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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对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不详

  —— 学诚会长接受《中国书法报》专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您作为佛教界领袖,能否谈谈您的理解和感受?

  学诚法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懈追求的深沉梦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则为这一梦想的顺利实现指引出一路前行的方向。中华民族复兴之“伟大”,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且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成功蜕变重生。经历了一百多年动荡困顿的中国社会,要在民族复兴的追梦过程中,重新建立符合时代需要、呼应世界大势、同时又接续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全新社会发展模式及文化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开创意义的历史壮举。它不仅能延续壮大中华民族的命脉,同时必然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文明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引领作用。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所需要的不是中国社会表层的、局部的、片面的转型,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文化体系、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联动和重塑。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可以发挥重要的文化纽带与智慧导向作用。

  中国佛教堪当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和“传薪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不断遭遇从外部到内部的冲击、质疑和解构,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更为传统文化的重生制造了重重迷雾。中国佛教虽然历经两千年的风雨洗礼,但在当今时代依然完好保存着传统的生存形态、制度礼仪、经典教义、修行生活——遍及名山大川的丛林寺院、几千卷的汉文大藏经、威仪具足的丛林学修、古腔古韵的梵呗唱诵、参禅念佛的修行传统,无一不在凝聚和昭示着古老中华文明的悠久生命力。以此为载体,佛教的缘起因果、无常无我、慈悲喜舍、自利利他、明心见性等思想,依然在现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里潜藏暗流,成为很多现代人追寻心灵家园、探溯文化之根的重要路径。不仅如此,中国佛教自近代以来,在太虚大师等人推动下,不断发挥圆融无碍的智慧和契理契机的精神,创造性地开拓着现代佛教的新形式。通过兴办佛学院、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网络弘法、经典翻译、对外交流等方式,佛教正在从人才培养、教义阐释、文化传播、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进行自我更新,积极与时代社会接轨。中国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创新,使其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联结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以民族文化精神“传薪人”的角色,担当起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

  佛教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启示者和“摆渡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场持续碰撞和对流。要想从这种相互冲击中脱颖而出,不仅为中国更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建构一种新文化、新文明模式,就要同时具备民族文化的根底和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中国化的佛教,佛法的深彻般若智慧和中华文化的和合变通精神共同融会成中国佛教广纳一切、包容万法、自他兼济、普度众生的气概胸怀。这种思想文化格局以及直指心性的心灵旨归,造就了能够在当今时代融通、超越、指引现代文明的中华“心文化”。在“心文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不仅可以找到突破二元对立模式的人类整体性价值观,而且有助于现代文明发现一条回归心灵的全新出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全新表述,作为承载着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精髓的佛教,能够弥合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超越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帮助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以此推动民族复兴的愿景早日圆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记者:佛学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请您谈一谈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学诚法师:佛学的本质,是对生命最深层次问题的彻悟,当内心深处的根本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人在面对自我、面对他人、面对社会和整个宇宙的时候,才不会有障碍、矛盾和困惑。也就是当思想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各种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就能够获得真正有效的化解渠道,它给我们的社会人生带来的利益是巨大而不可思议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以儒家和道家为主的文化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化解、超越社会人生问题的局限和窘迫。东汉末年,无论是经学谶纬,还是黄老思想,都无法给社会动荡、时代更替中的人们指出一条出处自在的道路,阮籍的穷途之哭就是那个时代精神苦闷的象征。玄学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但因为拘泥于儒道既有文化的范型,很难给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指引出一条开阔而充满生机的新路。随着大乘佛教经典的持续传译,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这就是“般若学”的兴起。缘起性空、平等不二的思想完全突破了本土文化的窠臼,给处处矛盾的社会、文化、历史、人生,提供了极具超越性的圆融无碍的应对模式。此后,南北朝佛性论、涅槃论、唯识论、如来藏说等更为丰富的大乘学说广为传播,中国人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被推向了更加深广和精微的境界。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思想学术的深刻变化,才最终导致了隋唐文化的大繁荣,催生出社会的高度开放性与广大包容力。其中,唐代佛教的八宗竞秀,便是整个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开放、包容、充满创新活力的典型表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从东汉到隋唐近六百年的佛教中国化历史,而依旧是儒道文化在支配社会文化体系,我们所谓的“盛唐气象”就难以想象。唐代文化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从佛教对唐代文化的举足轻重作用,即可看出佛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繁荣的贡献。唐以后,佛教依然在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并成为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一个积极动因。宋明理学和道家内丹学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启发,各种文学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莫不融入了佛教的意趣、禅悟的精神。

  从历史的维度进入更核心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层面,我们会发现一些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生命态度、文化观念起到了重要的自我超越作用。

  首先是圆融平等的思想。这种基于大乘空性智慧的思想,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更彻底圆满地突破分别对立的理论依据。具体体现为身心不二、自他不二、依正不二、理事平等。对这种“不二”精神的体认和灵活运用,能够帮助中国人从各种复杂矛盾的社会生活及内心活动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自在。

  第二是破迷开悟、明心见性的思想。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创造性成果。印度佛教依照闻思修次第而证悟的如来禅,嬗变为直指人心、悟后起修的祖师禅——开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首要地位。禅宗对破迷开悟、明心见性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对“悟性”与“心性”的重视和强调。这种修行理念被运用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成为一种创作观念和审美价值理念。比如南宋诗歌评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完全以禅法论诗法,其“妙悟”之说影响深远。

