闽结下不解之缘。从此,开始了他在闽南的应化生涯。他人生的最后14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闽南。其中除短暂地去过一次青岛,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闽南这方土地,直至圆寂生西。

  弘一大师为什么要三下厦门,有其多重原因,简而言之,可归纳成三点:其一、闽南的气候适宜法师的身体,以便于他能安心修养或弘法、著述立说。民国二十二年(1933)法师在给蔡冠洛的回信中说:“闽南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 [5]法师自出家以来,长期苦修头陀行,依律坚持过午不食,以致身体逐年衰弱,又坚持练习刺血写经多年,患有血亏之症,再加上突疾神经衰弱症,造成手足麻木,神昏眼花,冬不耐寒,夏不耐暑,所以颇需一个比江浙一带气候更为理想的能耐寒耐暑的常住之所。在《弘一法师年谱》中就曾记载:有次,一位法师跪请弘一法师去西安讲经,弘一法师无奈,留了一张遗嘱就跟着上了轮船。弟子刘质平看到遗嘱后,知道法师熬不过北方的严寒,忙追赶轮船,从三楼把法师背了回来,两人抱头大哭。[6]而厦门冬暖夏凉,很适宜弘一法师衰弱多病的身体。弘一法师在厦门、在闽南这样一个适宜的环境里,才能安心休养、弘法、乃至著述立说。

  其二、闽南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以及对太虚大师僧伽教育的支持、对闽院僧教育的关注,使得弘一法师萌发了想要于此施展自己为法为教的炽热之心,兴教办学、弘法利生,大放异彩。闽南特别是厦门素有“海上佛国”之称,厦门不只有山有水,风景秀丽,四季如春,气候适宜,且寺院林立,香火缭绕,是中国南方著名的旅游胜地和丛林重点区之一。整个市区虽不大,但有南普陀寺、妙释寺、鸿山寺、普光寺、日光岩、万寿岩、万石岩、中岩、太平岩、天界寺等众多寺院,信徒众多且虔诚向佛,佛教气息浓厚。尤以千年古刹南普陀最是闻名遐迩,规模宏大,寺宇庄严,香火旺盛,终日梵呗钟磬不绝,佛苑法缘殊胜,弘法利生并传。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又于南普陀创办闽南佛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太虚大师把闽南佛学院作为改革中国僧伽教育的园地,招收全国各地的青年僧人来此深造就学,并聘请当时知名的法师如常惺、大醒、芝峰、寄尘、惠庭、觉斌、满智等教授佛学、历史等课程,还聘请时厦门大学著名教授叶长青、邵尔章、丁山、陈定谟等教授国文、哲学等,使闽南佛学院成为当时国内外著名的佛教高等学府。从此,南普陀不仅成为迎纳十方高僧大德的丛林禅寺,善知识云集,同时也成为国内外青年学僧向往的参修学苑,一时佛门称盛,名闻中外。弘一法师非常喜欢南普陀,他第一次来厦门,一到南普陀,便被这一庄严佛地所吸引,顾不得休息,兴致勃勃参礼寺中的一切。他对寺中所办闽院也尤为赞叹。“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错,我当时很赞美他们。”[7]弘一法师对闽院学僧的赞叹,事实上也是对太虚大师僧伽教育的赞叹与支持。

  弘一法师与太虚大师二人之间渊源颇深,两位大师为了共同振兴中国佛教彼此之间是互相理解、支持。民国十六年(1927)弘一法师曾给蔡元培等人写过一封信,信中谓:“愿推荐太虚法师及弘伞法师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为, 胆识过人, 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于新思想, 久负改革僧制之弘愿, 故任彼二人为委员, 最为适当也。”[8] 可见对太虚大师之赞叹。同样,弘一法师对太虚大师之僧伽教育也予以支持,因此他对闽院僧教育非常的关注,所以第二次来厦的目的即是为了帮助闽院整顿僧伽教育。太虚大师为培养能“根据佛学真理, 适应现代社会”的僧才, 使闽院课程设置力求门类多样化。课程品种丰富, 门类繁多, 但时间安排实在太紧, 致使学僧感到困难。出于对太虚僧伽教育的支持,当闽院芝峰法师向弘一谈到这一状况时,弘一法师随即建议“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 [9]院方接纳了弘一法师的建议, 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此后学僧的学习效果就有了进步。

  总之,弘一法师出于对闽南及南普陀浓厚佛教气息的喜欢,对太虚大师僧伽教育之赞叹与支持,在闽院他看到了兴教办学对于佛教的希望,故三下厦门。且这或许也萌发了他打算于南普陀兴教办学的兴趣,故而之后,在各种因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弘一法师继太虚大师之后于南普陀创办了闽南佛教养正院。

