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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在华锐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作者:罗桑宗周

  华锐为藏语音译,意为“英雄部落”。8世纪中叶,吐蕃人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在内的甘、青广大地区。华锐藏族的先祖为吐蕃军旅之一部,即“下英雄部落”。以吐蕃军旅和部落后裔为主体,“噶玛洛”部族以及凉州吐蕃六谷部、西夏木雅人等形成华锐藏族。

  华锐藏区属于卫藏、康、安多三大藏区中的安多之一部。按现在行政区划,即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中心,包括甘肃省肃南县,青海省门源县、互助县,以及乐都县、大通县的部分地区。

  一、藏传佛教在华锐地区的早期传播

  古代华锐,广大民众有虔诚的信仰,慈悲善良,民风淳朴,具备了后来藏传佛教传播的良好条件,使佛教的因子得到肥沃的土壤。

  最先传入华锐的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华锐藏区佛教未兴盛之前,苯教兴盛,藏族全民信奉苯教。在华锐地区,萨迦派、噶举派寺院未兴建之前,苯教寺院很多。唐宪宗年间(806-822),在大通河北岸今天祝县天堂镇境内建起一座寺院,叫雍仲寺,是一座苯教寺院。在今古浪(藏语为:黄羊沟)县境内也建有苯教寺院,却因战乱及地震等原因被毁。苯教在唐中叶一蹶不振后,佛教成为华锐藏民族的共同信仰。

  唐代中期,佛教传入西藏不久,在华锐逐渐兴起。五代时期,华锐凉州是吐蕃六谷部的聚居地,并建立了凉州六谷部,其统治者均为吐蕃人,对原有寺庙实行保护政策,对藏传佛教更进一步发扬光大。

  1038年,西夏正式立国,藏传佛教在党项、木雅人中广为传播,佛教成为西夏的国教。西夏统治凉州近200年,佛教盛兴一时。

  吐蕃、西夏时期,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空前繁荣,也是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最为活跃时期。1246年,凉州阔端王邀请萨迦派第四代教主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弘法。萨班来到凉州后,以他渊博的学识、慈悲智慧的极大魅力倾倒了阔端等一大批在华锐的各界人士,并且吸引来周边地区的更多崇拜者。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建立了“凉州四寺”,即东白塔寺、南金塔寺、西莲花山寺和北海藏寺,并修建了连城嘎达寺前身——殊乐寺,天祝的东大寺和极乐寺等。

  萨班在凉州期间,为各族信众讲经说法,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当时,“凉州四寺”香火旺盛,名声远扬。凉州也就成了西北佛教文化的中心。正如著名学者多识仁波切所说:“古凉州是中原通向西域的要塞。在大乘佛教东传史和藏传佛教内传史上,凉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继萨班之后,八思巴等萨迦派高僧在华锐凉州传播佛法时,噶举派僧人也开始在青海、甘肃、蒙古一带弘法。1256年,噶玛噶举第二代祖师噶玛拔希受元宪宗蒙哥供养,赐金缘黑帽,后其传承为噶玛噶举黑帽系。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自此人开始。他先后在宁夏、蒙古交界地弘扬佛法,后又到华锐一带传法。此后,噶玛·让旬多吉、噶玛·若贝多吉、噶玛·德银协巴都在华锐建造寺院和静修院。在天祝建天堂寺、百灵寺等,同时在天堂寺周边大通河两岸留下了噶举派高僧在岩洞静修的多处遗迹。因此,许多寺院为噶举派寺院。

  1360年西藏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代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进京路过此地,接受当地群众的请求,为降伏大通河中的“毒龙”,在此地建造镇龙塔108座,藏语称“确典堂”(宝塔滩)。由此,人们渐渐习惯于称“天堂寺”。噶玛巴大师建塔后,将古老的苯教寺院改为噶举派寺。此后,噶举派红帽系也在大通河南岸建起一个寺院叫琼擦寺,与对岸的黑帽系竞相弘法。到明代中期,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迅速兴起,清顺治四年(1647)第四世东科多吉嘉措活佛在当地莫科、朵仓、嘉豆等部落的请求下,创建了格鲁派寺院——天堂寺。

