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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传佛教密宗复兴的思考

作者:宽旭

  密宗作为汉传佛教八宗之中成立最晚的宗派,其教理、修法在印度佛教之密教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崭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实践论,并与禅宗、华严宗、唯识宗等宗派的核心理念相互交织,同时又具有自宗的鲜明特色,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汉传佛教密宗于唐代中期盛极一时,却于唐末“会昌法难”之后逐渐式微。近代时,经过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等人的提倡,又有持松、大勇、显荫、王弘愿等僧俗二众东渡扶桑、回传密宗的实践,为密宗的复兴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却因时局因缘不足等原因昙花一现。而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汉传佛教密宗文化的复兴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为此笔者谨就汉传佛教密宗的宗派定义、传承历史进行梳理,同时对复兴事业提出一点思考。

  一、关于“汉传佛教密宗”的定义

  所谓“汉传佛教”,若从佛教传播的地理位置来划分,即指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的佛教教团体系;若从佛教流传的语言系统而言,是指依汉文记载的佛经译本以及祖师著述等文献作为理解及实践所依的佛教文化体系;若从思想内涵上来谈,是指由东传梵僧和汉地祖师为主,依照汉译佛典理论结合自身修证进行不同判教,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诸宗派体系。汉传佛教主要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大乘思想,虽然宗派学说众多,却融摄性强,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色。

  密宗,即是汉传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宗派。由于汉传佛教密宗成立时间为唐代,其教义提倡显、密两种教说,修行实践注重对真言咒语的持诵,观修方法注重瑜伽曼荼罗的观想,世人往往又将其称之为“密教”、“唐密”、“汉密”、“真言宗”,甚至还有“怛特罗教”之称。笔者以为,在唐代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一行师徒三人所创立,并由不空及其门下弟子发展至盛的这一大乘佛教宗派,应名之为“汉传佛教密宗”。在此,有必要将上述名称的含义进一步厘清。

  吕建福先生在其《中国密教史(修订版)》中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精准的阐释:

  密教,作为教派名称,是秘密佛教的简称,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相对而言,泛指佛教三大教派之一,或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相对而言,指称佛教最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宗派名称,往往称密宗,与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相对而言,特指唐代开元年间(713-755)形成的宗派体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作为一种教说,与显教相对而言,指称佛的秘密教义;有时作为判教概念,还与不定、藏通、别圆、顿渐、半满等教相对应而称;作为一种经典类别,与契经相对而言,往往称“怛特罗”(Tantra),藏文做“续”(Rgyud),特指仪轨,由此也泛称佛教与印度教中使用此类经轨名称的派别。[1]

  有关“密教”一词,已作为秘密佛教的简称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公认[2]。印度、欧美等海外学者曾将其称之为秘传的佛教(Esoterism Buddhist)或是佛教的密教(Buddhist Esoterism),这样从名称上就区分了佛教中的密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等宗教中的密教文化。密教,如果作为一种佛教教派的名称,从出现的历史时期来看,则特指印度大乘佛教晚期所形成的一个教派;如果从流行的地区来看,又有藏密、汉密、滇密等;另外,还有与特定民族原有宗教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密教,如“白密”(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汉传佛教密宗作为一种宗派的名称,属于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八种大乘佛教宗派之一,虽然承传于印度佛教的密教学说,但也融合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佛教宗派的内容。

  “密宗”一词常与“显宗”对应,称为“显密二宗”,或言“显密二教”,这是依于佛教中的不同教说而言,非特指汉传佛教密宗仅对密教教说进行的承传。如龙树菩萨《大智度论》言:“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显示。”[3]此为龙树菩萨在解释《大般若经》的当机众所说,将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证“烦恼尽无余”的涅槃境界称之为“显示”,将菩萨所得“无生法忍、断烦恼障”的境界称之为“秘密”。又如《解深密经》中的“三转法轮”说,将初时有教称之为“以四谛相转法轮”,将二时空教称之为“以隐密相转正法轮”,将三时中道教称之为“以显了相转正法轮”[4]。以上两种,可作为早期大乘佛教和后来的瑜伽行派对于显、密两种教说的解释。到了汉传密宗成立之后,显、密两种教说的差别色彩更加明显,如空海在其《辨显密二教论》中所说:

  夫佛有三身,教则二种,应化开说,名曰显教,言显略逗机;法佛谈话,谓之密言,秘奥实说。[5]