  其三、弘一法师三下厦门也是受在闽众多志同道合诸善知识之殷勤邀请。如果说弘一法师首下厦门纯属偶然的机缘,那么法师之二下厦门,三下厦门,直至终老泉州温陵,当归功于在闽志同道合诸善知识之殷勤邀请。首先是,性愿法师的反复礼请。性愿(1889—1962)于民国十六年(1927)任任厦门南普陀寺监院。因办道有方,德行过人,深受四众爱戴,故被闽南佛教界奉为德高望重的高僧之一。由于早年在宁波天童寺参学时,即闻弘一法师由名艺术家落发出家严净毗尼,德行高远,而对之慕名已久。故当大师法驾南普陀寺方丈室、会晤寺中执事时,性愿当即代表寺方接待,介绍寺中概况。因为彼此同怀重振中国佛教之弘愿,故当一经交谈,性愿便与大师“宛如故知,数言相契,即结法缘。” [10]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正值大师离开厦门的第三个月,性愿便去信温州庆福寺,礼请大师二游厦门。同年十一月,大师接受性愿之请,自温州起程,乘轮抵达厦门,这是弘一大师二下厦门。弘一法师之三次来厦,除了性愿法师三次殷勤函请之外,广洽法师(1901—1994)也曾写信弘一法师,邀请法师来厦。[11]广洽在民国十六年间曾任南普陀堂主兼副寺职务,经管寺中财务达六年之久。任职期间,严守常住规约,分厘不爽,深受常住信赖。民国十七年(1928),弘一大师初次来厦,住锡南普陀寺。广洽始认识这位持律严谨的一代大师。民国二十一年(1932),弘一大师再次来厦后,广洽得以更多机会亲近大师。广洽敬仰大师德学深厚,即以师礼事之,从其学经习律。

  总之,在性愿、广洽二师殷勤函请下,加上当时的南普陀诸善知识云集,与大师志同道合者甚多,如芝峰、瑞今等都与大师极为相契投缘,能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无论是对自身修道还是开展利生事业都是极为难得的顺缘,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所以吸引着弘一法师三下厦门,直至终于闽南。

  弘一法师三下厦门后便一直留在闽南弘化,除了厦门之外,随缘居住的还有泉州、漳州、南安、晋江、永春、惠安等寺岩。不过,他人虽有时在泉州、漳州等地,但他还是尤为喜欢厦门,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又曾多次来厦居住,可见弘一法师与厦门是有着非常特殊之缘分的,毕竟曾名噪一时的闽南佛教养正院之创办与大师有着直接的因缘。

  二、闽南佛教养正院之创办

  民国十四年(1925),会泉法师、太虚大师、常醒法师等先后主持闽南佛学院。当时四方衲子来闽院求学者,前后有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但到后期学风稍微有所松驰,为此,时任南普陀住持兼闽院院长的常惺法师,邀请弘一法师来厦整顿闽院僧教育。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弘一法师来到闽院,他认为整顿机缘尚未成热,因此对发展僧教育和培养青年佛学人材,便有了新的设想。他主张重起炉灶,在南普陀寺内另办一所教育机构,并嘱托瑞今、广洽立即着手进行。乃取《易经》中“蒙以养正”之义,将新办的教育机构定名为“佛教养正院”。名字定下后,弘一法师亲自为养正院草拟章程、书写院额、订定教科用书表。养正院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正式开学,推举瑞今为养正院教务主任,广洽为监学,慧云、广义、本觉等为佛学教师,并聘请厦门大学高文显居士、刘锡亨等兼任语文、历史教学课程,自己则主要担任训育课程。养正院首届招收闽南籍学僧40多人,分甲、乙两个班级上课,与闽南佛学院同时教学。

  对于养正院,弘一法师奉行的教学原则是学行兼顾,事理圆融。他认为正如养正院的院名所示,此院的学僧更重要的是思想和品德的修养。因此,养正院不但重视教理之传授,尤注重戒行和学僧僧格之培育。这从他当时给瑞今法师写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信中说:“弘一提倡办小学之意,决非为养成法师之人材。……弘一提倡之本意,在使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见纯正之学僧。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此意也。” [12]为此,弘一法师在养正院亲自担任训育课程,并且每星期为学僧讲课一小时,勉励学僧应该深信因果。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并鼓励学僧精读《高僧传》、《嘉言录》,《格言联璧》等化育人格的书。在养正院时他曾说:“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称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13]

