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世俗化”进程中我国宗教旅游经济的二元特征与异化分析

作者:卢 宏 曲艳丽

  一、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发展和研究层面

  1.宗教旅游发展现状

  宗教旅游是人类社会出现最早的旅游活动之一。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在高频率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工作压力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生活却日渐荒芜,生存环境也日趋恶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超脱出世、启迪安慰、慈悲宽容的宗教式情感,以及不偷盗、买卖公平、提倡生态发展等宗教理念,吸引了许多人对宗教信仰与文化的追求,同时也引发了宗教旅游及其开发的热潮。

  当前世界宗教信众人数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每年全世界有6亿多人前往各宗教地点进行宗教旅游[1]。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宗教类遗产占90%,中国的宗教类胜地也在55%以上[2]。宗教旅游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我国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特色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宗教信仰者约有1亿多人,各类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3]。从宗教的类型看,除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主要宗教以外,还有许多民间和原始宗教崇拜。当前我国的宗教旅游发展迅猛,众多游客加入了宗教旅游大军。强大的旅游需求促发了各地的“宗教旅游热”,如以武当山、青城山、鹤鸣山等为代表的道教名山游,以五台山、普陀山、少林寺、拉萨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游,东南沿海的天主教、基督教游,西北的伊斯兰教风情之旅等传统宗教旅游线路持续热旺,一些新兴的宗教旅游区如烟台南山、无锡灵山等也发展迅速。

  宗教不仅和旅游有着紧密联系,宗教和经济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上宗教组织都要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宗教圣地往往汇集了大量珍贵文物,加上宗教的神圣性与神秘色彩,因而吸引了大量游客,推动了宗教旅游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开拓了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宗教旅游成为许多地方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形式。

  2.宗教旅游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术界开始对宗教旅游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初期的研究主要包括朝觐与大众旅游的关系,目的地宗教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等内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宗教旅游热”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愈加显著,大家逐渐重视对宗教旅游的探究。进入21世纪后,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旅游研究成果是瑞泽和墨菲(2007)主编的《宗教旅游与朝圣节庆管理》一书,该书收录了很多学者对宗教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多方面的研究内容。[4]

  通过文献检索和研究,国外学界对宗教旅游研究涉及的领域颇多,主要包括朝圣与旅游的关系、宗教旅游的全球化、宗教旅游者行为、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宗教遗产地管理、宗教节庆、宗教旅游营销、宗教旅游影响、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宗教旅游经济等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是国外宗教旅游研究的显著特征。

  国内有关宗教旅游的研究相对晚近些,最早对宗教旅游的研究始于陈传康、徐亮君(1986)发表的《陆丰县的海滨旅游资源开发层次结构》[5]。此后,宗教旅游的研究逐渐被重视。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宗教与旅游的关系、宗教旅游的涵义、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据文献检索,超过一半的文献集中在研究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这对我国近年来各地的宗教旅游开发当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总体上我国宗教旅游的研究范畴相对狭隘,研究欠深入并缺乏系统性,需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角度切入宗教旅游的研究是近来出现的研究热点。如Russell(1999)指出发展宗教旅游业可以促进目的地经济发展[6];于江(2011)利用旅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宗教旅游的经济特殊性以及经济价值的实现[7]。但总的来看,国内外基于经济视角对宗教旅游展开研究的文献还不多,探讨还不够深入,这有待国内外业界和学术界对宗教旅游经济进一步加强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尝试以经济学视角为切入点对现代宗教旅游的二元特征和异化问题展开分析,希望能对宗教旅游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二)主要概念

  “宗教旅游”是指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依托,依靠宗教文化景观、宗教活动和习俗等宗教资源,宗教信徒或非宗教信徒离开其常住地前往宗教景区,进行具有朝觐、传教、云游、研究、宗教交流等宗教信仰目的,以及观赏、考察、修行、休闲、体验等非宗教信仰目的的专门的旅游活动。可以看出,宗教旅游大体包括两类,前者可称为宗教信仰旅游,后者可称为宗教文化旅游。

