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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太虚大师评传

作者:圣严法师

  太虚大师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真正了解太虚大师的人,那就很少了,至于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和事业者,几乎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太虚大师,出现于世,颇像太空的慧星,出现之时,光芒万丈,消失之后,竟又寂寂寞寞了。所不同的,太虚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达七百万言的全书,这是他的法身舍利,可以供作后人的研究参考。这该感谢太虚大师,也该感谢全书的编校者印顺法师及续明法师等的辛劳。

  我对太虚大师的思想与事业,认识得实在太少,从学脉的系统上说,或可沾到几分“再传”的光荣,因在我的师长之中,有几位是出于太虚大师的门下 ;然从思想及事业上说,我的师长一辈,也无有一人是走太虚大师的路线。

  正因如此,当我南来静修之际,有些师友给我提供学行路向的意见;当我要掩关了,又有一些好心的师友,给我提示勖勉,并且提到了古代及近代许多大德先贤的名字,要我学**他们,向他们之中的某一人看齐。但我本人,除了学佛,谁也不想学,如要东施效颦似地学这位大德或学那位大德,终究是学不成功!太虚大师便说过:“不能仿效的,仿效我的人,决定要画虎不成反类犬。”

  人各有其高低与轻重不等的根机或资秉,人只能使自己学成圣贤,绝不可能学成相同于他人的圣贤,除非是成了佛,即使是佛与佛的福德智慧,是平等的,但也不是一样的。故在古圣先贤之中,相近的当然有,相同的则绝对没有。

  不过,古圣先贤的行谊,均足供后人的效法和参考。所以我在修**之中,仍以古圣贤的行谊,作为借镜。

  近代,有人将太虚、印光、弘一、虚云四位大德,与明末的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四位大德,相提并论,并许为两个时代的八位大师,因此我对这八位大师的著述,均约略看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比较地说,我受蕅益与弘一两位大师的影响稍微多一些。太虚大师的著述,我看的比较多,所受的启发很多,但我无法学成太虚大师,这是个人气质的问题,不是太虚大师的思想不配我接受。

  正因如此,我对太虚大师的思想,总是未能认清;我也相信,今日的佛教界中,真能认清太虚思想的人,不会多。即使一些时常运用太虚论证,来发表他们自己意见的人,也少有真对太虚思想下过深入的工夫。

  今天,最能明白太虚思想的人,要推印顺法师,他是太虚大师的门下,也是太虚全书的主编人,但其思想,却与太虚大师有所不同;一些太虚语句的**用者,却又不是太虚思想的真正了解者,更说不上是太虚思想的继承者或发扬者。太虚大师出现于人间,在人间发光发热,人间对于太虚大师,竟是如此的冷漠!

  我不算是了解太虚大师的人,但是,当我读完“太虚大师年谱”之后,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并且萦回脑际,久久不去。所以,这篇文字,实也只是其“年谱”的读后感而已。

  “太虚大师年谱”,是由印顺法师编述的,故从年谱之中,不但看到了太虚大师的崇高伟大,同时也看到了印顺法师的治学精神。这使我感到,太虚大师长于恢宏广博,印顺法师优于缜密专精。他们二人的性格不同,所以思想意趣,也互有异。

  最先,当我看过太虚大师的自传以后,总以为年谱与自传出入无几,同时我也知道,印顺法师与太虚大师的思想,互有出入,以印顺法师编述太虚年谱,可能难保持平客观的态度,所以一直没有看它。想不到当我看完年谱,除对太虚大师更加了解与更加崇仰之外,对于印顺法师竟也肃然起敬了。

  在年谱之中,虽也加入了编述者的意见与评断,但那只有增加年谱的光彩,并无损于大师的崇高伟大。尤其是对年月日期的考核,以及年谱素材的取舍抉择,精审缜密,大有史家的风骨。不夸、不褒、不隐、不贬,纯以平实的手法,介绍太虚大师的一生,字字有根据,事事有出处。我读了很多年谱,这一部年谱的写作法,最能使我心折。

  这是一部行谊年谱,也是一部学术年谱,其中介绍太虚大师的一生行踪,但也扼要而有条理地介绍了太虚大师的思想。故我现在要介绍太虚大师,就得略介这部年谱的内容。

  大师的一生

  纵观太虚大师的一生,正如李白的诗境:“黄河之水天上来”,但又“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像是天纵的圣贤,不假造作,便能救人救世;又像是香象渡河,迅速地度过了他伟大的一生,又去得无影无踪了。