  在养正院的训育课程中,弘一法师还常以身教更重于言教的方式来教育学僧,常用“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等古训严格要求自己,先责己不责人,处处以身作则,由此在学僧中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弘一法师对待寺内的法师、学僧、招客等,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遇到招客来送水送饭,他总要合掌还礼,表示谢意。在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出了问题,即使不是自己直接造成,也总是首先检查自己。有几位学僧偷看了《薄命鸳鸯》、《可怜她》等佛门严禁的黄色小说,他没有先去责备那几位学僧,而是内疚自责,伤心落泪,忏悔自己教导无方。偷看禁书的学僧得知后,深受感动,决心改过自新。

  养正院创办之后的第一年,弘一法师大部分时间便都在厦度过,为养正院学僧上课。为学僧讲《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四分律》、《十善业道经概要》等。之后几年,法师虽一直在闽云游各处,讲经弘法,但只要每次来厦门,都要到养正院巡视,并多次为院生讲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法师在养正院为学僧讲了两个题目:一是《南闽十年之梦影》,二是《关于写字方法》。在第一个讲题中,弘一法师回顾了三下南闽的经过,谈了关于僧教育的意见,以及谈到自己十年来在闽的行脚生涯和自我修养。从民国十七年(1928)弘一法师初次来厦,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法师在闽时间总有十年,在闽的十年中,法师一领破衲,落落自处,始终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阐教宏律,一心念佛,培养了一大批僧材,为闽南的佛教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却极为谦卑的说:“我在这十年之中,虽说在闽南做了些事情,成功的却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我常常自我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二一老人’。”[14]弘一法师如此的谦卑、克己复礼,让学僧感动不已。

  《关于写字的方法》一题,弘一法师虽也讲了些如何写字的具体方法,但通篇贯串的主题是学佛与写字的关系,法师强调出家人学习佛法高于学习写字,学习写字是为了宣传佛法。他反复对学僧们说:“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是非常可耻的。出家人唯一的本份,就是要懂得佛法,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非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如果写得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送与人,以为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不专心学习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你的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也是很珍贵的,也是能够字以人传的。如果人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也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这也是可耻的,何况佛门中人呢!要字以人传,不能人以字传!《法华经》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所能解'。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习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习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习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了。”[15]法师这些充满智慧高深的见解,让人受益匪浅。

  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一月十四日,是弘一法师最后一次为养正院学僧讲课,因为自法师这次演讲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厦门的沦陷,持续办了整整四年的佛教养正院停办。

  弘一法师最后为养正院学僧讲的题目是《最后之口口(忏悔)》。采用的是谈话方式。据旁听的梅石书院学生陈祥耀回忆:“法师眼见养正院的生徒们,由幼小而长大,抚驹策骥,不禁感平生于畴昔,追思以往,抚念将来,并自检讨当时的生活......”弘一法师是在不胜感慨中,寓含“激励后学之深心。” 据《弘一法师在闽南》中载法师说:“佛教养正院已办有四年了。诸位同学初来的时候,身体很小。经过四年之久,身体皆大起来了。有的和我也差不多。啊!光阴很快。人生在世,自幼年至中年,自中年至老年,虽然经过几十年之光景,实与一会儿差不多。” 接着弘一法师以自我忏悔的形式说:“我常自己来想,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起自己的过失。……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我从出家后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可令人惊叹!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以前如闲云野鹤,独往独来,随意栖止。何以近来竞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大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能够原谅,断不能再如此马马虎虎的过下去。……”弘一法师以此谦卑自我忏悔的形式,乃是对学僧们寄以深切的企盼,希望他们能在人格修养上,做一个合格的僧人。最后,他引出龚自珍的一首诗,结束了对佛教养正院学僧们的最后一次谈话。——“未济终焉心飘缈,万事都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16]弘一法师之所以引龚自珍的这首诗,作为向养正院学僧们的临别赠言,他是希望学僧们能常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很不圆满,自己还有人间的余情俗念,正因为能看到自己这些不足,所以才能更加精进不懈地继续改进、修持,以涤荡一切凡情俗念,自我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弘一法师对养正院学僧是寄以厚望的,在这次讲课后,他感慨万千的说道:“对于养正院诸位同学,相处四年之久,有点不能忘情。我很盼望养正院从此以后,能够复兴起来,为全国模范的僧学院。”[17]

  弘一法师为了发展僧伽教育,培养佛教人才,在养正院创办的四年里,法师为其可以说是倾尽了心血,在四处弘法繁忙之余还心系学院。对于养正院的学僧,他身教与言教并行,孜孜不倦、苦口婆心的教导,使学僧们深受感动和鼓励。在学僧的心里,法师就犹如一盏明灯,照亮学子们心里的迷茫。法师又犹如一轮明月,开启学子们皎洁智慧之光芒。养正院办学四年,确也造就了一批新一代青年僧才,他们之后且都成为闽南乃至南洋地区弘法办道的新生力量。弘一法师为闽南、为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师应该深感欣慰了啊!