  经济与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重视今生,一个关心来世,一个迷恋此地,一个向往彼岸,两者好像驴唇不对马嘴,但却是影响人类社会的两种重要力量。宗教与经济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宗教经济。“宗教经济”是指因宗教活动或宗教团体的各种活动而发生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行为,以及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宗教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的活动主体不仅包括宗教组织,非宗教组织和个人也可以参与宗教经济活动。在近现代,一些宗教组织的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宗教事业的范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包括从事第一、二产业以及商业、旅游业、金融业,甚至军火工业等。[8]

  “宗教旅游经济”是指宗教旅游经营者与游客之间因发生经济往来所产生的各种经济行为与经济关系的总和。宗教旅游经济是宗教经济的重要构成。

  二、“神圣化”和“世俗化”:宗教旅游的双向发展

  从宗教的历史发展看,“世俗化”一直伴随“神圣化”而存在。所谓“神圣化”就是维护宗教这种超自然、无限、不可亵渎的神圣性的过程;“世俗化”指的是人类社会逐渐或部分摆脱宗教制度与宗教象征的过程[9]。宗教和宗教旅游的发展均存在一个“神圣化”和“世俗化”的双向互动发展过程。这里分析一下宗教旅游“神圣化”和“世俗化”双向发展的原因以及主要表现。

  一方面,现代科技化、工业化、信息化、商品化以及大众旅游是导致宗教旅游世俗化的重要原因。

  对于游客来说,宗教旅游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体验,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宗教旅游的“世俗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宗教旅游者对神灵的尊崇愈来愈弱。二是人们出于人际交往和情感联络的动机在增强。如去教堂、寺院的许多信徒和普通游客,不仅仅是听传教和讲经,更重要的是体验团体中人们互相信任和依赖的情感气氛,以消解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孤独感。三是更多关注宗教的文化内涵以及给人的精神慰藉,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生活在高度现代化、世俗化世界的人们,需要对负面的世俗影响进行有效消解,宗教仍是许多人的心灵归属和港湾;宗教旅游地的强大感化力自内而外地使来访的人们“转凡为圣”;大众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则由外而内地增强了宗教旅游地的神圣性[10]。这是宗教旅游“神圣化”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

  宗教旅游地的神圣感染力,使游客超越了日常的世俗生活,充分体验宗教的神圣性,从而净化自己的身心,达到“转凡为圣”的效果。

  大众旅游是宗教旅游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但大众旅游为宗教“神圣性”教义和文化的维护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另一方面,从宗教团体主位的视角看,宗教大众旅游是现代社会结缘与度化众生的一种法门。[11]

  宗教旅游的“神圣化”主要包括对宗教教义的神圣性、宗教信仰和道德的神圣性、宗教行为神圣性、宗教制度神圣性的追求和维护。

  宗教旅游具有“神圣化”和“世俗化”的双向发展特点,导致在经济领域——宗教旅游经济具有相应的“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二元特征。

  三、“世俗化”进程中我国宗教旅游经济的二元特征分析

  “世俗化”是现代宗教发展的大趋势。大众旅游的兴起开启了“宗教场域”到“旅游场域”的世俗化进程, 因此现代宗教旅游经济不仅具有崇拜神明的“宗教性”特征,同时也具有普罗大众的“世俗性”特征。这里探讨一下我国宗教旅游经济“亦圣亦俗”的二元特征的主要表现,以及“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关系。

