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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

作者:圣凯

  赵朴初居士(下敬称“赵朴老”)(1907—2000)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肇启于太虚大师,并且加以进一步充实与发扬,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的指导思想,获得广大佛教徒、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同,正式拉开了大陆佛教复兴的帷幕。

  1980年1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赵朴老被选为会长;2000年5月21日,赵朴老在北京逝世。这20年是中国大陆佛教恢复、重建、振兴的重要阶段,而“人间佛教”的内涵与理解一直影响着大陆佛教的发展,这涉及大陆佛教如何处理中国佛教传统与当代佛教的关系、如何理解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以“人间佛教”指导大陆佛教的发展等三大问题。因此,梳理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与历史发展,对理解1980年以后的大陆佛教的重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探讨大陆佛教的未来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从佛教思想史脉络来看,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有两个重大创新:一是禅宗,二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虽然也继承、含有印度佛教思想,但主要是中国佛教思想;虽然也继承、含有中国古代传统佛教的思想,但主要还是有别于古代传统佛教的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是足以与禅宗的形成相比拟的中国佛教的第二个最重大的创新。山因此,“人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型态。在契理契机的原则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下,面临着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型,最终建立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相适应”的现代佛教,从而实现教化现代文明社会而达成“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伟大理想。

  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思考,既有亲近圆瑛法师而重视中国传统佛教的背景,更有亲近太虚大师而继承“人间佛教”的因缘,又有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所拥有的领袖意识,最后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所以,理解与探讨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应该重视这四大因素。

  赵朴老对“人间佛教”内涵的理解,正是他对民国佛教以及抗日战争后饱经沧桑的大陆佛教的反思,及与亲近太虚大师的殊胜因缘。从现当代佛教史来说,赵朴老经历了20世纪佛教两次令人瞩目的复兴。第一次是从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另一次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历尽厄难的中国大陆佛教,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后佛教复兴的新时代。山这两次佛教复兴的背景都是面临着浩劫后的复兴与崛起,一是太平天国(1851—1864)在19世纪中期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另一次浩劫,与传统“法难”相比,这两场浩劫所经历的时间持续之长、涉及区域之大、破坏规模之激烈,皆是前所未有。其次,二者皆具备现代性独有的全球化特征。最后,二者都存在着传统佛教的重生与转型。但是,这两次复兴的差异及其独特之处,需要很好地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大陆佛教的复兴,却是真正从“零”开始。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寺、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上地及其他公地。”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庙宇寺院日产锐减,佛教界必须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改变了中国佛教近2000年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失去土地不仅是佛教界生存的问题,更有修行模式的转变;十年“文革”更给中国大陆佛教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人才断层,佛教信仰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因此,上世纪80年代佛教复兴,其成就与影响虽然可圈可点,但是其基础乃至发展指标皆不如第一次复兴,同时也意味着其潜力远远未发挥出来。同时,民国佛教的反思智慧与实践经验,是本次佛教复兴与发展最好的参照系。

  从两次佛教复兴的比较与借鉴意义来说,太虚所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对大陆佛教复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与典范作用,因此赵朴老在复兴初期明确捌昌“人间佛教”,则是历史经验的自然选择与智慧抉择。1983年第3期《法音》发表了赵朴老《佛教常识答问》最后一节“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首次提出应坚持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此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揭开了新时期人间佛教弘扬倡导的序幕。1983年12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幸艮告,在谈到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他指出:

  对于自己信仰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山

  因此,要正确理解赵朴老“人间佛教”的内涵与意义,必须综合《佛教常识答问》和《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两个文献进行整体的阐释。

  (一)“人间佛教”的本质是菩萨行而非人天乘法。

  《佛教常识答问》中亦是依五乘佛法而进行判教,这与大虚大师是完全相同的。该书说:

  问:什么是五乘佛法?什么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答: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人天乘教是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

  后人对赵朴老“人间佛教”误解最多的地方,即以“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这一句而断章取义,以为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是提倡五戒、十善的人天乘法。

  ,从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脉络中,其本质仍然是菩萨行,因为他明确地提到:“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它(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首先,菩萨行的前提是无常观的世界观,就是“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无常观的世界观是认识到世界的真实,即体证诸法实相,是“自利”;而菩萨行是实现人生的意义超越,是实现世界的“共同救赎”,是“利他”;只有真正的利他,才能实现究竟的自利,这就是自利利他不二,即《佛教常识答问》中所谓“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

  那么,如何处理菩萨行与人天乘法的关系?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已经回应了这个问题:

  问:据闻,大乘佛法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种人间佛教,和成佛有什么关系?