  三、闽南养正院创办的原因及其意义

  1、闽南养正院创办的原因

  养正院自创办后和闽院共处南普陀寺内,在寺院常住的统一管理下,两院师生之间互相尊重,往来无间,彼此院规严肃谨密,平日颇能和洽相处。养正院创办之前,南普陀寺内已经有了赫赫有名的闽院,那么为什么弘一法师还要主张另起炉灶创办养正院呢?养正院创办之原因,可以说既有外因也有内缘。外因就是上文中所讲到的弘一法师对太虚大师僧教育的赞叹和支持。两位大师为了共同振兴中国佛教彼此之间是互相理解、支持。在他们看来,清末民初, 庙产兴学的风波方兴未艾, 加上佛教内部不振,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培育弘法人材, 提高僧尼素质, 乃为振兴佛教第一要务。若能开设佛教院校, 一方面培养人材, 一方面用以对付庙产兴学的风潮, 是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大事件。事实上太虚法师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了闽南佛学院。弘一法师与太虚大师在注重发展僧伽教育,兴教办学的思想上是相契合的,故继太虚大师之后,不久于南普陀创办了另一佛教教育机构——养正院,以培育僧才。

  养正院创办的内缘有两点,其一、也是上文所提到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弘一法师应时任南普陀住持兼闽院院长的常惺法师之邀前来厦整顿闽院僧教育。当法师来到闽院,见闽院学风稍微有所松驰之状况,觉得整顿机缘尚未成热,故主张在南普陀寺内另办一个教育机构,这个可以说是养正院创办的直接内因。在瑞今法师所写《亲近弘一大师学律和办学的因缘》一文中说:“自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十余年间,太虚法师和常惺法师先后于此主持闽南佛学院,四方衲子负笈求学者,前后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今海内外弘扬佛法的知名法师,大半出自该院。到了后期,因学风稍微松驰,时常发生风潮。”[18]这里说闽院学风稍有所松弛,何得以如此?事实上,弘一法师第二次来厦看到“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19]也就是说,在民国十八年(1929)时,当时的闽院由于学僧增多难于管理,故学风就已有所松弛了。太虚大师虽然从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三年(1932)就任南普陀方丈及闽院院长之职有六年之久,但他在南普陀及闽院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诚如自己所言:“以其在寺之时日计之,仅及一年。”[20]因此,对闽院很难有时间管理,所以导致学风松弛。当然这只是导致闽院学风松弛的外部原因,究其实学僧自身的行持才是根本原因。

  据《太虚大师年谱》中载太虚大师说:“我知道有许多学僧来闽院之前,一向皆风闻闽院在佛教知识和普通常识上是比别处优胜的,所以来时就只抱这种侥幸的思想,把律仪放在脑后。而我以为现在和未来的同学,应把这种观念反过来,要抱着进丛林一样的观念来进闽院,那么多闻胜解之中,自然严持律仪了。”[21]此中明确说明闽院学风稍有所松弛,是因为学僧们只注重教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佛教的律仪所致。佛教戒定慧三学,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如果只注重慧而忽略戒定,必然是不可取的。更何况戒为无上功德本,是佛法能否住世的标志,戒在三学中居首,无戒即无定无慧。闽院学僧们因忽略了佛教的戒律,所以导致学风稍有所松弛,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弘一法师看来只有再另创办一所以专门重视戒行修持,与僧格培养的僧教育机构才可以力挽。正因为如此,所以养正院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不但重视学僧佛教文化知识的学习,而且更重视戒行修持与僧格完善的培养。因此,从这也可以说,养正院之创办乃是弥补闽院后期学僧学风稍有所松弛之不足。弘一法师是希望两院的学僧能三学具足,学修并重,这样的僧才乃能住持三宝, 振兴佛教, 使佛教后继有人。尤可见大师创办养正院,为法、为教之深心悲愿。

