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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因明学研究的定位与转向

作者:肖 平 杨金萍

  ——从因明学到印度论理学

  内容提要:因明之学自奈良时代传入日本以后,经历代僧侣之努力,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学术体系。然而,明治维新令传统因明学受到西方逻辑学的冲击,为此,僧侣们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即首先将因明学重新定位,继而通过广泛吸纳西学之研究方法努力促使因明学获得新的生机,最后实现了因明学向印度论理学的转向。本文从启蒙读物、学科定位和研究内容转向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因明学的定位与转向过程,希望对我国现阶段的因明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日本  因明学  印度论理学  定位  转向

  作者肖平,浙江工商大学日语学院教授;杨金萍,浙江工商大学日语学院教授。

  引    言

  回溯古代日本的因明学研究历程,其肇始于对窥基《因明大疏》的注释,中间经过对九句因和四相违因的探讨,最后将焦点集中到三十三种过类的分析上。虽然不同时期的关注点不同,但古代日本僧侣从未中断过对因明的研习。尽管如此,其研究范围始终未能超出汉语因明的框架,当然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则是古代日本一直没有获得直接接触西方或印度的机会。然而,这种局面通过明治维新的改革被彻底改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通过西方或直接了解印度佛教的途径已渐渐被日本人认识和掌握。因此,在明治以后的百多年中,日本在因明研究上逐步突破了汉语因明的框架,通过梵、藏等文献,实现了因明学向印度论理学的转向。本文将对这一定位和转向的发生过程做若干考察。

  一、因明与西方逻辑的相遇———启蒙读物的编撰

  日本尽管经历了从奈良至江户时代的漫长的因明研究历程,相关著述也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探讨内容而言,则基本上是围绕着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所展开的注释性研究。随着明治时代的到来,西方逻辑学逐渐为日本僧界所知晓。为了向大众普及、宣传因明学,僧侣们开始意识到编辑普及读物的重要性,于是因明著述开始从庙堂走向街头巷尾的书肆,而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作为参照引入了西方逻辑学的内容。

  追溯日本因明启蒙读物的编撰历史,早在室町时代末期,东大寺系统的竟空(—1312—)就曾撰写过一部因明启蒙读物《因明极凡抄》,不过此书为佛教内部的初学因明者而撰,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读物诞生于明治以后。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净土真宗大谷派的晃耀可谓此方面的开先河者。晃耀(1831—1910),俗性云英,三河国帆豆郡人。16岁时赴京都入大谷派高仓学寮学习,除净土真宗教学外,还兼修法相、禅、华严以及汉籍等。卒业后先后任拟讲、嗣讲、讲师。因精通因明,故被授予因明院之名誉。[1]晃耀在因明方面的著述丰富,如《因明入正理论方隅录》十三卷、《因明二十颂》、《因明三十三过本作法科本》一册、《因明入正理论讲义》二卷、《因明入正理论科本》一册、《冠注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因明三十三过本作法讲义》二卷[2]等,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三部因明启蒙读物,即《因明初步》一册、《因明大意》一册、《因明活眼》二卷。

  《因明初步》和《因明大意》刊行于明治14年(1882),《因明活眼》刊行于明治17年(1884)。[3]从书末解说可以推定,此三部著述依照难易之次第撰写,即由《因明初步》经过《因明大意》,再到《因明活眼》,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程度,由浅入深地学习。与传统的因明著述相比,此三部著述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此三部著述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课本或教程。为此,书中所举的例证已不限于佛学本身,而是以当时社会一般人所熟悉的事物为主。如《因明大意》中有如下与传统因明迥然不同的宗因喻三支作法图:

  诸独立帝国者皆见可得以其国律处犯其国律外国人,犹如鲁国。日本等者,可得以其国律处犯其国律外国人,独立帝国故。诸非可得以其国律处犯其国律外国人者皆见非独立帝国,犹如英领印度等。