  答: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但成佛必须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这就是释迦佛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怎样叫学佛?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

  修菩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

  依赵朴老的解释,“人天乘”就是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菩萨行是人天乘法的目标,只有做好人才能修学菩萨行,这才是学佛。这种阐释的思想脉络,是完全继承太虚大师的“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同时,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总之,修习五戒十善的人天乘法是“做个好人”,是“自利”,是菩萨行的前提与基础;修习四摄、六度的菩萨行是“学佛”,是人天乘法的目标与归宿。

  从菩萨行的修学目标来说,仍然是“成佛”。《佛教常识答问》说:

  菩萨以此六波罗蜜作为舟航,在无常变化的生死苦海中自度度人,功行圆满,直达涅槃彼岸,名为成佛。菩萨成佛即是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永远常乐我净。这就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最后结果。菩萨成佛之前,学佛度众生,以度众生为修行佛道的中心课题,成佛之后还是永远地在度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中心思想。

  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学佛是从“做个好人”开始,最后要学习人间的佛陀而“成佛”,即是由正见正觉自塑而成的以智慧、慈悲、精进为主要特征的圆满人格典范,是对人本性潜能的圆满开发、实现,这即是“人成佛即成”的思想阐释。

  (二)“人间佛教”的目标是建立“人间净土”

  “做个好人”、即人而成佛之道是个人主体的宗教修持,而从全社会、全人类着眼,建设理想社会,实现人间净土,则是“人间佛教”思想更为重要的方面。“人间佛教”思潮的出现,即怀着救国救世的热忱,力图以佛教改良社会,发挥促进人心安定、人类聿福、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其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实现和建立“人间净土”。因此,赵朴老强调:提倡“人间佛教”的目标是解决“怎样才能使佛法结合人们生活实际,有益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人间佛教”就是要通过契理契机的原则,通过“引摄世间的教法”,“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修习“五戒十善”的人天乘法,其结果是和平安乐、高度精神的世界,但是这还没有达到“人间净土”。《佛教常识答问》说:

  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菩萨行的即人成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其目标在于成佛,其实践即是“人间净土”的建设过程,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培育出大批志愿宏伟、品格高尚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众楷模。因此,建设“人间净土”是菩萨行的过程,含摄着五戒十善的人乘正法。但是,若以为赵朴老强调修习五戒十善便是实现“人间净土”,则是完全错误的。

  总而言之,赵朴老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以《阿含经》《六祖坛经》《普贤行愿品》等大乘思想为思想根据,以五乘共法为思想框架,以成佛度众生、建立人间净土为最终目的;强调“人间佛教”是菩萨行而非人天乘法,五戒十善是“自利”、菩萨行的前提与基础,菩萨行则是“利他”、人天乘的归宿与目标;“人间净土”的建设是菩萨行的实践,含摄着修习五戒十善而成就的平安喜乐、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

  所以,从“人间佛教”的内涵与意义来说,在“人间佛教”的超越性、实践性、人间性等方面,赵朴老与太虚大师是高度一致的;从解释的方法来说,二者重视因势利导,赵朴老比较温和,虽未提倡佛教革新,但仍有其意蕴。从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论述来看,确实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大陆佛教刚从一片劫灰中苏醒,仍面临着社会对宗教的非难,提倡人间佛教虽有助于纾缓视佛教等同于迷信的压力。但同时百废待兴,亟需佛教各宗派协力携手,不宜明言人间佛教所含教义现代化内涵,以免徒起纷争。以为大陆提倡的人间佛教缺乏深刻内涵与创意的见解,乃不了解大陆的实情,不能体谅提倡者的苦衷。山同时,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界与政治有密切来往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在家信徒、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肯定不如太虚大师庞大、丰富;或许由于论证的缺乏,还存在着某些逻辑上的未发之义,有待于后人去完善与阐释。

