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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韩皈依看佛教特殊魅力

作者:万俟轩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崇仰佛教的文学大师不计其数,他们从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中吸取有益营养,奠定了自身的文学地位。但历史上反佛排佛的文豪大儒也不乏其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个,分别是唐代文学大师、“古文运动”的创导者韩愈;北宋著名文学家、文学革新运动首领欧阳修。不过历史往往会跟人们开个大玩笑:这两位站在反佛前沿的大文豪,后来竟然都有一段佛缘。韩愈被贬潮州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欧阳修被贬滁州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他们最终都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

  一、著名的排佛反佛文豪大儒

  唐宋两代,反佛排佛的文豪大儒不少。名气比较大的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宋代有孙复、胡瑗、石介、李觏、柳开、穆修、尹洙、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等。其中最著名的反佛排佛领袖当然还数韩愈和欧阳修。

  韩愈,祖籍河南河阳,是唐代文学大师、“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他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文章,喜欢堆砌词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他的主张和实践,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个,称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

  关于韩愈的反佛,史书上有详细记载:唐宪宗晚年痴迷佛法,他听说凤翔法门寺护国塔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留下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为当面礼拜,唐宪宗特地派出庞大队伍,把佛骨迎到长安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大臣见皇帝如此认真,也都闻风而动。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表示对佛祖的虔诚。韩愈对朝廷大肆铺张迎接佛骨很不赞成,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它规劝皇帝说,中国古代是没有佛法的,直到汉明帝才从西域传进来。而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后龙颜大怒,当即把宰相裴度唤来,说韩愈诽谤朝廷,要把他处死。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等到消气后才说:“韩愈说我信佛过头,我还能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短命,这不是在咒我吗?”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愈来愈多,唐宪宗才留下韩愈一条命,把他降职到潮州当刺史。

  欧阳修,祖籍江西吉安。四岁丧父,家里非常贫穷,寡母只好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最后竟成就了一名状元。欧阳修二十四岁高中进士,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同时也是一位站在反佛前沿的先锋和干将。

  欧阳修的反佛情结与韩愈关系极大。作为韩愈的崇拜者,欧阳修紧步后尘,以辟佛、恢复儒家正统为己任。他反佛的激烈程度,有的地方比韩愈更甚。韩愈在《原道》中,仅仅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也只是说佛教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在《本论》中则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的大患,其害无穷。同时,他在反佛排佛的手法上也很霸道,利用各种机会对佛教进行攻击。例如,他在受命编修《新唐书》以及自撰《新五代史》时,就擅自删掉有关佛教纪事多达一千余条。他评价皇帝的标准也以对佛教的态度为准绳。反佛的唐武宗,他用同情赞赏的口气。而支持崇拜佛教的皇帝,则一概斥为“庸主”。连文韬武略兼备的唐太宗也因信佛而受“连累”。他说唐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欧阳修这种寓褒贬于曲笔之中的春秋笔法,备受后代史学家及僧侣们所诟病。

  二、—唐宋时期的排佛反佛思潮

  中国的儒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新儒学极力反对佛教,前期以韩愈和欧阳修为代表,后期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在唐宋两代先后挑起多次比较大的排佛反佛思潮。

  谈到韩愈的反佛,笔者以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社会政治原因。佛教汉时传入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进入繁盛期。尤其是唐朝,佛教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整个社会形成浓厚的崇佛风气。中唐时佛教势力更大,代宗、德宗、宪宗等多位皇帝都虔诚信佛,于是带动人们对佛教的狂热信奉。史料记载:唐代寺院多达四万多所,出家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当时的唐王朝,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多数尊佛。由于大量钱财和土地进入寺庙,造成国库收入锐减。许多人为逃避赋税,也弃家归佛成道,造成佛道人数急剧增加,极大地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韩愈作为一名封建官员,深感这种状况给封建统治带来的危机,所以他痛心疾首,坚决站在禁绝佛教的前沿。其次是思想道德原因。唐朝虽然儒释道三家并重,但从具体地位来看,儒家屈居末端。儒学的衰微与佛道的盛行形成鲜明对比,这对奉儒学为精神生命的韩愈们来说,其痛其恨是难以言状的。因此,振兴儒学,排斥佛道,他自认义不容辞。三是个人性格原因。韩愈性格耿直,个性极强,敢于触犯时忌,秉笔直书。他对宪宗迎奉佛骨冒死相谏,就是这种精神和个性的集中体现。

  欧阳修的激烈排佛情结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受韩愈影响。欧阳修早年读了《昌黎先生文集》,其思想深深影响了他。韩愈反对佛教、倡导儒学的思想,也被欧阳修予以继承和发展。宋仁宗明道年间,文学界兴起古文运动热潮,文人学士大都羡慕中唐文豪韩愈,尊敬儒学,排斥佛教。当时的宰相韩琦和欧阳修极为要好,时常纵论天下,对佛教颇有微词,尤其是欧阳修,对佛教极为责贬,认为当时的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无所大用之流,因此时常愤然议论和抨击。第二个原因是复杂而又紧张的社会矛盾。宋朝承接五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国弱而四夷盛,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夷夏之争有了新的市场。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这就为儒家攻击佛教提供了充足理由。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浪潮,很多儒家学者用传统的伦理观点著文对佛教予以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觏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代表之作。其中欧阳修的《本论》三篇,是继韩愈.《原道》之后大张旗鼓讨伐释氏的重要文章。孙复、石介等人在反佛方面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和学说,言行上更加乖戾。石介除了著述《怪说》、《中国论》等文章抨击外,还擅自处理府学书库所藏的佛、老画像,极力实践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排佛主张。