  出世未久,父丧母嫁,等如孤儿,而与外祖母相依为命。自五岁开始,随其次舅读书,九岁之后,便随其外祖母到处游散,即在九岁以前,也因体弱多病,而致时学时辍,到十三岁便去当百货店的学徒,十四岁时,竟然已有文思,而学着作文了。

  十五岁时又因体弱而离开了百货店,由于外祖母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引使他在十六岁的那年,因为慕**神通而出了家。十八岁时便在天童寺得到圆瑛法师的器识,订盟为兄弟,当时的圆瑛法师,已是二十九岁的人了。

  十九岁由圆瑛法师介绍至慈溪汶溪的西方寺阅大藏经,当其将大般若经快要读完的时候,有一天竟在看经之际:“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他是得到悟境了。自此以后,文思活跃,所学的佛学与世学,也均能随心活用了。

  二十一岁至南京杨仁山居士所办的祗洹精舍求学,故与仁山、智光、梅光羲、欧阳竟无等,均有同学之谊;二十二岁又从西方寺去广州参加了革命运动、并主张佛教应该要变,非变不足以通其时代。是年,又在广州的双溪寺初任住持;二十三岁时,因逢广州革命失败,而作《吊黄花岗》的诗篇。同年五月,因避清廷捕捉党人之风险,回到浙江,又至普陀山度夏,印光大师阅其诗文,即深为赞许。

  二十四岁,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在镇江金山寺,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而遭旧派反对,致有“大闹金山”的事件发生,但那完全失败了。

  二十五岁,太虚大师的戒和尚寄禅长老入寂了,寄老是其唯一心折敬仰的大德,寄老对于太虚大师,也寄望甚殷。故此对于太虚大师,是一大哀痛!当年,担任《佛教月报》总编辑,是其从事佛教文化工作之始。首先提倡中国佛教教产的法派传承与剃度传承的改革,而主张寺产为僧众公有。对于僧装,也首次提出改良的意见:“除袈裟直裰之礼服外,他项似不妨随俗。”

  二十六岁时,由于他的抱负未能实现,自大闹金山之后,对于佛教,颇抱悲观,故藉泛览新旧文学,以自消遣,多与文人往返,**近文人。但至此时,竟又卷于尘俗生活而回俗趣真了。故至此年十月,即在普陀山掩关了,是由印光大师为其封关的。

  是年冬,有“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再觉,则见光明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心空际断,心再觉渐现,符起信、楞严所说。”这是又一次的悟境,同时,也就从此而宗于起信论与楞严经了。

  二十七岁,在关中著作《佛法导论》,是其有系统的著作之始。由其所读经论的影响,故主张:“整僧之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以法相。”这是他后来整僧及化世思想的基本观念。同时见到革命建国的形势及需要之后,编著了一部《整理僧伽制度论》,期能健全中国的佛教,但他失败了!但对僧装问题,又主张“袍衫如旧”,而倾向于保守了。

  二十八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本楞严经义,以总持大乘,得中国佛学的纲要,这也是他当时佛学思想的结晶。

  同时就在这年,对于唯识义,又有所悟,他说:“曾于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语,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

  这是第三次悟境,而且比前二次更胜了。由于悟境的关系,他的一生,论理境时,皆不出起信、楞严、唯识的应合与开发了。但其所讲唯识乃以起信论和会,与专宗唯识者有所不同。

  二十九岁二月间出关了,十月间即代圆瑛法师应台湾基隆灵泉寺之请,到了台湾,参加法会,讲《真常的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十二月二日即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陪游日本。十二月十五日即离开日本,这是太虚大师初次出国。

  三十岁,集东游的诗文、游记,编成《东瀛采真录》,转交台湾灵泉寺印行。当时的他,“曾有拨一代之乱而致全世界于治的雄图,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间净土”,这是多么豪壮的志气。

  三十一岁,那是民国八年,北京大学发动了“五四运动”。曾与出佛入儒的梁漱溟以及北京的几位名学者晤谈,并告知胡适之,宋明儒家的语录体,是创自唐之禅宗。十一月,应南通张季直请,讲普门品于狼山观音院。十二月,改《觉书》季刊为《海潮音》月刊。卓锡西湖,专心编辑。

  三十二岁,与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始有法义之诤。《海潮音》创刊出版。此期间,多作评论世学的文字,旨皆在于破摄世学而引归佛法,同时也开了参用演讲方式来讲经的佛门新例。