  第二,在撰写方式上,三部著述虽各自独立,但统一构成一体,而且各有分工侧重。如《因明初步》采取的是传统的一问一答的方式,内容以介绍因明基础知识为主,涉及因明的性质、源流、推理方式、核心概念等。《因明大意》以陈述和讲解为主,在叙述和讲解过程中适当穿插具体例证加以证明。《因明活眼》二卷则是全面展开的著作,总共由因明总论、因明沿革、能立能破、现比二智、三支作法、三量二因、因有三相、足目九句、似宗九过、因十四过、似喻十过、十四过类等十二章构成,几乎包含了因明的全部内容。

  第三,从《因明大意》至《因明活眼》,始终把西方逻辑作为重要的参照对象,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因明与西方逻辑的不同。如《因明大意》中在进入正文叙述之前便列出如下两幅西洋逻辑例图:

  第一例图似是而非者,盗真者也。乡愿,似是而非者也。故乡愿,盗真者也。第二例图温良者,有爱也。太郎者,温良也。故或太郎者,有爱也。

  需要提及的是,因明之宗因喻与西方逻辑中的三段论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比较二者的异同也是现代因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究竟是谁最早注意到了二者间的相似性,似乎尚无定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晃耀的《因明大意》或许是最早对二者关系进行讨论的著作。其中云:

  彼西洋逻辑即论理法,揭言何者为何,以何为何者,故何为何之三段。

  若将此与因明之宗因喻比较,复次仅论及宗因之二,而并没有论及喻之一。现尝试进行对论之。第一段之何者是因,为何是宗之义。第二段之何是宗之体,为何亦是宗之义。若举事例则如……

  因明法者则不然。第一,列举宗旨在揭示能够使自身得以成立的宗义。第二,列举因旨在揭示能够使自身之宗义得以成立的决定道理。第三,列举作为例证的喻旨在依据决定道理来阐明自身宗义成立的必然性……[4]

  简言之,晃耀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二者在论证方式上存在着本质性区别,这一点自当引起如今仍把因明与西方逻辑混为一谈的研究者们的重视和反省。

  二、因明学的学科定位与佛教论理学的诞生

  依照佛教传统的分类,因明属于“五明”之一。所谓“明”者,梵语为“vidya”,指知识、学问、学术。恰如上文所述,因明作为“五明”之一,虽说历来受到印度、中国以及日本等国佛教徒的高度重视,但关于其学科属性,似乎并没有获得特别的定位。随着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问体系的引入,尤其是受到西学学科分类的冲击,因明试图从寺院之高阁走向社会,那么此时首先就必须考虑如何与西方学科相衔接的问题。就结果而言,因明经过了因明法、因明术、因明论理、因明学、东洋论理学,最后以佛教论理学之名称为现代学术界所接受。

  在日本,最早尝试对因明进行现代学科定位的仍是上文述及的曾努力推动因明社会化并编撰了因明启蒙读物的净土真宗僧侣云英晃耀。晃耀首先在《因明初步》和《因明大意》中将因明定位为印度议论法的一种,即“因明法”。如《因明初步》云:“问:因明者,何种法也?答:因明者,印度之议论法也”。[5]《因明大意》云:“因明者何?所谓印度之议论法是也”。[6]进而针对西方人把逻辑称作“论理术”提出异议,指出西方逻辑旨在阐述自身之真理,属于“顺自违他”,即“不属于面对论辩对手提出自身之宗并使其得以成立的论议”,故应该叫做“究理术”,而不是“论理术”。同时指出,由于因明三支中有喻支存在,所以能够达到“自悟悟他”的目的,故是真正的“论理术”。[7]

  晃耀进而又在《因明活眼》中采用“因明论理”一词为因明的学科属性定位。如云:“因明论理者,原本过去佛之说也”,[8]把因明作为“论理”。需要注意的是,在因明后面加上一词表示其属性的情况出现于江户时代,如“因明作法”或“因明三十三过本作法”等,“因明论理”的提出或许参照了这一作法。

