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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与社会支持

作者:刘元春

  人间佛教立足人间,希图净化与提升人间。但是,诸行无常,世事沧桑,佛教还能为人间做些什么?本文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思考,就佛教与社会支持问题,作些简略的论说。

  一、宗教信仰与“社会支持”

  1、信仰的意义

  目前,对社会弱者采取的社会保障手段,基本限定在“一定的物质帮助”。而“社会支持”的内容和手段,则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两方面。这基于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社会保障是国家或政府运用立法手段满足一定社会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在起源、客体、归属、目的上是相同的,但外延不同,“社会保障也是一种社会支持”。但“不能用社会保障取代社会支持。……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明显地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现实要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用社会保障体系取代社会支持,就会使社会弱者的支持问题极度激化。这一点已被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早期阶段的教训所证实。其实,一个社会只有当它的社会支持系统整体结构完整而且能充分地发挥各部门功能时,才能真正解决对社会弱者的支持问题。”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归纳为生理、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类。其中,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其余的分别是心理的、相互交流的、成就的,都属于精神生活需要的范畴。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应是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的统一,而精神保障在人们基本生理需要满足之后,显得更加重要。

  谈到弱势群体,人们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质生活上贫困的人群,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层面的弱势群体。对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物质的、精神的保障,两者不可偏废,应成为大家的共识。前者是硬性的、明显的,后者却是软性的、隐性的。弱势人群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沉等心理障碍,使他们更需要社会群体的安慰、帮助、理解,使他们在感到被认同、有归属、有寄托的心理自慰中,自强自立。当然,即使社会强势群体和个人也需要精神的保障。贫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势,甚至充满了朝气;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中,不少人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疾病,处于需要关怀和精神救助的弱势地位。在发达的大都市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由于社会、工作压力,普遍存在着精神抑郁症,由之引发的比如自杀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是流行精神疾病的世纪。因此,在尽力而为地帮助社会救助物质贫困者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精神上的弱势群体。

  人的精神疾病,根源在于人生信仰价值理念的缺失与变异。从价值观念和人的根源性关系方面看,人的信仰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最基础性和最根本性的,是整个价值观念的“始基点”和“原生点”。人类的信仰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或者说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信仰体系。信仰传统使人类社会发展有了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身的文化密码,赋予人类生存精神上的秩序感和意义感。任何社会,都决不可能完全破除和断弃其传统而另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系统。信仰是多元的,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多元的信仰。信仰不完全就是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在传统文化信仰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熔铸中国社会传统信仰的基石。

  传统宗教信仰活动,也是当代社会人群寻求精神归属与社会认同的途径之一。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想,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因此,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但是,信仰区别于其他许多同样具有现实品格的精神现象的特质又在于,它是从终极价值取向即终极关怀上制导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的精神机制。”宗教信仰也不是“纯然性的精神冥想”,它也是在关注并改造现实生活中,实现“终极关怀”。“失却了对终极的关怀,人类将处于精神绵延的断裂带,即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它们的实质是人类存在的具体形态)也不能只缠绵于某一狭小的国家或民族型的区域文化,因此人类只有在关切人类的终极价值上,其使命感才是统一的和同一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为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2、现实的反映

  根据对当前佛教信仰的调查结论,反映不同社会人群的信仰价值诉求。近年来,本人以上海为中心对江浙沪等地区的佛教信仰活动,采取问卷与个案追踪调查的方法,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对两千多份调查表作了整理分析,先后发表了《情感失落与精神整合——一个下岗女工佛教信仰的心路历程》、《居士们在想什么?》、《上海宗教徒的信仰素质与价值趋向——以佛教徒为例》等文章我在《调查表》中(本文略),列出了基本情况(10项)、信佛的机缘和参加佛教活动的目的(22项)、信佛后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感受(7项)、对佛教能否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想法(7项)四大问题。其中,在第四大问题里的第七项是“请你根据自己的体会再说出几点,为佛教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出谋划策”,要求信徒自由发挥,表达出最真实的想法。他们最集中在僧团、居士、弘法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比如,希望佛教信仰活动中:

  (1)多弘扬大乘佛法,并且要符合中国社会实际需要。

  (2)力求使佛教能够有助于解决各种阶层人群的实际问题,让他们认识到佛教的有用有效。

  (3)多做社会公益活动,提高佛教在大众中的形象。

  (4)要充分利用现代宣传工具,如网络传媒等,积极地宣传佛教。

  (5)弘法应针对不同的知识层次、信仰倾向人群等,分出不同的组织形式。

  (6)弘法要结合社会现实,要结合具体的实例,分析透彻,生动易懂。

  (7)不要在寺院里宣扬具有迷信色彩的观念,逐步淡化传统的具有封建迷信形式的信仰活动。

  (8)集中善信的功德,成立一些义工组织,济世救人。

  (9)希望成立临终关怀组织(如“爱心念佛团”),感情真切地帮助教徒临终念佛,安祥往生;同时也可以防止不良现象的蔓延(如,居士中也有人赶经忏赚钱的)。

  另外,他们的物质“供养心态”也反映出期望“积福行善”的愿望:

  (1)完全出于自愿,出钱多功德大——37.50%;

  (2)碍于情面,随顺大流+被人劝说,没办法拒绝+师父要求,服从安排·4.46%;

  (3)积福行善,自觉自愿——49.55%;

  (4)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为子孙后代着想——5.8%;

  (5)被不明来历的人欺骗过(如假僧人哄骗)等——3.1%;

  关于信仰佛教之后的行为变化,他们表示:

  (1)经常做好事,帮助穷人、病人、老人、残疾人等——26.34%;

  (2)敢于主持正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积极参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5.8%;

  (3)改变了自己的处事方式和不良个性,与人团结友爱,关系和谐、愉快——20.09%;

  (4)常与教友们来往,不孤独不忧虑,精神好,身体好——19.64%。

  从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佛教信仰的一般性特点:

  (1)佛教信仰的产生和价值趋向的表现,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不是单纯的社会物质或个体精神因素作用的结果。宗教信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人群之中,是他们生命自然需求之一,是一种深刻影响生命形态的生活方式。其信仰价值趋向的选择与表现,与信仰者总体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信仰者所具有的社会的、个体的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现实生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不论是生活的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虽然对某种信仰价值趋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决定性意义。

  (2)信仰者物质生活的贫困或富裕,对信仰价值趋向中某些倾向的产生有着一些不同的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决定着对信仰价值趋向的必然选择。目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温饱问题而祈求神灵保佑的因素也越来越少。在上海城乡虽然仍然存在贫困现象,但是,在所调查的佛教信徒中因为生活贫困才信仰的人数比例并不多。即使因为下岗造成了一定的物质生活状况改变,也并非主要因为“物质因素”的作用,情感与精神因素的影响更大些。

  (3)信仰者宗教信仰活动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仍然延续过去的一般功能取向,即对来世幸福的憧憬、临终痛苦的缓释、现实精神的安顿与整合。不论社会文明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回避生与死所带来的变化、痛苦、焦虑、无奈、失望,以及因此所可能产生的对已经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甚至暂时无法预知的生老病死等诸苦的关心、遐想、探索,而这种“众生平等”的定式,正是现实宗教信仰最本质的原因。

  (4)目前宗教信仰价值趋向多样化,但是,随着信仰者文化素质等因素的有益改变,信仰的理性化倾向日益明显,信众对信仰活动的形式、内涵、场所、功能、意义,特别是其信仰活动的补会认同性更加关注,信徒的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因此,注重某一宗教信仰活动的社会道德意识和作用,已经是当前佛教信仰者们突出的价值追求。这有利于社会主体信仰的树立和发挥导化作用。

  二、佛教人生观的现代价值

  人间佛教的实现,要通过信仰者佛教人生观的确立和实践。

  “所谓佛教的人生观,是佛教对人生现象和奥秘的总看法,它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生价值作出判断——一切皆苦,二是指出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和结果,实质上就是强调去恶从善、由染转净的宗教道德价值判断。后来的佛教学者对原始佛教的学说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基本观点一直是被恪守的。”

