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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佛教与草原丝绸之路略论

作者:黄崑威

  一

  佛教在北魏时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发展;北魏是中国佛教关键的成熟期[1]。然而,北魏鲜卑——这个崛起于漠北荒原的游牧民族,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佛教在北魏的传播是伴随佛教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也必然带有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的特色;沿草原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魏书·释老志》云:“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也许鲜卑民族早期的原始萨满崇拜与道教有相通之处,拓跋鲜卑建立政权之初,接受道教反而要先于佛教;在沙漠汉时期就有奉道之记载[2]。后来,以首领什翼犍为代表的一批贵族,流落他国期间,强烈感受过中原盛行的汉文明及佛教文化;当时,北方“十六国”政权,出于寻求文化认同与国家建构的强烈愿望,延续固有的儒学传统,皆采取崇儒兴礼的基本国策。同时,大兴佛教。佛教最初由西域沿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原居于西北地区的氐、羌、卢水胡、匈奴等少数民族得风气之先,接受佛教较早。除了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外,其他如前秦苻坚、后秦姚兴以及后凉沮渠氏等大都崇信佛教,由于鸠摩罗什和昙无谶的努力,长安和姑臧曾一度成为译经中心。

  338年,什翼犍承袭“代王”封号,建“代国”。《魏书·官氏志》称他仿效晋朝官制“始置百官,分掌众职”。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复即位为代王,大量任用汉族士人。《魏书·释老志》载,拓跋珪在转战河北时,“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又遣使致书在泰山隐修的沙门僧朗,赠以礼物,表达敬意。虽然直到此时,拓跋鲜卑才开始逐渐接触到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但是除了只在“太武灭佛”时期中断了七年以外,佛教在北魏时期始终得到迅猛发展。

  北魏于天兴元年(398)至太和十八年(494),将近一个世纪里,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城,史学界称之为平城时期[3],佛教发展也随之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魏书·释老志》载,天兴元年,拓跋珪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未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之后,明元帝拓跋嗣为了巩固政权,更是进一步积极联合、擢拔汉人高姓大族,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等,其中有些是信佛世家。明元帝又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由于佛教在北魏建国前就已经与汉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融合,这样一来,自然成为笼络汉族名士、联合汉族世族、沟通文化认同的媒介。加之南朝佛教发展盛况的对比,所以扶持佛教,也就为鲜卑的汉化、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拓跋鲜卑为了标榜自己继承华夏正统,与南方政权争夺正朔,一方面远溯其祖先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另一方面定国号为魏。北魏政权赓续十六国崇儒兴学的政策,“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也。”[4]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不仅在服饰、语言、族姓婚姻、选官等皆准中原,更进一步“营善国学”,最终实施全面汉化。

  佛教在北魏的传播于平城时期完成了从开始接受到文化认同的发展阶段,并为洛阳时期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北魏佛教也是伴随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过程,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

  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一条。它东起长安,向西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端和南端又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和康居南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撒马尔罕一带),一路西向。南道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阿姆河中上游一带)西行。南北两道汇合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马里城),然后再向西,直达地中海东岸。

  环境考古学研究证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片地区恰好属于草原地带。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原地区,在古代东西方交通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于贸易及文化交流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拓拔鲜卑发祥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地区,历史上鲜卑族的南迁基本上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鲜卑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与草原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沿草原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也为北魏佛教的传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为了使平城的安全免于受到当时蒙古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的军事威胁,在拓跋焘时期,就“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后来,又在平城以北边境设置六个军镇。据清人沈垚《六镇释》中考证,北魏六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在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镇(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在今内蒙古兴和)、怀荒镇(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北)[5]。“六镇”沿线是北方草原连接中原与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承载了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功能,也是连接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平城时期北魏疆域广袤,“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6],势力范围到达了今新疆地区。太延年间(435-439),北魏先后遣使前往西域各国宣化归顺,鄯善、疏勒、焉耆等都回报,表示臣服。457年,西域的于阗等50多个国家共同遣使朝魏,“草原丝绸之路”呈现繁荣景象[7]。平城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都会,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交流高潮,主要出现在太武帝灭北凉政权之后[8],佛教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三

  439年9月,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10月徙茂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卷七,《北凉录·沮渠茂虔》卷三。《魏书·世祖纪》则说:“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此举对于平城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因为被掳掠的人群当中裹胁有大批沙门,其中不乏包括僧郎、玄高、慧崇、师贤、昙曜等这样的高僧。《魏书·释老志》也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由于北凉王沮渠蒙逊及其子沮渠牧犍崇信佛教“盛事佛道”,加上地当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咽喉要冲,深得佛教文化交流之便利。众多的西域、印度、中国僧人,往来于河西走廊,翻译佛经、西行求法、传播佛教……。从301年,前凉张轨据有河西,直到北魏灭凉的近140年间,凉州地区与中原相比,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就为河西佛教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物质、人文基础。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续绝扶衰,四百年绵延一脉”。[9]

  特别是玄始十年(421),蒙逊攻克敦煌、高昌等地,在敦煌得昙无谶,将其带到姑臧(凉州),尊之为“圣人”。昙无谶是解行并重的高僧,他在姑臧期间共翻译佛经12部、117卷[10],重要的有《大般涅槃经》、《胜鬘经》、《楞伽经》、《大方等大集经》、《文陀竭王经》及《优婆塞戒经》、《菩萨戒经》《菩萨戒坛文》等。他弘扬佛教以《涅槃经》为主,兼及“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11]《魏书·释老志》中也说他“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乃至北魏国主拓跋焘闻其盛名,遣使到北凉迎索无果。昙无谶无疑是河西地域的精神领袖,在他的努力下,北凉自然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发展中心;北凉的佛典翻译,在十六国时期,仅次于后秦,而可与前秦比肩[12]。北凉亡后,余部由牧犍弟沮渠无讳及安周率领,于缘禾八年(440)之后西走流沙,进驻鄯善及高昌(《资治通鉴》,《宋纪》五、六),又坚持了21年[13]。如果没有佛教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会坚守这么久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域佛教的发展。[14]