  养正院创办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因是解决闽籍学僧就学难的问题。闽院自创办以来,所招收的学僧基本上都是来自江、浙、川、鲁等地的外省人,如民国十八年(1929),在全院60多名学僧中,本省籍只有1名,闽南本地籍的一个都没有。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竟连一个福建籍的学僧都没有。全院44名学僧中,最多的是江苏籍23人,其次是浙江籍6人,四川籍4人,台湾、山东、河北各2人,其余5名分别是云、贵、湘、豫等省籍。办在闽南的佛学院,却没有一个闽籍的学僧,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奇事,造成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复杂而又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一、是闽南一般僧人文化水平较低,无法入闽院就学。而当时的闽院自创办以来,其僧源多是从支那内学院或武昌佛学院、安徽安庆迎江佛学院等其它佛学院来的或插班进来,因此在入闽院之前已有很深的佛学及文化知识修养。其二、当时闽院从院长如太虚大师、常惺法师,教职人员如芝峰、寄尘、满智等诸师乃至学僧几乎清一色全是外省人,而闽籍僧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故语言不通,听课和学习交流都有困难。其三、闽南有些思想比较守旧的寺僧,不愿意送自己的门徒去读佛学院。由此种种原因,使许多有志向学的闽南僧人,只好对着近在咫尺的闽院,望门兴叹。故养正院创办的动机,完全出于解决闽南僧人就学难的问题。所以当民国二十三年(1934),弘一法师第三次卓锡厦门,正赶上参加常惺就任第四届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的升座典礼。在与常惺的谈话中,得知多年来闽院一直没有闽南学僧的情况,当即授意常惺,能不能在南普陀寺另设一所专为培养闽南籍初级学僧的院校。事后,常惺将弘一法师的建议与觉斌、瑞今、广义相议,得到瑞今等师的赞同,随即开始筹备创办养正院。也正因为养正院的创办是为了解决闽南僧人就学难的问题,所以自创办以来招收的对象几乎全是闽南籍的学僧,也由此可见,弘一法师为法为教不舍一人悲心之广。

  由养正院创办的两个主要内因来看,也可知其办学的宗旨与原则即是以培养学僧戒行与僧格为主,在理论知识方面养正院只是培养学僧初级佛学及文化知识而已。

  2、闽南养正院创办的意义

  养正院的创办可谓意义重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养正院首届学僧毕业,续招新生入学,全院学僧数增至60余人。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大部分学僧纷纷疏散内地,养正院由是停办。抗战胜利后,广心、广义法师分别从漳州、泉州复员来厦门,对南普陀寺进行整顿,广心被推选为方丈,养正院也即随之复办。时,宏宽法师任副院长兼教务主任。教师有慧童、贤悟等。初期招学僧40多人,后发展至70多人。分高、低两个班级。高年级除以佛学为主外,兼授教育部颁发初中课本,英文和社会学科均聘请厦门大学学生兼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养正院再次停办。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在当代高僧妙湛老和尚的努力下养正院随即复办,至1985年,养正院归并于闽院,作为闽院附设的初级文化班,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僧、尼入学,学制两年,学习成绩特优的可跳级超前升入闽院预科班学习。1995年圣辉大和尚就任南普陀方丈及闽院院长,他将原闽院养正院、预科、本科三个班级而归为预科、本科两个班级,并在本科之上设立研究生班。现在的闽院即是按照圣辉大和尚所制定的这个规制而发展教学的。由此,养正院之名虽从历史的舞台渐渐的退去,但它的精神及办学宗旨原则仍然没有改变。现在的闽院其预科班的教学目的也是和弘一法师当年所创办养正院一样,即是培养学僧初级佛学及文化知识,但更是以培养学生戒行与僧格为主。有了这样的基础到了本科才是对经、律、论三藏的深入学习与研究。所以,可以说,养正院的创办在近代僧伽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培养学僧初级学识及戒行与僧格为主的教学宗旨,奠定了现代佛学院教学的基础,完善了现代佛学院办学由浅入深,学修一体的体制格局。使学僧们在佛学院里既能由浅入深地遨游在佛法的大海里深入经藏,逐渐具备高深的佛学知识,又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严净毗尼的高洁行持,这样的僧才,才是现在及未来佛教迫切所需要的僧才。

  养正院的创办其意义还体现在曾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僧材。如现在已故曾居于海外弘法的妙抉法师、妙钦法师、如意法师、广余法师、广安法师、常觉法师等,和国内的圆拙法师等,都是当年养正院的学僧。他们这些人,为中国佛教和东南亚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永恒的缅怀。

  妙抉法师(1918-1990),俗姓王,名邦驹,福建福清渔溪镇人。民国七年(1918)夏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于印尼。17岁时,因回国探视的因缘,依福清南安县觉空法师剃度出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往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就学。1957年12月应在菲律宾弘法之性愿法师之请,抵达马尼拉华藏寺。妙抉在华藏寺深受性愿老法师的器重,被聘任为华藏寺监院,主持华藏寺事务。妙抉在华藏寺不负性愿法师的重托,一心致力于华藏寺的扩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使华藏寺成为菲律宾数一数二的庭园、花草水池、客堂、寮房等堂宇齐备,殿堂宏伟,气势壮观的大寺。妙抉虽人在海外,但心系故土。他曾委托郭公惠居士回福建南安,向政府交涉归还早年性愿老人所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当地果园占用的大慈林寺。1982年,经妙抉多方努力,又收回了性愿老和尚早年在泉州重建的铜佛寺。妙抉生前,对佛教与社会,多所贡献。1990年11月29日,在华藏寺祇园楼舍报西归。瑞今长老闻讯,颇为伤感,挽以联曰:“庄严道场兴学育才正为佛门做砥柱;宏扬圣教扶老度众那堪末世失栋梁。”这对挽联可以说是对妙抉一生为法、为教的总结与赞扬。

