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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的主要经验

作者:学诚法师

  燕京神学院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应贵教的邀请来到这里,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有好几处有这样两句话:“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这两句话现在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流行的口头禅了。从另一个角度上面来说,信仰的问题对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整个国民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正统当然是儒家,儒家可以讲一直以来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是从外国来的宗教,所以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过去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我们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作为宗教这一块,可以讲还没触及到,它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那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传入到中国以后,如何与我们中国原来的儒家、道家和谐相处,这里头就有很大的学问,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这几个外来的宗教里,佛教是最早传入到中国来的,并且也是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比较成功的一个宗教。一般说来,佛教是公元67年传入到中国的,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年,还有很多种说法,公元67年的这个说法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佛教与基督教虽然都是宗教,但是宗教与宗教之间还是会有所不同。怎样给佛教下一个定义?我给它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说: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它主要是信仰,它的目的就为了要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人内心的烦恼、内心的痛苦,所以它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宗教。它是提倡、主张、培养人的觉悟,自我觉悟的能力。佛也在这个世间出生,在这个世间成长,在这个世间修行、悟道、创立佛教。他是古印度的悉达多?乔达摩,是一个王子,以后出家究竟成道。同时,佛教有教化、教育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最主要的,所以以教育为中心。佛教所辐射出来的文化特征也非常浓厚,所以它是以文化为纽带的一个宗教。

  佛教同人的关系来讲,就是药,佛法就是药。佛名为“大医王”、“医生”,佛所说的法,他的语言、他的经典,是我们生命的良药。人身体有苦痛,有病痛,需要找医生开药;人内心的痛苦、内心的烦恼、内心种种的问题、内心种种负面的情绪,就需要佛法。同样,人类的精神中这些痛苦、迷茫,历史的种种悲剧,也都是因为人内心当中的种种无明,种种问题所产生的。国家、各个宗教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拯救人类的灵魂,摆脱人类内心中邪恶、丑恶的部分。释迦牟尼佛从太子的身份开始,他看到了人生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所以毅然决然出家、修道。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的目的和原因都是因为人的痛苦,最后也是为了要解决人生命中的痛苦。

  各个宗教实际上都要面对众生的痛苦的问题,拯救和解脱人的痛苦的问题。

  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历代的高僧大德们,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们能够觉悟生命的真相,找到生命的意义,获得痛苦的解脱。要解脱这些痛苦,需要用智慧来观照,需要有一种慈悲心来面对世界上所有种种对立的、矛盾的、纷争的这些人和事,所以他是从佛法觉悟超越的这个境界上、认识上来认识和解脱人世间的痛苦和烦恼。佛教的产生是源于众生各种各样的痛苦,佛教的存在也是为了解决人类各种各样的痛苦。释迦牟尼佛号为大医王,他所开出来的八万四千种法门都是对治众生各种各样生命痛苦的非常珍贵的药方。如法修行的出家僧侣们,是帮助众生恢复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护士、医务人员。我说这段话是有根据的,在佛教里有一部论叫《大智度论》。里面说“佛如医王,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我当清净持戒正忆念。如佛所说法药,我当顺从。”佛法就是心的药,这些药方,这些治疗内心痛苦烦恼等种种问题的方法,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生命的痛苦,它的现状与原因有普遍性、共通性,有共同的、普遍的特点。痛苦、痛苦的原因、灭除痛苦的方法、灭除痛苦以后得到的境界,这四个方面,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四种真理。苦的真理、集的真理、灭的真理、道的真理。苦就是痛苦,集就是痛苦的原因——种种烦恼的集合,灭就是灭除了“集”,灭除了烦恼就灭除了痛苦。那怎样来灭除烦恼和痛苦呢?就要通过修“道”,这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四圣谛是佛教最基础的理论。

  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区域又有所不同,就跟我们现在的药一样,有中药、藏药、西药……各种各样的药品,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药也有非常多的种类。那么佛法、佛教也是如此,它虽然面对的是众生的痛苦和无明,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它所呈现出来的面貌、特征、教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的佛教有三大语系、八大宗派:汉语系的佛教、藏语系的佛教、巴利语系的佛教,中观宗、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我们中国的佛教是门派最为齐全的,种类也是最多的。这些宗派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的根本是在印度,但是在中国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区域,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这样的一种互动、融合、演化,最后就形成了三大语系、八大教派的格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佛教的思想与文化通过不断的更新、改造、丰富,对我们中国原来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每次历史的转折时期,佛教都能够成为一种对我们既有文化进行反思,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宝库和灵感源泉。

