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从浙江佛教教育的基本格局看现代佛教教育的特征与使命

作者:邓伟峰

  摘要:讲经说法、参禅悟道体现着佛教教育的优良传统,延续着中国佛教的义学传承,维系着中国佛教的命脉。随着现代佛学教育机构的出现,佛学教育的特征和使命逐渐发生了变化,给佛教自身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佛教教育既以培养合格僧才为目的,而且也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承担着特定的文化使命。这主要体现在对本区域的历史文化认同、对宗教品格的坚守、教育的多元取向、教育的体系化与义学担当、教育的超越性追求等多个方面。本文拟从浙江佛教教育的历史和现代基本格局入手,对现代佛教教育的特征与使命进行粗浅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佛教教育;浙江特色;特征与使命;文化传承

  一、古代佛教寺院的类型及其讲学传承

  中国古代的正统寺院主要分为禅寺、讲寺、教寺、律寺等类。古代佛学教育主要是在丛林中进行的,与之并行的还有“译场讲学”。明代官方按照历代设置佛寺的习惯,将全国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等,要求各寺院僧众分别专业,这大概是对三类寺院的官方认定。据《释鉴稽古略续集》记载:“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1]具体而言,禅寺主要是指禅宗,讲寺侧重于对佛教经典的解释,教寺侧重于经忏佛事等法事活动。明清之后,三类寺院鼎足而立,不过随着世俗教化的需要,经忏佛事越来越成为寺院的主要工作,扮演着重要角色,数量也日趋增多。然而,讲经说法、参禅悟道却始终是寺院最基本的职能,维持着中国佛教的命脉。

  就禅寺而言,由于禅宗倡导明心见性、不立文字,使得部分禅宗寺院不以讲经为尚,甚至不再讲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适应性转变。禅宗寺院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处于较高的地位。太虚大师特指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把以道安、慧远一系的本佛、重经、博约、重行之风格,视为中国佛学的主流。他列举了两条原因:一是梵僧的化风,二是华士之时尚。[2]从梵僧来化到普通的中国士大夫逐渐领受佛学思想,乃至使得修禅成为一种时尚,奠定了二千年来中国佛学的基础。从唐代由马祖、百丈建立的丛林制度,到清初戒显针对当时宗门空疏顢頇之流弊撰《禅门锻炼说》,列举坚誓忍苦﹑辨器授话﹑入室搜括﹑落堂开导﹑垂手锻炼﹑机权策发﹑奇巧回换﹑斩关开眼﹑研究纲宗﹑精严操履﹑磨治学业﹑简练才能﹑谨严付授等十三项整理禅林﹑锻炼禅众的方法[3],中国禅宗自有一套培育僧才的方式。

  与禅门的学修方式不同,天台、华严、法相等中国化佛教宗派,非常注重对佛教经典的再诠释,重视自宗义理的探讨,有着独特的讲学传统。以天台宗为例,天台宗倡导止观并重,重视对佛教经典的义解,并把讲经作为一种修学制度。智者大师常说,“传道在行亦在于说”,随“约略五时,开张八教,总括群籍归宗法华,贯五章以解首题,分四释以消文句”。[4]元代天台自庆编撰的《教苑清规》中有“住持开讲”、“都讲头首开讲”和“维那点读”等专门的讲学制度,以及“三科习读”和“锁试”等检验僧人学习程度的考核制度。[5]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讲学制度的规范,天台宗重视对佛法教义的研习,还将考核与职事的升迁挂钩联系起来,“若说义纯正,深于理致者,则当称赏之,拟摧职事”[6],这与禅寺以参禅有悟为选拔职事标准有着较大差别。[7]到了宋代,四明知礼法师中兴台宗,专以讲经、修忏为事,宋真宗于颁赐敕额讲法之道场为“延庆院”,准予法师于此“永作十方住持,长讲天台教法”[8]。据明确记载,大师前后讲《法华玄义》七遍、《法华文句》八遍、《摩诃止观》八遍、《大般涅槃经疏》一遍、《净名经疏》二遍、《金光明经玄疏》十遍、《观音别行玄疏》七遍、《观无量寿佛经疏》七遍,其他讲说更是不计其数。[9]四明知礼一生“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10]。赵抃《行业碑》赞曰:“今江浙之间,讲席盛者,靡不传师之教,其于开人之功,亦已博矣。”[11]不仅如此,从自庆的《教苑清规》中可以得知宋代知礼以来包括考核方式在内的一整套讲学方式已经日臻完善。知礼一生著述繁富,除了对天台原始教义的阐释以及关于论争的著述,《四明尊者教行录》还有《绛炜问答三十章》、《试问四十二章》、《教门杂问答七章》等,其中可看到他当时考核弟子的方式和标准,天台宗的讲学制度大概在知礼时代达到顶峰。