  广余法师(1920-2006),俗姓郭,生于民国九年(1920),福建惠安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16岁,因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遂发菩提心,依止厦门金鸡亭普光寺瑞枝老和尚剃度出家。翌年入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受学。民国三十七年(1948),广余应瑞枝和尚之邀远赴新加坡弘法。1950年,受马来西亚槟榔屿妙香林寺住持宏船法师之聘,出任妙香林寺监院,负责妙香林的修复扩建等事务。在广余的经管下,数年间使妙香林寺焕然一新。广余在马来西亚除了弘法之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举凡佛教中事务、社会济助,莫不出钱出力,热心参与,曾连同热心人士创立佛教义学,提供失学青年在晚间受教育,并曾任义校董事会总务及主席及出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慈善部主任。还曾建妙香林佛学院培养僧才。广余晚年还同时担任厦门金鸡亭普光寺、吉隆坡鹤鸣禅寺和巴生龙华寺住持、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监院。2000年当选世界佛教僧伽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长。2006年1月23日舍报西归,荼毗后遗下不少黄、赤、白、绿、蓝及紫色的舍利子,部份舍利安奉在妙香林寺。

  妙钦(1921—1976),俗姓黄,法名腾庄,号觉彻,又号慧庵,别号白云,字妙钦。生于民国十年(1921),福建惠安人。15岁时,由师父送其到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到厦门南普陀寺,入佛教养正院受学。一年后,因成绩优秀,提前毕业升入闽院深造。之后妙钦又曾到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汉藏教理院求学。两年后,因成绩优异而被聘为为教师,在汉院授课。1949年受性愿法师之邀飞抵菲律宾马尼拉,在大乘信愿寺协助性愿、瑞今二老弘扬佛法。1953年,妙钦远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入佛教大学攻读四年,学成返菲,仍驻锡信愿寺,担任弘法部主任。妙钦在菲律宾还曾在普贤学校授课,并为学生编著了一套4册的《初级佛学读本》。之后于能仁学校任副校长,负责校务。妙钦将全部精力奉献于能仁学校,使这所草创的学校,由小学部开始,增设幼儿园、初中部、高中部,由二三百人逐年增加,数年后增至一千数百人。妙钦尽瘁于能仁学校16年,学校日益成长茁壮,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即使是到后来病情恶化,躺在病床上仍处理学校事务。1976年3月30日,妙钦如灯油之尽,为佛教历尽心血,圆寂于菲律宾。瑞今老和尚为其撰联云:“惟求兴教无求现前利养;不愿成佛但愿来世度生。” 从联中体现了他一生为法为教上弘下化的悲愿。

  如意法师(1921—1982),俗姓王,出生于民国十年(1921),福建南安人。童真入道。16岁,入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受学。民国三十七年(1948)受师兄如满之召请,赴菲律宾马尼拉,助如满创建岷市及碧瑶两处普陀寺。1978年,碧瑶普陀寺落成,如意出任首任住持。1982年示寂。

  广安法师(1924—1996),俗姓赖,名奕良,法名照静,字广安。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六月十五日,福建晋江罗溪镇岭头建兴村人。13岁依南安雪峰寺瑞桑上人披剃。民国三十五年(1946)到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受学。民国三十七(1948)广安曾任南普陀寺僧职。之后,由于其德学兼优,又法相庄严,为寺中僧众所爱戴,推选为南普陀寺堂主兼监院。1979年广安还主持修复南安雪峰寺。1981年,广安被推任为泉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和泉州大开元寺监院等要职。是时,他不顾其年迈体弱,常忙碌于泉州与南安之间,克尽职守,身体力行,躬亲操持,为管理道场、弘扬佛法与修建寺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3年,广安应菲律宾大乘信愿寺瑞今老和尚邀请,南渡襄助寺务。1986年,复应新加坡广洽、广净二长老之请,出任龙山寺监院。他在菲和新加坡弘化多年,为推动汉传佛教在异邦的传播可谓是尽了一己之力。广安虽身居异邦,然也心系故乡。曾捐资增建祖庭。又极力协助广净、妙灯二长老创办泉州女子佛学苑。同时还出资支持中国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并帮助故乡兴修庙宇。1993年,广安从新加坡返梓,住泉州开元寺。翌年,再次出任泉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泉州开元寺西堂监院之职。1996年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农历六月初三日舍报往生。