  (一)财富积累的宗教性和世俗性

  宗教旅游的经济基础要通过宗教旅游的财富积累来建构。

  一方面是以尊崇上帝、神灵的圣洁而崇高的事业作为集资标志,如依靠政府部门和集团组织的投资、捐献、宗教信徒的布施、宗教课税以及寺院经济的自身积累等来发展旅游业[12]。其中最具宗教意义的是教徒的自愿布施与奉献,这是尊崇上帝、神灵的物化体现。另外,一些国家的宗教组织还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并遵循教义教规来进行融资活动。如伊斯兰银行坚持伊斯兰教禁止利息的原则,允许储户和银行以投资者身份参与宗教旅游的生产经营活动[13]。这也体现了财富积累的宗教性。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大众化的宗教旅游,以及政府、企业或其他团体基于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为目的的宗教旅游投资等,来获得收入和经济积累。有的开发投资者往往只是利用发展宗教文化旅游来获取经济利益,却往往疏忽了宗教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发展,这是宗教旅游世俗化发展中出现的管理异化问题。

  (二)生产经营的宗教性和世俗性

  1. 生产经营的宗教性

  宗教旅游是一种“神圣”与“世俗”的二重生产活动。与宗教旅游相关的生产与服务首先体现出明显的“宗教性”。宗教旅游经济的“生产宗教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体现在生产空间的神圣上,这里的神圣空间是限定了的举行宗教仪式和供奉神灵的专门场所[14]。可以是人造的教堂、寺庙,也可以是自然的山川树木等。建盖具有宗教色彩的庙宇、教堂,设立具有宗教氛围的宗教活动场所,是开展宗教旅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其次,表现在生产时间的神圣上,这里的神圣时间多指宗教节日或宗教仪式时间。人们在神圣时间内要怀着虔诚之心,按照规定的方式举行礼拜、祭祀或庆祝等宗教仪式。

  再次,一些宗教旅游经营管理者和服务者自身就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具有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因而自觉践行宗教功修,使宗教道德范围内的生产谋利活动获得推许。

  最后,在宗教旅游服务中要遵循教义教规,以及规范化的宗教礼仪要求。如法事活动或宗教节日期间,应遵守食品禁忌,严禁一切违背教义、戒律的活动内容;宗教场所禁止或限制烟、酒的生产经营;一些游乐场所和项目受到宗教教义、戒律的约束等。

  2.生产经营的世俗性

  宗教旅游本身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产物,因此宗教旅游的生产经营还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宗教旅游经济的“生产世俗性”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宗教旅游的“神圣性”必须通过“显圣物”作为媒介来体验、把握和达到。“显圣物”本身是有限的、世俗的,这样的媒介体主要有器物形象、行为动作、语言文字等形式。[15]

  其次,对神圣的宗教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经营和监管等,这本身就是一种“世俗化”行为。

  复次,宗教旅游经济活动需遵循世俗经济的市场逻辑和交易原则,如收取门票钱、香火钱、功德钱,否则其“神圣化生产”的经济价值无法实现。

  最后,在宗教旅游人力资源再生产方面,由于许多宗教都是禁欲的,教职人员不能婚配,因此如果没有“凡夫俗子”不断加入教职人员队伍,会导致宗教自动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的世俗化无法规避,“世俗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神圣化”。另外,景区的居民参与宗教旅游服务,如开饭店、卖香火或地方土特产、做马夫、当导游等,这些都是发展宗教旅游重要的人力资源。

  宗教旅游经济的“生产世俗性”有的已经演变为严重的宗教旅游经济的异化问题,这也属于其“世俗性”表现的一部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主要表现在:

  第一,宗教场所的宗教功能在不断减弱,旅游功能却在持续增强。宗教胜地摊贩和餐馆林立,旅游服务接待设施愈来愈多,景区的宗教项目商品化、庸俗化程度愈来愈深。甚至一些宗教从业人员高价兜售假冒开光物件,引起了游客的愤慨。

  第二,宗教传统制度文化正面临大众化游客需求和宗教旅游开发热潮的挑战。宗教团体常常通过变更仪式的程式、场所、时间等方法来配合开展旅游活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制度化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常被演化为一种纯商业表演,供世俗的游客观赏。

