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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窰泥土的神圣化:破解敦煌莫高窟镌造之谜

作者:李尚全

  [摘  要]  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推论出敦煌城城湾沙梁上马德所说的“五代土围子”是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败北,退到玉门关,汉武帝不让入关,而驻扎在城城湾时,筑造的汉代边防军事建筑物——“城”,笔者取学名为“李广利城”。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凯旋,汉武帝册封为海西侯,筑造了军事基地——酒泉都尉,后汉武帝在此基础上设为敦煌郡,与同时设置的武威郡遥相呼应,向西域、北匈奴和西羌张扬西汉王朝的武威,所以叫敦煌郡。与李广利封侯的同时,汉武帝还封骑士赵弟为新畤侯,以李广利城为中心,传播儒教,所以在两汉曹魏西晋时期,敦煌儒家大族形成,李广利城在魏晋时期蜕变为大月氏僧人的寺院,索靖题名为仙岩寺。由于仙岩寺培养出了“敦煌菩萨”竺法护,在西晋时期,誉满中华,所以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到西魏大统四年(538)鲜卑贵族东阳王元荣镌造第285窟止,慕竺法护盛名而来的朝圣者,因仙岩寺难以解决住宿问题,而在鸣沙山崖面上挖沙窰居住禅修,在173年间,共挖了60多座沙窰。大统四年(538)东阳王元荣镌造第285窟,就地取材,用土墼、草泥、颜料,以第285窟为中心,把这60多座沙窰装修成一座崖面上的寺院,供民众礼拜,瓦解敦煌世家大族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城城湾;李广利城;仙岩寺;竺法护;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如何营造出来的?这是困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一个老问题,可以说从隋唐时期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问题,都有因必有果。敦煌莫高窟的营造历史长达千年是历史事实,窃以为,通过我国正史和敦煌遗书的记载,联系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肯定会水落石出。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7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举办敦煌学读书会,兰州大学历史学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硕博研究生30多人参加,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张先堂处长亲自主持了读书会。马德研究员发表了《“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马氏根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题记及敦煌遗书P.3720V《莫高窟记》等考古史料,以及已故贺世哲研究员的研究成果[1],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利用常住莫高窟的便利,对莫高窟及其周围的环境作过多次反复详细的考察,一直认为,莫高窟城城湾,可能就是当年‘微吟穷谷,枯泉漱水’、‘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之地;当年法乘‘立寺延学,忘身为道’之地;当年索靖‘题壁仙岩寺’之地;也是后来的是讲堂、崇教寺塔和弥勒院所在,它的历史在敦煌比较早,至少比莫高窟创建时间要早;而且,它作为一处综合性的佛教建筑群,在敦煌存在和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2]不过,马氏公布这一重大发现是在2002年[3]。

  笔者认同马氏发现莫高窟城城湾是西晋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仙岩寺所在地的结论,但马氏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P.t933风景画来论证城城湾“是晋代古刹仙岩寺和隋代讲堂等佛教建筑群遗址”的说法,则不敢苟同。马氏说风景画所描绘的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讲堂和僧舍,就建在城城湾沙梁上,则是一种学术假设。马氏期待着将来的遗址发掘能够证明他的这个学术假设是正确的。其实,不等将来的遗址发掘,就从现有的我国正史记载,加上近60年来的考古史料,和对莫高窟营造历史的梳理,就能证明马氏的这个学术假设是一个伪命题。

  二、先有李广利城,后有敦煌古城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敦煌文化,最初是军事文化。这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晶。在汉晋时期,主要是中央政府与漠北游牧民族——匈奴的冲突和融合。据《史记》第110卷《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夏侯氏的苗裔。商汤夺取夏桀政权以后,夏朝王族的一支流亡漠北草原,“随畜牧而转移”,[4]曾与周族发生军事冲突,迫使周族大王亶父从豳迁徙到岐山下,建立周国。周武王夺取殷纣王的政权以后,把匈奴的戎、夷等部族驱逐到泾水和洛水之北,并“以时入贡”,称之为“荒服”。200余年后,“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又200余年,匈奴各部族日益强大,把周王朝搅和得四分五裂,进入春秋五霸时代。[5]匈奴各部族乘机骚扰中原,势不可挡。秦昭王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由此可知,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为了抵抗匈奴各部族对其社会生活的侵扰,首先把黄土军事化: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也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6]

  几乎与刘邦建立汉朝同时,匈奴王子冒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殺死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向东击败东胡,向西赶走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向南夺回秦始皇派蒙恬占领的匈奴牧地,建立起一个拥有30多万骑兵的草原大帝国。汉高祖刘邦逼迫与冒顿单于“约为昆弟”,并“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7]这种屈辱的汉胡关系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开始用武力加以解决。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任命卫青

  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8]

  在这四大劲旅当中,只有车骑将军卫青在茏城取得小的胜利,“斩首虏数百”。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青统帅3万骑出雁门,“斩首虏数千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令将军李息出代,反击匈奴侵扰;又命令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9]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令卫青统领三路大军,3万骑,出朔方,与匈奴右贤王决战,大获全胜,“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10]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再次命令卫青统帅六路大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入塞罢兵。”[11]

  汉武帝派卫青驱逐了今陕西、河北、内蒙古的匈奴势力以后,开始解决今甘肃河西走廊的匈奴问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12]夏,霍去病“踰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颜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13]秋,霍去病在河西接受浑邪王带领的数万匈奴军投降,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4]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在河西走廊设郡移民,仍然称其为西域。

