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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随和、贴近生活的弥勒佛教造像

作者:不详

  弥勒形像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形像出现在十六国时期,是交脚弥勒菩萨形像即“半跏思惟像”。该形像依据弥勒上生经,说他本是世间的凡夫俗子,受到佛的预记,上生兜率天,成为登十地成等正觉的菩萨,演说佛法,解救众生。

  第二阶段形像出现在北魏时期,演变为禅定式或倚坐式佛装形像即“天冠弥勒”弥勒的原身像。也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的形像,该形像依据弥勒下生经,说他将由兜率天下到人世间,接替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由菩萨变为未来佛。

  第三个阶段形像五代开始出现,再演变为肥头大耳、咧嘴长笑、身荷布袋、袒胸露腹、盘腿而坐的胖和尚形像即“大肚弥勒”。该形像依据后梁时期一个自称弥勒化身的僧人契此的模样。最后这个形像不再具有以前形像那种庄严凝重的宗教意蕴,变得随和,贴近生活。可以由人随意调侃、揶揄。这是弥勒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弥勒,梵名MAITREYA,意为慈氏,是佛教中最为重要的佛菩萨形象。众所周知,佛教造像一般分为佛像、菩萨像、高僧像等数类,而弥勒造像具有弥勒菩萨、弥勒佛、化现布袋和尚的形态,是具有三大类丰富造形的佛教造像。

  不仅如此,弥勒形象还与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与七佛,与释迦、与无量寿佛及卢舍那佛(毗卢遮那)大日如来等有密切的联系。弥勒也有净土信仰,弥勒与南北朝以来的农民起义,弥勒与武则天时称帝之革命等方面,都有很强烈的特点,而且,弥勒形象由印度及中亚而中国,由由中国至朝鲜等国,其间信仰与造型形态如何中国化,确实很值得研究。

  因而,我们在此探究弥勒造像的形态以及所据经轨的种种情况,将此中丰富形态略加梳理,必会对弥勒信仰及艺术有更好的了解把握。

  弥勒造像可知的形式至少有如下数种:

  交脚菩萨、倚坐佛像、倚坐菩萨、半跏思惟菩萨、布袋和尚形象、立姿佛像,结跏趺坐佛像、立菩萨像,弥勒上生、弥勒下生及上生与下生的组合像、游戏坐姿的布袋高僧形象。

  弥勒经变绘画中有上生形象与下生形象,上生与下生的弥勒佛菩萨造型与石窟碑像等雕塑造像也息息相关。再者如乐山大佛般倚坐的摩崖巨像,也是唐代盛行一时之事。弥勒的特殊形象还有交脚思惟菩萨像、龙树思惟双像、在南北朝及隋代下层起义中与百色特殊关系。这些丰富形态变化,尚未得到精密严整的梳理。

  弥勒经典译出约从安世高《大乘方等要慧经》为始,西晋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时,弥勒净土得到介绍。以后主要仍是《弥勒上生经》有《弥勒下生经》的译介,还有《弥勒菩萨所问经论》、《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及很多经疏。有关弥勒的一些疑伪经典也须重视。

  弥勒与观音菩萨的疑伪经典有:《弥勒为女身经》一卷(僧佑《出三藏记集》)《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隋法经《众经目录》《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唐开元释教录》中定为伪经)。

  有关的弥勒经典之中,特别是在中撰述的伪经中,有如上所列的弥勒观音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南北朝时,观音信仰已很流行,观世音菩萨的经典最早所出有南朝宋昙无竭译出《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菩萨授记经》等。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灵验故事已很流行。