  空海之教判有横竖二种,竖之判教系指《十住心论》及《秘藏宝钥》所说“十住心”之判教,横之判教即上文所说“显密二教”之判教,将法相、三论、华严、天台四大乘教判为显教,以大日如来所说之金胎两部判为密教。

  汉传佛教密宗虽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两部经典为立宗基础,但并未将显教与密教两种教说完全剥离,其教义体系亦以《涅槃经》类的佛性思想和《胜鬘经》类的如来藏思想来建立。其“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6]的修行理论,以及“三密相应”[7]的实践方法,皆不背离显教教说。所以,汉传佛教密宗是将显密两种教说共同承传,非仅仅针对于密教教说。

  欧美学界近来普遍使用怛特罗佛教(Tantric/Tāntrika Buddhism)、佛教的怛特罗教(Buddhist/Buddhistic Tantrism),或是佛教怛特罗(Buddhist Tantra),以及金刚乘佛教(Vajrayāna Buddhism)等称呼,而“怛特罗”这一用语,有印度教传统的“怛特罗”与佛教传统的“怛特罗”两部分,两者虽皆使用梵语,但有各自不同的用法和传统。吕建福先生曾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怛特罗”一词,认为怛特罗密典在印度完全形成是在8至10世纪,密教中的怛特罗经主要限于后期瑜伽密典,主张将密教的用法限制在佛教的范围之内[8]。笔者基于此种观点,认为将中日佛教中的“密教”“密宗”“真言宗”等概念直接等同于“怛特罗佛教”一词也是不确切的。

  另外,以“金刚乘”来特指密教或是密宗也不完善。“金刚”一词,在大乘佛教中作为“不坏”和“能摧”之义来比喻教法的真实性和功能性。佛教中的金刚乘、俱生乘、时轮乘,是以其经轨名称及其教义来确定的流派,金刚乘主要指以《金刚顶经》为经典依据的教派。汉传佛教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两部经典为立宗基础,一行、惠果等人提倡金胎并重思想,唐代中期之后奉行胎藏界、金刚界、苏悉地三种密法并行合流的传统,均有别于金刚乘。

  此外,“唐密”一词常常用来代指汉传佛教密宗,是以密宗创立的历史时期来命名。这一词汇的来源,主要是由民国时期佛教界缁素二众提出的,用以区分传承至日本的真言宗和天台密宗两个宗派。依创立时代来说,唐密是指唐朝开元三大士所传金胎两部在中国的传播;依宗门传承来说,指唐朝僧人一行和惠果两大阿阇梨对汉传密宗创造性的传承。然而,汉传佛教密宗文化及其传承并未在唐代后绝嗣,五代及宋仍有志通、演秘、守真、广庆、智林等密宗僧的活动[9]。所以说,唐密一词虽有其时代意义,但仅从唐朝这一时代对汉传佛教密宗进行概括性定义,也有失偏颇。另外,日本的真言宗和天台密宗两个宗派,是由日本入唐僧空海和最澄等人所创,其中,真言宗相对于最澄所传之天台密宗而言又称东密。此二宗皆是承传于汉传佛教密宗。

  二、密宗与佛教中国化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繁荣鼎盛的过程,也正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文化自传入以来,自然会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调和、融合。自佛教初传至东汉三国时期,佛教虽依附于道教、方术来进行传播,但其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已得到普及。魏晋时期,出现了格义佛教与般若玄学的思潮,形成了“六家七宗”[10]。南北朝时,佛教徒对于新译佛经积极弘传,形成了“各家师说”[11],奠定了隋唐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成立基础。及至隋唐,祖师们经过自身的义学研究和修行体验,在传统佛教三藏之上,提出独特的教理、教观、教行,对各类佛经的意义与地位进行不同判教,建立各自的道统体系,于是形成了汉传佛教的八个重要宗派。从历史来看,汉传佛教八宗的创立与传播,皆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互相包容的过程。佛教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唐玄宗开元初年,印度高僧善无畏与金刚智先后来华,在皇室的支持下,于西京、洛京等诸大寺院翻译经典、传播佛法。善无畏所传以真言密教和胎藏持明密法为主,金刚智所传以瑜伽密教和金刚界密法为主。其二人共同的弟子汉僧一行不仅直接参与了译场翻译和开坛灌顶,同时还对新译经典进行注释,建立了崭新的佛教理论体系。汉传佛教密宗由此初步成立。而后,在梵僧不空及其门下众弟子的大力弘扬之下,其教理教义、教制教团日臻完善,汉传密宗迅速达到了鼎盛阶段,并远播日本。