  汉武帝何时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里的记载,互相矛盾,今天依据他们的记载,很难说清楚。不过李并成根据河西汉长城出土的汉简等考古资料和实地踏查,基本上弄清楚了河西汉长城的筑造时间段。笔者采用筑长城与设置郡县同步的学术视角,再结合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把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的大致情况考述如下。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说:

  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5]

  这段记载,就本文关心的城城湾问题而言,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秦始皇的势力范围西到临洮。汉武帝拓展到河西走廊,“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据李并成考证,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前111年),由令居筑塞至酒泉,‘塞’即长城。令居位于今兰州黄河以北不远,是汉代著名的关塞,为河西汉长城的起首地。这次修筑长度将近800里,把河西走廊的东、中部地区首先置于长城的保护之内。”[16]如果再结合谭其骧主编的秦、西汉、东汉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这条人工长城,主要配合河西走廊北山和由东南向西北流的“天然倒淌河”完成的一条拒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通过河西走廊,翻过乌鞘岭进入陇西,威胁中原的屏障。此时的酒泉郡,地望包括乌鞘岭以西的今武威、永昌平原和张掖、酒泉平原,而今敦煌、安西平原,还属于西域地望。也就是酒泉郡与西域的西部边界应该以疏勒河为界。疏勒河发源于南山(祁连山),由南向北流冥泽,再由冥泽由东向西流到今敦煌西北的玉门关。由冥泽沿着疏勒河修筑了一条到玉门关的东西交通线,从东到西设立了宜禾都尉、中部都尉和玉门都尉,维护汉与西域的交通线。换句话说,疏勒河以西、以南的敦煌、安西平原还不属于酒泉郡管辖。酒泉郡设置的宜禾等三个都尉只管辖从冥泽到马迷兔这条路,笔者称之为“汉代最初的丝绸之路”。

  第二、今敦煌莫高窟以南的城城湾是李广利筑起的军事基地——城。汉武帝以来,在与匈奴作战的边疆地区,除了筑长城这样的军事防御工程以外,还筑有住人和存放物资的军事建筑,叫“城”或“障”。城是军官住的地方;障则是兵员的大本营或物资供应站。

  今敦煌莫高窟向南2公里处城城湾沙梁上的“城”,是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建筑的临时将军府遗址,笔者称之为“李广利城遗址”,而不是马德所说的“可能是五代的土围子”。[17]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汉武帝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18]结果在太初二年(前103年),大败而归。“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19]司马迁和张骞、李广利、汉武帝是同时代人,他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问题是,李广利率领的残兵败将,回到玉门关时,给汉武帝上书说“士不过什一二”。[20]由此可知,李广利统领的残兵还有数千人、骑兵大约近百人。他们住在哪儿呢?从大的范围来说,只能驻扎在疏勒河以南以西的今敦煌、安西平原上,因为这里还是西域地望。从军事的视角来看,今敦煌莫高窟以南2公里处的城城湾,是鸣沙山和三危山的交汇处,里边有一个沙梁,又有由南向北流的宕泉河环绕,风平沙静,[21]是一个天然的好屏障。这是今人所谓的城城湾的第一个“城”字的含义。

  城城湾的第二个“城”字,就是现存的李广利将军府的遗址。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汉简之类的考古资料来证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汉代军事设施的城,或障的遗址。2016年5月,笔者和敦煌研究院的王志鹏、赵蓉一起实地踏查过。据笔者的粗略目测估算,城墙有1米厚,2米高,正方形,周长4×4=16米,整个城墙大约需要32立方米的土。城里面有坐西朝东的土(墼)木建筑的小屋一间,大约2平方米,这应该是李广利的住处。这间小屋子的正前面是一个宽约1.5米,长约3米的露天建筑,而小屋北面有长约4米,宽约1米的露天建筑,彼此用土墼墙隔开。小屋前面的露天建筑是庭,是李广利开会办公的地方,也是随员军正赵始成、浩侯王恢、校尉李哆三人的住处,而小屋北面的露天建筑应该是存放物资的地方。这个城后来发展成河西走廊和陇上民宅的原样,露天庭发展成上房,居中,小房屋发展成耳房,在上房的左边,露天库房发展成厨房,在上房的右边。我从小生活在乌鞘岭以东的陇上景泰县农村,听老人们常说,我们的住宅是李将军挣来的府,汉朝的皇帝只允许河西走廊和陇上的人居住。没有想到,这个没根没据的民间传说,却在城城湾找到了原样。顺便说一下,城城湾的“湾”,在古代应该是“坞”字,后来演变成“湾”字。所以,城城坞遗址,应该取个学名,叫“李广利城遗址”。

  笔者认为马德所谓的敦煌莫高窟城城湾沙梁上的“五代土围子”是李广利城遗址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城城湾的这个沙梁全部是沙子,除了鹅卵石以外,没有筑城墙的土。那么,筑墙的32立方米的土,砌墙的数百块土墼,要从2公里处的莫高窟前面的河滩上运来。这就需要动员群众。在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这里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要从2公里以外取泥土和土墼来建造这个城,只有李广利才能办到,因为他手下有数千名军人和近百匹战马,且是军事命令,所以通过数以千计的士兵肩扛和马驮,才建起了这座李广利城遗址。这在五代,乃至今天,都要动员群众才能办到,几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再说了,五代时期的人建筑这么个“土围子”派什么用场呢?马德并没有只字说明。据史料推算,李广利在这里住了1年多,期间汉武帝释放囚犯当兵、征恶少年入伍、调边防骑兵参与,派出50多位校尉,共计6万人开往大宛前线;又征用牛10万头,马3万匹,驴等其它牲畜数以万计,以及犯罪官吏、戌甲卒18万人,充军到新开设的张掖郡,[22]壮大酒泉郡实力,“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引者按:敦煌,读为城城坞)”,[23]保障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后勤供给。太初三年(前102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统帅3万人马,从城城坞出发,经玉门关,第二次远征大宛,在太初四年凯旋而归,驻扎在今敦煌市西南约70公里的南湖乡古董滩(又名红山口),筑起阳关。在阳关北部的龙首山上筑起墩墩山烽燧(亭),向南,每2.5公里设一亭,“伸至元台子山下”;向北,也是2.5公里设一亭,“一直伸向小方盘城(玉门都尉住所),与敦煌北境长城主线相连,由此形成一道纵贯敦煌西境的烽燧警讯线,并可依靠这条烽线将阳关和玉门关两座要塞联接起来。”[24]在这里,贰师将军李广利及3万将士,得到了汉武帝的册封嘉奖:

  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25]

  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封为海西侯。“海西”,应该是汉武帝钦定的今敦煌、安西平原的第一个汉语名字。也就是说,李广利统领3万多士卒,驻扎在海西的阳关,行使酒泉都尉(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酒泉军区司令员)的军事权利,在今敦煌、安西平原的绿洲上,筑烽燧(亭),“西至盐水”。[26]盐水,即今罗布泊。班固说,从玉门关到盐水,“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27]按2.5公里筑一个烽燧(亭)算,大约有60多个烽燧(亭),再加上在今敦煌、安西平原绿洲上的80座烽燧(亭),[28]彰显出西汉的强盛,建立起一个海西侯李广利主导下的军政府——酒泉都尉。酒泉都尉军政府的地望除了今敦煌、安西平原,还包括玉门关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900多平方里,在天汉二三年(前99年、前98年),改称为“敦煌”。

  第三、敦煌郡的设置是汉武帝削夺海西侯李广利行政权,张扬大汉雄伟的政治需要。如果站在汉武帝的角度来思考边疆问题,在敦煌和武威同时设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远征南越,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南越已平矣”,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址九郡。[29]早在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及至南越反,……汉派八校尉……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南越破后,……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犂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30]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入东越(闽越),“将其民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元封三年(前108年)平定朝鲜半岛,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31]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统帅3万大军远征大宛凯旋而归,在今敦煌市南湖乡筑起阳关,及其周围80座烽燧(亭)。

  基于上述,汉武帝从元光五年(前130年)派卫青北伐匈奴,到太初四年(前101年)派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凯旋,花了30年的时间,来解决西汉的边疆问题。首先在北方设置五属国,解决华北的匈奴问题。在征服南越的同时,也征服了东越(闽越)和西南夷,设立14郡。在海东朝鲜半岛设置4郡。通过在太初四年(前101年)册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海西侯,在今敦煌、安西平原上,建立起一个海西侯领地——酒泉都尉。现在西汉边防唯一的一个“漏洞”,就是今甘肃景泰县芦阳镇东的黄河渡口。

  如果从筑长城与设郡同步的政治逻辑来解读汉武帝的河西边防策略的话,就会得出汉武帝设置敦煌郡和武威郡是同时进行的结论。李并成认为,在天汉(前100—前97年)中,由玉门关西至盐泽“建造烽燧(非连续不断的塞墙)”。[32]在从玉门关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300多里的戈壁滩上,要建筑起60多座烽燧(亭),只有李广利统帅的3万将士才能做到。这一壮举,把罗布泊以东与今敦煌、安西平原连成一片,在晚上,只要任何一个烽燧(亭)点燃一把火,就会以光的速度传遍整个海西侯领地,出现“一个人工火海”。而在白天,只要任何一个烽燧(亭)升起一股狼烟,同样会以光速弥漫整个海西侯领地。用诗的语言来概括: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啊!这对西域36个绿洲小国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而对漠北匈奴的侵扰来说,又能迅速集结军队,在第一时间打击匈奴军队的侵扰。与此同时,汉武帝也命令支援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而滞留在居延、休屠二个县的18万戌甲卒,从今武威市向东筑长城至媪围(今甘肃景泰县芦阳镇东)黄河渡口,长约200公里。所以,当天汉三年(前98年)李广利在海西侯领地筑起140余座烽燧(亭),乃至戌甲卒在今武威市到景泰县芦阳镇东400里长城的时候,汉武帝就设置敦煌郡和武威郡,重新确立河西四郡的地望和防务,并顺理成章地剥夺海西侯李广利的行政权,撤销酒泉都尉,筑造敦煌古城,从今敦煌、安西平原到新疆罗布泊东岸的辽阔地域设置敦煌郡,及时解决了一个地方实力派坐大的萌芽问题。在今酒泉平原上设置酒泉郡。在今张掖平原上设置张掖郡,堵住南山(祁连山)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县南的扁都口)的天然缺口,割断青藏高原上羌人进入河西走廊的道路。在今武威、永昌平原和乌鞘岭以东陇上设置武威郡,守住媪围黄河渡口,拒当漠北匈奴人从媪围黄河渡口进入河西走廊。所以敦煌郡和武威郡的设置,是汉武帝花30年时间,解决西汉边疆问题的两个“收官子”。整个河西四郡防务的确定,是汉武帝最终解决边疆问题,打通西域的得意之作,也许当时汉武帝兴高采烈地在长安举行皇家宴会,面对文武百官,喜气洋洋地这样说:各位爱卿,请端起敦煌这个大酒(泉)杯,为张扬(掖)我大汉朝的武威而干杯!文武百官齐声高呼:“我皇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汉武帝钦造“敦煌”这个辞的含义。东汉学者应劭抽象地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33]