  我们又注意到,观世音的造型细节特征中,与弥勒菩萨也有特殊因素。在古印度,佛像起源于西北部的犍陀罗(GANDALA)地区,其佛像造型朴素,身着僧衣,而菩萨造型则有如贵族,华美雍容。其头上束发,身上饰有项圈、臂钏,腕镯等等璎珞珠宝,布帛绕体,形容庄严。犍陀罗雕像之中弥勒菩萨十分具有代表性,造像数量多而且雕刻精美,现在印度与欧美的博物馆中藏有不少的犍陀罗弥勒菩萨。犍陀罗弥勒往往有着一个重要特征,即手持净瓶。例如,收藏在印度拉合尔博物馆的弥勒菩萨像、藏在节尔各答博物馆的纳图出土弥勒菩萨像都是右手扬起,左手下垂提着一个净水瓶。现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的萨赫利·巴洛尔博物馆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弥勒菩萨像,虽然左手略有残损,但手中提有净瓶的细部特征仍很清楚。现藏坦叉始罗博物馆还有一件坦叉始罗达摩罗吉诃的交脚菩萨坐像群雕,内容是诸神请弥勒从率天宫降下的情节,弥勒菩萨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亦提着一个净瓶,置两膝间。拉合尔博物馆像特征明确完整,圆形顶光,左手以食指与中指间提瓶颈,姆指压在瓶口。

  中国现在有也这样的金铜菩萨之像。藏于日本腾井有邻馆的十六国时代金铜菩萨,相传出自陕西三原县。此像犍陀罗韵味浓厚,粗犷浓重,其手姿一如前述菩萨像,左手提着一个净瓶。北京故宫博物馆藏一件定为东晋的金铜菩萨像,与上像造型相同,但风格纤细,脱尽外来风貌,尽显中国高雅格调。

  中国金铜佛像之中最早的观世音菩萨像,是属于莲花手观音的形态,即在观音菩萨右手中持有一朵莲花,左手自然下垂执帛带。例如北魏皇兴四年(470)王钟造像,北魏皇兴五年仇寄奴造像均是如此。而金铜观音造型逐渐变化,由右手持莲花左手下垂变成了右手持杨柳枝,左手提净瓶的形茂。例如美国芝加哥美术院藏西魏大统五年(539)康生造观音,其右手提着一个净瓶,而东魏兴和元年(539)观音则左手提净水瓶,右手上举杨柳枝。陈太建元年的观音像、石观音像等亦有同样现象,如北周天和元年(566)比丘智口造观音像亦右手提瓶。观音菩萨的净瓶愈来愈重要,如水月观音之像,一般都有净瓶置于其身旁岩边。若《西游记》等文学著作中观音菩萨,手中净瓶以柳枝沾水,具有无边法力。但中国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竟是源自印度弥勒菩萨的手中,这其中变化的奥秘,还可深入探究。

  弥勒菩萨像还有一些冠上具有化佛,此与观音菩萨冠中现阿弥陀佛化像也有类似处。第275的交脚弥勒菩萨冠中就有化佛,第390窟北壁隋代弥勒说法菩萨之宝冠饰一坐佛。云冈石窟也有冠饰化佛的弥勒形象。

  具背光飞天的金铜飞天形象。

  从北魏之时,就有一种特别的金铜佛像,工艺极为复杂精美,背光镂空,间有火焰莲花纹瓣,外缘则镶装着一组凌空的飞天。或者是花朵状的装饰。笔者以探寻了这样一组飞天的状况,发现其多数形象均铭为弥勒佛,个别的铭为释迦或观音。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的北魏正光五年(522)年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较早的造像还有正光三年魏氏造像,及更简陋的形态之像。较晚的有山东博兴出土之北齐河清三年(564)孔昭弟像外,造型为交脚坐姿的菩萨像。这些造像中主要是弥勒菩萨像,但是除孔昭弟像外,基本没有弥勒的特征,与释迦佛等佛像的造型没有任何区别,如大都会藏像,立佛裹衣博带,是北魏典型风格,但铭为弥勒。