  《魏书·释老志》云:“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说明,太武帝最初对佛教是抱有一定好感的,之所以没有一以贯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平城当时缺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话语权的高僧。而当大批前北凉僧侣在被迫迁徙到平城以后,情况就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精于禅业,而且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此前就曾积极参与沮渠政权的文化建设。这部分僧侣在平城很快就与朝廷要员建立起亲密关系,成为佛教发展的主力。昙无谶遇害后,玄高显然成为北凉僧团的核心,“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15]玄高“既达平城,大流禅化”,并成为太子拓跋晃的股肱高参。而沙门慧崇成为尚书韩万德的门师,昙曜“亦以禅业见称”,“太傅张潭伏膺师礼。”[16]由于深陷政治斗争漩涡,加上也许此前在北凉的身份容易引人猜忌,以太子晃为中心的这一佛教团体在与崔浩集团斗争失败之后而引发的“法难”中,玄高及慧崇都先后被害。昙花一现的平城佛教,一时遭到重创。

  对于劫后重生的平城佛教,贡献突出的是前北凉沙门师贤和昙曜。师贤本是罽宾国人,后来东游北凉城,北凉被灭来到平城。法难中“权假医术,受道不改”,佛教恢复后担任文成帝(452-466)的道人统[17]。和平元年(460)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昭玄沙门都统”,文成帝敬以师礼,俨然成为平城佛教领袖。昙曜既“慨前凌废,欣今重复”,首先着手的就是翻译经典,据《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十四部。”又“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18]《出三藏记集》载:延兴二年(472),昙曜和西域沙门吉迦夜共译《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方便心论》二卷,刘孝标笔受[19]。他又“请帝于京西武州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万代。”[20]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昙曜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影响之举为,奏请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皇兴三年(469)昙曜奏言“平齐户及民间,能岁输粟入僧曹号僧祇粟,遇凶年则出赈饥民。又诸民犯重罪者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帝许之。”[21]“僧祇户”“佛图户”不仅解决了寺院世俗劳动力的需要,僧祇粟还承担了赈济饥民的功能,堪称佛教“中国化”的创举。

  以昙曜为代表的这批源自河西的前北凉沙门,对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功莫大焉。从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平城佛教是北凉佛教的继承和延续,草原丝绸之路是平城佛教的生命线。《魏书·释老志》云:从文成帝兴光(454-455)年间,到孝文帝的太和元年(477),“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平城佛教规模已经蔚然大观,“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22]。平城继长安、姑臧之后,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

  两晋南北朝期间,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交流,对于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及佛教“中国化”进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罽宾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重要的佛教文化输出之地,同时也是中国高僧西行取经路上,最重要的参访目的地。来自罽宾的僧侣对平城佛教产生过影响的,昙无谶之后还有师贤,另外玄高在长安石羊寺曾经师从的佛陀跋陀禅师也曾经在罽宾驻锡多年。与南朝佛教重视义理不同,北朝佛教注重禅定,来自西域的禅僧往往更受到礼遇优待,如太和二十年(496)西域沙门跋陀为孝文帝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以居之,供给衣食。三至六世纪,由于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僧人西行取经蔚然成风。其中从北魏出发的有道药、宋云、惠生、法力等人[23]。虽然此时已近北魏末年,但不能否认平城佛教的历史影响。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交流显然是双向、互动的,北魏永平元年(508)北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到达洛阳,在近30年里,除了译经30部,重译《入楞伽经》(十卷),还把汉僧昙谟最的《大乘义章》译成胡文传回西域,造成很大影响。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融觉寺”条所载,以至于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这是汉语佛典被译为世界其他文字的最早历史记录,具有里程碑意义,表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由输入、接受,开始转向文化输出。

  结 语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情况来看,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贸之路,而且是联系沿线各国在人文领域,精神、文化的纽带。丝绸之路与宗教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毋庸讳言,丝路沿线各国人民最大的精神交集之处就是宗教。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改变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格局,实现了人民精神生活领域深层次的沟通与融合,促进了商贸、外交等外部交往因素的全面开展与顺利实现。古代的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粟特、突厥、吐蕃、回纥、蒙古等民族沿丝绸之路进行人员交往、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它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而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民族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人民的道德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中国佛教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粘合剂”,掀起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的高潮,共同的宗教信仰反过来又强化了民族构成诸要素中共同文化的要素,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随着南北朝至隋唐,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渐形成,中华文明得到又一次的整体升华。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陕西省社科院2016年度重点课题:《“一带一路”战略视阈下的宗教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6ZD16;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朝时期的佛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编号:14BZJ006)

  【注 释】

  [1]见李四龙:《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28日第6版。

  [2]见邵正坤:《试论鲜卑早期的宗教信仰及其转变》,《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

  [3]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补订本)第十五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14页。

  [5]胡玉春:《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3期。

  [6]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页。

  [7]徐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年表》(上),《艺术探索》,2011年第3期。

  [8]王银田:《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5年,第56页。

  [10][12]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2页;423页。

  [11]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十,《大正藏》第55册,第103页。

  [13]蒋文光:《孤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

  [14]445年,沮渠安周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大兴佛教,立《造佛像碑》。见徐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年表》(上)。

  [15][16]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7页;398页。

  [17][20]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103页。

  [18]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427页。

  [19]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第13页。

  [21]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49册,第355页。

  [22]郦道元:《水经注》第267页,中华书局,2009年。

  [23]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第243-251页。

  摘自:《法 音》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