  又鉴于俄国革命成功,共产思想日见流行,故其极力发扬中国禅的风格:“务人工以安色身”“修佛学以严法身”,这是针对“僧众分利”的世诟而发。

  对佛学的态度,则极端反对以进化论的历史考证法来研究佛书,比如《大乘起信论》及《楞严经》,被日本学者考为伪典,这是虚大师最最不忍的事了。而支那内学院即持相反的意见。

  三十三岁,鉴于僧寺内腐外摧,而唱“僧自治说”:“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 !”同时倡导“佛之因行”:“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

  时有《佛法大系》之作,为其大乘三宗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的雏型。那时讲说不倦,而谤毁诬控也来了。

  三十四岁,出圆觉经随顺释科目,又作《对辨大乘一乘》,《对辨唯识圆觉宗》,《三重法界观》。唱道大乘平等,而宗本天台、禅宗、得学要于《楞严经》、《大乘起信论》。

  欧阳竟无主张法相与唯识分宗,太虚大师则主张法相必宗唯识,这又是与内院诤论之点。时有人将虚大师与谛闲长老,分为新旧两派,而其二人,的确是始终走着相反的路线。

  那年游庐山,认识梁启超,并由武汉佛教会请其与梁启超等作佛学演讲。武昌佛学院成立,僧俗兼收,法尊与法舫,就是那时的学僧;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禅诵,唯念弥勒。回向兜率净土为异。为驳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而作《佛法总抉择谈》,为《起信论》辩护。

  三十五岁,作《评大乘起信论考证》,而对梁启超采用日本考证的论点,加以反对,而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

  在那年旧历新年,由武院学生张宗载、宁达蕴发起的新佛教青年会编行《佛化新青年》出版,这是大师佛教运动中的“急进派”,以“农禅工禅”,“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口号。

  那年夏天去庐山,主持暑期讲**会,并于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复对佛学院的僧教育提出计划:小学、中学、学戒、大学、研究院,共分五级,以二十四年学程,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又以大师终是以泛承中国本位旧传诸宗为本,支那内学院则特宗深密瑜伽一系,故其双方常有法义之诤的文字。

  三十六岁,编成《慈宗三要》,于其特弘弥勒净土,至此乃确然有所树立,同时又作《志行自述》,确定了“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他是主张僧众与俗众分头并兴的。又提出职业与志业之说:“故学佛之道即完**格之道,第一须尽职业,以报他人资吾身命之恩;第二乃勤志业,以净自心进吾佛性之德。”而主张人人有事做,人人皆学佛。

  那年春夏间,虚大师的门下,以狂热为教的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各方震动,并有以印光大师为第一号魔王,谛闲老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马一浮为破坏佛法的罪魁的传单印发。又因其在家弟子王弘愿学密,而引起僧俗显密之诤。武院的学生第一届毕业,拟改革,而不得大部分院董支持,所以失败了。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虚大师所倡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开第一届会议,并定名第二年在日本举行者为“东亚佛教大会”。当时在大师之下有《佛化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等杂志。

  十二月,虚大师发生两种新觉悟:“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主张以禅、律振兴佛教,以佛法播于国际而变易西洋学者的思想。

  三十七岁,春天,武院同学会出版《新僧》,由大醒、迦林、寄尘负责,老僧为之惊恨,虚大师遂作《箴新僧》,以缓和老僧的恶感。

  是年,虚大师多以儒学为佛化的方便,主以①建佛法以建信基,②用老庄以解世纷,③宗孔孟以全人德,④归佛法以畅生性。其至晚年发扬中国文化之论点,要亦不出於此。并转变振兴中国大乘佛教以救世界的方针,为先着手於世界运动,格化西方,故令学僧会觉、大醒等学**英文。

  是年厦门南普陀,请常惺法师创办闽南佛学院。当时的东密与藏密,亦成为中国佛教的泛滥混乱的局面。故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显密问题”,讲《论即身成佛》及《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主张纳於教理,轨以戒律,严其限制。

  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组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深得日人的推崇,尊之为“佛教界之盟主”,并有“非常”之感。虚大师至此,并得一理想:“佛教徒当首先进行佛教的国际组织”,而应以僧伽负责,尤其不满日本式与蒙藏式的“耽妻室、啖肉食而为僧”的佛教生活。