  二、“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三大传统

  “人间佛教”是在2500年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必须立足于2500年的佛教思想资源,尤其是2000年的中国佛教传统,并非基于禅宗或净土宗等单一宗派,而去探讨“人间佛教”的思想根据。

  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最大“根机”与语境,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佛教如何实现复兴,如何让传统佛教再现辉煌?如何让传统佛教最快地走出“文化大革命”浩劫后的阴霾,让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认识到佛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让社会大众尽快地认可和接受佛教?因此,赵朴老在改革开放初提出许多著名的论断,如“佛教是文化”、“人间佛教”等。因此,他在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同时,强调要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

  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们根据“净佛世界,成就众生”的思想,结合我国的国情,经过几百年探索与实践,建立了农禅并重的丛林风规。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正是在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下,我国古代许多僧徒们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装点了我国锦绣河山。其中当然还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劳动与智慧。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年来,一直大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号召全国佛教徒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佛教徒更要大力发扬中国佛教的这一优良传统。

  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著述,创宗立派,传经授业,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佛教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和东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山

  1984年,赵朴老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中国佛教具有三个特点:一、全面性,二、丰富性,三、广延性。同时,赵朴老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继续探讨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提出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三化”与“三大成就”、“三大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佛教与中国的恩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但是,赵朴老强调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见的。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佛教的“社会化”重视佛教的社会教化作用,佛教服务于社会,从而为提倡“人间佛教”和“农禅并重”寻找传统的资源。

  “人间佛教”之所以中国佛教传统结合起来,因为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传统,而是要在“人间佛教”的指引下,对传统佛教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古为今引用”。因此,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总结说:

  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三大传统”的总结,是针对中国大陆佛教的现状,为复兴与重建创造更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适应政治和社会对佛教的要求。因此,“农禅并重”有利于参加物质文明建设,“学术研究”有利于参加精神文明建设,“国际友好交流”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这是强调佛教界在改革开放初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非从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角度,对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作的全面总结。这样,在“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精神的指引下,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就是弘扬“人间佛教”,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融合。

  从契理契机的方法论来说,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人间佛教”都是一致的,佛教是适应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文化的进程中契理契机的产物,二者所契之理皆是佛陀教法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是中国佛教延续不绝的法身命脉,不可离弃也不可能被离弃。“人间佛教”的建设与弘扬,中国现代佛教的改革、转型与重建,并非是复兴与继承全部的传统佛教,而是吸收与继承其精华、时代需要的部分。

  因此,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充分继承太虚大师广大圆融的特点。太虚大师亦强调中国佛学的重建要立足干中国佛教传统,他说:

  我此中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

  赵朴老与太虚大师的历史任务与方法论是相同的,当然他缺乏太虚大师那种宏博广大、深刻丰富的论述。当然,他也是要在继承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应时契机改革更新的交互牵制中,既要实现大陆佛教的复兴,更要实现大陆佛教的转型。其内容肯定是多元的,要继承中国佛教诸宗的传统与法统,发扬印度佛教的积极因素,更要吸收日本佛教、斯里兰卡佛教等异地佛教的优点。

  他与太虚大师一样,派遣与支持中国佛教界的青年人才赴日本和斯里兰卡留学。1981年2月,应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的邀请,中国佛学院教师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于2月17日到达日本,他们将在京都佛教大学进修,并考察日本佛教教育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佛教界第一次派员出国进修考察。~1983年12月,他们结束了在日本佛教大学两年零十个月的进修,于12月16日回到北京。中国佛教协会于12月24日举行茶会,欢迎传印、姚长寿满载着日本佛教徒的友好情谊和优良的学习成果归国,赵朴初会长,正果、李荣熙副会长等在茶会上讲了话。~1983年7月,中国佛学院派出本科学生德宗、定基、圆辉、隆藏四人,前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学习,于1986年10月学成回国。派遣日本留学僧的费用由日本净土宗资助,其留学活动受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支持,其受重视程度之高,是后来者很少见的。

