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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黄梅佛教的社会融合度

作者:许效正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即开始了艰难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历程,成为历代王朝神道设教的重要工具,并逐渐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融合为一体。湖北省黄梅县地处鄂、赣、皖三省接合部,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文化繁荣,自唐初道信、弘忍、惠能三代禅师创造的“东山法门”横空出世后,黄梅就成为著名的禅宗圣地。1000多年来,在当地士绅的支持下,黄梅佛教逐渐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没落、近代西学的传播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黄梅佛教不可避免地进入“末法”时代,但由于得到了士绅阶层的鼎力支持,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佛教的研究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佛教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却付之阙如,更无人研究晚清时期黄梅佛教与黄梅社会的密切联系。有鉴于此,笔者根据《乾隆黄梅县志》和《光绪黄梅县志》中的记载,从庙宇数量、庙产来源和废庙修复等方面,对晚清时期黄梅佛教的社会融合度进行初步剖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由寺庵数量看佛教在综合信仰体系的地位

  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信奉万物有灵,“高山之崔巍,大海之汪洋,雨露之恩泽,雷霆之威严,日月之光华,即下至一草一木,一勺水一撮土,凡不知其理由者,皆以为有神寓乎其间而崇拜之”[1]。 这些包罗万象的神灵崇拜经过氏族公社时期的神鬼分离、西周时期的官民分离和汉代佛教道教的产生等三次变革,形成了四大信仰系统:国家推崇的祀典信仰、国家保护的宗教信仰、国家默认的祖宗信仰和国家禁止的鬼神信仰。与此相对应,遍布全国城乡的众多的庙宇也被分为四类:一是载在祀典,由各级官府推崇的官庙;二是由历代官府保护,享有诸多特权的佛寺道观;三是官府不承认但也不干预的家族祠堂;四是为普通百姓所尊崇、却被官府禁止的民间神庙。由于后两种庙宇都不被官府承认,故各个时期的地方志都不予记载。根据《乾隆黄梅县志》的记载,当时该县的祀典庙宇和佛寺道观共有庙宇118座,具体情况如下:

  1.祀典庙宇:所谓祀典庙宇,是指由官府掌管的庙宇。西周以来的历代王朝按照“神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患御大灾则祀之”的原则,不断将一些先贤和自然神列入国家祭祀范围,由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其祭祀活动。黄梅县祀典的标准非常严格,凡是能够进入祀典的神灵,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有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一切有关地方,善在人心者,皆得血食相沿,崇奉不替。是所谓以德升,以功举也,非此族类,不在祀典”[2] 。根据《乾隆黄梅县志》的记载,当时,黄梅县的祀典庙宇共有42座。按照祭祀的对象不同,这些祀典庙宇可以分成三类:一是祭祀自然神灵的坛庙,这类建筑共有10座,分别是先农坛、社稷坛、山川坛、常雩坛、厉坛、牙纛坛、城隍庙、神马庙、兴文土地庙、土地祠等;二是黄梅人崇拜的先贤庙宇,此类庙宇共有5座,分别是文庙、武庙、岳王庙、昭王庙、陶王庙等。三是祭祀有功于黄梅的地方人物,此类庙宇共有17座,分别是:晏公庙、金沙庙、鲍公庙、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郭公祠、冯公祠、忠烈祠、节孝祠、李忠烈祠、来公祠、曾公祠、姜公祠、武公祠、徐公祠、瞿孝子才人祠等。[3]

  2. 佛教寺院:在清代,黄梅县的佛教比较发达,“梅地名山半为僧有”[4]。据《乾隆黄梅县志》记载,当时著名的佛教寺院有54座:老寺、龙峻寺、地结庵、上寺、中寺、南山灵峰寺、北山宝相寺、四祖寺、西永福寺、瑜伽寺、接待寺、五祖寺、佛母塔、意生寺、灵泉寺、灵水庵、禅定寺、东禅寺、雨昙庵、柘林寺、菩提寺、多云庵、白马寺、东永福寺、资福寺、庆源寺、莲花庵、黄荆庵、妙高山寺、新寺、蔡山寺、高塔寺、西山普同塔、中路庵、一宿庵、龙池寺、五桂峰庵、巢云寺、古佛寺、地藏庵、梅源寺、五福庵、黄莲寺、荆竹庵、圆通寺、红梅阁、斗姥庵、龙华庵、汪家庵、西峰庵、天池庵、青莲庵、来云庵、青龙庵。[5]

