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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与“去商业化”

作者:释澄龙

  ——2016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综述

  2016年12月18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协办、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承办的“2016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安徽、浙江、河南、广东、上海、香港,以及美国等地近百位大德高僧、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是继2014年“当代汉传佛教修学体系建设——首届中国汉传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人间佛教的内涵及其未来——2015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之后的第三届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题为“‘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与‘去商业化’”。

  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其中提到佛道教去商业化问题。“商业化”已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新问题”,抵制“商业化”侵蚀,重现佛教的清净庄严,是当代大陆佛教自身建设的重要命题。此次会议的召开,是佛教界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精神,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研讨会亮点纷呈,不仅有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参加,还邀请了法律界人士以及宗教经济学、宗教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与会。与会代表围绕“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与“去商业化”的主题,分别从“寺院经济”的本质与功能、传统寺院经济的来源、“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去商业化”的内涵与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与会代表踊跃发言、积极交流,研讨现场热烈,会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法师到会发言,他指出,“去商业化”问题是今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关于佛道教领域的一项重点落实工作。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去商业化”是佛教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需要正确面对和对“商业化”进行准确理解、定位。首先,应区分商业和商业化之别。商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只是时代不同,模式不同。商业化的“化”字,本身含有变化、影响的意思,是指超越了商业本身应有的精神、意义及价值,产生了变异。其次,要分清借寺敛财的商业活动与寺院资生自养活动的区别。历史上的寺院依靠土地经济的收租,近现代出现的门票,以及寺庙经营性的收入等,实际上是资生自养的基础和必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三,信仰与“商业化”的分疏。不管是信仰行为、信仰生活,还是信仰实践,都不应该量化。在商业化时代,佛教的本位就是要坚持信仰的神圣性和超脱性,避免商业侵蚀信仰。第四,从严治理佛教和寺院“被承包”、“被商业化”。希望有关部门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层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治理佛教“被承包”、“被商业”的不合理现象和行为,遏制商业化的社会潮流对佛教肌体的严重侵蚀,避免社会资本和利益集团把佛教变成商品交易,从而保证佛教自身的清净性。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指出,今年4月份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中国宗教工作的大政方针;关于佛道教方面的具体工作,就是要坚决抵制和去除“商业化”。佛教生存在商业社会中,并不外在于商业社会,所以佛教离不开也躲不了商业。第一,关于“去商业化”的界定。所谓寺庙的“商业化”,是指完全按照商业的模式、目标、方式去经营、去管理寺庙,也就是把佛教当做工具,把寺庙当做商品去经营,这就是“商业化”。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就是坚持佛教神圣、清净、庄严的本来面目。信仰是不能买卖的,而商品的本质是交易和买卖。因此,佛教和商业之间要有一个边界,宗教的归宗教,商业的归商业。第二,“去商业化”的重点目标。现在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个别寺庙由于自养的困难,确实存在有一些商业活动;另外一种更为大量的情况,是社会商业资本对佛教的侵蚀。寺院不属佛教界管理,被利益集团掌控,寺庙“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这是“去商业化”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去商业化”过程中,特别要妥善区分和处理好佛教界资生自养与“去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明确哪些是属于资生自养活动,要规范自养事业。