  第三,在“宗教世俗化”与“旅游大众化”的背景下,景区教职人员也开始通过导游服务、举办收费的宗教仪式、开办酒店或纪念品店等方式参与经营活动,其行为愈来愈接近世俗人士。教规对信众的信仰约束愈加无力,在拜金思潮的侵蚀下,有的宗教人士甚至诱迫旅游者进香、购物,牟取暴利。

  第四,宗教旅游产品开发层次低。宗教旅游开发仅停留在烧香拜佛、出售普通的宗教纪念品,以及观光游览等初级层面,或一味迎合旅游者的迷信和庸俗思想。宗教旅游开发往往对宗教文化神圣内涵的挖掘不够,忽视宗教平衡心态、唤起道德、启发智慧、健身疗养等功能的开发。

  (三)消费的宗教性和世俗性

  通过宗教旅游经济消费,可将静态的积累资金转为能带动经济运行的动态实力。

  一方面,宗教旅游消费具有宗教性。宗教性的消费就是为了实现宗教信仰目的而产生的消费[16],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如许愿还愿、超度亡灵,信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受宗教制约,虔诚的宗教信徒往往不重视现世的富贵与闲逸,反对奢华的消费方式。另外,宗教旅游消费更多体现在文化性和无形性上,宗教旅游者在神圣的宗教旅游空间体验、感悟和学习传统宗教及其文化,并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充实。

  另一方面,宗教旅游消费具有世俗化倾向。首先,宗教旅游者的消费呈现多样化,除了宗教性消费以外,众多游客还有诸如休闲、度假、教育、娱乐、非宗教商品购物等世俗性消费内容;其次,许多游客追求享乐、消费攀高、道德弱化、体验庸俗,对宗教文化的深厚内涵漠不关心,这是游客消费异化的典型表现,应引起警惕;另外,宗教旅游消费世俗化还表现在大众旅游破坏了神圣的宗教氛围,导致消费环境异化。

  (四)“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关系

  宗教旅游经济的“宗教性”与合理的“世俗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宗教性”,“世俗性”很难为宗教信仰者认可;离开“世俗性”,“宗教性”则丧失物质基础。在我国宗教旅游发展中,我们不应将神圣与世俗完全对立,应强调神圣与世俗的合理融合。不能因宗教的“宗教性”而压抑人性、阻止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也不能因强调宗教为现实中的人服务而丧失了其“宗教性”,宗教旅游的发展要保持和维护宗教信仰神圣性的一面。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在宗教旅游经济 “世俗性”表现中的“异化”现象问题。

  四、“世俗化”发展中我国宗教旅游经济“异化”分析

  在宗教旅游世俗化进程中,宗教旅游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异化”问题。“宗教旅游经济异化”就是宗教旅游的管理者、经营者、游客、当地居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以致产生宗教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现象。从前述宗教旅游的世俗化发展可以看出,很多世俗化现象已演变成宗教旅游经济的异化问题,就我国而言,其主要表现归纳有:

  (一)从宗教旅游的管理看,宗教旅游目的地政府存在重经济利益的获取,轻宗教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发展的问题。

  (二)从宗教旅游经营看,部分从业人员有拜金主义倾向。

  (三)从宗教旅游产品开发看,存在宗教文化的过度商品化以及宗教旅游低层次开发的问题。

  (四)从宗教旅游者消费行为看,存在追求享乐、消费攀高与趋从、破坏资源环境、迷信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

  以上宗教旅游经济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从宏观上来说,主要与宗教世俗化,具有功利色彩的、片面的旅游发展观,如“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及“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等有关;从微观因素看,宗教旅游经济异化是政府、旅游经营者、游客这三个利益相关者利益互动的结果。

  其中,旅游经营者希望获得自身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政府看重旅游目的地的全面协调发展,但往往仍是一味追求地方经济效益,旅游者追求的是旅游消费的最大满足。因为政府和旅游经营者之间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之间有可能结成利益联盟,产生“权利寻租”;另一方面旅游经营者的利己行为难以制约,往往不考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误导或一味迎合游客而将宗教文化庸俗化、过度商品化,甚至通过非法化手段谋取利益。[17]