  3.道教宫观: 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长期以来,道教也得到了封建王朝的推崇和普通百姓的崇拜,道观也由此成为传统庙宇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乾隆时期,黄梅县境内著名的道教宫观有22座,它们是泰源观、凤台观、紫墟观、武当宫、东岳庙、南岳庙、真君庙、福王庙、三官殿、石道真仙庙、石大神庙、什村庙、关帝庙、文昌阁、高庙、总管庙、大洋庙、五显庙、武圣殿、三义殿、财神庙、火帝庙等。[6]

  在乾隆年间,在黄梅官府承认的118座庙宇中,佛教寺庵就有54座,占总数的45.6%,是祀典庙宇的1.28倍,是道教宫观的2.45倍。由此可见,在综合信仰体系中,黄梅佛教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光绪年间,黄梅县境内官府承认的庙宇发展到了143座(其中祀典庙宇发展到了45座,佛教寺庵发展到了62座,道教宫观发展到了36座)[7]。而在这143座庙宇里,佛教寺院仍占43.4%,是祀典庙宇的1.48倍,是道教庙宇的1.73倍。庙宇是各类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活动基地,佛教寺庵在各类庙宇中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也就在综合信仰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二、从庙产来源看僧人与黄梅士绅的亲密关系

  在传统社会,遍布全国城乡的各类庙宇既是各种信仰的主要载体,又是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公务活动场所,但各类庙宇的住持僧道根本无法掌控庙宇建设和日常祭祀活动所必需的经济资源,因而不得不经常性地向信徒和地方富户募化,劝他们慷慨解囊。作为乡村领袖士绅阶层,在做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也愿意为各类庙宇捐款捐物,以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彰显自己的优越地位,进而取得乡村社会的控制权,通过募化与捐赠,僧人与地方士绅共享着乡村社会的权威。士绅和僧人的这种良性合作关系,在晚清的黄梅县得到了充分证明。根据《乾隆黄梅县志》和《光绪黄梅县志》的有关记载,黄梅县的祀典庙宇、佛教寺院和道教观庙都拥有规模不等的房屋、土地和资金等动产和不动产,这些财产,一少部分是官府拨付的,绝大部分是士绅捐赠的。因此,对各类庙宇的财产来源进行仔细分析,无疑是剖析乡村社会复杂关系的一把钥匙。

  1.僧人对祀典庙产的贡献:根据黄梅县志的记载,黄梅县的祀典庙宇所供奉的对象,或是黄梅人尊崇的忠臣良将,或是曾经有功于黄梅百姓的地方官吏,或是当地群众敬畏的乡贤烈女,或是为国尽忠的黄梅籍官员。既然是封建官府彰显皇权威严、维护伦理纲常、激发人们的忠君爱国思想的重要场所,其祭祀费用自然由官府拨付。根据《光绪黄梅县志》的记载,当时全县的祀典祭祀费用的总额超过了140两白银,如:“先农坛祭祀银伍两,常雩坛祭银伍两,崇圣祠二祭共银柒两”[8],“神祇坛祭祀额银壹拾两,社稷坛祭祀额银壹拾两,邑厉坛祭祀银玖两,厉祭米折银壹两贰钱,香烛米折银壹两五分,文庙祭祀原额银肆拾两,名宦乡贤祭祀原额银柒两,关帝庙新增祭祀额银叁拾伍两柒钱肆分陆厘,岳王庙祭祀原额银肆两,石忠烈庙新增祭祀额银肆两” 。[9]