  这一时期,许多藏文经典也传入了华锐地区,藏传佛教的艺术,如绘画、雕塑、木刻等,佛教建筑如佛塔殿堂、法器等充满各寺院。佛教在华锐繁荣兴盛。

  二、格鲁派的传播

  明朝,藏传佛教继续发展。由于当时藏传佛教戒律松弛,学风不正,僧人日趋腐化,在这样严峻的历史背景下,藏传佛教后起之教派——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发起了“整顿宗风,重整正法”的宗教改革运动。格鲁派在西藏兴起后,迅速发展成为全藏信奉的教派,并远播川康、甘青各地,影响之深,传播之广,它的产生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完整系统化,对当时和后来的藏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格鲁派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明廷的高度重视,永乐帝诏请宗喀巴赴京,1414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赴京,被封为大慈法王。明万历五年(1577),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住牧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阿勒坦汗)的邀请,从拉萨哲蚌寺起程,于1578年五月抵达青海,在青海湖边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在当时影响颇大。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由时任甘肃巡抚侯东莱的邀请,索南嘉措路经华锐,每到一处僧俗信众隆重迎接,并请求法,尊者不辞辛苦一路讲经传法,广收门徒。于此年十二月到达凉州白塔寺与甘肃巡抚会晤。1584年尊者赴归化(今呼和浩特)时又一次途经华锐藏区,弘扬格鲁教法,今青海互助佑宁寺就是在尊者的旨意下修建的。明朝时期,已建有佑宁寺、天堂寺、东大寺、石门寺等主要寺院。到明末,华锐境内各派寺院大都被格鲁派所替代。

  清代,尊崇藏传佛教是清廷的一项基本国策。朝廷赐银广建藏传佛教寺庙;设理藩院统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广封大喇嘛,赏给国师、禅师等名号。清王朝藏传佛教是最为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华锐藏区也同样达极盛时期。清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帝的盛请,自拉萨起程前往北京,路经华锐藏区乐都、赛拉隆、连城、达隆等一路给僧俗信众讲经传法,摸顶赐福。途经宁夏、蒙古、河北等地,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顺利到达北京,在南苑和顺治帝相见。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居住两月之后在黄寺踏上了返藏路程。离京后基本按原路返回。经过长途跋涉,在松山堡给华锐5000多人传授了“观音随许灌顶”等佛法,并给众多弟子剃度传戒。在东大寺、先明寺、佑宁寺、广惠寺等给信众讲经赐福,并在佑宁寺给数万名信众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期间,他将今天祝的金强川藏语地名嘉绒(强盗出没之地)改为“抓喜秀龙”(吉祥富饶之沟),赐天堂寺名为“扎西达吉琅”(意为吉祥兴旺洲),为新建的朵什寺远距离开光,加持开光的圣物青稞在朵什寺上空而降,这些佳话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五世达赖喇嘛在华锐短暂而繁忙的传法赐福活动,对华锐藏区的佛法昌盛、社会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熙六十年(1721)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从阿拉善到青海赛库寺(今广惠寺),时属赛库寺的石门寺及所属的四大部落头人扎提囊索、祝贡囊索等前往迎请仓央嘉措主持石门寺寺政,仓央嘉措应许来石门寺担任法台,当时嘉绒六部13座寺院的僧俗信众数千人在石门寺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从此,化名答报佛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不仅担任石门寺法台25年,而且还担任东大寺、朱固寺、夏玛寺、极乐寺、甘禅寺等华锐藏区13座寺院的法台。数十年间,他弘扬佛法,广建寺庙,恢复了在雍正年间被毁的石门寺。

  佑宁寺在雍正十年(1732)由雍正帝下诏扩建,并赐额“佑宁寺”,至清康熙年间,佑宁寺达到鼎盛时期,有大小经堂、僧舍、昂欠等2000多个院落,僧侣7000余人。并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广辉寺(赛库寺)建于顺治四年,到康熙末年僧侣达700余人。天堂寺在康熙年间僧人之多,号称“天堂八百僧”。天堂寺名僧辈出,学风浓厚,虽然历尽坎坷,但承前启后,法脉不断。清乾隆国师章嘉·若贝多杰和佛学大师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都曾在这里受过启蒙教育,可见寺院影响之深远。石门寺在康熙年间僧人达3000余人,辩经院有80多位拉然巴格西(博士)同堂辩经之佳话。却藏寺始建于清顺治六年(1649),僧人达800余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等学院。清道光十年(1830)又一次大规模扩建,道光皇帝敕名“广积寺”,并赐御制“广积寺”匾额一块,用金汁书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特许建九龙壁一座,不久再赐“祥轮永护”匾额,是朝廷赐封的一座皇家寺院。在华锐还有很多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有颇多高僧大德及著名佛教文化名人,如乾隆国师章嘉·若必多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松巴益西焕觉、东科多吉嘉措、九世东科土丹久美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华锐·洛桑饶布萨尔等,此外,还有拉然巴和多然巴格西遍布各寺。华锐藏区的寺院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治学严谨,人才辈出,由此可见当时华锐藏区的佛教盛况。

