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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惺、太虚主持闽南佛学院时的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王荣国 王智兰

  闽南佛学院是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中一所培育佛教人才的著名学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僧才,但有关其成立时间、开学时间以及院长设置诸问题一直如雾中花树,扑朔迷离,本文发掘民国时期佛教期刊资料,特就此进行梳理与辨析,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副院长与院主

  闽南佛学院(简称“闽院”)初创时,设院长二人,由会泉、常惺任院长。其后,才设院长与副院长。然而过去教界与学界均认为,闽南佛学院初创时,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本文第一作者于1997年出版的《福建佛教史》一书承袭此说,认为“会泉法师、常惺法师分别任正、副院长。”[1]这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许多资料无法看到。2011年出版的《南普陀寺志》同样承袭过去的看法,在其《大事记》中认为:“民国十四年(1925)秋,转逢和尚协同南普陀寺方丈会泉和尚创办闽南佛学院,为福建第一所新型的僧伽教育高等学府。会泉兼任院长,聘请安徽佛教学校导师释常惺为副院长,主持院务工作。”[2]在《人物传记·常惺法师》中亦称:“民国十四年(1925),应聘来厦门南普陀寺,协助会泉长老创办闽南佛学院,就任副院长。”[3]在专门记载僧教育的《闽南佛学院》中认为:“公推会泉、常惺为正副院长”[4]。应该说,这是不正确的。修《南普陀寺志》时,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已影印出版,未能发掘其中的资料予以更正,实属遗憾!事实上,笔者于2005年为闽南佛学院80周年院庆而作的《闽南佛学院大事记》中说,闽南佛学院由“南普陀寺方丈会泉法师、常惺法师任院长。”[5]但“大事记”未能展开阐述。

  据经历此事的瑞今法师回忆说:“经一个多月的修整讲堂、宿舍,添置教具,并筹备招生,闽南佛学院正式成立,于九月开学。仍以常惺法师为院长,会泉法师新任南普陀寺改十方选贤制之首任住持。”[6]是说,常惺任院长而非“副院长”,会泉则“任南普陀寺改十方选贤制之首任住持”,不兼任“院长”。

  《海潮音》杂志于民国十四年(1925)刊载一则消息《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该文是当时开学庆典的报道,文章称“首由院长常惺法师宣布开会宗旨。”[7]《海潮音》又于次年(1926)刊载消息《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称:“院长常惺法师即宣告开会宗旨。”该文注明“录自《思明日报》”。二文都属于新闻报道,特别是后文为经历实况的记者所写的报道,具有很大的可信度[8]。可见,二文都说闽南佛学院创立之时,“常惺法师”不是任“副院长”而是任“院长”。

  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海潮音》刊载的《闽南佛学院章程》“第四条职务”说:“本院设院长二人”[9]。次年《海潮音》第11期再次刊载《闽南佛学院章程》,其内容相同[10]。显然,闽南佛学院在创建之时并没有设一正一副院长职务而是设两位院长。同样是民国十四年《海潮音》杂志第7期上刊载的《闽南佛学院招生通告》的最后落款则是“院长谨订”[11]。圆瑛法师在《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开头则称:“二院长为法心殷,利生志切,特就本寺创办闽南佛学院成立……”(详见后文)。民国时,虞愚与寄尘合编的《厦门南普陀寺志》亦明确记载“推举常惺、会泉二法师为院长”[12]。可见,会泉与常惺同为院长。瑞今法师的回忆存在偏差,《南普陀寺志》称“常惺为正副院长”是错误的。慧云编著的《常惺法师年谱》称:“常惺法师任院长”,但却称“会泉法师任副院长”[13]。二书都必须更正。

  因会泉法师住持南普陀寺三年任满,太虚法师受请于民国十六年(1927)4月 29日(三月廿八)行晋山礼,继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4]。会泉被尊为“院主”。民国十六年六月《楞严特刊》登载一份经修改过的《闽南佛学院招生通告》,文后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院主会泉、院长太虚仝启。”可见,退居的会泉被尊为“院主”,太虚是“院长”,不见“常惺”之名。