  某种程度上讲,天台、华严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有其特别的讲学传统,延续着中国佛教的义学传承。与此义学的传统相对应,中国佛教亦有着悠久的经忏佛事传统。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忏形式,如忏悔文、礼忏文、斋忏文等,逐渐流行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完善于宋代,广泛地与各宗派的修行观念、仪轨等结合,通过念诵经文的方式为施主忏悔业障,从而达到消除灾祸、超度亡灵等目的。只是宋元之后,中国佛教更加迎合世俗的需要,同时忏法体系也逐渐成熟,经忏佛事日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内容。从另一面看,经忏佛事的流行,亦可看作是中国佛教适应性调适,某种程度上维系了佛教的“生存”之需,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对经忏佛事进行反思和改革。

  到了近代,随着新的教育方式出现,中国佛教各大宗派都或多或少的开展现代意义上的“讲学”,进行僧才的培育,那就是现代佛学院的出现。与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不同,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据统计,民国时期浙江这样的佛教教育机构至少有14个,即观宗学社、法昌佛学院、弘法学院、七塔报恩佛学院、四明学院、普陀佛学院、白湖讲舍、明教学院、僧师范学校、浙江僧学院、武林佛学院、吴山佛学苑、南海佛学院、白雀寺佛学院等。[12]如谛闲大师于1914年在宁波观宗寺创办观宗学社,培养了仁山、妙柔、倓虚、静权、宝静、妙真、可端、常惺、显阴、持松等学僧,宁波观宗寺还有弘法学院、四明学院,培养学僧数百人,都是弘扬天台宗;溥常法师于1928年在宁波七塔禅寺创办七塔报恩佛学院,弘扬华严宗,培养了大乐、善空、惟正、妙峰、果乘、宏泉、悟禅、明空等学僧 298 人;亦幻、芝峰法师创办白湖讲舍,侧重弘扬法相宗、三论宗,讲舍有4人以上学员即开课。[13]此时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佛学教育。到了现代,专门的阐释经典的道场或以“讲寺”命名的寺院也越来越少,而明清时期仍与禅寺、教寺成三足鼎立之势[14]。据目前的统计,至2015年底,浙江全省有佛教活动场所4115个,通过浙江省宗教活动场所信息查询系统,其中以“讲寺”命名的寺庙仅有30所,新时期的佛学院已成为现代佛学教育的主流。

  二、浙江佛学教育的现代格局

  关于现代佛教教育, 一般来讲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佛教院校或普通高校的专业教育,二是佛教团体或寺庙所开展的教育。社会的发展给佛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机遇与挑战,对佛教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更加多样化。目前,就浙江佛教教育布局上看,已陆续形成普陀、杭州、天台、弥勒、慈云、温州等多格局的佛教院校,又整合雪窦山弥勒佛学院、天台宗佛学院和温州佛学院筹建浙江佛学院,同时各大寺院也在日常的修学活动中不断加强人才培育。