  欧阳修在《本论》中提出的排佛理由有三个:一、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对政教有害无益;二、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不讲孝道,灭绝人性;三、佛为夷狄之人,其法不应行于中国。欧阳修认为,佛教让人撇妻舍子,是丧绝人性、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过,欧阳修与韩愈在古文观念、排佛态度及尊儒辟佛的激情方面虽然很相似,但在态度和方法上又与韩愈有所不同。他主张补阙修废,立足于礼义之本,用儒教理论战胜佛教,而不赞成暴力禁止。他以自我修炼作为对付佛教的办法,比韩愈要理智、策略,而且更温和一些。另外,由于不少碑文因反映宗教内容而存于寺院,这就为碑志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欧阳修对佛教寺院保护前代碑志做出的贡献还是非常赞赏的。

  尽管如此,欧阳修的排佛有时也呈现很不理性的做法,甚至有些不地道。两个故事可以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人来欧阳修家,发现他为小儿子取名“僧哥”,便取笑说:“你一向不喜欢佛教,为什么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欧阳修笑着回答:“有些人家为了让儿子好养活,能长寿,故意给他们取一些低贱之名,比如小狗、小羊、小马等。”欧阳公对佛教的不恭不敬,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个故事:欧阳修不喜欢佛教,自然也就不喜欢和尚。他对宋初大僧统赞宁禅师多有毁贬,他的《归田录》中,就给赞宁编派了一个“故事”:太祖皇帝初到大相国寺佛前烧香,问赞宁禅师拜还是不拜?赞宁说:“可以不拜。”太祖问什么原因。赞宁用阿谀奉承地口气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听后很高兴。其实,这个故事是欧阳修瞎编的,根本没有这回事。赞宁担任右街僧录时已是成平元年,此时太宗当政,太祖早己驾崩,哪会有太祖与赞宁共游大相国寺之说?另外,欧阳修还在《归田录》里编排说,宋朝皇帝有;“不拜佛”的“定制”。其实这也是瞎说的。《佛祖统纪》明确记载,皇帝每岁上元,要驾车去三十多处寺观,每处三拜,合计百拜以上。他拜后还命令近臣也分别去拜。真宗皇帝还曾认真地说:“朕祈福中外,虔恭拜起,未尝懈怠。卿等欲申裁减,非朕之意。”由此可见,自宋开国时起,皇上都是乐于拜佛的,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自视为“现在佛”,更没有什么不拜佛的“定制”?欧阳修随意“张冠李戴”攻击佛教,就有点不厚道了。

  三、从反佛排佛到向佛的转变

  韩愈虽然是位坚定的倡儒反佛者,但通过“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经历,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反思,并且由排佛转而向佛。这种思想转变过程与他在潮州和大颠禅师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来到文化落后的南地潮州,正处于文化孤独和落魄中的韩愈,听说大颠禅师道行高超,佛法无边,深受大众推崇,于是就想会会这位高僧,看看他到有什么高超道行。

  大颠宝通禅师,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自号大颠和尚。大历年间,大颠禅师与药山惟俨禅师一同在西山师事惠照禅师,受戒后,往南岳参谒石头希迁禅师,大悟宗旨,得曹溪之法。唐贞元初年,入罗浮,云游潮州西幽岭。见灵山林木茂密,山清水秀,大有地杰山灵之气。于是在这里建成一座古色古香的寺庙,取名“灵山寺”。

  这一天,韩愈来到灵山寺。大颠正在参禅入定,没有理会韩愈的到来。韩愈出于礼貌,第一次相见也不便上前问话,便在旁边静静等候,等了许久,也不见禅师有接见之意,心中便生出几分不耐烦,想一走了之。侍者见此,便走到禅师身边,用引磬在禅师的耳边敲了三下,并轻声对禅师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愈在旁听到侍者的话语,便立刻行礼告退,并客客气气地说:“幸于侍者口边得个消息。”

  原来韩愈听到侍者所说,知道大颠是故意以禅定来挫伤自己的傲气,并且还要用智能点拨,所以不如主动告辞,以免自讨没趣。但回头一想,感到自己平时确有对佛教狂言漫语之举,心里不由生出自责之情。

  过了几天,韩愈又来到灵山寺,想找大颠禅师请教。见面后他便客气地问道:“请问和尚春秋多少?”禅师不急不缓地以手拈着念珠回答说:“会么?”韩愈不得其意,只得老实地说:“不会。”大颠和尚说:“昼夜一百八,”便不再理会韩愈。韩愈仍然不明白其中含意。