  民国十七年(1928)重新修订的《闽南佛学院章程》“第一章总纲”的“第四条组织”中说“本院设院长一人,总理院务;副院长一人,辅理院务”[15]。可见,闽南佛学院设一正一副院长是在太虚法师接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后确立的。但常惺法师于民国十六年夏就受请往云南弘法,也就是说,常惺法师于太虚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两三个月后就往云南弘法了,从此在太虚院长任内没有回闽南佛学院履行“副院长”职务。据上述,我们认为在太虚法师任闽南佛学院“院长”之前,常惺与会泉并列为闽南佛学院院长,其时间大约一年半,因为闽南佛学院是在会泉法师住持南普陀寺(任期三年)时决定并创立的,时距民国十三年(1924)始任住持大致一年半,再有一年半的时间,会泉卸任,由太虚法师继任闽南佛学院院长。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揭《闽南佛学院招生通告》落款中会泉的名头是“院主”。民国十六年《海潮音》刊载智融的《厦门闽南佛学院开学略记》一文谈及当时开学典礼的情况时说:“(民国十六年)丁卯九月一日,……太虚老法师登台备述办学之经过……。再次,为院主会泉老法师表赞以前常惺法师等维持之大力,并祝我们日后之造就,……另说本地士语,以训诸本地学生,极为周到。”[16]引文中也提到会泉老法师是“院主”。这就证明了在太虚法师继任闽院院长时,会泉被尊为“院主”,这既体现在上文民国十六年六月《楞严特刊》登载的《闽南佛学院招生通告》的落款中,也体现在闽院学僧称谓中。

  二、闽南佛学院创立的时间

  有关闽南佛学院创立的确切时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作者曾在《福建佛教史》中袭用流传的说法,述及:“经过数月的筹备,闽南佛学院于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一日正式成立”[17]。其后,在为闽南佛学院80周年院庆所作的《闽南佛学院大事记》中未予以更正,只是笼统地说,1925年“秋,闽南佛学院正式开学”[18]。2011年出版的《南普陀寺志》在其《大事记》中说“民国十四年(1925)秋,转逢和尚协同南普陀寺方丈会泉和尚创办闽南佛学院(简称‘闽院’),为福建第一所新型的僧伽教育高等学府。……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学院举行开学典礼……。”[19]而在专门叙述“闽南佛学院”的文中仍然说:“民国十四(年)九月,闽南佛学院正式开学……”[20]上二则记叙自相矛盾,显然应以专门叙述“闽南佛学院”的后文为准。要指出的是,这种硬伤在这部《南普陀寺志》中不是孤例,在此不赘述。

  芝峰法师在《闽南佛学院略史》一文中说:

  甲子年,南普陀由子孙制跃而改为十方选贤制矣。十方选贤制,当其选而为第一任住持者,为会泉法师。越明年,正常惺法师在安庆安徽佛教学校办学三年期满之日,时民国十四年夏也。闽南广津、瑞徵二法师受学归来,以闽南道风虽佳,而义学不彰,乃谋诸长老转逢和尚等,及商诸南普陀方丈会泉和尚,得其赞同,因而发起,航海致贽,筹策进行。一夏之功,所事毕备,学僧海会,中秋夜月开学……[21]

  引文中:(1)“甲子年”即“民国十三年(1924)”;(2)“越明年”即“民国十四年(1925)”;(3)“中秋夜”即民国14年(1925)10月2日“中秋”之夜。上述芝峰法师的《闽南佛学院略史》说,闽南佛学院是1925年农历八月十五日 (10月2日)中秋之夜开学的。

  据民国《厦门南普陀寺志》记载:

  适常惺法师在安庆安徽佛教学校办学三年期圆满之期,时民国十四年夏也。闽南广津、瑞徵二法师受学于安庆而归来,以闽南佛教道风虽善,而研究教理者盖少,乃与转逢长老及会泉和尚等商榷,提议创办闽南佛学院事。而转、会二公具多年参学之经验,深悉时潮流,非办僧教育不克振兴佛教,故允其报请。因而筹策进行,筹发起,航海致贽,一夏之功,所事齐备,学僧荟萃一堂。中元节后开学典礼。……十四年秋本院开学后……[22]

  引文中的“中元节”疑有误,因其前文则有“一夏之功,所事齐备,学僧荟萃一堂”,其后文为“十四年秋本院开学后”。众所周知,“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属于夏季,因此“中元节”当为“中秋节”之误。上述民国《厦门南普陀寺志》是说,闽院是中秋节后开学的。

  那么,闽南佛学院究竟是“何时正式开学”的,或者说,其创立的确切时间是何时?民国十四年《海潮音》第6年第7期刊载《闽南佛学院章程》:“第十四条学年及学期”中说:“本院以两学期为一学年。自阳历八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为上学期;自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下学期。”[23]按《章程》的规定,应是“阳历8月1日”开学的。

  在《海潮音》第6年第7期刊载常惺、会泉同订的《闽南佛学院招僧通告》则说:

  一、……二、……三、……四、试验。夏历八月十九、二十两日,在厦门本院举行入学试验,俾凭程度以定去留。但远道不能来院试验者,可于报名时经本院准许,试验后即自行提出关于国学(普通科)、内典(专修科)论文各一篇,寄来本院,经审查合格后,亦予以正式录取,但须介绍人盖章,切实证明论文为自作,以免复试不及格,徒劳往返。[24]

  引文说,“试验”亦即“(入学)考试”,其时间是“夏八月十九、二十日两日”,换言之,阳历1925年10月6日、7日两天举行入学考试。若据此,闽南佛学院创立的开学时间既不可能是9月1日,也不可能是“中秋夜”。

  民国十四年(1925)《海潮音》杂志发表叶青眼所作的《祝闽南佛学院开幕》:

  尝闻菩萨具五明,佛在当时,世间文武技艺,靡不轶群,假使从是西方遇有土,曰中天竺,其土有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说法,吾知其所说法,不必同乎现代学校注重科学,亦不必异乎现代学校注重科学,所以然者,覩机设教,因病予药,佛所以为大医王也。然则生今之时,为佛弟子,年事高有点力量者,设学校兴办教育为不可缓;年事少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深入经藏,运用世学,以为普济一切利器,尤为当务之急矣。闽南佛学院即基上来二者之义以成立。今教者、学者济济一堂,此殊胜因缘,在八闽为破天荒也。小子当躬逢其盛,又得随诸上善人之后而预乎其事,此心生大欢喜,敬掇数语,用表庆祝。祝曰:

  兄弟二人,一读一耕,

  耕者劳力,读者殚神;

  一旦成功,谁造其因,

  胚胎养育,无著天亲。

  佛降生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即中华人民建国十四年十月十八日。[25]

  引文谈及闽南佛学院的成立,教者、学者济济一堂,作为闽南著名居士叶青眼因“躬逢其盛”,写了上述《祝闽南佛学院开幕》的文字,以表庆祝。最后落款中“中华人民建国十四年”即“民国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即“农历九月初一日”。可见,闽南佛学院于民国十四年(1925)农历九月初一日举行开学庆典。

  《海潮音》杂志于民国十五年发表了圆瑛法师的《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

  二院长为法心殷,利生志切,特就本寺创办闽南佛学院成立,谨撰四绝以志忻忭,即希粲政。

  中天佛日闇无光,慧命如丝几欲亡。

  为法为人悲愿切,双双出手挽颓纲。

  佛教垂秋已有年,魔强法弱剧堪邻。

  全凭智慧为炉火,一色纯青煆圣贤。

  济济英才萃一堂,出家无事却偏忙。

  从知不为图名利,欲学如来救世方。

  五老峰前龙象俦,争从法苑觅封侯。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许苍苍盖上头。

  民国十四年九月朔旦 四明一吼堂圆瑛题赠[26]

  上引文说“会泉、常惺二院长”为了弘扬佛法与利生,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成立”,“五老峰前龙象俦”,“济济英才萃一堂”,乃赋四首绝句“以志忻忭,即希粲政”。时间是“民国十四年九月朔旦”,所谓“朔旦”,既指农历每月初一,也专指正月初一。显然“民国十四年九月朔旦”就是“民国十四年九月初一日”,也就是说,闽南佛学院是民国十四年农历九月初一举行开学典礼。上引圆瑛法师的《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既证明了闽南佛学院在创立之时是会泉、常惺二人任院长,而非一正一副,也证明了叶青眼的《祝闽南佛学院开幕》揭示的闽南佛学院是在民国十四年农历九月初一日举行开学庆典。

  民国十四年《海潮音》杂志发表《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报道:

  九月初一日,为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开学之期,是日来宾凡就地当道,各大学校长与外国布教师,皆相继莅止,院中学生八十人及教职员等,济济一堂,仪容甚肃,梵呗盈耳,大足起人观感乐悦之情,其会秩序分十二项。(一)摇铃开会。(二)学生入席。(三)请官长来宾入席。(四)学生向官长来宾行欢迎礼。(五)主席宣告开会宗旨。(六)官长祝训。(七)来宾演说。(八)教职员施训。(九)学生答谢。(十)摇铃散会。(十一)茶叙。(十二)摄影。首由院长常惺法师宣布开会宗旨……继演者为厦门大学校长林博士……继林而说者,为厦门大学编辑主任杨学士……继由圆瑛法师将佛法全体宣说,至为详尽。末由学生代表答词,亦委婉动听。演毕,茶叙、摄影,尽欢而散。闻是日参观者甚多,睹此盛况,无不咸加赞叹云。[27]

  引文说,“九月初一日,为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开学之期”,是日举行开学庆典,圆瑛法师也莅会,“将佛法全体宣说,至为详尽”。