  三、 华锐佛教饱经风霜的艰难历程

  沧海桑田,世事无常。当我们翻阅华锐藏区佛教史料时,不得不回顾圣教经历的不幸创伤。华锐藏区寺院大部分都经历了四次劫难。第一次是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派年羹尧和岳钟琪镇压青海湖畔蒙古王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殃及四邻,以赛库寺、佑宁寺、石门寺为主的大小寺院,皆遭到清兵的焚烧。却藏等活佛、僧人700余人被冤杀。第二次同治五年、第三次是光绪二十一年,这两次都是西北回族造反中佛教寺院被毁的。第四次是1958年反封建斗争和“文革”,佛教文化的摧毁比历次劫难更为深重。寺院基本夷为平地,经千年的寺院历史档案及珍贵文物毁于一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步骤地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华锐藏区近数十年来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在诸位高僧大德的发心引领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陆续恢复了60多座藏传佛教寺院,僧人达700多名,活佛近30多位,其中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后新转世的活佛。寺院的传承及佛教文化承前启后,佛殿经堂恢复重建,广其规模,再现辉煌。

  1980年、1984年十世班禅大师慈悲为怀,不负众望,在百忙中两次莅临华锐藏区,在佑宁寺、天堂寺、石门寺等寺院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抓喜秀龙草原,分别给无数僧俗信众讲经传法,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师每到一处不顾辛劳,为期盼已久的万名信教群众诵经传法,摸顶赐福,当时在场的僧俗信众及各族干部群众被十世班禅大师的善举教诲所感动。为纪念班禅大师在天祝大转法轮,各族信众在抓喜秀龙草原班禅大师下榻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寺院,并请大师赐名为“柔旦尕擦寺”。更令人欣喜的是,天堂寺释迦牟尼殿前十世班禅大师曾经讲经的地方,不久长出了一棵旃檀树,虔诚的群众称之为“班禅神树”,时隔至今朝拜者无不赞叹大师的功德无量。慈悲的大师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但大师慈祥的音容和亲切的关怀永远留在华锐各族人民的心中,庄严的柔旦尕擦寺法音不时地传递在华锐大地。

  继十世班禅大师之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十一世班禅、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十一世班禅经师嘉样加措、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第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德哇仓等高僧大德数次亲临华锐藏区,讲经传法,举行盛大法会,传递佛教正能量,在诸位大德的深深教诲下,华锐藏传佛教继承和发扬“闻、思、修及三藏四续的论理学修体系为根本”,在华锐这片美丽富饶的神圣沃土上,佛法再现辉煌,日益兴盛。

  四、华锐藏区著名高僧

  华锐藏区是古代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中心,是佛教龙象驰骋、群星荟萃的圣地。

  在清代受封的大喇嘛中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是佑宁寺五大活佛之一,乾隆国师章嘉·若必多吉。根据土观活佛写的《章嘉国师传》记载:17岁被雍正皇帝封为国师,并赐给80两黄金铸的金印章。当时章嘉活佛学识渊博,精通显密经典,修行极高。在蒙藏地区享有崇高的威望。乾隆皇帝拜章嘉活佛为师,修习密法,他们既为师徒又为君臣。章嘉活佛将雍和宫改为藏传寺院。乾隆皇帝推崇敬重章嘉活佛参与蒙藏政务,章嘉活佛鞠躬尽瘁,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佛法做出了与日月同辉的业绩,1786年在五台山圆寂,享年70岁,造金塔安葬。