  士绅既然是地方官治理乡村社会的依靠力量,当然也是乡村祀典活动的主导者,他们除了参加官府主导的祀典祭祀活动外,还积极地参与祀典庙宇的修复、重建。如惜字阁“明末毁于兵,邑人喻于德重修,并施田五斗”[10]。下新关帝庙“乡官石镇国建,阖镇士民重修”[11]。孔龙东街关帝庙,“邑明进士邢寰建,咸丰年间兵毁,将军隆阿重建,改祀关帝”[12]。孔珑福主庙,“西乡五厂公建”[13], 县西福主庙,“黄姓公建” [14]。然而,笔者在考察黄梅祀典庙产来源的过程中,却惊讶地发现,这中间也不乏黄梅僧人的影子。《乾隆黄梅县志》记载:“武庙,明抚郭惟贤捐田二十七亩五分,乾隆廿一年重修,僧来朝募贡生吴如渭捐庙后地四亩。……城隍庙,原在县治西,乾隆四十二年,阖邑士庶人等移建大南门内横街。僧小朗买杨姓宋家洲洲地半股,及陈姓洲地六分五厘,俱献入庙。乾隆四年,郭公纯献香灯田一十七亩。”[15]《光绪黄梅县志》也记载:“大洋庙,乾隆壬申,僧心参募化二十七村重修,贡生李天助督工,两阅寒暑,并捐资以佐成。”[16]这两条资料表明,在晚清时期,黄梅的祀典活动虽然是由士绅主导的,但黄梅僧人的捐赠,也是祀典庙产的一个重要来源。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的等级非常森严,而祀典庙宇又是官府教化民众的重要场所,要想为祀典庙宇捐款捐物,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需要得到黄梅地方官和士绅共同认可。所以,黄梅僧人频频为祀典庙宇捐款捐物的事实,足以证明黄梅的地方官和士绅愿意与僧人共同分享乡村社会的威严和权力。

  2. 士绅对佛教寺产的贡献:在清代,黄梅县境内佛教寺院的历史都很悠久,由于岁月久远和战争的破坏,很多寺院都经过了多次重建。在这些寺院里,有一部分是僧人募捐而建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富户和士绅建造或重修的。如高塔寺,“宋天禧间坊民唐守忠兄弟建殿亭舍宇及砖塔一座,明永乐五年,僧永恭置佛堂廊房,后毁。乾隆年间,僧德珍募化重建,咸丰四年,被兵毁,今唐姓人复建的”[17]。类此的情况还有很多,笔者根据《光绪黄梅县志》卷十四〈建置志〉中关于寺观的记载,对当时黄梅县百姓修建或重建寺观的情况作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在62座佛教寺院中,竟然有17座寺院是由当地富户士绅修建或重建的,占当时寺院总数的32.3%,这说明,在清代,佛教已经得到黄梅士绅的普遍尊崇。

  从表一可以看出,在由士绅参与建筑的33座庙宇里,佛教寺庵就有18座(东禅寺、四祖寺、龙华寺、高塔寺、黄莲庵、接待寺、一宿庵、五福庵、圆通寺、荆竺庵、西山普同塔、新寺、巢云寺、梅缘寺、汪家庵、朝阳庵、圆城庵、观音庵等),占当时佛教寺庵总数的29%。换句话说,清光绪年间,黄梅佛教寺院的近三分之一是由士绅出资建造的。正是因为有黄梅士绅慷慨捐助,黄梅佛教才能够不断度过历史劫难,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三、从“贼毁”寺院的恢复情况看黄梅佛教的顽强生命力

  所谓“贼毁”寺院,是指被太平天国起义军破坏的庙宇。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社会极度动荡、人们极度贫困的社会环境中,在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传统佛教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但就地处内地、风气闭塞的黄梅而言,西方文明的冲击却没有那么明显,传统佛教与乡村社会的高度融合局面并没有明显改变。从《光绪黄梅县志》记录的情况看,在光绪初年,黄梅佛教虽然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强力破坏而始显颓败势头,但佛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发动的,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是洪秀全以西方基督教为蓝本,杂糅以中国民间信仰的诸多内容形成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尊奉上帝是唯一真神,除此以外的所有神灵或偶像都是必须消灭的邪魔。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所波及的一切地区,都竭力排斥所谓的异教,所有佛寺、道观、城隍、社坛,以至凡百祠庙,无像不毁,“当时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故太平天国对于佛道二教最为禁绝。凡是属于佛教道教的东西一概灭绝”[19]。黄梅县位于大别山尾南缘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太平军的重要活动区域。