  民国十五年《海潮音》杂志以《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为题报道(录《思明日报》):

  十月十八日(即夏历九月初一日)为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开学纪念,记者预闻其事,是日特往参观。兹将盛况分述于左。

  (一)内部之威仪。学生七八十人,方袍圆领,出入往返,济济堂堂。未登奥堂,先已钦慕矣。上午九时,齐向大殿礼堂上供,南无梵音,高入云霄,记者但聆韵调铿锵,异常悦耳,不知所唱为何也。供毕,学生向院长、教职员及寺内各执事行礼。又整队往各寮行礼,礼毕。齐诣五观堂用斋,前后均高唱梵词。斋时,音声寂然,如入无人之境。噫!出家人之威仪,亦不易学耳。

  (二)开会之秩序。院门及礼堂、讲堂门外,均悬花彩,而礼堂、讲堂内匾对图画,光华灿烂,射人眼目。见讲堂黑板画有开会秩序:1.摇铃开会。2.学生入席。3.请官长来宾入席。4.学生向官长来宾行欢迎礼(一鞠躬)。5.主席宣告开会宗旨。6.宣诵祝词。7.来宾演说。8.教职员施训。9.学生答谢。10.摇铃散会。11.茶叙。12.摄影。

  午后,一句鐘,铃声铛铛。记者忝列上座。董事长圆瑛法师招呼行礼毕,院长常惺法师即宣告开会宗旨。……继为厦门大学校长林博士演说,……继林校长演说者,亦为厦门大学篇(编)辑主任汤学生(士)……壁钟三响,圆瑛法师即登台演说,将佛法全体提纲撮要,发挥至详,……时近四点,学生代表致答谢……忽闻铃声铛铛,胜会已散,叙茶撮影,可毋繁述。[28]

  对比可知,这篇《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与上文《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所记载之事相同,但有若干错字,今据前文校改。《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一文说,闽南佛学院是“十月十八日”即“夏历九月初一日”开学,圆瑛法师莅会,在开庆典会之初“招呼行礼”,后来又“登台演说”,“将佛法全体提纲撮要,发挥至详……”

  可见,《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与《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两篇都说闽南佛学院是“九月初一日”亦即阳历“十月十八日”开学的,且都明确说“圆瑛法师”莅会。这就证明了《海潮音》发表的圆瑛法师《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确为闽南佛学院成立所作。同时佐证了叶青眼的《祝闽南佛学院开幕》确是为闽南佛学院成立所作。圆瑛法师的《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与叶青眼的《祝闽南佛学院开幕》落款时间又强化了《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与《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关于闽南佛学院创立于民国十四年农历“九月初一日”亦即阳历“10月18日”记载的正确性。第一作者在《福建佛教史》中承袭传统9月1日开学的说法,今予以更正,准确地说,闽南佛学院是民国十四年农历九月一日(10月18日)开学。

  三、闽南佛学院开学时间的变更

  民国十四年的《闽南佛学院章程》规定:

  本院以两学期为一学年。自阳历八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为上学期;自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下学期。[29]

  民国十七年(1928)修订的《闽南佛学院章程》“第十二条学期”条文规定不变。[30]可见,按《章程》的规定,闽南佛学院秋季开学应是阳历8月1日,春季开学日期为阳历2月1日。前文研究揭示,闽南佛学院成立于民国十四年阳历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一日,星期日)。那么,此后是否按照《章程》的规定日期开学呢?据闽南佛学院学僧智融的《厦门闽南佛学院开学略记》说:

  丁卯九月一日,细雨纷霏,至下午八时许犹未暂住,同学皆相与踌躇曰:明日非吾等之开学期乎?何天之不助也。……次日,晨钟初响,余急披衣外出,但见星光隐隐,俨然将晴。继之,同学皆起,莫不庆慰,净事既毕,则星光已敛,晓色分明,且非寒非暖,宜葛宜棉,虽中秋之已过,实三春之不如也。噫!天岂亦欣吾等开学之胜,而相庆乎!不然,何昨日如彼,今日如此也。早粥后,八时许,诸同学齐集礼堂,继而,院长、院主及监学、教职员等皆到,乃鱼贯而出,至大殿……大众向上,礼佛三拜,后向院长、院主及各教职员行三鞠躬礼……先由筹备员报告筹备事宜,次则太虚老法师登台备述办学之经过……再次,为院主会泉老法师表赞以前常惺法师等维持之大力,并祝我们一后日之造就……另说本地士语,以训诸本地学生,极为周到。[31]