  其次,赵朴老再次促成大陆佛教僧青年留学斯里兰卡的热潮,这距离他在1935年招待纳罗达比丘已经过了50年。1986年11月,应斯里兰卡罗眠罗法师和维普拉萨拉法师的邀请,中国佛学院派遣圆慈、广兴、净因、学愚、建华五名学生前往斯里兰卡维普拉萨拉法师所在寺庙的佛教教育中心学习佛学和巴利语,学期五年。行前,赵朴老亲切地会见了他们,勉励他们要以法显法师为榜样,为促进中斯友好和佛教文化交流而勤奋学习。五年来,他们先后在圣法佛学院、佛教巴利语大学、国立凯拉尼亚大学佛教巴利语研究生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硕士学位,还有两位学僧获得优等硕士学位。他们于1992年2月回到北京。这次留学僧的派遣,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界留学斯里兰卡热。

  赵朴老派遣留学僧的最主要目的是当时中国佛教界对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渴望,这与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的目的是不同的。但是,留学僧的派遣与培养,本身是佛教教育与国际交流的双重结合,对于继承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促进人才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人间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与太虚大师的最大不同,在于时代的不同,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时代性。这深刻表明了“人间佛教”是动态的,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发展;所以,“人间佛教”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大陆“人间佛教”最重要的“环境”、“语境”和“根机”;反过来说,根据契理契机的原则,中国大陆佛教要生存、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是大陆佛教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佛教能够继续在21世纪发扬光大的根本保障和前提。因此,肯定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贡献,要从契理契机的方法论高度,从“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人间佛教道路,去理解与认识他有关“人间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第一,要实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先学习“社会主义”和

  “现代社会”,即学习社会主义、学习现代文明。赵朴老当年自己编写了《佛教常识答问》,后来鼓励徐玉成编写《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后来请人编写《科学常识答问》,要求从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讲起,向佛教四众普及科学常识。只有学习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学习现代社会,佛教界要关注“现代文明”的发展,实现佛教界自身素质的真正现代化,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命力。

  第二,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佛教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间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树立以人为本,关怀现代社会、服务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现代佛教,建设“人间净土”1986年3月31日,赵朴老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谈话:

  关于“人间佛教”。禅宗的六祖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

  佛经说不要舍弃众生,对众生的供养与对佛的供养应当是一样的、平等的。对众生应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供养,不舍弃众生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代众生受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教倡导这个。我提“人间佛教”实际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当然,这是提倡的重点,并不包括佛教的全部内容。协调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光强调一方面不行,这与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今天这样提是为了更好地鼓励佛教徒为社会主义服务。

  赵朴老从佛教教义和佛教文化两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佛教积极思想和精神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明确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协调的具体途径,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的进程。而提倡“人间佛教”,就是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根本。

  第三,“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关怀现代社会,体现佛教的教化本怀与适应的成果。这就是要体现佛教的社会功能,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途径,这既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时代的需求。赵朴老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文章中说:

  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应该如何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向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呢?重要的是要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化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从历史上看,佛教徒从事的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处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装点了祖国的万里江山。我们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佛教通过服务社会、慈悲救世的功能,能够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起很好的作用,如寺院从事生产、办社会福利和救济事业等。

  在关怀现代社会中,佛教思想文化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因此他提倡“佛教是文化”。1994年1月20日,赵朴老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上的发言中系统论述了佛教思想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他说:

  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建设中仍然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四有”、“五爱”等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缘。

  第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佛教价值,在于批判现代社会、化世导俗,提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水平。因为宗教是社会的良心,皆源于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另一种价值参照系,从而预防人类的堕落。佛法源于佛陀的社会批判思想和独处“山林”的自内证。佛教以“苦谛”作为全部教义的出发点,而以出尘脱俗的证悟成佛作为终极目标。人类及生存环境所有的苦难和罪恶,皆源于人心中的贪欲和愚痴。1990年5月,赵朴老于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

  我们时代的现实是:依报方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人为的战争恐惧,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报方面,社会道德的论丧,青少年犯罪率的不断提高,使人类的生活失去了和谐与稳定。这些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和人生享用的富足,是以往任何时代望尘莫及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充满苦迫与缺陷的世间。

  因此,佛教的社会批判最根本的是对人性进行批判。佛教面对种种现代问题,如何从佛法的智慧中对这些现代问题进行诠释、关怀、批判,无疑考验着佛教现代诠释者的智慧与经验。

  因此,从“人间佛教”的角度看,“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人间佛教”思想是时代性的必然要求,人间性的内在逻辑,是历史性的经验启示,是神圣性(超越性)的价值彰显。赵朴老用他的政治智慧、社会经验、文化视野、佛法情怀,深刻地总结与揭示了这一时代命题,其精神与方法论值得大陆佛教很好地继承与深化。