第四,“去商业化”和倡导人间佛教思想之间的关系。赵朴老提出的人间佛教和现在的人间佛教相比,面临的时代背景、任务和目标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因此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当今人间佛教的内涵要更加丰富,需要不断的深化和补充。去商业化、去世俗化、去庸俗化,是当代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与发展方向,也是当前人间佛教所要解决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这方面来说,“去商业化”这项工作也是佛教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和深化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工作。人间佛教也因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更加具有神圣性的特征。所以,希望大家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人间佛教思想的旗帜,将“去商业化”与佛教思想建设上升到建设人间佛教高度来认识。第五,“去商业化”的工作要高度重视舆论与宣传。要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尺度和表达方式,把握不好就可能伤及到佛教。所以光靠佛教自身力量是不够的,也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性正面的舆论环境,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混淆视听。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教授指出,只有佛教界积极用正知、正见去教化信众,才能够解决当前各种社会力量把佛教作为一种工具去投资、谋取回报的现象。要从两个方面正确看待寺院经济,一方面要从自身认识上来提高,另一方面要对信徒进行正面的教育。首先,需要提升佛教的崇高性、庄严性、清净性,这是佛教界、寺院、僧团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信仰者的教育。商人在信众中间占有绝大比重,所以对商人佛教信仰的提升,佛教教育的任务更加迫切,更需要加强。让经商者不要把佛教的信仰、佛教的事业作为商业运作的对象去投资、去谋利,而是为了让佛教文化发展得更健康,传播得更广泛,能够使社会和每个人的心灵受到更好的启发和净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指出,佛教不能脱离时代。所谓时代,指时间、地点和社会条件,现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大的前提。佛教有三个组成部分——佛菩萨信仰体系、佛法体系、信仰佛教的公民群体。公民群体当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要发动信教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力量来从事非营利性事业,回馈于社会。第一、佛教必须建立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寺院经济。第二、不要忘记佛教的主体。同时,某些寺院在建设寺院经济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偏差,也要多宽容,帮着总结经验来改善,而不是一味责难,因为这是新时代、新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当代佛教在探索适应当前时代的寺院经济时,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财会管理等制度,在与社会接轨的同时,管理权必须归属以方丈为首的寺院僧团集体。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所长净因法师认为,寺院经济的重点在于规范化运行,目前佛教界的寺院经济正处于适应时代的探索阶段,某些局部可能存在不够规范的地方,需要加强。佛教落实“去商业化”目标,需要界定清楚四对基本问题:一、“商业”与“商业化”;二、“商业化”与“被商业化”;三、佛教经济与寺院经济;四、社会人经营佛教商品与僧人发展寺院经济有严格区别。寺院经济应该坚守佛教本位,也就是要明确定位,明确为佛教定位,为寺院定位,为出家僧众定位。定位清晰之后,与寺院经济相关的一切活动就有了依据。现代佛教寺院经济,首先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成熟,第二要规范化,第三要制度化,第四要组织化。最后,他提议,希望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方佛协可以牵头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部门,专门针对商业、非商业的佛教现象进行界定。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雍和宫住持胡雪峰喇嘛指出,佛教界需要坚决“去商业化”,但是不能贸然“去商业”。当前国家政策开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佛教面临着最好的发展时机,佛教的本位,是净化人的心灵,启迪智慧。寺庙的功能要定位好,尤其是藏传佛教。西藏和内蒙古地区过去全民族的教育都是依靠寺院教育来实现,这就很好的体现出佛教寺院是以教育为本位的功能。寺庙不卖票很好,可以体现佛教的“清净”精神;卖票也很好,可以进一步完善规范管理,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寺庙“被承包”不好,“被上市”更不好,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政策,不符合佛教的教义。