  常觉法师(1928-2006),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福建晋江(今属泉州市)人。17岁入泉州市崇福寺披剃。后到厦门南普陀养正院受学。之后因到杭州就读武林佛学院而得以亲近印顺法师,自此成为印顺法师门下最为钟爱的学生,从大陆、香港而台湾,他一路追随导师闻法、讲学、建道场。1953年底,随印顺法师到台湾,为报师恩,他常住新竹福严精舍,一面建设精舍,一面研读经教。1957年,任教于新竹女众佛学院,并编辑《海潮音》杂志。1967年,常觉移锡台北市松山寺,编辑《狮子吼》月刊,并讲学于太虚佛学院。1969年开办福严佛学院,初任训导主任,后负责教务。1972年又到碧云寺晓光佛学院负责教务。1977年,得到同门新加坡常凯法师及海外诸师资助,在台北县淡水镇郊外创建崇福别苑。1988年,应新加坡佛教总会之请,到新加坡弘法。是年,回福建泉州崇福寺祖庭。并帮助崇福寺恢复重建,为此,他两岸来回奔波,积劳成疾,2006年3月16日,示寂于崇福寺。常觉平生淡泊名利,治学得印顺法师真髓,又唯精熟唯识,雅好文史,一生多半任教讲学。曾任教于壹同女子佛学院、妙清佛学院、华严专宗佛学院、佛光山丛林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印度哲学研究所、中华佛教研究所、慈明佛学研究所等院校。

  以上六位大德高僧,都是当年曾在养正院就读的学僧。他们之后都侨居海外弘法,为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等东南亚佛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国内曾在养正院受学,比较知名的高僧当属圆拙法师。

  圆拙(1909—1997),俗姓贺,名道生,字慧生。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福建连江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圆拙到福建莆田广化寺礼体磐上人为师剃度出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考入闽南佛教养正院受学。之后,入青岛湛山寺佛学院,依倓虚法师学天台教观。又到苏州灵岩山寺,依印光大师修学净土法门。1952年,重返莆田广化寺,谢诸缘务,一心念佛。1963年,应邀至泉州开元寺,主持弘一大师纪念室筹备工作,收集整理大师散失在各地的文稿及书法作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圆拙被遣回原籍参加劳动生产。1979年,国家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圆拙于翌年恢复僧装,主持莆田广化寺的修复工作。此时圆拙已年过70,他不顾年迈体弱,含辛茹苦,历时六载,终使广化寺寺貌焕然一新。在修复寺院的同时,他还在寺内创办“广化寺佛经流通处”,印刷流通经书。由广化寺佛经流通处所印经书遍及全国各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圆拙为培育僧材,又着手于广化寺内倡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佛教僧才。1988年,圆拙又应新加坡宏船长老之邀,不辞年迈,主持泉州承天寺的重建工作,同时创办了广钦老和尚佛教图书馆,成为全国第一座对外开放的佛教图书馆。1991年,他又协助主编并出版《弘一大师全集》,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圆拙平生非常注重戒律,在南普陀养正院求学期间,深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从大师的言传身教中,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戒律对佛法住世的重要,尤其对于弘一大师教导僧青年应注意的四项:“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铭记于心,并奉为圭臬。他自己也发弘扬戒律的大愿,所创办之福建佛学院也是以习律为主的学院。而且他一生戒行精严,精进念佛不辍。圆拙先后曾担任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任、福建省石狮市佛教慈善基金会名誉主任等职务。1997年11月25日,圆拙在莆田广化寺示寂。[22]

  以上七位高僧,他们都曾在养正院学习,深受弘一法师身教与言教的启迪,故而他们的一生也如弘一法师一样,为法为教,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学习。除了以上七位高僧之外,诸如赫赫有名被尊为菲律宾佛教泰斗的瑞今法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弘法著名的广洽法师,他们虽未在养正院学习,但是却是帮助弘一法师创办养正院及负责养正院教学的功臣,同时他们也是追随弘一法师习律的学僧。[23]从他们这些人为中国佛教和东南亚乃至世界佛教事业所作出重大贡献来看,养正院创办的意义可谓是不言而喻了。

