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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上师论佛教教育

作者:罗宁

  内容提要:智敏上师作为二十世纪著名的密法大师能海上师的传人,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任教于南普陀寺,之后又在国内各大寺院从事佛教教育。智敏上师本人有着几十年的佛法修学之体悟,在论述有佛学院教育时,主张学与修合一,认为佛学院教育就在于有利于培养僧众对于佛教经论三藏之研习,但是在深入经藏之同时,更要去落实到具体的修行与体悟之中,这就是智敏上师心目中理想的佛学院教育之模式。以此为基础,智敏上师具体谈到了如何为佛学院学僧们设计具体的有次第之修学体系的问题,凡诸种种无不显示出了智敏上师在佛学院教育上付出的心血。

  关键词:智敏上师  佛教教育  学修合一   修学次第

  作者简介:罗宁,西南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闽南佛学院作为国内较早兴办的佛学院之一,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纵观闽南佛学院九十年的辉煌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闽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的佛学院,与任教于闽南佛学院的法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闽院九十年的教育历史上,不仅仅有太虚大师、弘一大师等著名的高僧,到了妙湛老和尚开始筹备复办闽南佛学院之时,也有不少高僧大德任教于闽南佛学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闽南佛学院有缘的法师中,智敏上师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智敏上师师承于二十世纪著名高僧能海上师,并与清定上师也有着不解之缘。正是因为智敏上师这种师承,他在修持佛法方面有着自我独特的体悟。也正是因为上师对于佛法有着自我的体悟,所以在关于如何兴办佛学院,如何培育僧才方面,上师也有着自己的体会。智敏上师自1983年始,曾经在南普陀寺任佛学方面的教师,教书育人,传播他自己的佛教教育理念。与大多数的僧人之观点一样,智敏上师认识到了佛学院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本人十分注重以佛学院这种模式对于僧才的培育。当然,由于佛教教育的特殊性,智敏上师本人在肯定与强调佛学院教育的同时,也注重与强调佛学院培育的学僧应该是学与修两者合一的,这就是智敏上师佛教教育理念的根本与核心所在。

  一、佛学院办学的根本理念

  佛学院的教育模式是二十世纪一百多年来,佛教界培育僧才的主要形式,尽管这一培养僧才的模式是与现代教育相关的,但是却不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完全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智敏上师本人有着极为情清醒的认识。他本人一再强调的是佛教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认为佛教之兴旺,佛法之弘扬,皆有赖于杰出僧人的弘法,因此培育杰出的僧众就成为了当时佛教界各种任务的重中之重:

  佛教的能否兴旺发达,最重要的是人材问题,赵朴老也说过,当前最关键的问题,第一是人材,第二是人材,第三还是人材。如何培养出合格僧材,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些经验体会,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人—贯是从事于僧伽教育的,早在五台山清凉桥学法的时候,即从1962午伊始,就为本寺—些青年僧人讲过一部《俱舍颂疏》,为培养佛教人材,迈开了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事业恢复,本人就从事于各地佛学院的教学工作,有厦门南普陀、莆田广化寺及四川宝光寺等佛学院。从教学的过程中,体会到佛学院有不足之处:一是学行不统一。佛学院是以灌输佛学知识为主,对行持是不加考核的,比丘戒更是无法讲的。因为每一个班里,都有沙弥。住持正法的主体是比丘,而比丘的切身行持不讲,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学而不行,也会流于“说食数宝”之讥。二是佛学院教学规划,一般不能做到有体系、有次第。由于师资不足。那位法师能讲什么,就开什么课,整个教学规划就不能按理想来实施。如某佛学院,唯识、中观二门同时开课,学僧之间,学中现的就批评学唯识的,学唯识的又反驳学中观的,各专一门,分成两派。更严重的,各宗都自行采用一些教材,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教学的效果,自然不会太理想。[1]