  将因明定位为“学”始于净土真宗僧侣村上专精。村上专精(1851—1929)出身于净土真宗大谷派,从明治10年(1877)开始跟随云英晃耀学习因明,曾在真宗大学寮等地讲授窥基《因明大疏》。明治22年(1889)赴东京为哲学馆[9]学生讲授“因明学”。这或许是因明进入社会学堂的肇始。两年后的明治24年(1891),其讲稿以《活用讲述因明学全书》[10]为题由哲学书院刊行。这或许是以“因明学”命名的第一部因明著述。

  《活用讲述因明学全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窥基《因明大疏》的现代语言解说,由三篇构成。第一篇为“因明学序论”,内容包括“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与论理学的直接关系”、“逻辑与因明的比较”、“因明的语义”、“因明学的原则”、“因明学与佛教的关系”等。第二篇为因明学史论,内容包括“足目的因明论”、“释迦佛的因明论”、“龙树的因明论”、“弥勒的因明论”、“无著的因明论”、“世亲的因明论”、“陈那的因明论”、“天主的因明论”、“三国之传来”等。第三篇为“因明学理论”,内容则是就窥基《因明大疏》的逐条通俗解说。[11]除了“因明学”之外,书中也把因明学称作“东洋的论理学”或“印度的论理学”,而称西方的逻辑学为“西洋的论理学”。

  以“东洋论理学”为名的因明著述是作为帝国百科全书之一出版于明治42年(1910)的《东洋论理学史》[12],作者为香村宜园(1880—1946)。此书虽名为“东洋论理学史”,但实际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因明的历史。

  正式以“佛教论理学”称呼因明似乎肇始于现代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宇井伯寿(1882—195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师从高楠顺次郎(1866—1945),一生著述丰富,在因明方面有代表著作《佛教论理学》[13]。宇井在该书的绪言中首先就使用“佛教论理学”一词的缘起作出说明,即“尽管在佛教论理学究竟指何的问题上存在种种解释,但可以考证的似乎始自将佛教的新因明看做西洋输入之形式论理学之际。从此意义所命名的佛教论理学或许不为一般大众所熟悉,但的确已经有先进学者在使用”。[14]从宇井的表述中可以得知,宇井并不是使用“佛教论理学”的第一人,但书中所指的究竟是哪些学者,现已无从得知。

  此外,在《佛教论理学》中,宇井将佛教论理学看作印度论理学的一个分支,从而推动了日本因明研究朝着印度论理学方向的转向,当代的因明研究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

  三、从佛教论理学到印度论理学

  如上所述,村上专精和宇井伯寿二人不仅在因明研究方面成绩显著,而且也是将因明引入社会教育机构的开拓者。似乎是受到了哲学馆和东京大学等方面的刺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京都大学为核心的京都地区的因明研究也在悄然兴起。众所周知,京都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孕育哲学家和思想家的  篮,近代以后则有京都学派诞生。因明研究虽说没有被纳入京都学派学者的研究范围,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与东京地区相比,京都地区的因明研究更注重思想性。也就是说,京都地区一开始就把因明纳入到印度论理学的框架之下展开研究。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松尾义海似乎是京都地区印度论理学研究的开创者。松尾义海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教授,印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印度论理学方面著有《印度的论理学》[15]和《印度论理学的构造》[16]两部著作。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教养读本,后者是学术著作。《印度论理学的构造》由序论和本论两部分构成,序论包括“印度论理学的性质”和“印度论理学的历史”两节。本论由“知识论”、“论证的动机及其资料”、“论证形式”、“论证过程”、“谬误论”等五节组成。从结构上看,《印度论理学的构造》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因明著述的框架,采纳了西方著述的基本格式。另外,此著作在撰写过程中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思择论注释》(Tarkabhas·a)、《正理经》(Nyaya-s俦tra)等梵文文本,而并非传统的汉译因明二论。《思择论》(Tarka)、《正理经》(Nyaya-s俦tra)等都是印度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已经完全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所以继续以佛教论理学命名已显得不甚妥当。