  三十八岁,应汪大燮、熊希龄等发起的北京讲经会之请,在北平**公园社稷坛,开讲《四十二章经》。又应京中教育界所组的佛学研究会之请,讲《佛法概论》,以“因缘所生法”为五乘共学;“三法印”为三乘共学;“一实相印”为大乘不共学。条理佛法之义理为三阶,此为大师晚年的定论。

  八月二十日赴星洲弘化,十月二十日回国过厦门,与在厦门的名士鲁迅、顾颉刚等见面晤谈,鲁迅对大师的印象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三十九岁,元月讲《佛之修学法》於尚贤堂,其对佛法的重要意见,悉摄於此。复感所作《僧伽制度论》已失时效,而作《僧制今论》。为了改良经忏而设法苑,希望以此除去迷妄,扩大组织,获得经济基础,用作新僧运动,但是失败了!又因欧阳竟无主张在家人可为出家人之师,得受出家人的礼拜,故作《与竟无居士论作师》以责之。

  十月作《真现实论》,大师独到的思想,多含摄其中,足以贯摄一切佛法;破摄一切世学;他说“佛陀为无主义之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虽镜涵万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简别世俗现实主义,故名曰真现实论。”

  是年十二月,又著《自由史观》,他说:“吾人正当之所为,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动,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以增进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这是大师的名作之一。至此,大师的主要思想,已经完成了。

  可惜的是,他所计划中的真现实论,共分“宗依”“宗体”“宗用”的三大部,宗依论是完成了,宗用论是编集文化、宗教、哲学等单篇的文集,至於宗体论,他预计有理、行、果、教、教理行果等五大章,但仅写出初章,他就去世了,真是众生的福薄!

  四十岁,因为在建僧事业上屡受挫折,对於建僧的信心大减,故有“或转身从事於十善菩萨行”的返俗意念。闽南佛学院由大师命大醒及芝峰去主持学务。大醒编行《现代僧伽》,多涉人之臧否,为老派所痛心。

  是年内政部长薛笃弼,提议改僧寺为学校,中大教授邰爽秋,拟有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大师因作《对於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然当时佛教尚无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交涉不易,因而提出佛教的革命方案,主张建设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并说:“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而要“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故讲《人生的佛学》:“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是年六月应蒋中正先生邀,大师谒於司令部,告以放洋日期。并得蒋中正先生的赞同而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於南京万寿寺,此为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的雏型,但因教内不合作,老上座、名居士别有用心而致失败了。

  八月十一日,赴欧美游化,自上海登船,经香港、西贡、星洲、锡兰、埃及的开罗,船行凡月余,始初抵法国的马赛。发表《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他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才,即不足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是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

  后至英国、德国、美国,经夏威夷而返国,此次欧美之游,除了讲佛学,活动的目的,则在筹创世界佛学院,然其努力至最后,此一计划终於失败了。唯在欧美地区的佛学宣化,则深具影响,所遇者均是名流学者,所至者多为文化学府及学术团体。直至第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国抵上海。

  四十一岁,大师的徒弟大愚,自谓於庐山闭关念佛,见普贤现身,授心中心咒。因此在上海好言宿命,以神奇惑世,哄动全国,大师屡戒,不唯不听,其徒属反而诽毁大师,大师的正信弟子王森甫等,也受其惑,但在未几之间,大愚便铩羽潜形了(大师登报声明断除师徒关系)。

  是年大师以政府的管理寺庙条例,不利佛教,而作《佛寺管理条例之建议》。又以建议未被政府采纳,而作《评监督寺庙条例》。《三宝歌》的歌词,亦为那年所作。

  四十二岁,大师以丛林精神尽失,政府又未能扶助佛教,佛教会亦难得改善,乃重新议订建僧计划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主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建僧四万人,分学僧、职僧、德僧三段。此於僧伽制度论的观点颇有修正。以往所倡“人工之新僧化”,及“僧制今论”的服劳大众,至此已弃而不论了。

  是年康藏留学团的大刚,不满大师弘化的苦心,以及建设世界佛学院的本意,而两次电报,望大师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大师拒绝。

  四十三岁,四月间出席全国佛教徒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议改选,大师派获胜,会址设於首都,中佛会之成立,至此始获**党部的认可。但以圆瑛法师不合作而辞去**,诸山承认的经费亦不缴,使会务无法进行,大师鉴事难行,亦於六月声明辞职,这是大师组织教会的又一次失败。