  智敏上师在阐述自己对于佛教教育的理解时,首先明确了培育杰出的僧才是佛教教育的根本所在。因为当时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杰出的僧才,就是一般的僧才都十分缺乏,僧人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老才提出培育佛教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当时佛教界发展佛教事业的重中之重。重视培养杰出的弘法僧才,是当时佛教界的一致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弘法之僧才,却是各有各的看法,这样智敏上师根据自己的一些体悟与人生的经历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从智敏上师自己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本人由于曾经是从过能海上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并有过讲授《俱舍论疏》的教学经历,所以在对于佛学院如何培养僧才方面可以说是有现身说法的经验。从智敏上师的阐述来看,他对于佛学院教育模式的看法,主要是针对当时佛学院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智敏上师认为知与行的分离,学与修的疏离,可以说是当时一些佛学院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智敏上师所说的,佛学院教授佛法时存在着修学次第不清晰的弊端,这对于培养僧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在修学此地不清晰的基础上,则存在着门户与宗派的偏见,具体而言就是,学唯识的攻击学中观的,反过来学中观的则攻击学唯识的,这种类似于党同伐异的世俗之弊端影响到了当时佛学院的教育。并且,正是由于没有一套较为适用的修学次第之体系,所以学僧在接受了几年的佛学院之教育后,仍然无法找到适合于自己进入佛法修学之法门的途径。从智敏上师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即在于修学的次第之问题,这是世俗的一般之教育所没有的,这样就突出了佛学院教育的殊胜性。智敏上师在突出了佛学院教育的殊胜性,即如何教授给学僧们一个较为适用的修学次第之体系之后,根本他本人几十年研习与修习佛法的体验与体悟,具体地说出了他自己的一己之见:

  本人不是佛学院出身。未出家时,在上海曾进过“法相学社”,从范古农老居士学唯识法相。后来在五台山清凉桥出家,依止海公上师学法,清凉桥吉祥律院在海公上师主持下,学行是一致的。所以本人受其影响,思想上始终贯彻着一条学修必须一致的基本概念。《俱含论》云:“佛正法有二,以教证为体”,“教正法”是抉择修行之道哩,“证正法”是如其抉择而起修行,二者成为因果。佛教的一切经论,都是指导修行的殊胜教授,学通以后,就必须配合行持。所以佛学院单方面接受佛学知识,而不联系实践,付诸行动,是一个极端。而一般丛林中,往往有些苦行僧,没有教理基础作指导而艰苦行持,又是一个极端。这两种状况,个人认为都不是培养合格僧材最圆满的方式。[2]

  智敏上师本人尽管没有入学于佛学院,但是根据他自己的人生之经历以及修学之经历,认为佛法之学与修二者是合二为一体的,二者不是可以分离的,并且二者还是因与果的关系,这样智敏上师即将学与修二者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的学在智敏上师看来就是佛教经论三藏所阐明的真谛,所谓的修就是要去践行与体悟佛法三藏所阐明的真谛。而佛教的教育之根本理念就是既要有深入研究经论三藏之学,同时也要有体悟经论三藏的修。学与修二者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因为佛教的经论三藏不是世间法的学问,而是出世间法的殊胜之智慧,这种出世间法的殊胜之智慧,不仅仅要求修学者要深入经藏之研究,更要去亲身体验与体悟经论三藏的真谛,这样才能够获证无上正等正觉之道的智慧。学与修虽然是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割的,但是由于时代以及门户之见的原因,一些人对于佛学院之教育模式与教育理念存在一定的非议。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指责佛学院之教育理念与模式是只有学而无修,并且还有倾向于只注重修而不注重于学的趋势。智敏上师认为,如果没有将经论三藏之真谛落实到具体的修行与体验之中,固然是一大弊端;反过来说,如果只有修而无学,这就有可能陷入盲修瞎练的误区,并且佛法之修行必须要以经论三藏为其指导,负责  否则确实有走入盲修瞎练之误区的可能。这就是智敏上师本人对于佛学院教育理念应秉承修学合一、修学一体的一己之见。当然,佛学院一直就有讲授与传授经论三藏知识的优良传统,因此在这方面可以说已经是佛学院教育的共识。智敏上师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所强调的佛学院之教育理念与办学理念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学僧们所学到的经论三藏之知识落实到具体而实在的修行与体悟中:

  佛教讲闻思修,就是说,听闻正法之后,还要如理思维,观察入定,这样才能把所学到的知识,深入到自己思想行动里面去,转变自己的思想,与所学的成为一致,这就要求和戒定慧配合,成为一套修持功夫。假使单是停留在闻法阶段,佛教知识可以说是有了一点,但是由于没有修持,他的世界观就不容易改变过来,还是普通凡去的世界观。他会利用这些学来的佛教知识作资本,为自己的前途去争取名利,什么当一位大法师,名利双收啦,取得政治地位啦等等。当其名、财、权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有回俗的危险性,甚至作出败坏戒律之事。问题是他没有修成无我的人生观。[3]