  第二天他再来请教,当他走到门口时,看到一位小沙弥,就上前问:“和尚春秋有多少?”小沙弥闭口不答,却扣齿三下,韩愈如坠云雾中。谒见大颠禅师请求开示,禅师同样扣齿三下。韩愈方若有所悟地说:“原来佛法无两般,都是一样的。”自此之后,韩愈与大颠禅师有了密切往来。韩愈在叩齿庵居住许久,每日与大颠品茗论道,促膝长谈,使他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且生出向佛之心。以后韩愈从佛教观点出发,提出“心性论”,这都是大颠禅师对他的影响所致。

  韩愈离开潮州时,曾去灵山寺向大颠和尚告别,并把自己的衣服留给大颠作纪念。大颠便在此建了“留衣亭”,此亭及碑至今尚存。可以想见韩愈与大颠交情之深。

  欧阳修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从一开始,欧阳修的排佛思想就受到“明教大师”契嵩,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等人的反对。欧阳修站在儒家立场,著《本论》毁谤佛法,曾获得多人响应。深得仁宗宠赐封号的“明教大师”契嵩针对时弊,著《原教论》,倡导释、道、儒三教思想一贯,反驳崇拜韩愈、主张废佛的文士。宰相张商英亦作《扩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明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紧接着,契嵩又撰写《辅教篇》,以佛教的五戒比儒家的五常,他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辅教篇》的开篇讲:“万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于生,生固因于情,情固因于性。使万物而浮沉于生死者,情为其累也。有圣人者大观,乃推其因于生之前,示其所以来也;指其成于死之后,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导天下,排情伪于方今,资必成乎将来。”

  这段文字酣畅淋漓,读来令人心开意解。韩琦曾将《辅教篇》一文展示给欧阳修,欧阳修读后感受颇深。他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以钦佩的口吻对韩琦说:没想到僧侣中还有这样一位高人、明天一定要去见见他。第二天,韩琦与欧阳修一起去见契嵩,“文忠(欧阳修)与语终日,遂大喜。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尊重之,由是名振海内。”“当时排佛之心,己廓然熄灭而无余矣!”欧阳修后来又经云门宗庐山圆通居讷禅师的启迪,深悟佛法奥妙,于是改变了排佛立场,忏悔往昔毁佛之罪,从此信奉佛教。

  欧阳修与云门宗庐山圆通居讷禅师之间的交往,并从此皈依佛门,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

  据说,生于四川梓州中江的居讷,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后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入。后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欧阳修皈依佛门,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

  欧阳修受贬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勖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听居讷禅师所讲,“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居讷禅师说:“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皈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居士集》。

  《华严经传记》记载,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四、从欧韩皈依看佛教之魅力

  古语云,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作为唐宋两代文豪大儒、反佛排佛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改变。那么,自视儒教为精神生命的韩愈、欧阳修,为什么会抛弃自己信仰而皈依佛门呢?笔者以为,至少有四个因素。

  首先是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令两位文豪大儒心悦诚服。“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韩愈临行前赠大颠禅师的这首诗,不仅是韩愈改变排佛观点、生出向佛之心的证据,也是他对佛教心悦诚服的真实写照。欧阳修看到契嵩所著《辅教篇>)之后,发自内心地反省,自认“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他还非常真诚地称契嵩为“高人”。当他和契嵩见面之后,不仅相谈甚欢,而且流连忘返。此前的排佛之心,就像一团火焰“廓然熄灭”。佛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即使像韩愈、欧阳修这样的大文豪,最终也会在佛法的感召下改变自己的观点。

  其次是得道高僧机敏睿智,彻底征服了两位心高气盛的反佛领袖。韩愈与大颠禅师密切往来后,在寺院里居住很长时间,每天与大颠禅师品茗论道,促膝长谈,使他对佛教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产生向佛之心。后来韩愈从佛教观点出发,提出“心性论”,这不能不说是大颠禅师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欧阳修先被契嵩的文采智慧所折服,后又经云门宗庐山圆通居讷禅师的启迪,深悟佛法奥妙,于是改变排佛立场,忏悔往昔毁佛之罪,从此信奉佛教。历史上许多文豪大师,如李白、白居易、苏轼等,都是与得道高僧交往之后才信仰或皈依佛教的。

  三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渗透,致使释儒道有机融为一体。契嵩作《辅教篇》,以佛教的五戒比儒家的五常,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宰相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明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这些观点深刻有据,发人深省,不能不让韩愈、欧阳修等文豪大儒最终接受和认可。应该说,佛教入土中原后,《艮快便深深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这一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佛教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四是佛教根据国情、民情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方略,夯实可靠的立足基础。佛教进入中土以后,曾因屡遭挫折而不断修正传播途径和手段。两千多年中,尽管佛教先后数次遭受灭顶之灾,但很快就恢复元气并迅速得以振兴。这都是佛教能够从挫折中吸取教训,及时调整发展方略的结果。可以说,每次灭佛都是一堂教训深刻地时政课,逼着佛教的传播者不断调整思路,、以寻求生存之道。今天,“爱国爱教”的宗旨宣传,“人间佛教”的倡导弘扬,都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生存发展之道。

  摘自:《徐州佛教》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