  一、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本土化、社会化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也就是佛教如何被我们本土的文化价值体系接纳的问题。如果同本土的文化价值体系不能互相融合的话,那可能就会出问题了。从汉代的黄老学说,一直到魏晋的玄学,传入佛教、翻译佛经这些高僧大德们,都能够很巧妙地把佛教的思想融入到中国哲学的名言体系里去,这样不仅非常顺畅地解决了落地生根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的思想传统输入了“超越”和“来世”的价值取向,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文化里没有谈到解脱、前生后世等这样一些命题。

  在汉代的经学儒术已经不足以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时候,佛教的到来助推了思辨、活跃的学术风气,为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历史上所谈到的“格义”这个翻译佛经所应用的方法,不仅能够非常迅速地适应本土的文化,而且起到了容易令人相信的作用。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史》里写道:“佛法为外来宗教,当其初来,难于起信,故常引本国固有义理,以申明其并不诞妄。”东晋的时候,佛教的般若学非常发达。实际上,般若学的发达与当时玄学盛行的思想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一开始就把握住了时代的风气以及这些同文化融合的命脉,所以佛教能非常快速地进入到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去。

  中国佛教真正实现本土化是在唐代。理论的标志是禅宗经典《六祖坛经》,这是慧能大师的著作。慧能大师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他的作品堪称为经,和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一样的地位。这是理论方面的创新,那么在制度方面呢?过去常常有两句话叫做:“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佛教在印度的时候,出家人都是托钵乞食的,就是到外面去化缘,人家送什么就吃什么,自己不做饭的,吃过饭以后就打坐修行。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庙宇了,庙里就有斋堂、大寮——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食堂,自己做饭。这些出家僧侣住在一个庙里,那就需要规矩,需要清规。清规戒律,戒律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2500多年前在印度制定的;清规是中国的祖师制定的。百丈禅师立的清规最完整,所以叫做“百丈立清规”,从而建立了中国的丛林制度。

  经过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代,佛教思想的主要核心理论(如般若、中观、唯识)与修行方式(戒定慧、闻思修),不仅更为系统完整地显示出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深入地内化到中国本土的文化体系当中。

  到了唐代的时候,八大宗派的成立、繁衍远远超越了在唐代以前借助黄老学说与玄学来谈论佛教的这个层面。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祖师大德们对大乘佛教创造性的理解与总结的依据不仅仅是对佛法理论的融会贯通,还来源于高僧大德、祖师们自己深厚的修证功夫、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中国在过去出了很多祖师。这些宗派综合了南北朝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了五时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圣净二门等各种各样的判教方法,开创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统的修学体系。

  在对佛教教理教义的理解、阐释上,八大宗派承继了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的结果,并且理解得越来越清晰,融汇了印度佛教的各种学说,自立门户。比如天台宗的六即行位说、华严宗的六相十玄门、禅宗对心性的重视和体证,都是对印度佛教创造性的发展,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结构,也为中华文化赋予了圆融中道的世界观和“以心性为本”的认识论。

  到这个时期,中国佛教从借助黄老、汇通玄学等与主流文化适应的角度,逐步通过磨合、适应,脱颖而出,创立了富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佛教。这八大宗派既是源于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思想,但又是印度原没有的,是中国的宗派,中国佛教的宗派。

  八大宗派的修行法门各不相同,从这些方面确立了中国佛教的修行、思想、对外影响及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它们的佛教都是从中国传入的。

  禅宗主张当下觉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心即佛”——人的心就是佛,人的心迷惑了,就成为魔;人的心觉悟了,当下就是佛。六祖慧能大师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佛法就在世间,就在人的心里。这种思想既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提纯、简化,也是对中国平民文化的呼应和回归,以至于有这样的评价:“禅宗的教理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它的态度、路径,甚有相似处。”这几句话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里说到的。

  因为禅宗彻底的本土化,所以禅宗的思想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对汉传佛教的创造性发展,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宋明理学就是对禅宗心性论借鉴融合的结果,道教也因此从追求长生不老的外丹转化为注重内行的内丹。正如钱穆所说:“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评价是非常高的。由此可见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对既有文化系统的拓展、深化与发明。

