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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制戒律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现实问题

作者:本如

  一、佛教戒律体系中的对制机制为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和与时俱进提供原则

  佛制戒律的戒条,在制定过程中,会因时、地、事、人的差异而有所变通。其变通的准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一切都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随宜、随机。因此有时候,随着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某些戒条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原本属于“止持戒”——禁止作为,若有作为则为犯戒;而到了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则演变成了完全对立的“作持戒”一一应当作为,若不作为,则犯“不作为戒”。单举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经营农事一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依印度习俗,沙门乞食自活,不事耕织。对此,  《佛遗教经》第一节记录得很明确:  “持净戒者……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十诵律》《梵网经》等诸本对此无不严加禁止。

  但是,到了中国,这种做法行不通了。结果呢?  “农禅并重”,在中国却成了汉传佛教千年不变的禅门本色。其实,早在东晋时期,道安大师(312-385)在做沙弥的时候就经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由此可知,汉传佛教早在东晋就已经废除了乞食制,开始生产自养。

  对于僧人应否耕种的讨论,历来不断,一直到百丈怀海禅师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入百丈山(今江西奉新县)开山建寺、大阐宗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订“禅苑清规”,明确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且“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之后才得以止息。  《古尊宿语录》里就完整地记录着“农禅并重”符合戒律和伦理的诠释。

  除了农事之外,汉传佛教僧人奉行素食的戒律也有别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奉行素食的肇端并非来自佛教僧人的自我规范,而是动力于梁武帝的论辩和倡导。”

  因此,曾经的如法,随着时过境迁就有可能变成了不如法。而曾经的不如法,也有可能在时移俗易之后变成了如法。如法或者不如法,如果不能做好戒律和伦理的诠释,就会出现事理失恰的尴尬。

  二、删繁补阙要具有时代气息以及佛教戒律在僧团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

  汉传佛教僧人所遵循的生活和修持规范,包括个人行为规范及集体共住规范两个部分。个人行为规范依止于《四分戒本》,集体共住规范则遵循《丛林规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地域的变化(地域性差;异、时间性差异),  《戒本》和《丛林规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有些原有的戒条已经与现实不再相关。这些非原则性的属于“遮戒”的戒条,当在“删繁”之列——比如“不得立小便”。而另外一种情形是,原来的规范中没有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情况——比如抽烟,则应该属于“补阙”的内容。

  近年来,关于“子孙丛林”合法与否的讨论不少,学术界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2013年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上的《明清佛教丛林子孙化宗法化现象研究》,从深层次探讨了发生在明清时期的佛教丛林出现由十方制向子孙制、宗法化的蜕变的前因后果一一“寺院的子孙化、宗法化……以法脉为联系,形成一个个法脉宗族”,以及蜕变导致寺院戒律清规的失效与管理上的混乱,也最终直接造成了晚明佛教的极度衰败。

  其实,早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太虚大师就曾大声疾呼,要“革除以剃派、法派占夺十方僧寺财产,作为子孙私产的传承制”。然而,子孙丛林在今天的汉传佛教依然普遍存在。

  时至今日,丛林子孙制,合法?非法?仍然一无定说,而又无法强行改制,究竟如何解决,又成一新问题——程序如何合法、如法?

  此外,假僧尼问题、僧人还俗不归还戒牒而混迹于经忏道场问题、寺院承包问题,也都会面临诸多不易调和的情况。既有佛教戒律学本身的,也有与宗教法、社会司法实践之间磨合方面的问题。

  因此,再一次的删繁补阙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不只是佛教戒律学内的事情,更牵涉到程序合法化问题。

  这些都是佛教戒律在现代社会中实施僧团时遇到的新问题。

  在关注现实问题、讨论现实问题方面,学诚法师领尚风气。在《从戒律精神看现代佛教字纸的处理》一文中,学诚法师从宗教、传统文化、环保等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一个令现代寺院和佛道教居士倍感头疼的问题——“三宝字纸的处理方法是随着时代演变而逐步变化的。尤其现代社会各类印刷品泛滥,如果凡是带有三宝相关文字的字纸都必须安奉、供养,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对许多信众来说,这成为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最后也给出了一个相应的解决办法。既提出问题,又提出解决方案,而且不违背戒律和祖制,这才是“善中之善”的讨论,同样也是佛教戒律系统再一次审订(删繁补阙)所要遵循的必要准则。

  三、重振南山律宗祖庭的设想

  道宣律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尊崇佛制,结合中国国情,删繁补阙,完成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体系。二、结构完成了自东晋道安大师开始的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支撑——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到道宣律师时代真正确立。

  终南山净业寺,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律宗祖庭,汉传佛教僧人的行为规范肇兴于此。正因为佛教戒律系统的中国化,最终使汉传佛教僧人在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在三语系(南传、藏传、汉传)佛教中独具特色,既有别于印度,也有别于南传和藏传僧人。也因此,净业寺在佛教中国祖庭,作为文化遗产,在其创建、发展过程中,曾经极大地推动且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古老的佛教祖庭,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历史和现实价值又重新展现在时人的评估中。汉传佛教八宗祖庭,西安有其六,在对外沟通与交流方面,也都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

  当今世界,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佛教要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年代里利益社会和民众,首要的任务是搞好自身建设。而自身建设永离不了对佛制戒律和佛教丛林规约的坚守以及对与时俱进精神的保持。在佛教的戒律系统中国化的过程中,道宣律师为我们肇启了一个开端,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而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缅怀祖德,继往开来,对元明之后遗留下来的戒律问题做一番钩沉和梳理,对整个佛教戒律体系——管理制度做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删繁补阙,从而建立起既尊祖制,又随宜时代的中国汉传佛教管理制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既保证汉传佛教寺院管理的“治乱”工作顺利推进,同时又能避免程序合法性问题的出现。

  摘自:《陕西佛教》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