  是年又因有大师门下揭谛老之隐,而招谛老徒属对大师的诽毁。大师又提出他对僧教育的理想:“一支为汰除的僧教育,使之退为沙弥或优蒲,以**农工而自食其力;一支为考取的僧教育,使之入律仪院二年,教理院七年,参学处三年的学僧。由选拔为职僧,推定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但此始终未能实现其少分。

  四十四岁,在世界佛学院的计划之下,去年北平柏林学院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是又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十月,应奉化蒋先生延请,住持雪窦寺。又於闽南佛学院开示学僧:“现代学僧所要学的,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必须要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而养成能够勤苦劳动的体格,和清苦淡泊的生活。”十月,应厦门大学教授所组文哲学会之约,讲《法相唯识学概论》。

  四十五岁,因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而与熊十力及支那内学院有法义之辩。

  四十六岁,因戴季陶等发起请班禅重开“时轮金刚法会”(去年开於北平),大师就《法华经》义,作《斗诤坚固中略论金刚法会》,以释教内外人士对於藏密流行而忧神鬼迷信之祸国的疑诤。

  是年随却非出家者巨赞与熊东明,归从支那内学院学。曾编《海潮音》的弟子张化声,转佛而入道教。

  九月,大师讲《唯生哲学》於东方文化研究院(由读陈立夫的《唯生论》而来),其结论谓:“唯物论是浅的唯生论,唯识论是深的唯生论。苟善知唯生之义,则一切学术皆可作唯生论之参考,以成其唯生哲学。”

  四十七岁,有人劝太虚大师於雪窦寺开坛传戒,便作《论传戒》,他说:“今戒种断而僧命亡矣。续命之方,其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宝之曾受苾刍戒者二三十人,清净和合,阅十年持净苾刍戒律,然后再开坛为人受苾刍戒。”向被认为是新派领袖的太虚大师,对於戒律亦持如此审慎和沉重的态度者,恐非一般人所知之事。

  那年,他已感到体力渐衰,而将留了二十年的胡子**,勉自振作为青年。又因中日佛学会内有巨赞及熊东明,作文指大师及其门下为勾结日本人,为害国族的诬控。故作《告日本佛教大众》以表明心行。

  是年五月於南京中国佛学会,讲《优婆塞戒经》,发题日,他便论及“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有谓:“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本人系以凡夫之人,得闻佛法,信受奉行者。”这是虚大师很有价值的自白。

  是年十月有一锡兰比丘公然声言“中国无僧伽”,大师乃特晤约,与之论辩,开头就说:“中国原有僧律之成立,时至今日,遵行律之僧伽较少耳。然说“中国无僧伽”,将中国僧伽全体否认,殊非合理。”十二月十六日,应虚云老之邀,访韶关南华寺,瞻礼六祖遗身。并为大众开示。

  四十八岁,五月,大师闻知生平最诚挚的益友昱山病逝。五月三十一日,作《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但为欧阳竟无致书陈立夫反对之,以为“僧徒居必兰若,行必头陀”,“参预世事,违反佛制。”

  七月,日本大学请虚大师东渡讲学,大师拒绝了。时训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大师电函二中全会等,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

  是年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派,运用各方关系,故得胜利,虚大师对中佛会的改组运动,因之受挫!是年适逢蒋先生五十之庆,大师於雪山设药师法会为之祝寿,又值西安事变,大师通电全国佛教徒,联合各别祈祷,祝蒋先生安全。

  四十九岁,芝峰编《人海灯》,与会觉、亦幻假名作《新佛教人物的检讨》,於大师略有微訾。大师因而对其员生讲《新与融贯》,明示其所谓之新,与芝峰、亦幻等的新,有所异趣,主张“佛教中心的新”及“中国佛教(华文)为本位的新”。而不是“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不是“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重新设立的新”。可见虚大师的新思想,一开始就被他的门人误会。

  是年八月,即进四川,直到抗战胜利始离开。那年,他已很明显地感到“身心”的“早衰”了,故作《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以示徒众,希望后起,应知他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

  他说他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他说他失败的由来是:“出於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情绪;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佛教会。大抵皆出於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於随缘应付的态度,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坚固。”

  那年又为日军侵略,忧心国事,而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呼吁抵制侵略。

  五十岁,三月,在汉藏教理院讲《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他说:“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不过是我的一种计划,机缘上,事实上,我不能去做施设此种僧教育的主持人或**。而且,我是个没有受过僧教育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教的人及学的人,不能仿效的,仿效我的人,决定要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的警告”。“余以身力衰朽,已不能实际上去做准备功夫,或领导模范的人。”这些话,都是他的真心话,也是感叹语,他已努力了近三十年,能够响应而继起者,简直没有人,所以颇感失望,但他自此以后,仍为佛教做了很多事。