  三、从城城畤演化成仙岩寺的历史脉络考

  城城畤是李广利城的神圣化。汉武帝在太初四年奖励远征大宛凯旋而归的汉军时,册封了二个侯,一个是海西侯李广利,另一个是“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在汉武帝时代,畤,是寺庙。《说文解字》说:“畤,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从田,寺声。右扶风雝有五畤。好畤、鄜畤,皆黄帝时筑,或云秦文公立。”段文裁注说:“‘所基止祭地’,谓祭天地五帝者,立基止于此而祭之之地也。‘畤’,不见于经,秦人因周制”祭祀“五帝于四郊”,“遂制‘畤’字耳。”[34]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里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35]司马迁举例说: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年),

  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36]

  《史记正义》诠释:

  畤,音止。《括地志》云:“汉五帝畤在歧州雍县南。孟康云畤者神灵之所止。”案:五畤者鄜畤、密畤、吴阳畤、北畤。先是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帝、黄帝;汉高祖作北畤,祭黑帝:是五畤也。[37]

  这就是说,五畤是秦汉之际确立的皇家寺庙,是国家宗教活动场所。汉武帝到雍县五畤祭祀五帝,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但,汉武帝也把民间宗教信仰合法化。司马迁接着说:

  是时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史记索隐》注:先后,即今妯娌也。)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史记集解》注:武帝外祖母也。)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38]

  《史记正义》补充说:

  《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生,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事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局,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絜,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慙之,乃去也。”[39]

  司马迁还举例说: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40]

  由此可知,汉武帝册封斩大宛郁成王的骑士赵弟为新畤侯,是他“尤敬鬼神”的文化性格所决定的。赵弟由一个骑士摇身一变而为新畤侯,成为斋戒祭祀天神上帝及大宛郁成王鬼魂的行政官员,其办公地点就是莫高窟向南2公里处沙梁上的李广利城,也就是说,李广利城由一个军事城神圣化为宗教祭祀场所,笔者给它取了个学名,叫“城城畤”。城城畤是中国国家宗教——儒教向西域传播的桥头堡。

  城城畤反映的是儒家帝王观。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代人,他在《史记》里所说的儒家帝王观,也就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价值观。《五帝本纪》里说,黄帝征伐的目的是立古国。[41]虞舜把王位禅让给夏禹。夏禹封“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42]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43]既然骑士赵弟把郁成王杀死,按照儒教的帝王观,其人也应该享受祭祀的宗教权利。于是封赵弟为新畤侯,在鸣沙山筑坛祭祀天神上帝,在城城湾的沙梁上祭地,在李广利城祭祀两次远征大宛阵亡的以郁成王为首的两军将士,也就在汉武帝处理西域问题的政治情理之中。汉武帝就如此这般地把儒教信仰推广到西域。

  城城畤逐渐佛教化为仙岩寺。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两端同时设置敦煌郡和武威郡,隔绝了青藏高原上羌人和漠北胡人以河西走廊为基地,东进侵扰关中平原。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在武威设置凉州刺史部,今武威市逐渐成为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汉王朝也正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将势力深入西域。”“到汉宣帝时,匈奴右地日逐王降汉,汉在西域建立起第一个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并以郑吉为西域都户,使整个西域也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在内,都正式列入汉王朝的版图。”[44]敦煌的军事文化褪色,经济欠繁荣,过路商业随意性很大,所以敦煌人口到清雍正时期,一直滞留在李广利开发敦煌的三四万人口的水平上,最低谷的时候在二三万的幅度里波动。

  汉武帝对新畤侯册封,城城畤儒教中心的建立,使敦煌的鸣沙山和城城湾里的沙梁变成了“敦煌的泰山和梁父山”,在凉州刺史部虽然没有把敦煌提升为政治、经济中心,但使敦煌成为凉州刺史部的儒教中心,中国文化软实力西进的策源地,带动了敦煌儒学的大发展。据齐陈骏研究,晋惠帝在永宁元年(301)任命张轨为护姜校尉、凉州刺史,采取了二项重要的措施,一是在“八王之乱”的多事之秋,张轨在政治上维护中央权威,安抚河西走廊汉族人民,并把关陇地区流民迁徙到姑臧,设立武兴郡(在今甘肃武威西北)、晋兴郡(在今青海西宁东)。二是把凉州刺史部的儒家大族拉入自己的行政团队,“如敦煌累世为官的索氏、令狐氏、张氏、宋氏、阴氏、氾氏以及陇西辛氏、武威贾氏等等,都有许多人在张氏政权中任职。”[45]齐氏的这个统计数据,就足以证明,汉武帝在太初四年(前101年)册封骑士赵弟后,到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张轨赴任凉州刺史的402年时间,儒学在敦煌特别昌盛,儒教西进势头强劲。

  毛泽东曽在一首词里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始皇的去世与汉武帝的登基执政,相差只有70年的时间(前210—前140年)。秦始皇只当了11年皇帝(前221—前210年)。毛泽东是从中国历史的视野填写这首词的。如果我们从世界史的视野来看今天的丝绸之路历史的话,秦始皇生前死后“略输文采”的时代,还有两个人值得大树一笔。一个是在周赧王四十二年(前273年)登基执政的古印度国王阿育王,[46]另一个是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登上漠北匈奴单于宝座的冒顿。[47]阿育王、秦始皇、冒顿、汉武帝四人,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时间段里,不断“略输文采”到中亚高地,打造出了一个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把佛教与儒教撮合在一起,创造出影响整个东亚乃至当今世界的大乘佛教文化。