佛弟子们一定要学习菩萨精神,无私奉献,为社会、为众生服务。佛教应该去除“商业化”,但资生自养的商业形式可以探索,不然寺庙今后怎样培养人才,如何弘扬佛教文化,践行慈善事业?寺院经济的来源应该取之有道,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管理。以雍和宫为例,雍和宫的经济来源于合理的门票收入、法物流通处和功德箱供养,这都是佛教正常的资生自养。对于这些寺院经济的管理和运行,雍和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全规范化了,所以既坚持了寺院清净,又有效地满足了信众的信仰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指出,第一,要以历史为参照,理性的看待佛教商业活动问题。早期佛教,僧众在去世以后,个人财产可以进行拍卖,这种拍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佛经里提到八不净财,这些不净财会污染人的心灵,影响修行,所以佛教认为人们“但以邪心有涉贪染,为利卖法”,属于非法。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僧人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在寺院成立居士组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弘法利生的工作。千余年来佛教寺院“无尽藏”和“长生库”的运作一直是寺院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方式一直到现代金融制度出现以后才消失。第二,佛教与“商业化”问题。“商业化”是把某种东西变成商业的行为,佛教“商业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益集团利用佛教来谋取利润,其结果是损害了佛教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因此,佛教界要坚决抵制“被商业化”,坚持“去商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何蓉研究员提出四个方面的观点。首先,需要将宗教团体控制范围之外,打着宗教幌子的经济活动区分开。第二,关于宗教教化问题。寺院经济如果只是经济,寺院功能方面表现不出来,就是宗教之根被抽去,完全成为一个世俗事件。因此,寺院的正常活动,必须以寺院经济为前提,凸显寺院教化功能为根本。第三,寺院经济的成立,不能违背佛教作为宗教的本质。第四,钱财的使用方式和用途,是把寺院经济和普通经济区别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佛教寺院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中心、文化中心,而且是救济中心。寺院经济不是以财富积累为最终目标,也不是以供养僧众为唯一目的,其核心在普度众生。佛教通过种种方便向信众传播布施功德的观念,有着合理的理论逻辑。最后,寺院经济应该在经济的流转之中实现佛教本位,既将佛教团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理想实现,又保证佛教团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根本存在价值。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指出,“商业化”背后佛教的信仰危机,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佛教界自身出了问题,无法抵御商业的诱惑;二是被利益群体或个人商业化,佛教界自身没有主导的能力。所以佛教寺院首先要把握好开放的尺度,不能干扰僧众的正常修行,否则会对佛教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次,通过戒律和禅修来坚持僧人的自身修行,明确出家人的本份与职责,加强僧众的道风建设,坚定佛教信仰,从而自觉维护僧众个人乃至僧团的纯洁性。最后,佛教的发展必须要有创造和开拓精神,做到佛教僧众入世而不世俗化、发展经济但不商业化、问政而不官僚化。佛教是圆满揭示宇宙、人生实相的理论体系,圆融涵盖了世法和出世法,同样也蕴涵了现代社会的经济伦理和商业精神。佛教不但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在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佛陀的教言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从出世法和世间法的不同角度解决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胜勇教授探讨了处理佛教与商业关系需要面对的四个问题。第一,明确佛教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佛教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也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之中包涵着彼此的角色和责任。第二,应当在全球视野当中重新审视宗教事件。今天中国的宗教事件、宗教管理、宗教制度的制订,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去看待。大家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跟其他国家和社会当中共同可以借鉴的方面。第三,制度有优点,也有局限。宗教过度地依赖制度,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第四,要深刻理解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心态的变化,文化发展形式的变化,意识形态变化的规律等。