  是年与章嘉大师及虚云长老商决,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

  五十一岁,元月十四日,常惺卒於上海,年来常惺法师任中国佛教会秘书,与圆瑛法师合作,而虚大师始终爱其才,故作诗追念。

  是年三月,着手写自传。四月三日,复亦幻书,论革新僧制与复兴佛教。他对亦幻说:“你向来颇好文艺,而於佛法胜义未加研究深入,对一般哲学与各种社会学亦鲜探涉,偶及马(克思)说,故亦同一般浅薄少年的骤然倾向。其实,近人的文化社会学,亦远胜马氏之说,况於佛法之所明耶!为佛教徒而不信佛法为根本的、至极的、唯一的思想标准,则所谓破见,较之毁戒尤甚!直可舍佛而去,何用更自居佛徒而以改佛制为言耶?!”

  “余民四年,揆度我国将成一欧美式的民主国,故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之建设,然以国内军阀割据,政变迭生,及欧洲战后俄国革命成,形势异前;迨民十六,遂适应改为《僧制今论》。民二十后,外感世界经济大恐慌,内觉中国佛教会,无由有全国之健全组织,另为《建僧大纲》之拟议,今更缩为先建一“菩萨学处”。……然其屡变,皆与整个中国相呼应而起,且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虚大师的苦心与伟大处,但也看出他的门下如亦幻之流的思想趋向与浅薄程度了。

  是年九月,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访问西南各国,十一月十四日启程,抵缅京(瓦城),受二千余缅僧及万余中、缅、印人士之欢迎;至仰光,乘花车游行,参加游行群众三万余人。

  五十二岁,访问团於元月九日自缅赴印度,十一日抵加尔各答,欢迎者中印各界领袖二百余人;十七日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的泰戈尔亲临**;三十一日,尼赫鲁访问虚大师,并谈论中日战争及中印文化交流等问题;二月三日,赴拘尸那的途中,沿途民众欢迎,大师记之以诗:“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印度人民将虚大师与甘地尼赫鲁并呼万岁,可见欢迎情绪之一斑了;

  二月十二日,应甘地电邀而於纺纱声中虚大师与之交谈,太虚大师作诗赞甘地为古墨子,喻泰戈尔为活庄周;二十四日抵锡兰科伦坡,晚开欢迎会,到会者万余人;二十七日晚,又有万人欢迎大会。於离开锡兰,即抵星加坡。四月二十八日抵西贡,五月二日抵河内,四日抵昆明。结束了五个月来的访问工作,完成了伟大而具卓效的外交任务。

  至此,虚大师的建僧态度又一变,主张僧青年深入丛林而施格化,较之别创僧团为便;并以为政教合一,不如分离,而保持僧伽的超然地位。

  同时又提出整个僧团的主张:“今后应停止剃度女尼二十年;并严限非高中毕业男子正解正信佛法者,不得剃度为僧,以清其源。……对於原有僧尼,严密淘汰,不妨以大部分寺庵,改为佛教之救济所与感化所而收容之,以洁其流。”

  复提出“菩萨学处”的计划,以期改建佛教徒众,此为其晚年的建僧定论。但却由《僧伽制度论》的建僧八十万,《僧制今论》建僧二十万,《建僧大纲》四万而二万,至此“菩萨学处”则缩小而得“一道场”以创行了!即使一道场的菩萨学处也未建立成功!

  五十三岁,计划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但却组而未成。是年二月,曾编海潮音的唐大圆卒於湖南。为了抗日,虚大师作“出钱劳军与布施”之广播;汉藏教理院的学僧,亦参加重庆青年夏令营。

  五十四岁,由於“顷为藉征警粮,或藉办乡镇中心小学等,拘逐僧人,占提寺产”,而作《呈行政院维护寺僧》。是年有冯玉祥、郭沫若等访问虚大师 。

  五十四岁,民国三十二年元月十四日,与陈文渊、冯玉祥(基督教)、于斌(天主教)、白崇禧(回教)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二月十七日欧阳竟无卒,大师有“我尤孤掌增哀”之句。是年於汉院讲《中国佛教》,对中国独创之佛学,作一纵贯之叙述,讲历一年。