  其实,佛教所谓的“苦”,是建立在“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缘起论基础之上,对宇宙人生现象进行一种哲学推断。用缘起、变化、无常等理念,对众生(不单指人)生存状态的描述。佛教解释“苦”是逼迫义,概指万物的流变衰亡与精神情态的烦恼、不安、迷惑、痛苦等。苦,否定了世象的永恒性,针砭了俗事的我执性,揭示了众生的缺陷性。这不是臆想妄论。

  当今社会远比过去发达,丰富的物质享受并没有解除个体生命内部的烦恼,也没有减少社会整体环境的污染。旺盛的物质欲望并不比纯朴安祥的精神享受,带给世界的更多美好。我们仍然要面临生老病死的困惑,仍然要沉论爱恨交织的迷茫。那么,是在自欺欺人的波谷浪底隐溺生命,还是在自度度人的智峰慧海超拔人生?佛教用“一切皆苦”的阐释来警醒沉迷的精神,教导我们用清醒智慧的人生态度去观照一切,从而躬身前往,去激发去创建更新更合理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在麻木麻醉中逃避。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因此,从消极的体察达到积极的超脱,去苦求乐,是佛教理论的一大特色。这与悲观厌世,完全是两码事。所以,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人生佛教》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

  “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

  佛教人生观,有以下特点:

  Ⅱ、重视智慧,主张净化心灵,强调精神层面的提升

  宗教一般都侧重于精神的修炼,但修炼的方法往往习惯于依托外在的一种力量或什么主宰,靠神秘的东西赋予一种超凡的能力。佛教也有“他力”之说,尤其是净土宗思想。但从总体考察,进行理论推论,所谓“他力”,并不是外在力量,而只是方便权巧,针对钝根心力的人,为激发其信仰与希求之心愿,进而规范和开发内在潜力,殊途同归。心、佛、众生三位一体是佛法最根本的宗教理念,那么,他力之佛其实是众生本具而有待发掘的内在资质,本是众生智慧的能量与境界。因而,佛教根本上否定所谓的神、主宰。将成佛归结到获得最高的智慧心行,并作为真正的幸福。外在的物化的享受都是短暂的、非真实的幸福,特别是当获得它的手段又往往带来对别人的侵害时。这种人生观念有益于抵制当今拜物主义、金钱至上的腐蚀,匡正社会人心。当今社会存在的精神空虚、苦闷彷徨的信仰危机,正是忽视了对人的心灵的引导和净化,急需运用智慧的方法重塑健康的精神世界。

  2、重视理性,反对迷信盲从,要求个人主体自觉

  宗教信仰一般存在着权威崇拜等问题。宗教信仰活动的特性,也极容易产生盲从与迷信。佛教信仰活动中一时还难以清除一些与佛法本怀背道而驰的迷信现象,但不应循规蹈矩地持续下去。这对于反对诸如“法轮功”之类附佛邪教的产生、流行,树立正信的大旗,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科学的信仰活动,对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有非常深远意义。

  佛教信仰提倡信、解、行、证,认为坚定的信仰须建立在准确切实的理解、体会基础之上,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针对性、可行性,才会有正确的见解与智慧。信仰者要不断地闻、思、修,才会保障信仰主体之确立。这是强调理性的信仰。在个人的信仰活动中,需要不断的自律自省。

  佛教忏悔自律的内省性,有利于培植健康心态,防止个人行为失范。道德的“非制度化”特征,说明道德价值观念的培育,根本在于对内在精神品格、行为习性、思想意识的教化、引导,使某一道德理念成为人的“内化的规范”,转化为人的信仰价值取向,用“良心”落实到他的情感、信念、意志、行为之中。那种迫于外界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只有自觉地有益于社会的人,才会长期地有益于社会。而“真挚的”可能包括“迷信的”,但迷信只会导致盲从,而不可能“自觉”。而且,迷信都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自利不会产生真挚的行为,因而也就不会让善行长期地持续下去。