  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郑金都律师从法律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去商业化”的核心和关键。他认为,“去商业化”的目的是为了佛教更好的发展,所以应该发展寺院经济而反对“商业化”。他指出,第一,应加快立法,明确寺庙的法人地位。因为目前佛教寺庙没有法人地位,所以很难保证寺庙本身独立的财产权益。第二,进一步明确寺庙的非营利性质。佛教的服务活动要规范,佛教文化产品的定价等,应当由相应的行业协会代为指导。第三,发挥佛教协会的自律作用:一、根据相关规定,严格认定会员的资格;二、加强僧人的自律教育;三、加强对寺庙营利性行为的监督指导;四、关爱互助,普度众生,引导内部调剂;五、发挥名山名寺名僧的榜样作用。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张志鹏教授认为,寺院经济和“被商业化”之间要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必须要用扎实的篱笆筑起来,否则寺院经济与“商业化”就会纠缠不清。即是要将寺院的法人地位建立起来,以此区分寺院经济主体和“商业化”活动主体的差异。第一,佛教团体和僧人都有从事市场经营的权利。一方面,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是通过经营活动来实现自养的。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僧众虽然出家了,但是僧人的民事权利一点都没有少。第二,佛教从事商业活动的关键在于不能“被商业化”。因为“被商业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产权不明晰。佛教“被商业化”现象,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说明中国民众对于佛教信仰的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有佛教信仰,但同时佛教本身高质量的、合格的服务和产品又没能够满足大量信众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就会出现,这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第三,应当依法维护佛教团体和僧人的合法权益:一、僧人个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各类权利;二、寺院要维护团体法人的权利;三、佛教协会要依法维护佛教品牌的权利。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圣凯法师提出,首先要从佛教本位、历史视野、全球共性这三个角度来看待佛教的“去商业化”问题。他认为,从佛教解脱者来说,个体需要少欲知足,但是制度性宗教需要有财富来庄严道场、弘法利生。所以今天社会对佛教的误解,实际上是在于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界限不清晰,甚至以个体要求来代替制度。佛教对这个时代有着担当和教化的责任,但是佛教今天面对的这个时代,是商业社会侵入到佛教的神圣殿堂来。因此,佛教不是把商业赶出去的问题,而是需要从精神方面去净化商业活动和行为,这实际上是佛教化世导俗的责任所衍生出来的“化商业”问题。“去商业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映射出来的佛教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力量介入了佛教的表现,所以要通过社会来解决。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最重要的历史问题,在于当代佛教跟传统佛教背景的不同与差异。从传统佛教来说,历史上所有的寺院都有相应的经济活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把传统寺院的生活方式、经济基础、修道模式都改变了。当代佛教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建寺院生活、寺院经济乃至修行模式的过程。从全球视野来说,保持宗教的神圣性、摆脱商业资本的裹挟,这是当今全球宗教需要共同面对与解决的共性问题。