  从唐代到明末清初出现的四大高僧,莲池大师、憨山大师、紫柏大师、蕅益大师,更是着眼于八大宗派的融合及八大宗派与儒家、道家的融合,即三教融合。宗派融合、三教融合。这些大师们思虑于融汇各宗的思想,博采儒释道三教的精华,都汇归到一佛乘,就是全部汇归到佛法的根本立场上。大师们也对儒家、道家的典籍做注解,著书立说,用佛教的思想贯穿当中,把儒家和道家定位为佛教人天乘的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的基础。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整体视野,也使汉传佛教本土化的根基更为深厚。宗派融合、儒释道融合,从明末以后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从明末以后,中国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本土化和思想融合的使命。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义理研究的衰退以及社会的动荡、战乱,中国佛教的命运也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衰落而衰落。清末民初,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革命的激荡之下,西方文明的侵略冲击了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提倡庙产兴学,把庙改为学校。中国佛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给佛教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和课题:如何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生存和发展?现代的庙产兴学对佛教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针对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课题,中国佛教在磨难中蜕变升华,在危机中寻求出路。

  现代佛教出了一个大师叫太虚大师,他提出了佛教的改革。他的改革叫“教理改革、教产改革、教制改革”,也称革命。“教理改革”,就是佛教理论方面的改革,“教制改革”就是制度的改革,“教产改革” 就是产权的改革。他开办佛学院,推动佛教从寺庙、山林走入都市,走入社会,从国内走向国际,重新接通了佛教与社会时代紧密联系的气脉。太虚大师说:“所谓佛教的教育,为要住持佛教、化导社会。”他又说到:“佛法中所谓修行,本来不是单指念佛、修禅为修行;菩萨万行,是要建设于众生的一切事业——社会实际生活之上的。”他鼓励号召出家的僧侣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的事业中去。比起中国佛教注重个人修行解脱的传统,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问题、公共的问题、群体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乃至国家的问题。从此中国佛教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社会化的新的发展方向,即从本土化到社会化。

  与此同时,南京的杨仁山居士、欧阳竟无等,积极刻经、印经,著书立说,回应西方学说的文化浪潮,促进了汉传佛教的理性信仰和思辨精神。从此,中国佛教不仅与本土固有文化互相辗转增上,而且与西方的文明互相激荡,在古今中外的思想交汇中探索出现代人间佛教发展的出路。

  二、中国佛教在历史演进中的总体特征和根本动力

  通过中国佛教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尊重客观缘起(客观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根据时空因缘的变化,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传承和创新。根据时间、空间、社会背景的不同进行自我调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第二,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与国运民生、文化兴替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又各具独立性。这种特征使佛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往往成为先进性和创造性的代表,也由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佛教的包容、慈悲精神能够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提供灵感和动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佛教一直禀持着“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精神。变的是理论的阐释、修行弘法的方式和手段,即我们修行、弘法以及对理论的理解,这些是可以改变的;不变的是四谛、缘起性空、业果、菩提心,这些精神的内核。也就是它的外延、形式、方法可以变,它的精神、思想、核心是不能改变的。内涵的纯正圆融与形式的高度灵活构成了中国佛教的总体特征,而印度佛教在“变”的这个部分做得不够,所以佛教在印度慢慢消亡了。

  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中国佛教非常注重和提倡“发心”,深入民众、影响社会、关注民生。而且,中国佛教的思想高度以及理论深度,常常成为学术思想与文化潮流的有力助推器。就像刚才所谈到的,八大宗派谛造了中国佛教思想的高峰,尤其是禅宗,重在参究人生的根本原理。乔布斯就是学的禅宗,最后他发明的苹果,不过他学的是日本的禅宗,日本的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它的源头还是在中国。自从有了禅宗的思想,儒家、道家也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动力。

  中国佛教为什么能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常变常新呢?为什么它有这种能力不断来调整自己适应社会,然后来发展呢?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法”、一条就是“人”。“法”是指中国大乘佛法的精神以及它的修行体系,“人”就是实践佛法、住持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的修行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所有的佛法需要靠人去弘扬、去传播。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普渡众生”,所以它是入世的,是救世的,而不是离世的、避世的。虽然也有人在庙里面修行,但是他目的是为了培养、历练,以便能够更好地进入世间来普渡众生。