  据《光绪黄梅县志》的记载,自咸丰三年正月到咸丰七年春,太平军在黄梅县几进几出:“(咸丰)三年癸丑春粤逆下窜金陵,道经梅境。”[20]“三年秋,踞九江贼攫梅。”[21]“四年春,贼掠孔垅镇。”[22]“(四年)自三月至十月,贼踞梅城。”[23]曾国藩在奏折中说:“以黄梅一县为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总汇之区,……伪燕王秦日纲率田家镇大股伪检点陈玉成等率蕲州大股,伪丞相罗大纲率安庆新到大股,及太湖、宿松小股,皆集于黄梅一县。”[24]“十一月初四,贼焚劫盗,夜,贼复踞梅。”[25]“五年乙卯,贼踞梅。”[26]在此期间,太平军还并将黄梅县更名为清城县;“(五年)二月贼建伪城于小池口,为九江犄角,以阻我水军,周围数里许内作贼巢,阖邑祠堂庙宇搬拆殆尽。”[27]“七年丁巳春,贼扰梅,官军大捷。”[28]“十一年辛酉春,逆首率大股援皖扰梅。”[29]由此可见,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黄梅县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的敌视政策,黄梅县的佛教寺庵遭到了极大破坏。据《光绪黄梅县志》记载,黄梅县被太平天国军队毁坏的庙宇共有18座,它们是:高塔寺、泰源观、三官殿、都天庙、四祖寺、五祖寺、东禅寺、惜字阁、东岳庙、奎阁、武当庙、龙华寺,中路庵、关帝庙、杨泗庙、真君庙、武圣殿、三义殿等[30]。详细情况见表二。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长期陷于极度萧条之中,黄梅当然也不例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梅的著名寺院四祖寺、五祖寺、高塔寺等得到了恢复,这充分说明黄梅佛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据《光绪黄梅县志》记载,到光绪年间,黄梅的佛教寺庵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座,新增的寺院有高塔寺、永镇庵、甘露庵、青涟庵、朝阳庵、圆城庵、华严庵、观音古刹等[32]。这再次证明了黄梅佛教的顽强生命力,也充分表明黄梅士绅对黄梅佛教的重大贡献。

  四、从黄梅诗歌看佛教与黄梅文化的有机结合

  黄梅县地处鄂、赣、皖三省结合部,不仅是全国闻名的禅宗圣地,也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纷纷从四面八方来黄梅参禅悟道,吟诗作赋,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黄梅诗歌,而佛、寺、僧无疑就成为黄梅诗歌的主要内容。《光绪黄梅县志》收集的清代文人所做的诗歌共有156首,其中与佛、寺、僧有关的就有59首,占总数的38%,具体见表三。

  这些诗歌,有很多是直接以寺庵名称命名的,如《东禅寺》、《老祖寺》、《江心寺》、《荆竹庵》等,有的虽然不是以寺庵命名,但却是以佛、寺、僧为主要内容的。就主要内容来看,这些诗歌大体可以分为六类。第一,抒发了对黄梅佛教的崇敬之情,如黄梅县令张维屏的《五祖山》这样写道:“达摩从西来,心法本一灯。五叶分南北,北秀而南能。我问大满师,夙根转孩婴?隔世受衣钵,入门钟自鸣。至今五祖山,法云护层层。兹来谒禅林,不问般若经,不谈风幡义,不讲大小乘。但求佛施力,宝筏济众生。善哉菩提心,讵忘桑梓情。”[34]第二,记录了黄梅佛教的悠久历史。如吴铄的《老祖寺》写到:“璨公启司空,满祖居冯茂。千岁宝掌禅,紫云天半覆。时在魏晋间,陈阅古今宙。飞锡驻双峰,矫首烟岚秀。诛茅住数年,迄今缅层构。琳宇特地开,洞口积云皱。郁郁松千寻,古质逾苍瘦。石上藓苔文,搜剔杂篆籀。此焉古佛场,诸寺皆其后。谁与拓平畴,野邑色堪漱。溪汀汩汩鸣,乳泉流细窦。似兹极恢闳,何意在严岫。折罢池边芦,旃檀消永书。天然喷雪崖,山外飞晴溜。”[35]第三,描写了僧人的民间活动。如吴灿如的《盂兰词》这样写道:“田家多收十斛麦,便请僧尼作功德。金鼓木鱼闹空门,满堂灯火寒无色。时维风凉白露天,赤脚人尽毛布穿。中元家祭寻常事,盂兰奉佛心拳拳。”[36]第四,抒发了诗人到寺中畅游的感受。如石乔年的《游白莲池》这样写道:“震旦西来寺,烟深一径通,尽知真佛在,谁识此心空。严壑消尘俗,松衫挟雨风。异香何处发?峰顶莲池中。”[37]第五,描写了在寺中高雅幽静的氛围。朱橒的《宿南山灵峰寺》写道:“乌崖峰畔月初圆,来伴高僧入定禅。绕屋溪声常作雨,当轩花气欲浮烟。梵宫寂寂深宵里,清磬寥寥客梦边。起向松间寻旧踏,青山一片白云连。”[38]第六,描写了黄梅佛教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美丽风光。如石乔年的《游西山》就是这样:“指点诸山似落梅,半天谁劈两峰开。巨灵缔造挥神斧,浩劫庄严礼佛台。眼旷已收人境尽,身高讵有俗丝来?最奇倒雨飞严壑,殷殷声闻下界雷。”[39]