  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必然是要经过梵经汉译、传播宣讲、研究解读、凝练教说、成立学派的过程。汉传佛教密宗的成立,也具备了这样的因素。其所奉行的经典,主要是由唐代开元时期来华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法师所译。开元十一年(723)金刚智应一行之情,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此经针对修行者的条件要求以及诸多念诵、结印、礼拜、作法、真言、灌顶等法门进行介绍,重点讲述了金刚界曼荼罗和五相成身观,属金刚界密法。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应一行之请,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六卷,此经为密宗胎藏界之根本,以阿字本不生之心地为宗,以一切众生本有清净菩提心所具之无尽庄严藏为体,以本有本觉曼荼罗为主旨,以三密修行为方便。开元十三年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前六卷三十一品为《大日经》之主体,第七卷供养法亦成为密宗传持胎藏仪轨的基础。开元十五年,一行撰《大日经疏》,基于中观学说,结合唯识、华严等宗派观点对《大日经》进行注释,提出了“心实相论”、“一道四乘判教论”、“三密论”、“一生成佛论”[12]等佛学思想,奠定了汉传佛教密宗的基础理论。之后,不空又继续翻译密宗各类经典,念诵讲经、开坛灌顶、传法度僧,使得汉传佛教密宗迅速兴盛起来,在西京长安形成了以大兴善寺和青龙寺为主的传播中心,其影响遍及全国。密宗的成立和传播,使得汉传佛教大乘八宗完备,可以说是增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三、汉传佛教密宗的流传与复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巅峰时期,佛教文化是这个巅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兴盛于唐代的汉传佛教密宗是这道风景线中一朵璀璨的奇葩。然而,至唐武宗会昌法难时,密宗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破坏,以致于逐渐衰微。虽然如此,密宗却并未绝嗣,这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众多密宗文物中可见端倪。五代、宋朝、辽、金时期,密宗仍有僧人进行修学和弘扬。除了已经普及的传统密宗经典以外,有关无上瑜伽的新译经典也有传播。只是与唐代不空时期“四季为僧敷唱戒律,六时奉为国修行三密法门”[13]的盛况相去甚远。宋代以后,密宗开始由整体向零散化方向演变,随之出现的是许多以崇拜特定本尊和专门持诵某一特定陀罗尼的团体,密宗中的一些仪式如护摩、焰口或咒语等广泛流传到民间或为其他教派所吸收。元代以后,由于皇室偏重于对藏传密教的支持,汉传密宗的传播进一步衰微。民国时期,曾掀起一阵密宗复兴的热潮,以太虚大师复兴密宗的主张为主[14],得到了僧俗二界的响应,出现了一批先贤,历经万苦,东渡扶桑,回传密法。可惜的是,由于上世纪初的动乱时局,加之佛教内部围绕“显密优劣”、“居士传法”等问题的争论,使得密宗复兴之路充满了坎坷曲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宗教和文化政策的不断落实和贯彻执行,佛教教团组织和佛学研究实践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佛教文化呈现出欣欣向荣、健康发展的趋势,古老的中华文化步入了新时期的复兴之路。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汉传佛教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密宗文化,却于复兴之路上显得相对滞后,表现出其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特殊性。

  当今,我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文化事业空前繁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迎接世界的各种文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密宗的复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方面,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使文化呈多元趋势发展,信众并不能完全满足于当前的佛教信仰体系,是密宗复兴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增强了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各种文化的共同繁荣是密宗复兴的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一直以来关心密宗的复兴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为今天的具体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1年11月,经国家宗教局批准,由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大兴善寺承办、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协办的“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此次会议全面系统地发掘和研究了大兴善寺与唐密文化的历史地位,整合宗教文化的宝贵资源,沟通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生活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广泛论证了大兴善寺延续中国佛教文化尤其是密宗文化传承、推进文化交流的作用。笔者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接续密宗法脉传承”、“加强密宗文化建设”、“发掘和谐因素服务社会”等涉及到汉传佛教密宗复兴的诸多议题,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和认同。

  笔者以为,在上述一系列的议题之中,有关汉传佛教密宗复兴的首要环节重点在于人才的建设和僧团的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研究密宗文献、宣传密宗教义、实践密宗修行、传承密宗法脉、开展文化交流的活动。所谓“法赖僧传”,佛教在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完整系统地传播和发扬,必定离不开清净和合僧团所发挥的作用。密宗的传播尤其注重师师相授,并对传承法师与具德弟子有着严格的要求。如《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云:

  凡欲修行者,有具智慧者,明了于三摩耶真实咒法。于诸坛场中,从尊者阿阇梨受灌顶已,清洁其身,无所畏惧,深大牢强,善调心勇,志不怯弱,恭敬尊重,众所乐见,哀愍一切,常行舍施,住菩萨戒,乐菩提心。具如是功德者,应依于师教勤修供养,三摩耶应当守护无令退失。于金刚阿阇梨不得生轻慢,于诸同学不为恶友,于诸有情起大慈悲,于菩提心永不厌离,于一切坛法中,具足种种智慧功德者,许入念诵设护摩受灌顶等法。[15]

  在此,明确指出有志于密宗的修行者应当具备的发菩提心、起大慈悲、恭敬尊重、护戒不失等要求。同时也可以看出,密宗修行者的条件与发心与其他汉传佛教宗派无异,密宗学者不仅要对密教教义有着强烈的希求,同时还应当具备显教教义的基础。

  汉传佛教密宗不但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印文化交往的瑰丽成果。印度与我国在文化交流上可谓源远流长,中印两国的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近年来,印度社会各界与密宗祖庭大兴善寺的交流日趋频繁。印度总理莫迪曾因慕“开皇三大士”和“开元三大士”之名[16],于2015年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参访了大兴善寺。同时,由于日僧空海入唐求法,承接青龙寺惠果大师密宗法脉,回国后建立真言宗的事迹,使得日本佛教界的信徒也对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和青龙寺有着极其深厚的信仰感情。可以说,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及其所承载的汉传佛教密宗文化,成为了我国连接印度、日本等东西方国家文化的桥梁之一。汉传佛教密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同样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

  笔者基于密宗祖庭的僧人身份,提出了以上的思考,但并不意味着汉传佛教密宗文化复兴的伟业只在本寺或本宗学人的身上,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社会各界更多人士的关注,为汉传佛教密宗的复兴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西安大兴善寺、青龙寺住持。本文是作者提交2016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注 释】

  [1]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序,第一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日〕松长有庆:《密教的历史》,“序说、密教一词的含义”,平寺书店,1984年,第11页。

  [3]龙树:《大智度论》卷4:“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显示。显示中,佛、辟支佛、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余故。秘密中,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利益众生。以显示法故,前说阿罗汉,后说菩萨。”《大正藏》卷25,第84页。

  [4]《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惟为发趣声闻乘者,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虽是甚奇甚为希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世尊,在昔第二时中,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法轮。虽更甚奇甚为希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是诸诤论安足处所。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第一甚奇最为希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诤论安足处所。”《大正藏》卷16,第697页。

  [5]〔日〕空海: 《辩显密二教论》,《大正藏》卷77,第374页。

  [6]《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真言门住心品》:“佛言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大正藏》卷18,第1页。

  [7]〔唐〕遍满:《金刚顶菩提心论略记》卷1:“瑜伽者,谓相应义也,即明三密相应义,言三密者,谓即真言观是也,即身口意也。”《大正藏》卷46,第199页。

  [8]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上述密宗僧的行状可见于《宋高僧传》,《大正藏》第2061页。

  [10]〔唐〕元康:《肇论疏》卷1:“论有六家,分成七宗。第一本无宗;第二本无异宗;第三即色宗;第四识含宗;第五幻化宗;第六心无宗;第七缘会宗。”《大正藏》卷45,第163页。

  [11]如涅槃师、成实师、毗昙师、地论师、楞伽师、摄论师等。

  [12]有关一行的生平事迹和佛学思想可参考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一行及其大日经疏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3]〔唐〕圆照集:《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3,《大正藏》卷52,第841页。

  [14]可参考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选国中三十岁内戒德清净苾刍五十人,集资遣往日本受密宗法,闻日本密宗诸部颇律仪清净,五年为期,务求得不可思议神通乘实验,为设开元宗寺筹备。”《太虚学术论著》,第294页。

  [15]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1,《大正藏》卷18,第223页。

  [16]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在长安大兴善寺建国立译经馆,于此翻译经典的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三位梵僧被称为“开皇三大士”。唐开元年间来华的善无畏、不空、金刚智,被尊为“开元三大士”。

  摘自:《法 音》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