  对于宗教旅游者来说,他们出行的目的,以愉悦身心、舒缓压力为主,对宗教文化的要求也主要体现在食宿、纪念品上,并不需要理解和感悟深层次的宗教文化。他们出游的目的主要是看庙烧香、祈求保佑,而非体验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实现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宗教旅游经济异化的危害很大。首先,影响旅游体验质量和旅游经营,失去原真性的宗教文化将会直接影响目的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宗教旅游异化带来的负面形象曝光对旅游地的形象、投资以及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

  当然应该看到,宗教旅游经济“异化”现象是宗教旅游“世俗性”的外在表现,但不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加强管理和经营,使宗教旅游沿着可持续健康的道路发展。

  五、结论和启示

  宗教旅游既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又是一项经济活动。本文主要对宗教旅游经济的二元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一)指出“宗教经济”是指因宗教活动或宗教团体的各种活动而发生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行为,以及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宗教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而宗教旅游经济又是宗教经济的重要构成。

  (二)宗教旅游是一个包含“神圣化”和“世俗化”双向发展的活动。工业化、商品化、大众旅游等因素是导致宗教旅游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人们对负面世俗化的消解欲望,以及宗教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是宗教旅游保持“宗教性”的动力因素。

  (三)在世俗化进程中,宗教旅游经济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世俗性”的二元特征,主要体现在财富积累、生产经营、消费等方面。应注意和防止在“世俗化”进程中出现宗教旅游经济“异化”问题。

  在宗教旅游的“大众化”“世俗化”过程中,在宗教旅游与经济交融与碰撞中,宗教文化的本真性和价值体系如何保留和发扬?如何利用宗教这个信仰和思想宝库,开发能适应人们不同层次需要的宗教旅游产品,开展弘扬文化、保护生态、启迪心灵、促进健康、助益社会的现代宗教旅游活动?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们今后在发展宗教旅游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工作单位:卢宏为烟台南山学院商学院南山康养旅游研究中心;曲艳丽为山东烟台南山旅游集团)

  注 释:

  [1] 刘晖: 《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旅游文化及其影响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13.5,第61-69页。

  [2] 王早娟:《世界文化现状与宗教旅游走向》,《社会科学家》,2011.9,第118-121页。

  [3] 王亚欣:《宗教文化旅游与环境保护:宗教文化旅游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R. Raj and N. D. Morpeth.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p1-227.

  [5] 陈传康、徐君亮:《陆丰县的海滨旅游资源开发层次结构》,《热带地理》,1986.3,第222-231页。

  [6] Russell. Religious travel in the new millennium,Travel & Tourism Analyst, 1999.5.pp39-68.

  [7] 于江:《宗教旅游的旅游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1.34,第170-172页。

  [8] 罗莉: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第71-76页。

  [9] 王晓帆: 《神圣与世俗——宗教观念下的云南傣族聚落变迁》,《华中建筑》,2006.11,第283-285页。

  [10] [11] 林敏霞:《神圣化抑或世俗化:大众旅游与宗教旅游目的地关系探析》,《青海民族研究》, 2015.3,第41-48页。

  [12] 李明媚:《旅游与宗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7页。

  [13] 敏敬:《跨越宗教与世俗的界限——土耳其伊斯兰经济及其影响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第69-74页。

  [14] 金泽:《如何理解宗教的“神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5.6,第1-3页。

  [15] 李小艳:《宗教的神圣与世俗》,《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第62-65页。

  [16] 杨志银:《宗教经济的规律性研究——宗教经济学体系构建》,《世界宗教研究》,2012.5,第8-13页。

  [17] 高科: 《宗教旅游异化论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第50-54页。

  摘自:《法 音》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