  四、结语: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是“未竟之志”和“未竟之业”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面对赵朴老这样的世纪老人,赞誉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大师、友好交流的使者、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等等,都是名至实归的。但是,从佛教思想与实践的角度来看,赵朴老应该是“人间佛教使者”,是大陆“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者与实践者。

  赵朴老始结缘于太虚大师,受太虚大师的临终嘱托,一生都在践行与丰富“人间佛教”思想。探讨与理解赵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背景,还要考虑到他亲近圆瑛法师而重视中国佛教传统,又有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所拥有的领袖意识,最后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现代中国的“根机”与语境。

  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深切体证佛法中无常、无我、缘起等智慧而展开的,既与太虚大师一脉相承,晚年又关注印顺导师的思想,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人间性、历史性、时代性四个特点。他强调“人间佛教”的内涵是菩萨行,涵摄五戒十善的人天乘法,体现了“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将“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融合起来,关注到“人间佛教”的人间性与历史性;强调要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保证“人间佛教”在人间的神圣性,佛教教育即是“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运动;深刻地揭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人间佛教”时代性的必然要求。

  反观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时代意义,必须从20世纪中国佛教两次举世瞩目的复兴或者说“中国佛教之重建”去理解他的贡献。大陆佛教的复兴与重建任务的艰巨与复杂,远非太虚大师当年所能比,大陆佛教的一些重要寺院的恢复与开放,是赵朴老亲自一次又一次地和有关部门交涉,向中央和省市重要领导不断地反映。他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社会的公信力和文化的亲和力,为佛教获得政治的支持、社会的认可、文化的共鸣。同时,他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由此也进一步触及了太虚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问题。当然,深刻总结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反思与批判中国佛教的积弊,梳理“人间佛教”与“宗派佛教”的关系,即真正地完善与构建“人间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人间性、历史性、时代性,则是“未竟之业”。

  赵朴老对“人间佛教”的反思,则是晚年非常重要的思想关注。因此,理解他在1994年之后很少提“人间佛教”,并非忽视“人间佛教”而强调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实际上要加强“人间佛教”的神圣性,重视佛教信仰的文明价值,提倡“五方五佛”的信仰格局。因此,不能从文字上去理解他的“人间佛教”思想,而是从思想脉络、历史阶段、时代需求中去认识他在思想上的一贯性,在方法上则是“多元一体”,即“佛教是文化”、“中国佛教三大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都是“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这样,才不会误解他的“人间佛教”是人天乘法,或者说他忽视了人间佛教应有的超越世俗、解脱生死的理想等神圣性的另一方面。他对“人间佛教”神圣性的论证,是一位宗教领袖从佛教制度、佛教的社会功能去探讨的,而非一位出家师父对弟子的个人教化,理解这二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赵朴老从“人间佛教”的思想脉络中解决了当代中国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做为实干家,把人间佛教思想置于中国大陆佛教的指导地位,并积极实践与弘扬,使中国大陆的佛教事业得到很快恢复并稳步发展。当然,中国佛教的重建是太虚大师和赵朴老的“未竟之志”和“未竟之业”,他们理论中的不足与实践经验上的缺陷,正是后人努力的方向。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佛教如何既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在现有的政治、社会、市场之外形成具有应用价值、具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如何能在“佛教是文化”、“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脉络下,在“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下,更好地参与这一历史重任,实现中国佛教的复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如何在中西文明汇遇的时代,加强佛教与西方文明,尤其是佛教与科学、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当然,如何借助赵朴老的历史智慧,解决佛教“被商业化”与市场经济对佛教的侵蚀,则更具有现实意义与迫切需求。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在生死中完成“人间佛教”的嘱托,在花开花落中担负重建中国佛教的重任,在一无所有中将此身心奉尘刹,在明月清风中寻觅着佛陀和祖师大德的悲智行愿,成就一位“人间佛教使者”——赵朴初!

  摘自:《圆融中道持久和平——2017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