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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因果报应说与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

作者:黄洽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理论和根本要义。东晋王谧在《答恒太尉》中说:“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辨,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矣。”“三世”,即前世、现世、来世。“罪福”,即报应。“实理”,真实道理。“根要”,根本要旨。意思是说,如果排除了因果报应说,也就排除了佛教的真实理论和根本要义。因果报应说,作为佛教的根本要旨,由于它对人们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威慑作用,所以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反响。

  在印度佛教因果报应说传入我国以前,我国先秦时代已有类似或简单的因果报应思想,中国固有的报应思想是建立在“天道观”基础上的,如《尚书·商书·伊训篇》云:“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汤浩》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国语·周语》云:“天道赏善而罚淫。”《老子·七十九章》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等,天道或天帝主宰人事,决定人间善者淫者的祸福。又如《周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说,上天对于有积德的人家,就会给予福祥官爵,而对于为恶有罪的人家,则给予祸殃刑罚。不仅如此,而且认为祖先的所做所为将给自身、家庭、家族带来报应,给子孙后代带来祸福。与这一思想相应的鬼神报怨报德的故事也多见于史书典籍,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了“结草”故事:晋大夫魏颗不从父亲病中的乱命,在父亲死后,嫁了父妾。后魏颗在辅氏之役中大败秦师,生擒杜回,就因为父妾的父亲在冥中报恩,结草绊倒了杜回。所以此后“结草”故事便成为死后报恩的代名词。李贤注《后汉书·杨震传》又记载了“衔环”的故事。说杨震之父杨宝在九岁寸救了阴山下的一只黄雀。后来这只黄雀化为黄衣童子给他白环四枚,使杨宝子孙皆成显贵。“结草”“衔环”的故事在世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早期道教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报应论,提出“承负”说。所谓“承负”是“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滴,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后生”,指后人,即子孙。意思是先人作善恶之事,不仅本人连其子孙也要承担责任,即要受报应。西汉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论,也有鲜明的因果报应色彩。他认为人如果违反天的意志,就会引起天的震怒,出现各种灾异,以示谴告和惩罚。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如果人顺应天的意志,以德施之天下,则能使天感动,甚至在遇到灾难时也可以获得免除。这是宣扬“天志”或“天意”具有决定一切的主宰作用,人们行为的善恶好坏,会和天神发生感应,而得到不同的报应,善行得到天的赞扬和赏赐,恶行得到天的谴责和惩罚,可见,“报”和“报应”的思想早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了,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接受佛教因果报应理论的心理基础。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开始在我国社会上广泛传播。东晋名僧慧远结合我国传统的报应观念,写出了《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发了佛教“因果报应”理论,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果报应思想起源于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说”。佛教主张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都决定于因果关系,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无论何种原因也都势必会结出相应的果。原始佛教中的“十二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人、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即是用因果之说来阐述生死轮回的道理。其中最关键处是无明、行,识、爱、有(业)、生。“无明”,即愚昧无知,它是世间一切烦恼的渊薮,是众生受苦受难的总根源。由无明而生起行、识、爱、取等,进而产生“有”亦即“业”,而“业”乃是形成事物的最直接原因。所谓业,即是造作的意思。它具体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种种思想行为活动,它作为一种存在,势必要产生相应的果。业可以分为三种,即所渭“三业”,此三业包括身业、口业、意业。由于身、口、意三业善恶性质的不同,所以就必定得到相应的不同的果报。而且还把业因与果报的因果关系延伸于前世、今生、来世,形成“三世二重因果”的业报轮回链。