  智敏上师有着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与修学佛法的体验,同时他在一生的经历中,看到了社会与时代对于佛法之影响,也看到了几十年间佛法之兴衰的缘生缘灭之法,所以他十分注重于杰出僧众之培养,特别是具有坚定的佛法信仰与佛法情怀僧众的培养。在智敏上师看来,一个僧众只是在知识层面上对于佛教之教理与教义有了认识还远远不够,因为佛法讲求的是闻思修,是对于所学的佛法教理与教义的具体落实与实践乃至于自我的体悟。这才是佛法所说的戒定慧三学合一的完整修学之体系,佛学院教育的理念就是要秉承这种模式。在智敏上师的心目中,对于佛学院教育之理念在于培养有坚定信仰情怀的僧众,能够培养出弘法利生的僧人,能够使得在接受了佛学院教育之后的僧人,能够将佛学院学到的佛法之真谛落实到自我的修行实践中,通过多年的修行与经论三藏之印证,最终超越世间名利的诱惑,成就出世间法。只要培养出了这样的僧人,那么佛法就能够保持正法而不灭,就不会出现批着佛衣干坏事,从而败坏佛门声誉的现象。从这个意义而言,智敏上师肯定了佛学院教育的重要性:

  佛学院对学习佛教理论方面,是起了极大的作用,对宣扬佛教的精深博大、慈悲利生的理论和精神,也是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是如上所述,有所不足。刚才不是有位法师说,有位佛学院毕业的僧人,自命不凡,连早晚上殿都认为不必要了。这样的人,学的说的是一套,行的做的又是一套,把佛教与僧人的形象都破坏了,培养出来,又合什么用呢?

  补充一点,在学修中,佛教教内是一定要依从“依止法”的,而且是要求有清净传承的。而这一点在佛学院也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赞成有位法师说的:“寺院本身就是学行一致的实践场所”,不需要再加一个机构—佛学院。我国古代出过许多高僧大德,都是从寺院里培养出来的,印度古代的那烂陀寺更是闻名世界的佛教最高学府。正因为抱着这个理想,我离开了佛学院,到三门多宝讲寺,作为一个教学计划实施的试点,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了六七年,目前尚在摸索过程之中,自己还感觉不到有一定的成绩,却赢得了遐尔各处的好评,令人惭愧不已![4]

  智敏上师在肯定佛学院教育的贡献方面,主要是针对佛学院教育对于学僧们在研习经论三藏知识的便利性。对于弘扬与宣传佛法之慈悲、弘法利生等教理与教义方面是有大贡献的。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佛学院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那就是有重学而轻修的倾向。所以,时至今日各种佛学院之教育都十分注重学与修的合一,所谓的修具体到日常的生活中,就是要求学僧们上殿、过堂、完成早晚课,并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修习禅定。这些代代相传的佛门修行仪轨,并没有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有革除的必要,这也是智敏上师在阐述他心目中的理想之佛教教育时一再强调的重点。并且,智敏上师还认为,佛学院与寺院应该是一体的,而不是再去在寺院之外另立佛学院。因为他指出,古代印度的那难陀寺就是一个高等学府与寺院合一的地方,我国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是在这样一个学府与寺院一体的地方成就了千古高僧的事业。智敏上师这种关于佛学院与寺院一体的主张,在今日就是学院丛林化的体现,可以说智敏上师在这方面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二、佛学院教育的具体措施

  诚如前所述的那样,智敏上师本人提出的寺院与佛学院合为一体的主张,也就是后来乃至于今日佛学院的学院丛林化之教育模式。丛林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发展出的一种新型修习的模式,千百年代代相传,已经成为了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共识。在修行与体悟佛法方面,丛林的确有它的殊胜性所在,所以才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一直保存至今的寺院模式。问题在于,佛学院是基于现代社会的背景而诞生的佛教教育模式,如何将二者结合好,即如何才能够将传统与现代之形式结合好,应该说是摆在一切兴办佛学院教育的僧人面前的问题。对于此,智敏上师自然有他独特的看法:

  本人的设想,是集古丛林与佛学院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成一所讲寺或律院之类的形式。本讲寺的教学计划,是大约按照佛陀四十九年说法的次第,参照《菩提道次第》及《四宗要义》而制定的,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本教,以《阿含经》、《俱舍论》为主;第二阶段是瑜伽学,以“六经十一论”,尤以《五蕴》、《百法》、《二十难识》、《三十唯识》、《摄大乘论》、《辨中边论》、《成唯识论》等为主;第三阶段是中观学,以“龙树六论”,尤以《中论》、《入中论》及《菩提道次第广论毗钵奢那章》、《现观庄严论》等为主。戒学方面: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成分别配入一、二、三阶段,汉传因明配入第二阶段,藏传因明配入第三阶段。尽管设想如此,实际困难尚多。[5]