  阿育王登上古印度国王宝座之初,任用酷吏,专横暴戾,佛教文献里称为“黑阿育”。后来阿育王在一个佛教比丘的劝说下,开始信仰佛教,在佛教文献里称为“法阿育”(Dharmā?oka),开始提倡“佛陀所建议的伦理的社会纲领”。[48]尤其在公元前261—前260年,他在征服位于摩揭陀之南,印度东海岸的羯陵伽国(Kali?ga,今奥理萨邦Orissa)后,在公元前256年的一座石刻中,记述了这次战争的大致情况,在那里屠杀了10万人,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饥馑、疾病而死亡的人还数倍于此,另外还有俘虏15万人。第二年,阿育王访问了僧团,接受了佛陀的非暴力和诚实的教诫。在公元前257年,他向全印度发布了一系列信仰佛教的文告。公元前245年,阿育王开始向印度以外的国家传播佛法。“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在锡兰的法的胜利。锡兰的帝沙王(Ti?ya)欢迎阿育王出家当比丘的儿子摩西陀(Mahendra)充当大使,接受法教,也成了佛教徒。”[49]另外,派遣末田地(Madhyāntika)率领僧团到罽宾(Kashmere,今喀什米尔)。末田地在罽宾传播佛法的同时,还改善这里的民生,教本土人种植番红花,“对于这片河谷是一种发达的财源”。“罽宾此后长期是佛教的坚强堡垒。”[50]

  就在罽宾成为佛教化区的时候,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38年开始亲政,漠北匈奴人的右臂是月氏人,占有整个河西走廊,左膀是东胡人,占有今内蒙古草原东部。秦王嬴政亲政以后,不断打击匈奴南下的势力。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以后,在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统帅30万大军征伐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34个县,重设九原郡。在公元前211年,移民3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之为“新秦”。而漠北匈奴的势力范围,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畔,佛教落脚罽宾以后,不久就把希腊移民区犍陀罗佛教化。佛教高僧进一步地经过新疆绿洲、和漠北草原,秦人移民区——新秦,传播到秦朝,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唐代著名高僧法琳说:

  如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51]

  这段记载,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记载。佛教沙门释利房率领18人组成的僧团来中国弘法,但秦始皇敬而远之。这是因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秦始皇不得不采取“焚书坑儒”的刚性手段,来巩固秦朝的法家意识形态,把佛教拒之国门之外,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与犍陀罗、罽宾的佛教化情况截然不同。在犍陀罗的希腊人,只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7年远征印度,二年后班师回朝遗留下的一个种族——希腊草根种族,并没有把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和文学艺术移植的这里。恰恰相反,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的军营里死去,他建立的地跨欧亚非的军事帝国——马其顿帝国,就立即陷入王位继承的纠纷,并导致了马其顿帝国的四分五裂。实际上,自从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统一希腊起,到公元前149年罗马征服马其顿止,希腊文化就处于衰落期。特别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二至前一世纪征服地中海地区分裂出来的这些小王国止的所谓“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完全生活在“巨大的恐怖和危险当中”,[52]希腊本土上的人连命都保不住,而指望远离本土200来年,生活在犍陀罗(今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印度河西岸,包括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谷地、斯瓦特以及阿富汗东部一带)的行伍+草根出身的希腊人后裔来用希腊罗马文化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犍陀罗佛教艺术”,[53]并成为营造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模样,这可能吗?[54]

  大月氏西迁中亚高地,把流传在犍陀罗的佛教和敦煌儒教融合在一起,形成大乘佛教。这个文化现象的出现,现在看来,就是匈奴人冒顿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文化现象。

  冒顿与秦二世都是在公元前209年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分别登上单于和皇帝宝座的。冒顿登上单于宝座以后,首先打败东胡,然后把生活在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族打败,迫使其西迁到中亚高地,占据今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称之为大月氏,而留居在南山(今祁连山)的称之为小月氏。匈奴人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控制西域,蚕食新秦,强迫汉高祖确立和亲政策。胡汉关系问题成为西汉初年的热点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热点问题,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大月氏建立反胡联盟,虽然没有成功,但汉武帝通过武力征讨,收回新秦,建立五属国,设置河西四郡。汉成帝又设置西域都护府,把汉与大月氏紧密地串联在一起。汉文化已经深入西域腹地。尤其是李广利远征大宛,更是把汉文化带到了中亚高地。此时的大月氏,正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绿洲上,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形成了五个绿洲国家,实现了农耕化。就在与东汉王朝建立的同时,在大月氏人建立的五个绿洲国家里,有一个叫贵霜的绿洲国家,在国王邱就却的领导下,日益强盛,在公元24—25年,统一其他四个绿洲国家,在中亚建立了一个贵霜帝国,雄踞在东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但与罗马帝国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与东汉帝国紧密相连。邱就却统领贵霜大军,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后,向西征服今阿富汗地区,向南扩张到今印度旁遮普北部。昔日希腊人的殖民地现在全部成了贵霜帝国的疆土。邱就却的继任者,阎膏珍又把贵霜帝国的疆域向南扩张到恒河流域的波罗奈和桑志;向东越过了帕米尔高原,把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喀什噶尔和南沿的和阗,划入贵霜的势力范围;向北与康居联姻结盟。这样一来,没有文化的大月氏人就把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拿来,融合创新成大乘佛教文化。[55]