  松尾义海以后,京都大学系统中又涌现出服部证明、梶山雄一等专门从事印度论理学研究的学者,加上同时代的毕业于东北大学的北川秀则,构成了20世纪6、70年代日本印度论理学研究的生力军。服部著有《陈那掖集量论·现量品业中的存在———依据梵文断片和藏文翻译的考察》[17],梶山雄一著有《佛教中的存在与知识》[18],北川秀则著有《印度古典论理学的研究———陈那的体系》[19]。而此时陈那《集量论》两个藏文文本的发现,使得研究重点又重新回归到佛教上来。尽管如此,正如书名所示,《集量论》是一部以“量”为核心内容的集大成之作,与作为因明学的《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相比,其侧重点已不再是阐释论辩的规则与技巧,而是更趋向于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若按照现代哲学的分类,当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尤其是第五章论及的“遣离”问题,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语言观。正是由于人们对《集量论》中认识论问题的关注,所以导致了其后日本学界在印度论理学研究上重视认识论的基本走势,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关于陈那的语言观“Apoha”问题的探讨。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界就已经意识到《集量论》中存在着一种较为特殊的语言观。如宇井伯寿在《佛教论理学》(1934)“陈那的论理学”一章中曾提到“观离品”、“遮”、“离”等概念,有趣的是,宇井本人并没有亲自读过《集量论》,而仅根据《因明正理门论》中“为自开悟,当知惟有现比二量”的表述,便推知在《集量论》中必然存在有关“遮”、“离”等的详细论述。宇井此处所提到的“遮”、“离”等概念,实际上就是“Apoha”。继宇井伯寿之后关注陈那遣他论的是九州大学教授伊原照莲。他撰有《陈那的语言与存在问题》[20]和《陈那的语言观》[21]二篇论文,通过对法称和陈那对语言与分别关系的解释,探讨了陈那的语言观。鉴于以上因缘,当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集量论》中确实如宇井博士所预测的存在着“观遣他”一品时,自然兴奋不已。回顾1960年至1980年代上半这20余年中,日本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Apoha”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专注于“Apoha”论及相关问题的学者,如服部正明[22]、太田心海[23]、赤松明彦[24]、桂绍隆[25]、西村正志[26]、原田和宗[27],等等。

  1980年代以后,由于法称因明七部论著及其他藏、梵文本的相继问世,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扩大,研究的重心也出现了泛化趋向。研究者在继续关注陈那《集量论》及其继承者法称的因明七部著作和注释的同时,传统印度哲学中的胜论派、数论派以及新正理派的相关文本和思想也受到高度重视。各类文本之间的关系梳理、解读和比较成为研究印度逻辑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转星移,佛教论理学被逐步置放到印度论理学的框架之下,与此同时,印度论理学作为印度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上也获得了相应地位。

  结    语

  以上以明治维新为出发点,简略回顾了因明学在近现代日本的重新定位和转向过程。从结果上看,经过几代僧侣以及因明学者的不懈努力,因明学在日本可谓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作为印度哲学的一个分支,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同时也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针对上述日本之经验,笔者拟做如下正反两方面的解析。

  首先,作为积极的方面,日本僧侣们在面对西方逻辑学的冲击之际,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通过编撰启蒙读物、扩大文本研究范围、广泛吸纳西学相关知识等途径,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因明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这一点值得肯定和借鉴。

  其次,作为负面之影响,由于因明学在近代日本被彻底地哲学化,因此导致了与佛教传统的分离,即在哲学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所包含的信仰成分,这一点应尽量避免。