  弥勒形象还有一头顶戴宝塔的造型,如敦煌第323窟所画一尊弥勒菩萨,印度笈多朝有此种形象弥勒,但中国所见极少。

  弥勒与七佛造像

  这类造像在北凉石塔上出现的很多。公元二三世纪时,犍陀罗艺术之中也出现了七佛与弥勒的造像,如现藏白沙瓦博物馆的一件浮雕,雕出了七佛想(缺一佛、残一佛)与弥勒菩萨之像。七佛为高肉髻,赤脚并立,作说法姿态。左端是弥勒菩萨,手中亦持有净瓶。而酒泉与敦煌、吐鲁番曾出土有多件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一件,总数达于十二或十三件。这些石塔在覆钵形塔体上开出八个圆龛,龛中雕有七佛像与一身交脚菩萨像,个别塔如程段儿塔上造有两层龛像,均为七佛一弥勒。七佛与弥勒的造像意为三世佛流转成佛,因为弥勒是未来佛,而七佛是过去两世之中所现的佛,七佛中最后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因而七佛弥勒就是表达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佛的思想与形式。这种三世佛的形态在北朝的石窟之中是非常流行的。云冈石窟之中也有很多弥勒菩萨交脚坐像,其中有些是与七佛的组合,如第35号窟口东侧帐形龛,雕交脚菩萨并有胁侍菩萨,龛楣雕出了七佛之像。其铭文有:惟大代延昌四年(513)——为亡弟安风瀚造弥勒并七佛、立侍菩萨。龙门石窟古阳洞南侧有一帐形龛,雕狮座上的交脚菩萨并二菩萨,龛右侧竖列七小龛,内刻坐佛。龛铭为:大魏永平四年(508)……道宋……造弥勒像一区并七佛二菩萨。

  南朝则有弥勒与无量寿佛的造像较为多见。如南方最大的两处石窟龛像,一为弥勒石像,一处为无量寿佛像。说明弥勒与无量寿佛信仰的流行。

  弥勒救世思想弥勒净土弥勒信仰在社会低层的影响,与下层起义有密切关系。在初盛唐,弥勒信仰又与最高统治者的 利益结合,成为武则天称帝的思想武器。五代以后的布袋和尚形象则最为普及和深入人心,成为最大众化的信仰。

  龙华三会

  北朝造像弥勒非常流行。在很多石窟与造像碑中都可见到其数量甚多。过去日本学者佐腾永智的《北朝造像铭考》、塚本善隆的研究也从龙门等大石窟的铭记中探求了佛教信仰的变化。佐腾永智搜集的金铜石佛资料中,弥勒造像数量最多,北魏时达111,东魏北齐36,西魏北周3,总计150例尊或组像。而阿弥陀像北魏15、东魏北齐17、西魏北周1例,总计为33例尊或组像。虽然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这些材料已显陈旧,但也能约略说明问题。近年对龙门石窟所作最为详尽的碑铭记录中,亦有对造像题材及数量的分析。如北朝纪年造像的题材统计,阿弥陀1例、无量寿8例、观音15例、释迦牟尼50例,而弥勒为35例,在诸中造像中仅次于释迦,位列第二。隋唐时纪年造像情况,阿弥陀147例、弥勒15例、释迦11例、观音53例、同时又有卢舍那、多宝佛、药师等多种题材出现。…总之,北朝到隋唐,佛教造像之中最显著的一个趋势就是原先弥勒很突出,渐为阿弥陀佛居于最优,还有北朝至隋唐时无纪年造像之中,弥勒为22例、阿弥陀124例、无量寿为9例、释迦佛42例、观音147例。总之,龙门造像是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佛教思想的内涵变化。弥勒是佛教传入后并得大发展时期到南北朝阶段人们最为信仰尊崇的佛像之一。虽然以后为弥陀净土的阿弥陀与观音在数量居先上所代替,但是自五代起,弥勒佛以中国高僧的形象重新出现,而且在寺庙的天王殿中,更是达到了极为普遍的程度。其中信仰形的内涵是否也有所变化呢?