  轮回,即指业的主体或生命在不同的存在领域中流转,是佛教理论基础之一。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在没有得到“解脱”以前,都要在三世中生死流转,永无终期。由于主体善恶业力的作用,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五色界)中不断流转。轮回是在六道中进行的,这六种转生的趋向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的前三道称为三善道,后三道称为三恶道。众生依据生前善恶行为而在六道轮回中流转,作善则上升,为恶就下降。例如人死后或因作善而升为最高级的众生——天,或因作恶而变为畜生、饿鬼,甚至下地狱,受更大的痛苦。如此生死相继、因果相依,如车轮运转,便形成业报轮回。业报轮回思想告诫人们:今生修善德,可来生至天界;今生造恶行,来生堕入地狱。只有信奉佛教,经过修习,才能超脱六道轮回,进入佛国世界。止恶行善是脱离三界、摆脱轮回的必由之径。

  东晋名僧慧远用佛教善恶因果报应论改造弥补了中国传统报应论的不足,大力阐扬佛教伦理善恶果报论,他的善恶因果报应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慧远的果报理论和中国传统说法的不同,主要表现有三点:

  一、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上天”、“上帝”,说的是“上帝无常,作善降祥”;“天道赏善罚淫”。而慧远则强调福祸的主宰者不是上天、天命,而是作业者自己,把主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即把外力说成为内因。

  二;、就善恶报应的主体承担者而言,中国传统伦理除说自作自受只限于现世范围之外,还把来世报应的承担者设定为现世善恶行为主体的子孙,即主体一人作恶殃及子孙的“承负说”。而慧远则主张自报自受,即现在所受乃前世自作,今生所作来生自受,坚持一切众生自作业,自受果,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承担者,既不会延及子孙后代,也与前代祖宗无关。《因果经》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泥洹经》说:“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慧远吸收了善恶报应论,强调果报都是由本人在轮回转生中承受,而不是由子孙承受。以其自业自报改变了传统的一人作恶殃及子孙的“承负说”,有利于促成个体的道德自觉。

  三、明确地把果报形式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慧远依据佛经阐发了他的三报说。在《三报论》中,慧远引佛经称:“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曰生报,三日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报应有三种,现报是现身作业,现身受报;生报是来世受报;后报是经过二生乃至千生即在长远的转世中受报。由于有三报,人的生命也就不只限于今生,还有前生或后生,即有“三生”或“三世”。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这是慧远因果报应说的基本内容。中国传统的报应思想,只限于现在这一生,后报是转嫁给子孙的报应,因此也就无法解释当时社会上报应反常的现象。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因果报应说的人,以现实社会中为善的遭殃,作恶的享福的不公平现象,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东晋名士戴逵在写给慧远的信中就说:“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茶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已。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言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对此,慧远以三报论加以解释,他说:“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这就是说,善人受祸,恶人得福,是前世作业的报应,今世的善恶作业并未显现,其报应须待来世。世人之所以“谓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于善人”,是因为“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界限)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途而骇其异。”这是说,积善遭殃,积恶致庆,善人受祸,恶人得福,是所受者前世行为的报应,今世行为所得的报应还没有显现出来。世俗典籍只讲今生,只以耳闻目见为认识的界限,不明了今生以外和视听以外的事理,不懂得今生作业将在来生受报应的道理。必须把佛典和世典、内典和外道结合起来,才能通观一切。这样,“归诸宿缘,推之来世”,慧远就把人们现实生活的境遇归结为前世的业因,又把现世生活的思想行为与来生的命运结合起来。就是说每个人在现世所遭受的福祸寿夭无不是有来由根据的,它即使不是因为主体今生作业所获致,也必定是在前生或若干世以前所造之善业恶业的果报。强调现世的贫富贵贱是前世善恶行为的结果;今世的善恶行为,又导致来世的祸福报应。这一学说解释了传统道德无法解释的恶人得福、善人受欺现象,告诫人们必须止恶修善,遵守社会各项伦理道德,以图避免祸殃,获得善报。慧远的“三报”说使因果报应理论,解释了业报反常的现象,弥补了传统报应论的不足。在所有中国佛学理论中,因果报应说成为了最通俗、最普及而又最深人人心的佛教教义之一。

  摘自:《正法眼》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