  最后,顺便谈一下当前中国因明学的定位与转向问题。中国的因明学虽说在近代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印度逻辑化转向趋势,而最终则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型。然出乎意料的是,经过几代因明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近些年来因明学在中国的学术框架下终于获得了一席之地,即作为中国逻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明学被置放到中国逻辑学的框架之内。这一点与日本的发展路径有很大不同,它或许反映了面对和接受外来文化之际中日两民族在思维取向上所存在的差别。然而,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将因明纳入中国逻辑的范围之内,势必人为地缩小了研究广度,一方面避免不了削足适履的后果,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印度逻辑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依笔者之见,在保持和维护因明学现有地位的同时,在外国哲学的框架下努力拓展与印度逻辑学相关的研究,使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许是中国因明学面向未来发展的一条适合道路。

  [1]大野达之助编:《日本佛教史辞典》,东京堂出版,1979年9月,第166页。

  [2]参照武邑尚邦(杨金萍、肖平译)《因明学的起源与发展》(中华书局,2008年8月)书后附录和龙谷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

  [3]此三部著作均为明治年间刊本,云英晃耀为三部著作的著者兼出版者,书后落款为爱知县平民云英晃耀。

  [4]云英晃耀:《校订因明大意》,明治14年刊本,第3—4页。

  [5]云英晃耀:《校订因明初步》,明治14年刊本,第1页。

  [6]云英晃耀:《校订因明大意》,明治14年刊本,第1页。

  [7]同上书,第4—5页。

  [8]云英晃耀:《因明活眼》卷上,明治17年刊本,第7页。

  [9]现在东洋大学之前身。

  [10]村上专精:《活用讲述因明学全书》,哲学书院发行,1891年。

  [11]村上专精:《活用讲述因明学全书》,目录部分。

  [12]香村宜园:《东洋论理学史》,博文堂,帝国百科全书(197编),1910年。

  [13]宇井伯寿:《佛教论理学》,大东出版社,1933。

  [14]同上书,绪言。

  [15]松尾义海:《印度的论理学》(教养文库),弘文堂,1947年。

  [16]松尾义海:《印度论理学》,秋田屋,1948年。

  [17]Dignaga,onperception:beingthepratyaksaparicchedaofDignaga'sPramanasamuccayafromtheSan.skritfragmentsandtheTibetanversions,TranslatedandannotatedbyMasaakiHattori,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

  [18]梶山雄一:《佛教中的存在与知识》,伊纪国屋书店,1983。

  [19]北川秀则:《印度古典论理学的研究———陈那的体系》,临川书店,1985。

  [20]伊原照莲:《陈那的语言观》,《印度学佛教学研究》,Vol.1,No.2,1953,p.156-157。

  [21]伊原照莲:《陈那的语言和存在问题》,《哲学年报》,No14:101-127.

  [22]相关论文有《MimaMsaZlokavatika,Apohavada章的研究(上)》,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no.14:1-44,1973;《MimaMsaZlokavatika,Apohavada章的研究(下)》,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no.15:1-63,1975;《Apoha与经量部的学说》,载《国译一切经月报·三藏140》1977;《Uddyotakara所批判的Apoha论》,载《密教学》N13/14等论文。

  [23]撰有《法称与寂护的Apoha论》,《印度学佛教学研究》,Vol.24,No.2,1976,p.164-167等论文。

  [24]相关论文有《由SamanadhikaraNya所见的Apoha论》,《印度学佛教学研究》Vol.27,No.1,1978。p.180-181。

  [25]相关论文有《TheApohaTheoryofDignaga》,《印度学佛教学研究》,Vol.28,No.11979,p.493-489)

  [26]相关论文有《Apoha说的问题性》,《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9-2:640-641,1976。

  [27]相关论文有《陈那Apoha论研究笔记(一)》,《高野山佛教学会报》No.10:31-42,1984;《陈那Apoha论研究笔记(二)》,《高野山佛教学会报》No.10:54-65,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