  (一)以佛学院为中心的僧才教育

  1、浙江佛学院的筹建

  2013年1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筹建浙江佛学院。2014年,佛学院各项筹建工作全面启动,总部设在浙江省佛教协会,下设三个分院,即雪窦山弥勒佛学院、温州佛学院和天台宗佛学院。2014年5月17日,浙江佛学院(筹)揭牌暨雪窦山弥勒佛学院、温州佛学院、天台宗佛学院授牌仪式在奉化雪窦寺举行。其中,温州佛学院挂牌和安福寺顺利落成,对开辟浙南佛教事业新局面有重要意义。天台宗学院不仅肩负着培养爱国爱教的佛教专门人才的重任,更承担着深入挖掘和弘扬佛教优秀文化尤其是佛教天台宗文化的神圣使命。浙江佛学院是浙江省第一所省级佛教高等院校,目前已进入评估验收阶段。据了解,雪窦山弥勒佛学院设在奉化资圣禅寺,女众部设在奉化大慈寺、办学规模为200人,侧重培养唯识宗和弥勒信仰文化研究人才。温州佛学院设在文成安福寺,女众部设在温州太平寺,办学规模200人,侧重培养永嘉禅学、律学研究人才。天台宗佛学院设在天台万年禅寺,女众部设在路桥兴福寺,办学规模200人,侧重培养天台宗佛学研究人才。

  2、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佛学教育的开展

  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的后备僧才培养基地,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由妙善老和尚于1988年创办,2004年以“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的名义筹建新院址,并于2009年完成土建工程。2010年8月,原普陀山佛学院男众部顺利搬迁至新校区办学。2011年4月,国家宗教局正式批复同意“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筹)”更名为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国宗函[2011]175号)。2011年7月22日,学院隆重举行了“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授牌剪彩典礼。学院坚持围绕“国内一流,影响世界,能出大师级人才”的办学目标,立足于佛教的长远发展,立足于普陀山的长远发展,旨在培养一批法相庄严、修持精进、品学兼优、学修一体的高僧大德。佛学院发展至今,各项教学工作紧密围绕爱国爱教、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推进,并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方面硕果累累。如《普陀山佛学文丛》、《普陀学刊》相继创刊,“纪念鸠摩罗什大师诞辰1600周年”、“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等学术研讨会相继举办,等等。按照规划,学院将努力办成集本科学历教育、佛教院校师资培养、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研究、僧众继续教育和居士培训以及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高等佛学院。

  3、杭州佛学院佛学教育的开展

  杭州佛学院的前身是1946年12月由太虚大师和巨赞法师创办的“杭州武林佛学院”。因当时国内战火连绵,到1948年底,杭州佛学院因经费来源断绝,学院被迫停课。1998年,杭州市佛教协会重新创办“杭州佛教僧伽培训班”。2005年,学院获得国家宗教局批准正式更名为“杭州佛学院”。2010年,学院设立佛教艺术院。杭州佛学院从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杭州佛教僧伽进修班”,已发展成为现在本科、研究班等四个年级,设有教理、艺术专业和研究所等二级学科。?按照“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要求,现已明确了“学修为根本,学术为核心,艺术为特色”的办学理念。?杭州佛学院是经国家宗教局批准的全国唯一一所设有佛教艺术专业的佛学院。杭州佛学院还是全国佛教讲经交流基地。杭州佛学院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自2003年以来,每年承办一次“吴越佛教研讨会”,同时还举办“国际因明学学术会议”、“唯识学研讨会”等,主办《吴越佛教》《唯识研究》《因明》等学术刊物。

  4.浙江慈云佛学院佛学教育的开展

  浙江慈云佛学院位于环境清幽的浙江省宁海县桥头胡镇茶山境内,始创于1986年,历经28载,今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软硬件设施完善,并于2013年经国家宗教局正式批准,成为浙江省华东地区最大的一所尼众佛学院,是直接在浙江省政府领导下而主办的一所以学修并重为基础的汉语系佛教高等宗教院校。学院分设预备班、预科班、佛学本科班、律学本科班四个层次。学制分为预备班、预科班二年,本科班、律学本科班四年。