  那年内政部颁布《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致各地佛教陷於纷乱,大师乃召集中国佛学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发电呼吁反对,内政部不允取消,大师乃致书蒋先生,作悲愤之陈辞,而得停止实行。

  五十六岁,号召各省佛教代表,来集陪都,除呼吁取销《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且呼吁组成中国佛教会,但因内政部意在提寺产办学,大师与戴季陶屈文六等商洽向内政社会两部疏通成立佛教整理委员会,由内政部指派整理委员九人,提寺产办学之案无形打销。

  是年三月十五日,大师访教育部长陈立夫,得允免汉院员生缓役事,又访军政部长,以全国僧侣免役从事救护工作为请。六月十二日,行政院指令军政部,准免汉僧服常备兵役。八月九日虚大师初次中风。初冬,蒋先生游缙云山与大师晤谈。

  五十七岁,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太虚大师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八月十日,日本真的无条件投降了。九月十四日,虚大师离开住了八年的缙云山。

  五十八岁,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一日,虚大师受政府胜利勋章。当时,虚大师深觉僧伽应问政不干治,可参加各级民意代表之选举,办理组党,亦无不可 ,但虚大师本人不愿参加党的实际工作而作罢。是年四月抵南京,五月抵上海,颇受欢迎。七月於上海创刊觉群周报,发表了“问政不干治”之主张。

  五十九岁,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日,於廷庆寺开讲《菩萨学处》,凡三日,此为虚大师的最后说法。二月十七日,虚大师晚年最器重的青年学僧福善,卒於上海玉佛寺,因福善的风度,颇似虚大师的青年时代,致大师恸惜非常。三月十二日为玉佛寺退居震华封龛说法且竟,忽脑溢血而昏厥,至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於玉佛寺直指轩安祥舍报。一代佛教的伟人,至此瞌然长逝了!

  失败的成功者一部长达五百四十四页的太虚大师年谱,我以不足一万字的篇幅来浓缩它,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我为了简略地将太虚大师的一生介绍出来,所以如此做了;为了明白太虚大师的成败得失,所以如此做了。

  我们看了上面的介绍,可以说,虚大师的一生,是完满成功的;但也可以说,他是完全失败的。他在理想的追求与创造上,总是站在时代的尖端,也总是站稳着佛教本位的立场,他所行的,没有不是他所想的,所以他对他个人的理想建设的开创,以及他对他的宗教人格的建树,都是完整而饱满的;但在对外的事业上,却是一个最最不幸的失败者或牺牲者。

  因他站在时代的尖端来提拔这一时代中的国家、佛教、群众与青年,但是大家的智能太低,思想太旧,眼光太浅,所以接不上他。他要整顿佛教,组织教会,大家都怕他,乃至恨他;他要兴办教育,作育僧材,在他教育下的弟子们,却又不接受他、不了解他、不满意他,乃至叛离他与反对他。

  因此,太虚大师的教育是失败的,而且是失败在他的门徒手里;太虚大师的抢救佛教僧侣与寺庙的努力,也是失败的,而且是失败在他所要抢救的僧侣及寺庙之中!

  从旧派的角度看太虚大师是新僧新派的革新运动者,所以他在广大保守的佛教群众之中,虽受重视,但却并不受到敬仰,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号召力,不及谛闲及圆瑛,在宗教情绪的潜势力,又不及印光、弘一、虚云三大师的影响力之深而且长。

  从新派激进分子的立场看太虚大师,乃是一个半新半旧甚至近乎保守的人物,因为太虚大师的新作风,新思想,是推陈出新,以佛教信仰为本位的新,而不是除旧更新的新,更不是一味狂热破坏的新。所以他的那班浅薄的门生,要对他不满和失望,乃至脱离他,背信他。

  在研究的态度方面,太虚大师反对以历史进化论来考证佛典,乃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信仰,也是为了维护传诵了千百年的佛典如《楞严》与《起信》等的尊严。但他处此一切求证据的时代潮流之中,很难力排众议而得不败了,所以近世在教外的思想界中,谈起佛学,又多喜引支那内学院的论例为论证。故在一这方面,太虚大师又是失败的。

  最可嗟叹的,太虚大师虽未能将他理想中的僧教育制度实现,但他拥有武昌佛学院、韶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等三所培植僧青年的佛教学府,但在他所培植出来的僧青年中,竟无一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并且如大醒、芝峰、张宗载等门生,还常以激进而粗率的文字,攻击旧派,而为太虚大师招致对方徒属的无理诽谤,这简直是为他拆台而非拥护!