  结    语

  综上所述,弘一法师与闽南特别是厦门有着深厚的因缘。他自中年出家后,早先曾在江浙一带寺院埋头阅藏和研习律部及闭关著述等。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到达厦门后,从此与闽南结下不解之缘,并在闽渡过了他的晚年。弘一法师曾三下厦门,之所三下厦门除了是因为闽南冬暖夏凉,比较适合自己的身体,以及受到在闽有很多与之志同道合的善知识的邀请而来厦,更重要的是闽南特别是厦门南普陀寺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吸引了大师的到来。他支持太虚大师僧伽教育之理念,和太虚一样认为只有发展僧伽教育才能振兴佛教,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闽院学僧们因忽略了佛教的戒律,而导致学风稍有所松弛这一问题,以及为了解决闽籍学僧就学难的问题,在弘一法师看来只有再另创办一所以专门重视戒行修持,与僧格培养乃至以学习初级佛学和文化为主的僧教育机构,才可以使僧伽教育更加的完善,故而建议创办了闽南佛教养正院。养正院自创办以来,弘一法师倾尽心血,以身教和言教并重,孜孜不倦地教导学僧们,希望他们都成为佛教栋梁之才。养正院的创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以培养学僧初级学识及戒行与僧格为主的教学宗旨,奠定了现代佛学院教学的基础,完善了现代佛学院办学由浅入深,学修一体的体制格局。养正院的创办其意义还体现在曾培养了一大批僧材,如现在已故曾居于海外弘法的妙抉法师、妙钦法师、如意法师、广余法师、广安法师、常觉法师等,和国内的圆拙法师等,都是当年养正院的学僧。他们这些人,为中国佛教和东南亚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永恒的缅怀。而弘一法师更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其一生如赵朴初先生所评价的:“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24]大师生平以德胜威,克己复礼。利人无微不至,处事一毫不茍。俭朴惜福,一领破衲,落落自处。常孑然一担,云游各处,讲经弘法,以在闽南时为最久,整个晚年几乎都是在闽南度过的,足迹遍及厦门、泉州、漳州、晋江、安海、惠安、永春等地。弘一大师为发展中国佛教乃至闽南以及南普陀的佛教文化及僧伽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当代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师之名也享誉海内外。

  [1] 上海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印《晚晴老人讲演录》,1943年版,第16页。

  [2] 弘一法师讲《闽南十年之梦影》,胜进(高文显居士)笔录,刊于慧云(林子青居士)主编《佛教公论》第九号,1937年4月版,第19页。

  [3] 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07页。

  [4]《改过经验谈》系弘一法师1933年1月26日(农历春节)在厦门妙释寺讲,载《弘一大师讲演集》,台北:台湾印经处,1955年版,第23页。

  [5] 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第103页。

  [6] 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30页。

  [7] 上海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印《晚晴老人讲演录》,1943年版,第16页。

  [8] 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第294页。

  [9] 弘一法师讲《闽南十年之梦影》,胜进(高文显居士)笔录,刊于慧云(林子青居士)主编《佛教公论》第九号,1937年4月,第21页。

  [10] 性愿编《晚晴山房书简》真迹本,1958年春由性愿在菲律宾施资委托黄慧茂在沪付印。

  [11] 弘一法师讲《闽南十年之梦影》,胜进(高文显居士)笔录,刊于慧云(林子青居士)主编《佛教公论》第九号,1937年4月,第22页。

  [12] 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第373页。

  [13] 弘一法师讲《闽南十年之梦影》,胜进(高文显居士)笔录,刊于慧云(林子青居士)主编《佛教公论》第九号,1937年4月,第23页

  [14] 同上,第26页。

  [15]《关于写字的方法》为弘一法师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所做讲演,由胜进(高文显居士)记录,载《弘一大师讲演集》,台北:台湾印经处,1955年,第30页。

  [16]《最后之口口(忏悔)》,为弘一法师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所做最好讲演,载载《弘一大师讲演集》,台北:台湾印经处,1955年,第40页。

  [17] 同上,第42页。

  [18] 瑞今《亲近弘一大师学律和办学因缘》,载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19] 弘一法师讲《闽南十年之梦影》,胜进(高文显居士)笔录,刊于慧云(林子青居士)主编《佛教公论》第九号,1937年4月,第19页。

  [20] 胜济《太虚大师住持南普陀寺兼闽南佛学院六年记》,载《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九号〈学僧园地栏〉,第21页。

  [21]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3月修订版,第398页。

  [22] 以上七位大师之简单生平参见厦门市佛教协会编《厦门佛教志》卷四〈僧伽传〉,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53—304页。

  [23]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弘一大师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之请,带着瑞今、广洽、性常、本妙等学律弟子10余人,到了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于尊胜院设南山律苑,为10余名弟子讲律,瑞今在大师身边品学兼优,大师曾誉他为闽南杰出的僧侣。所以可见瑞今、广洽均为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学僧。且事实上,他们俩也一直是以弟子之礼尊奉弘一法师。参见厦门市佛教协会编《厦门佛教志》卷四〈僧伽传〉,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71页。

  [24] 见李叔同《禅里禅外悟人生》页首中关于弘一法师的介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