  (二)以寺院为中心的僧才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座寺庙就是一所施行佛教教育的学校,寺院里的各项工作、各项活动其实主要是围绕佛教教育展开和进行的,培养僧才也是寺院的主要功能之一。从历史上看,佛教传人中国后形成了不同的宗派,逐步确立了以各宗派的寺庙为教学基地,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和内容。而当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也迅速改变了和丰富了中国佛教寺庙的教育。佛教教育在各宗各派的寺庙中虽然有不同特色,但目标则是一致的,即塑造合格的出家僧众,最终使他们成佛证道。佛教的思想历史文化研究也能够为僧伽培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视野。从这个角度讲,寺庙开展讲经说法、修行实践、以及文化研讨等各种活动都属于佛教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略具数例,如普陀山的观音文化节、雪窦山的弥勒文化节等形式,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化的佛教信仰体系进行了广泛挖掘,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对僧众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如普陀山佛协依托宝陀讲寺,自2012年开始坚持每月两次邀请全国各地大德高僧讲经说法,每年连续出版《普门讲堂文集》。宁波宝庆讲寺连续资助学者出版《宝庆讲寺丛书》,展示了当今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现状,为现代佛学诠释提供了资源。而现代寺院若按照一定学修系统开展僧教育,具有学修一致、更加体系化等优势,这是佛学院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传统的丛林讲学与熏修也应是当前佛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代佛教教育的特征与使命

  (一)对本区域的历史文化认同

  在现代佛教教育中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不仅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佛教的历史文化自信所在。浙江佛教教育无法脱离浙江佛教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色与宗派特色。虽然,传统佛教僧团注重隐修的山林属性,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逐渐被“都市佛教”、“城镇佛教”所取代。但佛教寺院的都市属性、城镇属性并不能掩盖其特定的地域与宗派特色。浙江各大佛学院的设立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杭州佛学院依托杭州特定的历史人文优势,已逐渐成为杭州当代历史文化的一种地标。雪窦山弥勒佛学院设在奉化,而奉化则是弥勒信仰的重要盛行地,故该佛学院侧重传承弥勒精神。天台宗佛学院设在天台,天台宗佛学院最早由国清讲寺方丈可兴和尚和静权法师于1930年共同创立,时称天台山佛学研究社,曾培养出不少教观僧才,如今作为我国首个“天台宗”佛学院,某种意义上承担着传承天台宗的神圣使命。温州佛学院接续了温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为浙南佛教文化的传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佛学院的教育要把握好继承传统与现代发展、文化建设与道风建设、丛林教育与院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经过数年的发展,形成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高等宗教院校。同样的,从以寺院为中心的僧才培育上看,浙江各个寺院往往体现着一定地域和宗派特色,如灵隐寺已作为杭州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天童禅寺、七塔禅寺的禅宗文化特色,太平寺作为出家尼众古刹对佛家教育的探索,还有一些寺院的系统化、体系化的教学,等等。通过佛教教育,传播地域与宗派历史文化,展现佛教的人文关怀,既是对中国佛教教育悠久的历史和各自的宗风家学的弘扬,也为新时代中国佛教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二)对宗教品格的坚守

  佛教教育的初衷是与佛陀本怀不可分的。佛教教育的使命是使佛教僧团自身得以延续,因此应尤其强调神圣性品格的坚守和超越性的追求,否则与一般的高等教育就没什么差别了。如太虚大师所言:“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薄,要能做担水、扛柴、扫洒、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务都忘记了。”[15]佛学教育的开展,绝不同于普通世俗教育的理念,尤其应当注意佛教教育的精神本质,始终保持自己的出世品格、修证精神、慈悲利生观念等。王雷泉教授在《浙江佛教》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中谈到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指出佛教教育只有保持鲜明的宗教本位,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祥和健康的协调发展,并对延续中国文化的慧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16]因此,按照佛教的信仰体系培养合格僧才的目的是不可动摇的。

  (三)佛教教育的多元取向

  多元取向,一是指教育主体的多元,二是教育内容和对象的多元。现代佛教教育的场所主要包括佛学院、寺院、高校相关院所等,甚至广义上的说,凡是能够为他人提供佛学理论知识与信仰传播的,都可以算得上佛教教育的范畴。同时,佛教教育面向社会各界传播的内容和对象又是丰富而多元的。从传统的丛林教育到现代的佛学院教育,只是佛教教育的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佛教教育理应适应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形成一定的体系。

  有人曾提出建立“广义佛教教育圈”,认为佛教教育圈的运转可概括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总的来讲,是重新塑造佛教教团之主体,调适佛教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并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教育,进一步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内部信仰向社会及文化层圈拓展。[17] 受此启发,佛教教育确应打破各种壁垒,充分发挥僧团、居士、佛教组织、佛教实业、社会各界和文化学术界等各自的优势,形成一个良好的佛教教育内外部环境。