  其次,商业资本进入佛教,既是时代共业,也是佛教自身不够强大造成的。即佛教没能对商业进行有效的教化,未能适应时代,建构起化导商业文明的经济伦理。从自身反思来说,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对商业,提倡新的商业文明伦理。佛教的教化,就是要对这个社会潮流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这个根本涉及到中国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佛教智慧如何对今天的人类做出贡献。这就需要从思想高度,把当代佛教与商业的关系问题从具体的制度层面转换出来,转变成一种文明的教化。需要逐渐构建宗教伦理对商业文明进行教化的体系,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健康的商业文明,要让佛教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商业文明体系里,有新的诠释以及新的教化,这是在理想与教化里面要完成的。

  最后,在制度方面的落实。健康的制度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力保障,也需要佛教界大力培养独立的能力,这才是法制化的真实意义。如果一切都形成依赖,那就会造成问题没法解决,乃至丧失佛教主体性。所以,当代佛教需要的不仅仅是完善的制度建设,同时也要洞察时代。应当以制度为保障,回归佛教的教化本位。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惟善法师认为,要界定佛教“去商业化”的问题,首先要区分开佛教界之外,各种社会力量、利益集团控制的寺院,然后再来谈佛教自身内部的事情。佛教建寺院的目的很清楚,寺院是教育场所,寺院的功能是弘法利生、为社会服务。出家人的本位,是以修道和弘法为生,一是自己的自修问题,一是弘法利生的问题。如果没有自修,说话就没有力量。所以,僧众自己首先一定要根据佛教教义、佛教精神把自己做好,同时应该要更多地通过讲经、授课等形式去弘扬佛法。每个寺院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寺院自身的生活水平最好不要超过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寺院与当地的生活水平平均或大概相当,百姓是可以理解的。佛教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层面,比如说修行、戒腊、道风等,并不是一个经济的评价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齐研究员指出,“寺院经济”或者说“佛教经济”是一个长期性、伴生性的问题,它是与佛教发展同步伴生的现象。因而这类问题不是一纸政令、一条戒律就能根治解决的,而是始终都要因时因地、持续地、具体地不断处理。佛教的本位,是出世的、以戒为本的、少欲知足的、注重修行的,讲因缘、信业报的。佛教本位虽然相对固化,但不等于表现形式的僵化。所以在新时代护持并增强佛教的内涵能量,延展并丰富外延的普适度,应是当今弘扬佛法、持守本位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寺院经济的功能有很多,大致有几个方面:一是保障寺院运行;二是通过体现佛法的理念来抵御社会的过度贪欲;三是通过现代理念,以佛教的方式引领好时代观念。这恰恰是现在的寺院功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她认为,佛教界“去商业化”的内涵,就是要明确地、有力地反对借佛敛财。所有借佛敛财的事情,都同于世俗经济,世俗的法律、经济的法规也适用于抑制不良的经济活动。对于破坏正当寺院经济的,清理不良的、借佛敛财的经济问题和现象,都可以用经济法规去处理。对社会影响到佛门的不良现象,疏导是关键。在没有更好的新措施出台前,应当在加强监督的前提下,遵循自然法则和规律,这也许比不恰当的治理更节约、更科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博士生Jessica Zu分析了民国时期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居士、吕澂先生对于经济生存与护持正法的抉择态度。欧阳竟无为支那内学院作为居士道场而立了“师、悲、教、戒”四字院训,其中“师、悲”两字着重于界定佛教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把佛教的社会责任定位为教育。欧阳竟无认为,财物和求法关系的关键在于“将此深心奉尘刹,万两黄金亦消得;若杂他念或自了,一介不取亦三途。”欧阳竟无强调无论在家出家,护持正法的目的在于行持菩萨道。吕澂先生认为,“五科佛学”的佛法体系所要培养的是“发心三劫广行,安于菩提分”的佛教研习者。应当依据本寂之心,行菩萨之愿,以批判之精神来维护真实佛学,如此方可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在万变的世界中保持真实佛学。因此,在民国支那内学院一系佛教学者看来,商业经济与护持真实佛法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关键是在如何具体操作,要清楚根本根据是什么。坚持真实佛法,这样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社会。

  研讨会达成诸多共识,与会代表一致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大家在研讨过程中,对当前佛教发展面临的现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对“寺院经济”转型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作出了高度肯定,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总结,对当前寺院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同时,与会代表对未来“寺院经济”的发展道路充满了非常高的期待。宗性法师表示,各位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佛教未来建设的重要参考,对佛教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宗性法师希望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继续关心和支持佛教与寺院未来发展的思想建设和方向指导,共同探讨,携手并进,为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在意犹未尽的研讨中,“2016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圆满闭幕。与会代表相约2017年继续召开研讨会议,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思想建设与“寺院经济”发展探索。

  在中国社会经济浪潮席卷下,佛教寺院资生自养的经济基础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全新挑战。一方面,僧团要恪守着“少欲知足”的佛教本位;另一方面,在不可逆转的“商业化”社会浪潮中,历史上的“土地经济”生存模式和修行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佛教自1979年以来,基于从“零”开始的史实,艰难恢复,当代佛教“寺院经济”正处于“反弹式”增长与“被商业化”的际遇和危险之中。2012年10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特别联合十个部门发布《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在《意见》中就寺院“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提出了“专项治理”与“坚决纠正”的严厉要求,力图为身处全社会“商业化”时代潮流中的中国佛教创建出“去商业化”的“寺院经济”保障。经济生活是寺院建设、弘法、安僧等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庄严精神道场的所依,也是两千多年以来佛教发展历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佛教界、学术界有关专家学者举行研讨座谈,梳理“寺院经济”的本质与功能,总结“寺院经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讨“商业时代”的佛教本位与“ 去商业化”模式的内涵与途径,意义重大。期待在“商业化”社会潮流下,中国佛教界能够开辟出“去商业化”的“ 寺院经济”新路径,同时发挥佛教“知足”、“奉献”的思想精神,为“商业化”社会提供“化商业”的新伦理与新指引。

  摘自:《法 音》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