  智敏上师住持的多宝讲寺,其实质就是他本人佛教教育理念的具体实施之场所。当然,智敏上师本人也认为这种形式与模式也是出于一种探索的阶段,有进一步发展之必要。但不可否认的是,智敏上师认为他所主持的多宝讲寺体现了古代丛林与现代佛学院相结合的特点,体现了他本人所主张的将丛林与佛学院之优点予以结合的努力之趋势。从一定意义而言,智敏上师这种教育的模式,就是要解决他一直认为的修行次第的培养问题。尽管多宝讲寺不是一所规模宏大的佛学院,但是智敏上师却根据自己几十年修学的经历,以及他本人亲身受教之恩师——能海上师的修学之经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学之次第,以此作为探索具有时代意义的佛法修学次第。从智敏上师所提出的具体修学之次第来看,他综合了中观与唯识两大体系,还是融合了汉传与藏传两大佛教派系的产物。众所周知,智敏上师师从于能海上师,而能海上师则是二十世纪著名的修习密教、藏传佛教的大师,是有成就的高僧。正是因为有这种师从于能海上师修学的经历,所以智敏上师在提出他自己的佛教教育之修学次第的体系时,就充分考虑到了显密两种修学体系相结合的问题。《菩提道次第广论》是藏传佛教修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佛法修行的次第问题,所以智敏上师在阐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佛教教育之模式时,特别是在探索具有时代意义的学与修相结合的修行次第时,特别是提到了要参照《菩提道次第广论》。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参照体系,智敏上师所设计的修学次第还涉及到了中观与唯识的一些重要的经论,以此来学与修予以并重,以此来印证自我的修学是否与佛法之真谛相应。智敏上师在探索佛法修学的次第问题上,特别注重对于烦恼的对治,以此来检验修学次第的方向:

  我们修行应该照着佛教授的去做,按佛的智慧去断烦恼,佛说的一切法,都是从断烦恼上下手,我们学法就是为了这个。如果你学了法不去断烦恼,那么佛说了那么多法都是冤枉的,佛叫我们断烦恼出三界,结果你学了法之后,却是增长烦恼,在三界中受更大的苦。佛的法是叫我们如何脱离苦痛,而你恰如帕绑喀大师所言,学了法,却把它当作商品一样的,“到蒙古取兜售”,则将来感什么果呢?感恶道的苦果!辛辛苦苦地把法学了,却感三恶道的苦,这就是没有体会佛说的真正意思,还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出发,为了获得世间的利益,财色名食睡啦,离不开世间八风。真正是“因地不正,果招迂曲”。[6]

  祛除烦恼、习气是佛法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历,这也可以归入到修学的次第问题之中。修学佛法就是为了祛除烦恼与习气,在智敏上师看来,如果修学者在修行佛法之后,不能够逐渐断除烦恼、习气,而是增长了烦恼与习气的话,那么就不是在修行方法,而是成为了一种障道的孽缘。佛教所阐明的道理,即千经万论所说的教义与教理,都是为了让修学者最终断除烦恼而获证无上智慧。因此,在智敏上师的视野中,佛学院培养的僧才也应该是能够最终断除烦恼的成就者。只是如何才能够引导学僧循序渐进地去通过修行来断除烦恼,这就是佛学院教育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内容。断除烦恼或者说是祛除烦恼,是佛法修习者最终要达到的境界,这就是佛法之出世间法的殊胜性之所在,佛学院培养的僧才应该在这方面痛下工夫,智敏上师认为这是学佛的根本,他所阐述与探索的修学的次第问题,无不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这样智敏上师就将佛学院教育的核心落实到学佛之根本上:

  学佛之根本,即是在学习教理之后,要从戒下手,通过禅定,开发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一条学修相结合的路线,也是培养人才的正确而有关键性的方向路线。若此,是否说举办佛学院成为无用呢?不是,佛学院对学习佛教理论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对宣扬佛教博大精深、慈悲利世的理论和精神,亦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仅由于上述原因,有所不足罢了。因为有教无行,故使一些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在回寺院后,趾高气扬,自命不凡,连出家人最根本的早晚殿也不上了,学的一套,行的一套,败坏了佛教与僧人之形象,持戒更是无法谈及,如此之人培养又有何用?[7]