  忏悔,就是行为者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敢于对自己的错失承担责任,并善于对自己的心行功过进行理性、深刻、真切的分析,从而培育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并能自觉、有效地警戒、约束自己的行为取向,使其契合真、善、美的社会道德要求。这种心灵自觉产生积极的行为自律,潜移默化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忏悔不一定会抵销历史责任,但可以引发历史智慧,使我们现实行为发生道德转变,有益于未来。佛教的“无相忏悔”与“四宏誓愿”联系起来,明确忏悔要以树立高尚理想和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而不应只是个人的精神自娱。忏悔使人清醒,清醒的心智有益于反思能力与社会批判精神健康发展,产生宽容、民主乐观、积极、持久的精神状态,这是美好人生与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

  3、主张大乘利世,鼓励在利生的实践中实现理想

  在利己主义横行,拜金主义泛滥的社会现实里,用佛教自利利他的道德规范培值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尽管不易,但甘露润心,终归汇聚成荡涤尘埃的清泉,散发出清新有益的空气。西方社会经历了资本剥削与利己主我的祸害,不少人转而从东方佛教文化中寻求心灵滋养与灵魂安顿。同时,东方社会反而醉心于西方文化中被唾弃的东西,失却了精神主体,被物化毒液浸染。文化的取长补短,有如经济运行的全球化循环,本是自然的事。可悲的是,在没有把握主体信仰方向的同时,一味地全盘接纳,必将得不偿失,毁掉美好的东西。针对大家深受其害的利己主义风潮,佛教应举起破执之利斧,导化世俗。

  佛教利他心行的慈悲观,有利于塑造人格形象,树立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生本身就是人的个体生活不断社会化的生命历程。人生的道德价值取向决定着生活的质量、生命的层次,这往往又以人格形象来体现。人格是做人的尊严、品质的总和,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其尊卑高下。人的内在的道德理念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可能发挥其社会化功能。个体人格是社会共同价值特殊化、个性化的结果,而它只有与社会共同价值融合,才会体现其价值。因而,人格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意义的。因此,个性张扬且符合社会共同道德认同,能够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才是理想人格追求。

  大乘佛教反对离群索居的个人解脱与完善,认为它经受不起持久的社会实践的检验,认为只有在慈悲利人的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完善、获得真正的智慧,所谓利他才能利人。道德责任的完成,会给人带来持久的宁静,心理的宁静样和本质上是精神自由的表现,精神自由必然会带来生活智慧的发掘与发挥,从而提升人生境界与生命价值,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

  4、将关爱的真情扩展到人类之外的一切生命,佛教的生命价值理念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

  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观,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营造和谐的生存空间。目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这既包括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也包括人文环境的被污染。这固然有多种外在因素,但内在的文化理念上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否认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是“生命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生存规律和价值,二是认为人类有“主宰性力量”,一切都应为“我”所用。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其目的就是教化人类体认生命尊严的广泛性意义,在“心灵和精神中建立牢固的富有文化教养的状态”,这才是“和平”的关键。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曾说过:“所谓和平,并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美德,一种美好的精神状态,是慈悲与信念,是一种争取正义的性格。”

  佛教最令人尊敬的伦理品格,就是对一切生灵都一视同仁,保护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有的希望,但人类常常以牺牲其他的生命,破坏其他的生存空间,来满足自身的要求。造成一个社会集团越发达越强大,就意味着其他族群的更加贫弱更加苦难,特别是大家都赖以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化。这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如果不加扼制,必将毁灭人类及其他生命体。当今世界上的“绿色和平运动”及不断的维护生态平衡、保卫地球家园等呼声,正反映出人类觉醒者们的良心。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机械的“外科”方法,依赖法律和经济的处罚,而忽略从人类心灵深处去改造净化,又会陷人物物相违的怪圈。因而,充分发挥佛教生命价值理念,将从根本上培植“热爱生命”的智慧。

  人类私欲与狂傲的极端膨胀,漠视其他生命的权力,必然导致冷酷、残忍、争斗,最终导致自身生存困难乃至尊严的丧失。大乘佛教特别主张“戒杀“,把它作为”五戒十善“之首,就是要求人们培养和善、平等、公正、报恩的品行。这是和谐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维护生态平衡需要科学的、法制的手段。但只注重技术手段的改进往往是治表不治里,亡羊补牢式的方法将造成极大浪费和被动。不能忽略道德理念潜移默化的作用。大乘佛教这种生命观,如果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理念被接受,作为共同的社会道德被遵守,对维护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意义。