  竺法护把贵霜大乘佛教文化推介到中国。就两汉的西域政策而言,西汉采取刚性政策,用武力驱逐匈奴势力出西域,而东汉则采取柔性策略,与贵霜帝国进行软实力较量。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贵霜帝国国王阎膏珍派副王谢统帅7万大军进攻西域,东汉假司马班超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以少胜多,与贵霜副王谢握手言和,从此以后,贵霜年年进贡。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贵霜帝国充分利用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改造印度佛教文化为贵霜大乘佛教文化,以犍陀罗和于阗为桥头堡,向中国年年渗透,传递非暴力主义,与敦煌儒家文化中心遥相呼应。但问题不是出在东汉王朝,而是来自漠北草原上的北匈奴人与东胡—鲜卑人的争斗,鲜卑人打败北匈奴人。北匈奴向中亚被迫迁徙,导致了在汉安帝元初七年(120)的贵霜内乱,长达100多年,迫使大月氏人回迁西域、河西,乃至中国内地、长江流域。[56]竺法护就是这次大月氏人回迁故土的杰出代表。

  大月氏人回迁敦煌。大月氏人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落地生根以后,把印度佛教和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创新出贵霜大乘佛教,开始向印度本土和中国内地回传。据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里记载,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57]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诠释如下:

  《汉书音义》云:“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58]看来汉武帝封赵弟为新畤侯,在城城湾祭祀天神地祗鬼神,与匈奴、大月氏等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贵霜帝国内乱,持续了100多年,到汉献帝时代,东汉王朝也内乱丛生,佛教在洛阳以东地区早已漫延开来,原始道教积极在民间活动,在巴蜀地区与地方政权结合在一起。中原的世家大族选中河西为避难地,于是敦煌成为贵霜大乘佛教和东汉世家大族共生共荣的文化中心,培育出一个融儒佛为一体的“敦煌菩萨”——竺法护,也就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产儿。

  城城畤在汉魏之际转型成仙岩寺。从汉武帝设置敦煌郡开始,就把汉文化的西传提到了战略地位,但伴随着敦煌世家大族的形成,儒教色彩越来越淡化,儒教向儒学转化已经成为不可拒当的历史潮流,敦煌文化里的非理性成分——宗教信仰开始让位于贵霜大乘佛教,而敦煌文化的理性成分则由儒学来涵养。从汉武帝到王莽时期,处于“潜龙勿用”的扎根阶段,“在西汉中后期徙居敦煌的索、曹、张、氾、令狐等姓氏,……刚刚在敦煌立足,还谈不上成为豪强大族。”[59]但是到了东汉初年,这些敦煌儒学家族开始“现龙在田”,他们“开始谋求事功上的发展,积极参与西北地区的战争,特别是通过立功西域,获取个人官职,提升家族地位。”[60]到了曹魏西晋时期,敦煌世家大族坐大,其儒学经术水平“在当时已居于全国领先水品”,[61]这是敦煌儒学家族把城城畤的儒教职能拱手相让给贵霜和印度来的佛教高僧的结果。城城畤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仙岩寺,把敦煌佛教发展到全国最高水平。

  四、从“凉州模式”到第285窟的镌造

  “敦煌菩萨”竺法护指明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方向。据笔者在《竺法护传略》里考证,竺法护是土生土长在敦煌城城畤里的大月氏遗民的后代,生于曹魏明帝太初元年(227),灭度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享年78岁。在敦煌莫高窟前窟北墙壁上唐人大中四年(850)题写的《莫高窟记》,在咸通六年(865)正月十五日唐人又抄写在敦煌遗书《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的背面(P.3720v)[62],前面7行的记载,是笔者论证竺法护在仙岩寺学习佛教和儒学,乃至在竺法护精神感召下营造莫高窟的重要史料。兹据马德的录文先抄录如下:

  1.莫高窟记

  2.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年中〕,有/沙

  3.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巡〔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

  4.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

  5.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

  6.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

  7.可有五/百余窟。……[63]

  以上引文,是唐人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题写在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156窟前壁题记。但唐人的这个题记,时间混乱,第9—10行说,“从初凿窟至大历三年戊申即四百四年”。大历三年即公元768年,上推404年,是前秦苻坚太清二年,即公元364年,不是“秦建元之世”。第6行更错误地把晋司空索靖说成是“秦建元之世”以后的人。可见,题写莫高窟第156窟的人,学识一般。不过,他保留了莫高窟营造的历史脉络。只有我们把他搞乱的地方理顺,莫高窟的营造历史也就清楚了。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乐僔还没有在“秦建元之世”的三危山上凿窟,那来的“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索靖是西晋时期的“敦煌五龙之首”,他在三危山上题壁号仙岩寺的历史传说肯定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就是说,城城畤在汉魏之际已经成了从印度来到敦煌的高僧竺高座所住持的佛教寺院。竺高座在曹魏明帝青龙三年(235)收一个在敦煌出生的大月氏人的8岁小孩竺法护出家为沙弥,共同住在城城畤,学习大月氏的语言——吐火罗语记载的佛教经典和汉语记载的儒家经典。据笔者在《竺法护传略》一书里考证,结合马德在《“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稿本)认为城城湾是竺法护创建寺院的地方,其痕迹就是法国学者命名“山屋图”——敦煌遗书P.t.933风景画残卷所描绘的地方,就在现在城城湾的平台上,“而现存可能是五代的土围子就是当时的楼堂馆舍式建筑”。马氏发现城城湾是仙岩寺的遗址所在地是正确的,而以P.t.933风景画残卷来解释则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德所谓的城城湾里的那个“五代土围子”,就是李广利城→城城畤→索靖题号的仙岩寺的遗址。据温玉成考证,中国在公元1—3世纪普遍存在“仙佛信仰模式”。[64]汉晋时期,佛教和道教混为一谈,索靖到城城畤拜访竺法护,题壁草书仙岩寺,符合汉晋时期的学术思潮。竺法护自8岁起,在这里生活31年。也就是说索靖在城城畤题写仙岩寺的时候,竺法护至少39岁,与敦煌儒家大族交往密切,也许正是在索靖的介绍下,竺法护在40岁的时候,到长安和洛阳生活了长达38年,翻译出了《正法华经》为代表作的贵霜大乘佛经近百部,誉满中华,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其次,乐僔、法良到今莫高窟来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追问到底的问题。假如没有城城湾里的仙岩寺,乐僔和法良能到这里来吗?假如没有竺法护在当时的声誉,他们能来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跟前秦王苻坚的外交政策有关。苻坚在晋穆帝升平元年(357)成为前秦王,他虽然是氐族血统,但已经完全汉化,对儒学十分推崇,同时也笃好佛教。就他的治国理政方略来看,以儒学建立前秦的文官制度,以佛教进行周边外交活动。唐人李君《圣历碑》说乐僔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到达敦煌,在宕泉西岸的三危山崖壁镌造石窟的。无巧不成书,《海东高僧传》也说:

  释顺道,不知何许人也,迈德高标,慈忍济物,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机,诲人不倦。句高丽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符坚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敬信,感庆流行。寻遣使回谢,以贡方物。[65]

  句高丽第十七解味留王二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八年(372),通过僧人顺道法师与句高丽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在此之前派乐僔禅师到前凉,与张氏汉人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又未尝不可。由此可推知,乐僔禅师是前秦王苻坚派往前凉乃至西域各国作“统战工作”的高僧,到敦煌以后,慕竺法护的大名,而来到城城湾仙岩寺。仙岩寺虽然因竺法护名气很大,但实际只能容纳十来个僧人,在无法住宿的情况下,乐僔禅师用禅杖在城城湾北口2公里处的宕泉西岸的三危山崖壁上挖沙窰栖身,开了以后僧人到仙岩寺朝圣解决住宿问题的先河。苻坚在建元十二年(376)灭河西前凉汉人政权和鲜卑拓拔部在代北建立的代国,统一了北方。又开始了武力抢夺高僧大儒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统一全中国储备人才。建元十五年(379),他派大将符丕南下攻占襄阳,把大儒习凿齿和高僧释道安强夺到长安。据汤用彤考证,这年僧纯和昙充等“自龟兹还,述其国佛教之盛”,并从他们的汇报中得知鸠摩罗什誉满西域。苻坚就派吕光进攻龟兹,在建元二十年(384)攻破龟兹,掠夺鸠摩罗什回国。[66]因此,乐僔是苻坚派往西域作“统战工作”的僧团成员之一,走到敦煌掉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仙岩寺成为十六国时期的朝圣中心。伴随着鸠摩罗什被吕光掠夺到武威,前凉、前秦的先后灭亡,河西走廊成为佛教兴盛的地区之一。鸠摩罗什虽然在吕光建立的后凉没有发挥出其文化软实力,但被姚秦派陇西公硕德在弘治三年(401)九月灭后凉,迎接鸠摩罗什入长安,把汉传佛教推向“罗什时代”。此后在河西走廊,建立割据政权主要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敦煌儒家大族李嵩也建立了一个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凉割据政权,“不仅地狭民稀,就是在军事力量上也较单弱。”[67]而鲜卑人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以“银武威”为中心,匈奴人沮渠氏建立的北凉以“金张掖”为中心。西凉以敦煌儒家大族为核心成员,不可能开凿莫高窟,北凉和西凉又因疆域问题,经常磨枪走火,最终被北凉所灭。就河西儒家大族建立的前凉灭亡以后而言,在河西走廊的东边,武威是佛教传播中心,形成独具特色的“凉州模式”。[68]而在西边,敦煌是朝圣中心。所以,现在敦煌学界所划分出来的十六国时期的9座洞窟,北朝时期近55座洞窟,除了第285窟以外,全部是裸窟。从石窟寺考古的视角来说,都是毗诃罗窟,是来城城湾仙岩寺朝圣的僧人解决住宿问题的禅窟。

  第285窟的开窟标志着莫高窟寺的最终落成。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285窟的镌造落成,标志着莫高窟寺的最终形成。[69]这是因为,从石窟寺考古的视角来说,第285窟是供佛教徒礼拜、做佛事活动的支提窟。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出任北魏、西魏两朝瓜州刺史期间(公元525—542年),面对敦煌地区经济欠发达,儒家大族林立的实际情况,为了瓦解敦煌大族的群众基础,充分利用竺法护的影响力,借鉴“凉州模式”,就地取材,把前秦建元二年以来,到西魏文帝大统四年(538)那些前来城城湾朝圣的禅师们挖的60多座沙窰,用土墼、草泥、颜料,装饰墙壁,画上壁画,根据洞窟的大小,里边泥塑彩色佛像,吸引群众来朝拜,达到瓦解敦煌大族群众基础的目的。同时在大统四年(538)开凿第285窟,大统五年(539)竣工,在宕泉西岸崖面镌造朝圣洞窟——敦煌特色的支提窟,在地面上建造僧院和讲堂,如敦煌遗书P.t.993描绘的风景画一样。至此,一个以第285窟为中心的类似中亚支提窟寺——莫高窟寺,就这样展现在世人面前。