  南北朝至隋唐,石窟与造像的石雕铜铸之中,留下了很多的铭记,这些发愿文一般都留下了造像人心中所想所愿。龙门石窟铭记之中,弥勒造像等等题记之中,留下了很好的材料。龙问北朝弥勒最集中是在古阳洞,古阳洞是龙门最早的洞窟,是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初所造,其铭记中有不少达官贵族,多也都是迁都洛阳的主要力量。像铭之中还有不少是官吏眷属与比丘僧尼等。像铭多数都是为死亡故的亲人,发愿则是为平安安乐,长寿,离苦得乐,闻法,也有强调:“同见弥勒、弥勒三会共成正觉,面见弥勒、莲生兜率面奉慈氏,与弥勒俱生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一切众生永离三途,同生兜率,面奉弥勒。升兜率天,思止龙华树。”在造弥勒像的铭记中,也有一些所愿是为“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但在造释迦像等佛像之中,也有不少铭为龙华会与兜率天等,可见弥勒信仰与其他信仰也交与作用。

  在弥勒造像交脚菩萨为兜率天上补处菩萨,即弥勒上生像,即弥勒上生像,倚坐佛像为下生弥勒像。此为典型弥勒造像。交脚菩萨坐椅上,双小腿交叉,是兜率天宫内院中弥勒形态。敦煌石窟早期的275窟之中,就有此巨大形象,而克孜尔石窟也有不少窟内柱正壁龛上绘此形象,敦煌石窟还有不少弥勒上生与下生结合的壁画。这些画面巨大完整,艺术形象极为丰富,即是描绘弥勒净土的理想世界,也是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种种形态的生动反映。与绘画相似的弥勒上生与下生,还有上生与下生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在造像碑等石雕造像也有出现。

  除了上述的典型的弥勒上生与下生的图像外,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造像。例如弥勒像与思惟菩萨像。佛教造像之中有一种半跏思惟姿态的菩萨造像,其特点是一只手支颐作思考问题的思惟状,而腿部则为一腿取坐姿,一腿平置于另一膝腿上。在日本与韩国有不少这种姿态的菩萨造像被定为弥勒造像,但确切的证据则只有日本野中寺所藏一躯半跏坐姿思惟菩萨在造像铭确指为弥勒,虽然只有一例确证,但为什么日本与韩国会出现很多如此的金铜佛像呢?其中关系与转变的情形确为很有趣的现象。

  原先,在古印度犍陀罗等造像之中,交脚坐姿的弥勒菩萨像亦不多见。在中国,交脚坐姿于天宫中的菩萨弥勒像在北朝时极为流行,同时也出现有不少半跏思惟菩萨。中国石窟与单体造像及造像碑等之中出现的半跏思惟像一般来说,都是表现释迦牟尼成佛前为菩萨之时的故事。具体又有两种情况,一是释迦身为悉达多太子时,在树下观耕得初禅思惟之时情况,更多的一种是表现太子出家时,其坐骑白马犍陟与马夫车匿辞行,白马舔足,依依不舍之情状。因思惟造像中很多都有白马辞别的场面,如河南渑池鸿庆寺石窟之中大型浮雕,或是龙门石窟黄莆公窟中浮雕,或是河南郑州出土的郑某造像背光后的浮雕,或是日本大板美术馆藏郭氏造像,均为有白马辞别的思惟菩萨场面,而金铜佛像之中,如仇寄造像等均是在背光后面刻出树下思惟之形象。而有数件像铭中也有确指为造太子像等等,可见为释迦像无疑。但这些造像有无与弥勒的关系呢,亦不可说为完全没有。如云冈石窟第5或第6窟后室最后的大龛有交脚弥勒为主像,而两半跏思惟为胁侍的雕刻形象,还有些国外博物馆藏有些出自云冈龙门、交脚与思惟相结合姿态的造像,即思惟姿态手相与半跏坐像。另外河北曲阳出土有不少白石佛像。其中有种龙树思惟像,龙树思惟像,顾名思义其雕成的树应为龙华树,与龙华三会有关。而实际雕造确也将树上缠成龙,即树干上有龙的龙华树。但铭文为龙树思惟的仅极少几件,而且没有完整的造像,只有像座具铭文,而另外则有雕出各种半跏思惟像,有些仅有底座,有些成双成对,即半跏思惟双像,另有不少龙绕树上的半跏思惟像或双像,还有些龙树雕成极复杂的复杂龛形,这些半跏像与弥勒的究竟关系还难确定,以龙树思惟而论,似应为龙华树下弥勒像,但佛经中龙华树下应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应在天宫。而这些半跏像造型更近于悉达太子像。但是如此造型作品,竟在日本韩国成为普遍的弥勒,却是很有趣的。