  透过这些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黄梅佛教不仅与秀美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而且也成为黄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 论

  西汉武帝元狩(前122-前117年)年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40],在此后的170多年间,佛教一直在民间流传,并未得到朝廷的注意。东汉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时期,佛教开始得到朝廷的倡导。在此后的近2000年时间内,佛教在历代封建王朝的保护和推崇下,逐渐与中国社会融合在一起,不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各阶层民众的主要精神信仰,在国家政治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下,中国社会逐步陷入极度动荡、极度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和极度贫困的泥潭,佛教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末法”时代。但在风气闭塞的内陆乡村地区,佛教的生命力依然十分顽强,与社会各阶层的融洽关系也没有根本改变。就光绪年间的黄梅而言,这种现象十分明显。佛教寺院遍布全县乡村,占黄梅各类庙宇总数的43%,这充分显示了黄梅佛教在整个信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从僧人与士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黄梅士绅积极为寺院捐款捐物;另一方面,黄梅僧人也积极参与黄梅县的祀典庙宇重建活动,这充分显示了黄梅僧人与士绅的亲密关系。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毁庙宇的重修情况,展示了在社会极度贫困和社会极度动荡的历史条件下,黄梅佛教风光不再的惨酷现实,而著名佛教寺院的重修,也充分说明了黄梅佛教的强大生命力。

  而《光绪黄梅县志》中收录的59首有关佛、寺、僧的诗歌,则充分证明佛教已经成为黄梅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上事实说明一个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佛教虽然步入了衰世,但在乡村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各界民众对佛教寺院的尊崇和慷慨布施,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对各界民众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昭示着佛教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必须始终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作者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 释】

  [1]《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讲》,《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民国九年出版,第46页。

  [2]〔清〕 薛承时修,沈元寅著:《乾隆黄梅县志》卷十〈建置之祠祀〉,第7页,乾隆五十四年重刊本。

  [3]同上,第1-12页。

  [4]〔清〕薛承时修,沈元寅著:《乾隆黄梅县志》卷十〈建置之寺观〉,第1页,乾隆五十四年重刊本。

  [5] 同上,第1-30页。

  [6] 同上,第27-30页。

  [7] [30] [32] 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卷十四〈寺观〉第1-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

  [8][9][10][11][12][13][14]同上,第17页,第21页,第2页,第4页,第5页,第5页,第5页。

  [15]〔清〕薛承时修,沈元寅著:《乾隆黄梅县志》,卷八〈祠祀志〉,第2页,乾隆五十四年重刊本。

  [16][17]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卷十四〈寺观〉,第8页,第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

  [18] 此表根据《乾隆黄梅县志》卷八祀祠志和《光绪黄梅县志》第十四卷之〈寺观〉编辑而成,凡是只有页码的,均出自《光绪黄梅县志》第十四卷之〈寺观〉。

  [19]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9页。

  [20][21][22][23] 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卷十九〈兵事〉第11页,第11页,第12页,第12页。

  [24] 《曾国藩等奏报攻毁双城驿营垒及克复黄梅县城摺》,薛瑞录主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6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版,第271页。

  [25][26][27][29]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卷十九〈兵事〉第13页。

  [28] 同上,第17页。

  [31] 本表是根据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卷十四〈寺观〉的内容整理的。

  [33] 本表根据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1-40绘制而成。

  [34] 张维屏著:《五祖山》,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5页。

  [35] 吴铄的《老祖寺》,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7页。

  [36] 吴灿如著:《盂兰词》,覃瀚元、袁瓒修,宛名昌、余邦士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17页。

  [37] 石乔年著:《游白莲池》,覃瀚元、袁瓒修等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卷三十六,第20页。

  [38] 朱橒著:《宿南山灵峰寺》,覃瀚元、袁瓒修等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30页。

  [39] 石乔年著:《游西山》,覃瀚元、袁瓒修等著:《光绪黄梅县志·艺文》卷三十六,第28页。

  [40]〔北齐〕魏收著: 《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载:“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延居,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据此可知,佛教是在汉武帝元狩年间传入中国的。

  摘自:《法 音》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