  引文中的“丁卯”即“1927年(丁卯)”;“九月一日”是农历“九月初一日”。因为下文有“且非寒非暖,宜葛宜棉,虽中秋之已过,实三春之不如也”。上引《厦门闽南佛学院开学略记》说,是民国十六年(1927)农历九月初二日(9月27日,星期二),闽南佛学院举行开学式。在开学式上,院长太虚、院主会泉等先后发言。这是闽南佛学院创办的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显然,没有按照《章程》规定的阳历8月1日开学。

  据民国十九年(1930)《海潮音》刊载《闽南佛学院本年大事记》称“(民国)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本院行开学礼,全体出席。”[32]引文中的“二月十三日”是阳历,农历则是“正月十五日(星期四)”,这一天是“元宵节”。《章程》规定,春季是阳历2月1日开学,但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三,显然不合适作为开学日子,因此往后推至2月13日开学。

  上述表明,闽南佛学院从会泉、常惺任院长的创立之时至太虚任院长的民国十九年(1930),其春、秋两学期的开学并没有完全按照《章程》规定的日子开学,而是有所调整。其秋季开学日期从创立的民国十四年至民国十六年是在农历九月初,春季则推后至农历正月中旬。

  总之,闽南佛学院创立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初一日(10月18日)”,从闽南佛学院创立之时至太虚任院长的民国十九年(1930),其春、秋两学期的开学并没有完全依照《章程》规定的日子:“阳历八月一日”、“二月一日”开学,而是有所调整。其秋季开学日期从创立的民国十四年至民国十六年是在农历九月初,春季则推后至农历正月中旬。闽南佛学院创立时,设立“院长二人”,常惺与会泉同时任院长,时间大致一年半。民国十六年四月底,太虚继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后,进行改制,设一正院长与一副院长,太虚任院长,常惺于民国十六年夏受请离闽院往云南弘法,没有实际履职,会泉则被尊为闽南佛学院“院主”。应该指出的是,会泉为闽南佛学院“院主”因岁月尘封而被遗忘,必须引起闽南佛学院及其学僧记取!

  (作者王荣国,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智兰,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 释】

  [1][17]王荣国: 《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9页。

  [2]《南普陀寺志》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南普陀寺志》上册,第106页。但在记载南普陀寺的《历史沿革》章中的“附表二:南普陀寺十方丛林历任方丈名表”第四任方丈“释常惺”一栏中说:“1927年,协助方丈创办闽院,任首任院长。”(同上,第21页)此处称常惺任闽院“首任院长”,然此处只是附表而不是志书的正文,况且闽院并非1927年创办而是1925年。应以正文为准。附带再说,“附表二”中“……名表”,应改“……一览表”。

  [4]《南普陀寺志》下册,第230页。

  [5] [18] 《闽南佛学院——1925-2005》,闽南佛学院2005年印本,第122页;王荣国《中国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

  [6]释瑞今:《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为妙湛和尚纪念集而作》,《南普陀寺志》下册,第418页。

  [7][27]《闽南佛学院开学志盛》,《海潮音》第6年第11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3卷,第477页。

  [8]《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海潮音》第7年第11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6卷,第407页。

  [9][23][24][29] 《闽南佛学院章程》,《海潮音》第6年第7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卷,第401页。

  [10]《闽南佛学院章程》,《海潮音》第7年第11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6卷。

  [11]《闽南佛学院招生通告》,《海潮音》第6年第7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2卷,第404页。

  [12]虞愚、寄尘编:《厦门南普陀寺志》,《教育》民国二十二年印本,第30页。

  [13]慧云: 《常惺法师年谱》, “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常熟兴福寺2012年线装本。

  [14]《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

  [15]《厦门南普陀寺志》,《教育》,第38页。

  [16][31]智融:《厦门闽南佛学院开学略记》,《海潮音》第8年第10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8卷。

  [19]《南普陀寺志》上册,第15页。

  [20]《南普陀寺志》下册,第230页。

  [21]芝峰:《闽南佛学院略史》《海潮音》第12卷第8号,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8卷。

  [22]《厦门南普陀寺志》,《教育》,第29-30页。

  [25]叶青眼:《祝闽南佛学院开幕》,《海潮音》第6年第11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3卷。

  [26]圆瑛:《闽南佛学院开幕祝词》,《海潮音》第7年第11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6卷。

  [28]《闽南佛学院开学盛况·录思明日报》, 《海潮音》第7年第11期(厦门佛化专号),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66卷,第407页。

  [30]虞愚、寄尘编:《厦门南普陀寺志》,《教育》,第43页。

  [32] 《学苑消息·闽南佛学院本年大事记》,《海潮音》第11卷第6期,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5卷。

  摘自:《法 音》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