  唐代初年,由于武则天的称帝,问题子曾在都城建天宫天枢,又在白马坂造大佛巨像,极为崇丽伟壮。但可惜建成不久就毁弥勒佛像在中国得到空前供奉,中国的大佛,很多都是倚坐姿态的弥勒大像。如举世最高的四川乐山凌云寺大佛,四川荣县大佛,宁夏须弥山圆光寺大佛等。摩崖弥勒大佛的传统似可追溯到南朝所建栖霞山大佛及北齐的浚县大佛,但唐代的弥勒大像更是盛极一时,蔚为壮观。

  唐代以后,各式各样的弥勒均让位于中国高僧布袋和尚的形象,布袋和尚名为契此,相传是弥勒下世於浙江四明的化身为布袋和尚。布袋僧能“示人凶吉”,以及水旱灾像。《铸鼎余闻》载元袁桷《延佑四明志》中的《释道考》云:

  “布袋和尚为唐末人,梁代贞明二年(916),于奉化岳林寺东廊坐逝。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葬寺西二里,曰弥勒庵。宋元符元年,赐号定应大师;三年祥光现于葬所,得锡杖净瓶,邑人建阁藏之。崇宁三年,赐阁崇宁阁。”布袋和尚被称为弥勒化身,关键也就在于这个偈语。《宋高僧传》中记载布袋僧的行迹与事状说:

  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月委)(月畏),蹙(安頁)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廛卩)肆,见物则乞。至于醯酱鱼菹,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

  布袋化寂后,乡人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中国的圣迹高僧是很有传统的。南朝有圣僧宝志,传化观音化身。唐朝末年,金地藏自新罗来,在安徽池州九华山苦行,是为地藏菩萨化身显圣。

  在宋代时,史料记载也有不少异僧。有些与契此颇类,如梁未通公,居处无常,所语狂谲,饮食酒肉,游行民间。梁末还有阿专师,游行乡间,能行神迹。更为著名的就是济公和尚了。这些神僧也有不少留下了艺术形象,但最为普及的仍为布袋弥勒。

  布袋和尚情况。在石窟中,有杭州西湖石窟造像之中的南宋阶段的布袋弥勒佛,是现知最早的布袋和尚像。江西赣州有通天岩石窟,其中也有着布袋和尚的掉乡。

  布袋僧的袒腹露怀,席坐于地,手持念珠,笑口常开的形象,却步入寺庙殿堂,成为寺庙天王殿中规制的佛像。人们一进入佛教寺庙,先入天王殿,就会见到这个笑呵呵的大肚弥勒。“大肚能容,笑口长开”竟也成为佛教人生观最重要的写照。弥勒佛的造型到观念都民间化世俗化了,成为中国人们心中最为熟知又极为亲切的佛像。

  弥勒佛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还进一步体现在民间宗教的信仰上,宝卷之中有不少弥勒宝卷。《龙华誓愿文》、《弥勒三灰经》、《龙华会经》、《五龙经》、《滴泪经》、《弥勒颂》、《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三教应劫总观统书》、《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佛出西宝卷》、《布袋经》、《弥勒古佛教劫篇》及《弥勒尊经》。

  这些宝卷之中《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将地藏十王信仰与弥勒佛联系起来,在原曾有的《阎罗王授记经》即《佛说十王经》与道教系的《玉历宝钞》的基础上溶进弥勒信仰的内容,使弥勒起到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