  五、结语

  敦煌莫高窟的镌造,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莫高窟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与印度石窟寺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更与所谓的犍陀罗佛教艺术没有亲缘关系。它是佛教在敦煌本土化的产物,它是汉人、大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氐人,在冲突和融合中的产物。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到西魏大统五年(539)的173年当中,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虽有冲突,但更多的是融合,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对中华优秀文化做出的贡献,他们最先在敦煌这片戈壁沙滩上镌造出了人类文化的瑰宝——敦煌莫高窟,把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也就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活化石”。这就是乐僔和东阳王元荣共同镌造莫高窟,把沙窰与泥土神圣化的当代文化价值。

  [1]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  马德:《“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2015年7月打印稿本,第3页。

  [3]  马德:《莫高窟新发现的窟龛塔墓遗迹》,载《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4]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879页。

  [5]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881页。

  [6]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885—2886页。

  [7]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895页。

  [8]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3页。

  [9]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3页。

  [10]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5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7页,第2928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7页,第2927—2928页。

  [13]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27页,第2931页。

  [14]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33—2934页。

  [15] 〔汉〕班固:《汉书》第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872—3873页。

  [16]  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页。

  [17]  马德:《“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2015年7月打印稿本,第5页。

  [18]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4页。

  [19]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5页。

  [20]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5页。

  [21]   李并成说:“敦煌北部地多戈壁、沙滩,土质粗糙松软,且风力强劲,年均风速大于每秒2.2米,全年8级以上大风日数多达20余天,并往往伴有沙暴,对墙体的侵蚀特别强烈。”(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第11页。)但笔者实地踏查发现,城城湾是个例外,这里风平沙静,所以李广利城遗址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22]   笔者认为,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郡的时间,应该与筑塞同步。据李并成实地踏查,并结合当地出土汉简研究,指出:“太初三年(前102年),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此为河西走廊向北沿黑河河岸伸出的塞防,长约400公里。”(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第3页。)这与司马迁说的设置居延、休屠二县,“以卫酒泉”(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6页。)的说法相吻合。所以,张掖的设郡时间在太初三年,管辖居延、休屠二个县。

  [23]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6页。

  [24]  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第21页。

  [25]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8页。

  [26] 〔汉〕司马迁:《史记》第十册,第3179页。

  [27] 〔汉〕班固:《汉书》第十二册,第3871页。

  [28]  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第16页。

  [29]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77页。

  [30]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95—2997页。

  [31]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89页。

  [32]  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第3页。

  [33] 〔汉〕班固:《汉书》第六册,第1614页。

  [3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97页。

  [35]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51页。

  [36]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52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53页。

  [38]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52—453页。

  [39]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53页。

  [40] 〔汉〕司马迁:《史记》第二册,第478页。

  [41]  司马迁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3页。)

  [42] 〔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44页。

  [43] 〔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26—127页。

  [44]  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页。

  [45]  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第36—37页。

  [46]  马采、陈云:《世界哲学史年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9页

  [47]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890页。

  [48] 〔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版,第224页。

  [49] 〔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第241页。

  [50] 〔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第243页。

  [51]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52册,第166页a。

  [52]   朱德生、李真:《简明欧洲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38页。

  [53]   在国内外敦煌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学术呓语:贵霜王朝时代(公元1—3世纪中叶)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时期。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采用希腊、罗马的艺术技巧和形式来表现佛教思想内容,故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这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及地中海古典文化融汇、结合的产物。在此之前的佛教美术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并未出现人形的佛像。最早犍陀罗佛像出现在佛传故事浮雕中,之后逐渐出现了可供礼拜的单体佛造像。古代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从中亚向东扩散,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东亚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54]   请参阅李尚全:《也论克孜尔石窟之开凿》,《敦煌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122—133页。

  [55]  李尚全:《竺法护传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15页。

  [56]  清参阅李尚全:《竺法护传略》第一章、第二章相关内容。

  [57]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08页。

  [58] 〔汉〕司马迁:《史记》第九册,第2909页。

  [59]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103页。

  [60]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103页。

  [61]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111页。

  [62]  马德错误地说《莫高窟记》“成书于公元865年”,即唐懿宗咸通六年,是对第10行“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无法释读造成的。(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1页、第42页)《莫高窟记》明确第记载大历三年是莫高窟开窟的第404年,即公元768年,大唐庚午年=公元768+(496-404)=公元860年。但问题是,公元860年是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唐懿宗咸通元年,岁在庚辰,而不是庚午年。庚午年是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出现这个差错的原因在于,唐人在咸通六年(865)正月十五日抄写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156窟前壁题记时,把“四百八十六年”错误地抄写成“四百九十六年”。

  [63]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2页。

  [64]  请参阅温玉成:《公元1—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9—170页。

  [65]  《大正藏》第50册,第1016页上栏。

  [6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203页,205页。

  [67]  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第78页。

  [68]  所谓的凉州模式,指的是北凉统一河西走廊以后,在凉州南山开凿凉州石窟,形成凉州造佛像模式,宿白认为,“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及河西地区。”“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来源于今新疆地区。”“至于五世纪前期的长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响凉州的迹象”。(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第435页、第443页、第445页。)北魏灭了北凉以后,把大量的凉州僧人迁徙到今大同市,他们开凿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著名石窟。这种具有“护法模式和供养模式”的凉州造佛像信仰模式,“可以说是中国佛像建造最基本的模式。”(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摘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第15页。)

  [69]  请参阅李国、夏生平:《莫高窟第285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综述》,《2014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第86—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