  最后,芝峰还了俗,张宗载走入了歧途,不再信佛。为了僧装改革的问题,慈航也愤激扬言要脱离新僧。太虚大师从事僧伽制度及僧伽教育近四十年,最后竟然如此,实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事!

  这有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他的事业“往往出於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守”,“大抵皆出於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

  但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悲心太重,而这个时代的病痛太多了,也太深了!他见到一种病痛,便不由自己地要去医治一种病痛,见到了无数的病痛,便不由自己地要去医治无数的病痛,希望能够医好这个时代中的所有病痛。无奈,他的精力有限而时代的病痛多而且重!

  在他的一生之中,自二十二岁以后,他的一切活动,无非是在医治这一时代的病痛。但是,病家要跟医生合作,病痛才能痊愈,如果虽病而不接受医生的劝告及治疗,再好的医师,也是没有办法。

  有人说,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的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说他只能为佛教看病,却不能为佛教治病。实际上的太虚大师,既是优秀的病理学家,也是杰出的生理学家,试看他的一生,他不曾专度“象牙之塔”型的隐士生活,他的数度阅藏与闭关,最久也仅廿八个月。住得最长久的地方是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但他未尝只找问题而不实践其问题的解决途径。奔走呼吁,足迹几遍全世界,为的只是救人、救世、救佛教,育僧、护僧与建僧。

  他的理想,虽未能够实现其少分,近代的佛教,却因他的出世而带来了许多的安全与新生的希望。

  他在佛教会的组织上虽然失败了,佛教会的创立,却是由他而来;他在呼吁建僧的努力上虽然失败了,中国寺庙之未被政府全部提去,僧尼之未被勒令灭绝,却又多分得力於他的维护;他在僧教育的建树上虽然失败了,近代僧教育之尚能维持着私塾式的一线命脉,却又要溯源於他对僧教育的倡导。

  今日的知识僧人,多半也与他的僧教育的努力有关,他所提倡的“慈氏宗”及“人间佛教”的理想,虽未实现,今日之有“人生”或“人间佛教”的观念者,受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们,既辜负了佛教,也辜负了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对於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们,确是功德无量,恩惠无量的。

  一言以蔽之:我们进步得太慢了,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心太自私了,这一时代中的青年太肤浅了,所以辜负了太虚大师的努力。

  正像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一种救国救民的运动,但他努力了四十年,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直到他逝世后的今日又是四十年,国民革命尚在继续前进中。太虚大师的境遇,实与中山先生是一样的!

  直到现在为止,佛教徒中又有几人是真能为整个佛教的前途着想的呢?他们在受到外力侵扰时,会想到希望佛教会来保护的需要,却何尝想到如何整顿佛教与振兴佛教?如何来为佛教作育人才,如何来促进组织的健全与坚强的问题了?即使各级佛教会的领袖们,也多得过且过,未作长远的计划!

  写到此处,不胜感慨系之!我虽不是太虚思想的发扬者和实践者,却是太虚精神的崇仰者。

  我想:如果太虚大师的悲心稍微轻些,他在事业上或学术上的成就,当会更加卓越些,正因他的一生,皆在“随缘应付”中匆忙度过,所以未能专志於某一志业的贯彻始终。

  他对他学生的思想教育的失败,也正因他未能悉心负起教育的实际责任,他虽主持了三个颇负盛名的佛学院,但他并未能以全部精神放在教育的工作上。

  他的接引的善巧是成功的,所以因他而信佛学佛的人很多,往往於一次法会之中,有成百成千的人皈依三宝,他对知识分子的接引,似乎还特具方便;但他在化与导的努力上是不足的,是不能维系长久的,所以也是失败的。

  在他行化的一生之中,虽有许多的弟子,却未能有一位是生死不渝而能继承其思想与事业之衣钵的大弟子;这在负有同样盛名的古德之中,实是一位寂寞的大师。也许是我们的时代,只需要如此的太虚大师,来维护这个青黄不接的佛教局面,所以太虚大师也就顺应此一时代的需要而“随缘应付”了吧!

  但是,太虚大师是一位卓越成熟而成功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光荣伟大而崇高的失败者;他的精神是成功的,他的事业是失败的——这是我对太虚大师的结论。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脱稿於朝元寺

  (刊於海潮音四十六卷三及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