  坚持佛教的神圣性品格与向社会各界传播佛教的思想文化,是体与用、源与流的关系。然对佛教教育而言,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18]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训词中曾指出:“如中国的教育,应该本着中国一般的社会所需要的而施设,能够在事实上去体察,才有进展的希望,这决不是悬空的。因之,所谓佛教的教育,为要住持佛教,要化导现代社会,所以也要适合现存的寺院、和现状的社会如何而去施设。假若是这样,则佛教的前途进展,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否则,恐有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危险!”[19]本着一般的社会所需要的而施设,就是要真正切近现实的和时代的需求,必须与一般社会民众有直接的关系,又必须与国家政治文化建设形成某种联系。佛教不仅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能提升人生命品味和精神境界的思想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值得维护的能保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社会实体,更是一种值得发扬的已融入民族精神之内并日益走向世界的文化形态。[20] 因此,佛教教育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且能够和必须发挥对社会文化的调适作用,这既是佛教自身主动性的适应,也是现代化的革新。

  (四)佛教教育的体系化与义学担当

  佛教教育涵盖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不能简单划一,因此佛教教育教学的系统化、规范化也是亟待探索的一个问题。第一是教学内容的体系化。佛教是一种提升人生品位和精神境界的思想信仰体系,理想的僧才教育理应确保教学内容的系统化,这也是佛教哲学的独特之处。“实际上,佛教是一套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佛法是一味的,但因趣入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但若不同宗派之间不能融会贯通,则彼此之间不但不能相辅相成,反而相互障碍,以至影响对佛教正信的生起,以及对佛教教理的通达。”[21]由此,在当地的佛教教育中,各宗派源流的佛教修行理论可以相互融合,共同成为教育的内容,特别是推进佛教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相续性,构建起佛教学修理论体系。梳理研究符合浙江地域特色的僧伽教育内容体系,既考虑到学僧的通识教育,又能体现到天台、唯识、禅宗等宗派传统特色;既突出某一方面的专长,又能保证学修体系的完整性。第二是教学对象的完整性。佛教教育固然是主要针对僧人群体,但佛教的社会教育也不容忽视,教育对象就理应包括学院学僧的教育、丛林僧侣的教育及在家居士的教育。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以此为出发点,各有侧重地展开。尤其是居士教育,居士团体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僧团的素质。僧俗二众各司其责、相互配合,佛教方能长久住持世间。因此,佛教教育应不断加强对居士的教育和引导,紧扣当下佛学院教育的实际情况,面向社会广大信众普及基础佛教常识。另外,还需要加强佛协干部岗位培训、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佛教文化事业教育等。第三是教学形式上的兼容并蓄。佛教教育中合理把握宗教标准与世俗功利目的,因材施教,较为关键。在学僧的信仰素质和文化水准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是否要千篇一律地开设外语、文史等课程。可在确保修行的基础上,对一小部分品学兼优的学僧,采取自学、选修等方式,修读一部分世俗大学的文史课程乃至攻读研究生学位。但佛学院教学只能是适当参考世俗学校的教学形式,重点还是要根据佛教特有的学修体系来开展教学工作并使之不断完善,并形成每个佛学院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强项。

  现代社会文明无孔不入,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的基本教义需要对现代文明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才能更好地体现佛教的价值。佛教自身的教理教义需要在新的时空下获得新发展,使社会各界人士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及其利生功用,这是佛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当代高僧月西法师认为,佛教在新时代的发展,不但要修寺院,更要培育僧侣研究佛经。他说,日本人近代以来看不起中国僧侣,因为中国和尚“目不识丁”。[22]“佛教之所以能传承下来,重要的是靠了佛教的学问,亦即佛教的文化性是传承佛教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23]佛教教育应具有对佛教教义做出契时契机阐释的根本功能,这既有助于推动自身的现代转型,也把佛教的思想文化内涵充分地展现出来。只有这样,佛教才能融入到现代文明中去。