  大乘佛教的修学体系有圆融性、次第性,它能够根据不同众生的根机来进行阶段性的引导,完整展现佛教的理论、实践体系。佛法跟人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在实践中获得验证的佛法才是有生命力的佛法,也只有展现在人生命中的佛法才是有用的佛法。佛教传到今天,坐禅、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它就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的话就会越来越普及,很多不识字的老头、老太都能够来信仰佛教。同样,很多知识份子乃至高级知识份子,也研究佛法。也就是宗教这种精神能够开显出上根、中根、下根都能够适应(的面貌),“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利根、钝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都能够适应,都能够有需要,都能够相信,这种宗教才能够为所有的群众所欢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协会是1953年成立的,我们去年是60年庆祝活动,到今年是61年。我们提倡爱国爱教,高扬“人间佛教”的旗帜,继承传统,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中国佛教在本土化、社会化的历史过程中,又进入到“全球化”的阶段。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当中,实际上各个宗教也都面临“全球化”的新课题。“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它是必然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全球都是如此,互相影响。中国佛教在完成本土化、社会化以后,面临的“全球化”的新课题,如何来应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如何让走过两千多年的佛教的足迹能够迈进更加广阔的前景,为时代和社会提供新的动力源泉,这是所有关心佛教前途命运(的人)所要考虑和正在考虑的大事。有鉴于此,中国佛教协会在2006年、2009年、2012年召开了三次世界佛教论坛。第一届在杭州开幕,在普陀山闭幕;第二届在无锡开幕,台北闭幕;第三届在香港召开,明年将举办第四届——三年办一次。同时,今年10月份会在我所住持的陕西法门寺举办“世界佛教友好联谊会”,称为“世佛联大会”。

  三、佛教心文化是对治现代文明痼疾的良药

  刚才谈到,现代所有人都面临“全球化”的时代、问题。这样一个时代是世界文明大交流、大讨论、乃至大交锋,大融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类既会迎来各种经济文化成果交流、共享的时机,同时也有可能陷入各种文明的弊病、时代问题的互相波及以及利益混乱的困境。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文化交流当中必然产生的,因为不同文明差异而导致的互相不理解乃至碰撞与冲突;另外一个是现代文明所提倡的物质至上、科技至上、乃至个人中心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以及精神产生误导乃至伤害。

  在这个时候,各宗教如何来看待全球化面前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它所拥有的丰富、深刻的心灵文化,无论是对内心活动过程以及其规律的分析,还是对人生各种痛苦根源的解释,都能够帮助现代人正确地认识自我、看待世界。佛教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是因为我执引起的无明烦恼,因为烦恼造作种种恶业,引发种种身心痛苦,所以需要用佛教的智慧、慈悲来超越生命痛苦的轮回。佛教的心灵文化可以给现代文明找到一个新的归宿,就是回归我们内心的觉悟。只有我们内心觉悟起来,才能对外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认知清楚,不会迷茫。

  四、当代佛教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中国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帮助现代人重新回到传统的精神家园,也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及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进世界尽一份责任。科技不断往前发展,人是往前看的;传统文化需要回归,人是往后看的。人既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在“往前看”和“往后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往前看,最后可能人类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佛教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它的历史使命,需要佛教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兼具传承和创新的主题,既要把握好传承,又要注重创新。因此中国佛教要想在整个世界文明大交流、大交汇的这样一个大格局里日新月异,就需要发扬顺应时代、自我更新的优良传统,使佛教的生命力、创造力真正蕴含在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辩证发展过程当中,过去的本土化、社会化是如此,现在和未来的全球化更是如此。

  从佛教自身的建设来讲,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用于国内佛教发展的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从事国际交流、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同样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于信仰佛教的人、修行人,在这个时代责任更加重大 ,要做的事情更多。尤其是在现在信仰相对比较缺失,价值观比较混乱,乃至各种思想、各种信息、各种文化都交织在一起的这种背景下,中国佛教如何能够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为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发展做努力,它所要考虑的点、所要做的事就更多,就不仅仅是念佛、打坐、参禅就够了。我们作为一个宗教界的人员,教职人员,每个宗教的信徒,乃至一个寺庙,到底怎么做,怎么办,怎么发展,怎么生存,这些都是非常紧迫,也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今天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