  继章嘉活佛之后,佑宁寺五大活佛之一的藏传佛教最著名的学者高僧属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为甘青藏族聚居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乾隆二十八年奉诏入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颇得乾隆皇帝赏识。藏传佛教在华锐的法脉渊源不断,还有许多灿若繁星的高僧大德,如天堂寺寺主、第九世东科活佛曾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灌顶帝师,驻京42年,也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佑宁寺五大活佛之一松巴·益西焕觉,也称松巴班智达,他的著作显密佛学、天文、历史都非常有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华锐·洛桑饶布萨尔,又称华锐格西。他自幼在天祝石门寺出家,在拉卜楞寺系统学习了藏传佛教显密全部经典,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拉卜楞寺的最高学位——多然巴格西。

  莫科阿旺勒谢尼玛,是天堂寺著名的佛学大师和天文学家;华锐大格西洛桑琼培,天堂寺僧人,在拉卜楞寺学者中至今流传着他的许多辩经佳话;著名学者华锐罗追嘉措是天堂寺的僧人,在拉卜楞寺学习时和喜绕嘉措大师、大格西拉毛次成是拉卜楞寺闻思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三人是这个时代藏族聚居区最优秀的学者;华锐嘉豆关却嘉措也称嘉义班智达,是天堂寺的活佛,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其以诗文才华著称。

  此外,还有当代著名的学者、天堂寺活佛、朵什寺寺主第六世多识·洛桑图丹琼排,他曾在天堂寺和拉卜楞寺学习了藏传佛教显密经典及十明学科,解放初后从事藏语文教育工作,期间自学了汉语文学,改革开放后调至西北民族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多识活佛不但精通佛学,同时也精通藏、汉语言学以及历史、文化等诸多学科。他用两种文字撰写出版了十多本涉及多学科的图书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作品已被选入大学和中学藏语文教材,并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研究。截至目前,在藏传佛教方面已出版的专著《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有十余部,被誉为“来自喜马拉雅的智慧财富”,“是有关佛教哲学、佛经解读及藏传佛教知识最为权威、经典、最为畅销的汉文读本之一”,“汉语世界研读、学修藏传佛教的必备之书”,获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认可。该书系成为西南民族大学等院校宗教硕士、博士的教材和参考书,多识活佛也因此成为藏传佛教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1996年接受天堂寺僧众的请求,主持天堂寺的工作。在多识活佛的主持下,天堂寺佛教文化的传承及佛殿的恢复重建进入了飞速发展期。在他的倡导和教诲下,各界人士捐资修建天堂寺,其中在宗喀巴大殿建造了室内世界最大的宗喀巴木雕像。天堂寺的恢复重建在华锐地区佛教发展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多识活佛为恢复天堂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当地信众创建了美好的精神乐园。他在文化保护、和谐思想传播、慈善济困等领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4年在僧俗群众的强烈请求下,年逾八旬的多识活佛不辞辛苦,又恢复重建了文革时期被毁的朵什寺。

  多识活佛曾应邀赴蒙古国、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国内多所大学举办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讲座。他阐释的慈悲利众的崇高伟大境界,为世界各国的信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赢得了他们由衷的崇敬。多识活佛以其学识、名望,在国内外藏学界、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五、结束语

  华锐藏区经过一千多年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和兴盛,给我们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物古迹,卷帙浩繁的经卷典籍,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武威博物馆现存有大量的藏文典籍,包括藏文木牍和大量的藏文经书等。这些典籍的产生年代是从吐蕃开始,经宋、元、明、清各代陆续完成的。藏文《大藏经》多为手抄本,还有部分印刷本。从吐蕃时期到以后各代数套藏文《大藏经》、《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等,计约十万页,八千多万字。根据题记中的说明,这些手抄本藏经均出自本地,而非外来。华锐藏文写经虽已存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字迹仍然新鲜如初。在古籍中有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祖师的画像,这说明藏传佛教各教派先后在这里弘扬佛法。这些藏文典籍是华锐各族人民上千年持续不断供养抄写留给人类的弥足珍贵的佛教文化古籍,是上千年藏传佛教在华锐盛况的缩影,是华锐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和谐、崇尚文明、信仰佛教的象征。在上千年佛教传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藏传佛教与华锐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成为华锐藏、汉、蒙、土、裕固族等多民族的共同信仰,在促成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民俗民风等方面起到过特定的历史作用。在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天堂寺戒律住持)

  摘自:《法 音》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