  三、信仰行为的基本要求

  信仰行为即是信仰实践,是信仰者在信仰观念主导下的行为活动,是信仰感情与信仰态度的具体表现。这是一种信仰最终的决定因素。其实,人类社会物质的、精神的生活都是信仰行为的结果。一种信仰的社会价值,取决于信仰行为的有无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信仰的有价值行为,表现出多种形式。但是,不论信仰者有多少个体差异,行为环境有多大不同,而信仰行为必须具有:

  第一、精神品位的超越性

  信仰要有超凡脱俗的品质。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人具有普通生物的本性,要满足其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要求,追求较好的或者更高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这还远不能作为人生、更不能作为社会整体的终极理想。信仰在本质上的一个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超越性,即信仰将从物质世界提升到精神世界,从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从事实存在提升到价值存在。信仰使人从自然生存状态、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不同于物质需求的趋向。在这种与世俗物质利益追求迥异的精神追求中,人们感觉到一种超越世俗、超越自身的精神满足。一个超越物质、超越凡俗、超越个人的终极目标,才是信仰者的追求对象和人生目的。一般说来,这一目标越是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永恒性,就越发具有吸引力,就越发容易激发信徒们神圣、高尚的感情,进而进发出全部的生命活力,去创造出人间奇迹和持久的事业。

  第二、具体行为的能动性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人类自主自立的关键因素。只有行为具有能动性,才会有精神的自主。一种信仰,正是在精神自主的体验中,才会使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到肯定与承认。然而,不少人的信仰活动却是消极、惰性、僵化的。要么只是等候外力的或者是“神力的”救度,不愿也不敢去争取自度自救,醉心于苍白无力的表面活动,甚至是封建迷信活动;要么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压力下,临时地应酬,随波逐流而且自甘末流,毫无鲜明的个性而混同一般;要么固步自封,面对变化万千的现实,仍然生搬硬套,自甘淘汰;……诸如此类,使信仰活动失去了鲜活的时代色彩与生机,原本因缘随顺、时节常新的观念、思想,变成一潭死水,变成供人观瞻的木乃伊,供人谈笑玩味的化石标本。这固然也可以引发幽思,但与现实、未来的距离也越拉越远。当一种信仰活动远离生机勃勃的绿色时,生命的衰竭还远吗?

  第三、实际效益的普世性

  这是验证信仰行为有害有益的社会标准。当然,一种信仰开始的表现形式是个人的生命形态的选择,个人的信仰也重在内心的真实体验。但是,信仰行为的结果不单单是个人所能选择和自主的,它已经变成社会的了。社会是信仰行为结果和影响的最终评判者。因此,任何一种信仰行为的实行,都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应高瞻远瞩,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规范之中,自觉地考虑信仰行为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古人所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就是反映了有志者放眼天下的情怀及信仰追求。孤芳白赏者,不可能有利益群生的豪情;悲观自闭者,不可能有拔苦与乐的智慧;自私自利者,不可能有转凡成圣的希望。慈悲为怀,普利众生,应该是高尚的信仰行为踏踏实实去作的事。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随着“网络社区”的不断扩大,人们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而技术的不断更新,信息媒体可能表现出日益“人性化”特征,能够满足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但是,人类的未来甚至成为“一张没有缝隙的信息之网,将各种带有一定感觉和智力的装置连结在一起,人类被一种机器生态系统包围。”这时,人将对自身之外的其他生物不感兴趣,“人性不断被削弱,人类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愤怒,最后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机器。”“在那里,技术已成了一个主宰世界的神。一个脱离其创造者控制的神,它不断要求它的仆人对它效忠。”也就是说,人类追求自由与个性的同时,将生命异化成一种符号,被完全纳入机器运行的程序之中,成为“神的仆人”,反而最终失去了做人的本质!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里,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

  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住、迷失沉论。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摘自:弘法寺编《行愿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