  (五)佛教教育的超越性追求

  当前社会中,物质追求与物质享受可谓无与伦比,但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追求仍是现代文明的追求与重要象征。然而,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无知、误解和曲解却还一直存在。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信仰的力量如何打入个体内心的深处,展现佛教的时代价值和精神,是现代佛教教育应有的理念指导。如何在理念上进行改革,使大众认识到,佛教的生命是在给人以精神的自觉,决不是教人崇拜偶像,也决不是盲目地从事经忏佛事,更不是被世俗利益所牵绊。

  “道藉人弘,法依人住”,教育之大本更在于一种超越性的追求与理性的精神,决不能陷入名利场中,教育的主持者应真正成为僧众、信众的精神导师。太虚大师曾言:“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的学僧:一、要守清苦淡薄的原有的佛教生活:出家人,尤其是修学的学僧,不要以奢华的生活为美,而且要比较一般人格外能清苦淡薄,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以此为我们出家人的美德。二、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劳动才好!”[24]欧阳竟无先生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系统阐述了佛教教育的各项原则,专把师道放在第一位,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确立师道,在于传授舍生取义之教,而非以“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还指出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充人之量”。虽然时代不同,但在佛教教育中,这种宗教超越性精神的培育,的确甚为重要。管理者的示范引领,也关系到整体的僧众形象。实质上,佛教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佛教教育的水平是佛教文化生命力的体现,并且这直接反映在佛学教育的实践者——管理者及教师自身学问及修持的深度和广度上。尽管佛教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程度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与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佛教教育不能从人之欲,不能随波逐流,化世导俗,才是立教之本。

  [1]《釋鑑稽古略續集》卷2,大正藏第49冊。

  [2] 太虚大师:《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禅学论文集(禅学专集之二)》,第2-4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10月。

  [3] 王雷泉:《丛林中的兵法——介绍〈禅门锻鍊说〉》,《丛林》,1998.3。

  [4] 志磐:《佛祖統紀》卷6。

  [5] 心皓:《天台宗的讲学制度》,《法音》2006年第8期。

  [6] 自庆:《增修教苑清规》,《卍新续藏》第 57 册。

  [7] 心皓:《天台宗的讲学制度》,《法音》2006年第8期。

  [8] [宋]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一.《大正藏》第46册:857c

  [9] [宋]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大正藏》第46册:919c

  [10]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十二.四明法智法师法嗣.《大正藏》第49册:213c

  [11] [宋]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大正藏》第46册:917c

  [12]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法音》,2001第10期。

  [13] 李明:《民国时期僧教育研究》,第238、239页。

  [14]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一文中就江南禅、讲、教寺的分布与变化作了梳理,如苏州府光绪年间禅寺、讲寺、教寺的数量分别为17、12、35所,嘉兴府光绪年间禅寺、讲寺、教寺的数量分别为23、16、21所,湖州府同治年间禅寺、讲寺、教寺的数量分别为34、5、49所。总体而言,府志所记载的寺院类别数量,三类寺庙的比例还相对是平衡的,不过明显教寺呈现增长趋势。见《江苏社会科学》 2002年03期。

  [15] 太虚大师:《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二十一年十月在闽南佛学院训词》。

  [16] 王雷泉:《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谈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浙江佛教》,1993年第1期。

  [17]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法音》,2001年第10期。

  [18] 王雷泉:《佛教教育的目的、方法及前瞻——以<维摩经>为例》,《浙江佛教》,2006年第2期。

  [19] 太虚大师:《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二十一年十月在闽南佛学院训词》。

  [20] 王雷泉:《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谈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浙江佛教》,1993年第1期。

  [21] 学诚法师:《妙湛老和尚僧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在妙湛和尚百年诞辰纪念大法会上致辞,该纪念法会于2010年12月17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寺举办。

  [22] 王志远:《百丈街头忆高僧》,《月西大和尚圆寂十周年纪念集》第79页。

  [23] 黄夏年:《人间佛教的践行——以宁波七塔禅寺为例》,《报恩文化论坛——都市寺院与和谐社会研讨会论文集》第13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

  [24] 太虚大师:《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二十一年十月在闽南佛学院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