  中国佛教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它还有物质载体——寺庙,组织制度——僧团、丛林制度,并延展出四大名山、五大石窟等文化现象,衍生出各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寺庙不仅为佛教修行提供了环境和物质保障,在历史上还充当着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藏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佛教经典在此得到系统翻译和精心保存,出家人同时承担着文化继承者与传播者的重要责任。当社会陷入战乱或动荡时,寺院还为广大民众提供衣食的庇护和信仰的依靠。而佛教僧团自给自足的集体生活方式、兼容了佛教戒律及儒家礼乐的丛林制度,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在现代社会更显示出其保留传统生活方式的可贵。

  佛教已经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走过了两千年,今天更发挥着复兴传统文化、引导现代文明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抽取了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完整了。也可以进一步说,佛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弘扬,是中国文化的主动选择,是中华文明日新又新、发展壮大、绵延不绝的内在需要。今天,作为传统文化的热爱者和传承弘扬者,有必要正视、发扬佛教文化的珍贵价值,并以此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有力发轫点。

  记者:佛学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唐人写经作为中国书法的一种重要书体流传至今,许多高僧大德都是著名的书法大家,如怀素、弘一法师等,可见佛学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渗透到骨子里的。请您从佛学角度谈谈佛学与中国书法。

  学诚法师:古人云,“书,心画也”。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书法不仅使书写、文字从一种媒体传播的实用层面上升到精神艺术层面,而且可以成为体解大道、觉悟心灵的巧妙载体,在诉诸心灵、感悟生命、趋近无我的根本层面,书法和佛法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回顾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到秦篆汉隶,再到行、草、楷书的广泛流行,汉字书写在逐渐从实用走向艺术,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共性走向个性。也就是从书法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命主体性、精神的自觉性,在不断成熟和崛起。穿透不同字体流变的色相,我们会发现其背后实际蕴藏着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这些思想文化的土壤最终催生出每个时代异彩纷呈的书法艺术。

  东晋时期玄学与大乘般若学的激荡,为这个时代开辟了一片自由的新天地,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充满了飘逸潇洒的神韵风度,展现出晋人“尚韵”的时代风采。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佛教走向繁盛的时期,而书法艺术也在这个阶段大放异彩。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传播,从理论到实践,佛教都深深渗入了书法发展的方方面面。从书写内容来看,佛教经典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和主题。敦煌莫高窟保留了数万卷写经作品,尤其是唐人写经,更体现了淳朴自然、生动灵秀的民间风格。在文人士大夫的作品中,也处处可见佛教相关的题材内容。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李邕的《麓山寺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欧阳询的《九成宫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书法杰作。从书写方式来看,写经、碑刻、摩崖石刻等在佛教经典书写方面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比如房山石经,自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刻藏,从隋唐以至辽金元明,一千多年间,历代祖师大德刻经不绝,至今所存经石有一万五千多块,所刻经文有一千多种,堪称中华文明瑰宝、世界文化奇迹,展现了中国书法历史和风格的演变。而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则是摩崖石刻的珍品,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在隋唐时期,更不乏别具一格的僧人书法家,如隋代的智永、唐代的怀素,都是名扬一时的大书法家。六朝至隋唐时代佛教的兴盛和广为传播,为中国书法艺术开创了极为丰富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最终造就了唐代书法的大气圆融、恢弘法度,可以说,唐代书法的高峰恰好是中国佛教发展巅峰在艺术领域的生动展现。

  宋代书法更富于文人色彩和个性特征,禅意灵性流淌于字里行间,这与禅宗的盛行有甚深渊源。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深得佛理禅趣,其书论及书法作品,都呈现出游心自任、妙悟自得的适性和随意,故有宋人“尚意”之说。如苏轼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黄庭坚更直接以禅论书:“字中有笔,犹禅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禅宗对个人心性的顿悟,直接启发了宋代书法重悟性、重意趣的风尚。此后,中国书法便延续着魏晋唐宋的遗绪,至今流芳不辍。

  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历史恰恰伴随着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在这两千年里,佛教为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赋予了中国书法深刻的思想、高超的格调、自由的灵感以及微妙难言的悟性和禅意。经过佛教的浸润熏陶,中国书法艺术从对有限世界的描摹,进入了对无限世界的体悟,身与心、物与我、笔与意、形与神,都融化为圆融无碍、平等不二的“一体”境界。正如康有为所言:“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从收视反听、澄心静虑,到无法无我、一片神行,最终笔锋下所书写的,已经不是文字,而是一种自性天真的意境。

  佛教寺庙的千古延续,佛教经典的神圣书写,佛教修行者的文化传薪,更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流传保护营造了深固的物质载体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书法的源远流长,佛教功不可没。现在与未来,寺院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中心,能够为书法艺术的振兴发挥更多积极作用,比如不少寺院开展了抄经活动;另外,不同版本大藏经的校勘整理,也有助于对书法历史的研究。依托佛教智慧的底蕴,相信书法艺术在现代社会能更好地展现净化心灵、超越自我、提升生命的重要精神价值。

  摘自:《法 音》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