  戒定慧三学是三合一的体系,从来都是认为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这样戒定慧三学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整体。智敏上师在肯定佛学院教育在传授佛教教义与教理方面具有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佛学院存在戒定慧三学有分离之趋势的弊端。从智敏上师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智敏上师本人不是完全否定了佛学院教育的必要性,也不主张废弃佛学院教育的办学模式,而是主张在传授佛教教义与教理的同时,更要引导学僧们去具体落实与实践佛法的教义与教理,使得学僧们能够自我去体悟佛法的教义与教理,从而达到戒定慧三学合一的修学境界。智敏上师所主张的在佛学院办学中,加强行持与体悟佛法理论的措施,应该说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了佛学院办学理念的共识,并且学修合一,学与修二者不能够有所偏废,也成为了各个佛学院办学理念的共识。智敏上师的主张,显示了一位具有几十年修学佛法经历的僧人,在新时代对于佛教弘法人才培养的关注与探索。

  三、佛学院修学课程的设置

  智敏上师在阐明了自己的佛教教育之理念以及具体的佛教教育之措施后,对于如何开设佛学院教育的课程,也有让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一般汉传佛教的佛学院,其设置的课程,以及相应的修学体系,都体现了汉传佛教的特色。但是,智敏上师由于有着密教修持的经历,有着亲炙于能海上师的经历,所以在探索与制定他所认定的佛教教育之修学体系时,体现出了显密圆融的特色。如前面所述的那样,智敏上师专门提到了藏传佛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著作,正是对于这部著作的重视,形成了智敏上师本人对于他所探索的佛教教育之课程的体系:

  本人的设想是集古丛林与佛学院二者之优点,综合而建立成讲寺或律院之形式。为培养出弘宣正教、译述著作,及静修求证等各种僧材,在教学体制上,实行六年制教学,遵循:学识依止经律论、行持必遵戒定慧之宗旨,按照佛陀四十九年说法之次第,参照《道次第》及《四宗要义》,依照传承,有体系、有次第地制定出一套学习与修持相结合的教学规划,使学僧能在一定时期内,对经律论三藏有根本而较完整的理论知识,于戒定慧三学有相应循序渐进的实修方法,总体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根本教,以《阿含经》、《俱舍论》为主。

  第二阶段--瑜伽学,以六经十一论,尤为《五蕴》、《百法》、《二十唯识》、《三十唯识》、《摄大乘论》、《辨中边论》、《成唯识论》等为主。

  第三阶段--中观学,以龙树六论,尤为《中论》、《入中论》及《道次第广论毗钵舍那章》、《现观庄严论》等为主。

  戒学方面: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分别配入一、二、三阶段,汉传因明配入第二阶段。藏传因明配入第三阶段。[8]

  从智敏上师所设定的这些课程来看,根本之处在于佛法戒定慧三学之修习,含摄了大小乘佛法,在大乘佛法之中又涵盖了中观与唯识两大体系,同时还融汇了汉传与藏传两大佛教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智敏上师所设定的佛教教育之课程中,专门提到了汉传与藏传的因明,这是比较有特色的方面。在藏传佛教的教育体系中,因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由于汉传因明的失传,以及汉传因明体系的流失,一般佛学院的教育课程中,因明不是一般的主要课程,而是属于较高阶段或者是僧人自己研究的领域。而在智敏上师设定的佛教教育课程中,汉传与藏传的因明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对于因明的重视,体现出了智敏上师本人所具有的显密兼修的人生经历。从历史发展的时间来看,唯识晚于中观,但是在智敏上师设定的课程中,唯识处于第二阶段,中观学却处于第三阶段,这体现出了智敏上师本人修学的体验。同时,在修习戒学之时,智敏上师提到了汉传与藏传的因明,这也是他本人设定的佛教教育课程的特色。当然这只是智敏上师制定的学的方面的课程,同时他还设定了修方面的课程:

  修持方面:以《入密四加行》、《上师供》、《文殊五字根本真言》、《三皈依观》及《大威德》等念诵仪轨,及观修方法分配成之。在考核成绩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考核方法:除一般笔试外,组织全体学僧分成两组进行对辩,甲组提问,乙组回答。答时若甲组指定某人回答,即须此人答复,若未指定,则乙组成员任一答之,反之亦然。两组互相问难,各自申述理论依据,层层辨析。直至问题解决为止。中间对某些论点有较大分歧的,再召开专题辩论。另一方式即是抽签依次上台,将平时所学,撰文拟稿,于大众前演讲。如此经过多方面测试巩固后,一般学僧的反映,都认为不但充分掌握了课程的基本内容,而且培养了对大众发言的能力与辩才。由此深入具体问题的学僧亦不少。由于学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故实行两班及多班教学,在必要时开设文化班,辅导文化较差的学僧。如现今讲寺全体僧众按文化水平高低,分设《基本三学》与《俱舍》两班,在戒学上按比丘与沙弥分别学习《比丘戒》与《沙弥戒》。在学教的同时,特别注重学僧的戒律行持,按照学行并重的原则。实修中,此复以戒定慧为核心.尤其以戒为根本。凡新来学员,一般要求依次学习背诵沙弥戒,比丘戒。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体现于平时行持中,故在寺院管理教学体制上,以戒律贯彻始终,遵照佛制,坚持每年夏三月安居,半月诵戒,过午不食,并实行托钵等,一切行动皆秉律而行。如此把戒律渗透到整个学员的生活细节中,使其学习效果显著。这一点也是一些佛学院比较忽视、而造成学修脱节之原因。[9]

  一般的佛学院教育尽管也强调学与修的合一,也注重考查学僧修行方面的成就,但是具体怎样去考察,具体怎样开设修行方面的课程,却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并且,由于各个佛学院的不同特色,或许这一问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共识。不过,智敏上师却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智敏上师本人对于学僧的修持、行持之具体要求,是从修习密法的角度来制定的,所以体现出的就是显密结合,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体系相融合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智敏上师借鉴了藏传佛教的辩经之方式,主张在考核学僧的修持、行持方面的成绩时,可以采用辩经即双方各自问答之模式来进行,以此来界定修学者在修行方面的成绩。特别是智敏上师强调要求新入学者,必须认真习诵比丘戒与沙弥戒,在习诵戒律中切实落实到自我的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与一言一行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修与学相合一的教育模式。同时,智敏上师还将结夏安居、半月诵戒、过午不食、托钵修行等传统的佛法之仪轨予以融合到修行的实践课程中,以此来磨砺学僧的心志,避免学与修相脱节的问题。可以说,智敏上师所提供的这种关于修行方面的事件性质的课程,仍然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对于不同根器的修学者而言或许是各有不同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智敏上师提供的这种探索性质的修行课程,为今后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从智敏上师设定的这些具体的佛教教育之修与学的课程中,无不体现出了智敏上师的一个理念,那就是要培养出真正能够弘法利生的杰出之僧才:

  在学修过程中要求学僧将佛法之慈悲济世,利益他人之精神落实在行持中,将菩提心、慈悲心贯彻于“惟愿众生离众苦,惟愿众生得安乐”中来,时刻谨记佛法之大乘精神在于济世利人,修行之核心在于断除烦恼,灭除对人、事的嗔恨心及对财色名利的贪婪心,经常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现象,将所学理论用于实践,并通过扶贫救济,赈灾支援等方式,体现佛教利乐有情之本怀。如此既让学僧掌握了理论知识,又将其安置于断除烦恼、修习慈悲的法乐之中、做到欢喜而学、学而能用,用有成效。[10]

  要达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弘法利生之僧才,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是不可能成就的,这也是智敏上师认为佛学院教育必不可少的原因所在。学与修的结合与合一,最终检验学与修的试金石,在智敏上师看来就是看一个僧人是否在应对千变万化、诱惑无穷的世间法时,是否能够以佛法之情怀来对待。杰出的僧才在面对世间法的诱惑时,自然能够以出世间法的精神来予以化解与处理,这样就是以慈悲之心来弘法利生,这对于佛法之发展多有裨益。而培育出这种不为世间法所诱惑的僧才,就是佛学院之教育的根本目标。

  [1]智敏上师:《关于佛教教育之我见》,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8407.html

  [2]智敏上师:《关于佛教教育之我见》,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8407.html

  [3]智敏上师:《关于佛教教育之我见》,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8407.html

  [4]智敏上师:《关于佛教教育之我见》,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8407.html

  [5] 智敏上师:《关于佛教教育之我见》,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8407.html

  [6] 智敏上师:《要明确学法的目的和方式》,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810298.html

  [7] 智敏上师:《多宝讲寺培养僧才的点滴经验》,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976040.html

  [8] 智敏上师:《多宝讲寺培养僧才的点滴经验》,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976040.html

  [9] 智敏上师:《多宝讲寺培养僧才的点滴经验》,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976040.html

  [10] 智敏上师:《多宝讲寺培养僧才的点滴经验》,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12/18121509760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