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道霈禅师以后的鼓山传入

作者:本性法师

  道霈曾题一幅鼓山众祖聚会图,其题词云:

  有石几南向并坐,若口喃喃地商略禅净是同是别者,为云栖莲池师太、寿昌无明老祖。两傍围绕,皆其派下法胤,侍坐拱听:其左,执如意,凭几而坐者为博山无异和尚;右,端然袖手而坐者为先师永觉老人。博山之傍,肃然无言者为雪关阎禅师。先师之右,手握麈尾,熙然微笑者乃余陋质。雪关之下,倚石仰首者为一脉监寺受业师智光上座,曾亲炙博山、鼓山,而来附陪坐于此,以寄所思耳。其远处二人,度桥而来者,前为纯一监寺,后执杖欹首翘望者,为一脉监寺,盖荷负大众,奔走道途而不休者也。童子凡六人,或荷担,或侍立,岩峦稠密,树木繁荫,一一皆有生气,不可计算。

  这幅画正好可以为鼓山禅作个形象的说明:莲池(闻谷昕出即此)与寿昌,是鼓山禅的渊源;博山与元贤皆为寿昌左右股肱,其后各自开法一方,虽然寿昌门下的博山、东苑诸系弟子皆有在鼓山者,但在鼓山占据主流的乃是元贤一脉,也就是鼓山禅一脉;元贤之下有道霈,博山之下有雪关;另有监寺、童子,则是众僧齐心的表征;“岩峦稠密,树木繁荫,一一皆有生气,不可计算”,则预示着鼓山法脉的生机盎然,但是,鼓山禅的未来是否真的如此呢?

  鼓山禅自道霈之后,继主鼓山的禅师,相继有恒涛大心、圆玉兴五、象先法印、淡然法文、常敏法睿、遍照兴隆等。其间,恒涛得法于道霈,鼓山兴盛气象犹存;然恒涛之后历代住持,黯淡无光,寺院颓废,已露衰败气象;至于遍照,始见兴复之机。然而禅门冷落,已成时代必然,非人力所能扭转了。

  在清初禅宗界,有一件大事不可不提,那就是雍正皇帝以政治强权对禅宗内部的千涉。

  清初顺治朝时,临济圆悟、圆修两派之下都有新朝红人,木陈道态乃是圆悟弟子,玉林通诱是圆修弟子,他们为临济的发展找到了强有力的靠山。但同样在圆悟门下,出现了法藏及其以下弟子(称为三峰派)。法藏曾作《五宗原》等,力阐宗纲,引起禅界的非议,被斥为异端邪说,圆悟、圆修皆修书破斥,法藏弟子复作《五宗救》,维护法藏学说,各方云起攻击。这原本是禅门内部的争论,但当时的雍正皇帝,以禅门宗匠自居,下旨将法藏一派的语录书籍尽行销毁,亲制《拣魔辨异录》,对《五宗救》逐条批斥;并着直隶总督,详细查明天童圆悟派下法藏一派所有徒众,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入祖庭,法脉从此断绝。

  雍正这样做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顺治、康熙年间,三峰派枝叶繁茂,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士大夫,雍正在《上谕》中曾指责法藏一派说:

  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惟以吟诗作文,取悦士大夫,同于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

  雍正这样做哪里真的是为禅宗着想,实在是因为三峰派在士大夫中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他们的学说,会危及清王朝的统治:三峰派以宗杲禅学为榜样,宗杲提倡“忠义之心”,伸张的是民族大义,当时很多不满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都集结于禅宗门下,而三峰派在这方面更是如此,这都是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雍正昕忌讳的。

  法藏之祸,害及佛教界特别是禅宗界甚多,文字狱也渗透到禅宗语录之中。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佛教的限制,雍正十三年(1735)继位的乾隆发出上谕称:

  (今之僧道)不事作业,甘食美衣,十百为群,农工商贾终岁竭蹶以奉之。而荡检瑜闲,于其师之说亦毫不能守,是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教亦为败类,可听其耗民财,溷民俗乎?

  乾隆命各地官员按籍稽查,愿受度牒、遵守戒律、闭户清修者不问外,其余多令还俗,限制招收僧徒。

  鼓山自道霈以后,历代住持鼓山者,因为处于清政府对佛教发展多有限制、千预的社会环境,同时也由于诸禅师个人的修学未达元贤、道霈等人的水平,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埋没于一片消沉的禅宗界中。搜罗史籍,有关他们的记载已是零零落落。现略述鼓山自道霈以后的历代住持禅师行迹(据《鼓山志》卷四),;衰败气象已然见之矣。

  恒涛,法名大心,原名心亭,一字行涛。古莆(今莆田)宋氏子,年十三依本郡上生寺德协法师剃落,二十往黄檗禀虚白和尚戒,参侍为霖和尚二十余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为霖和尚将谢世,付嘱继席,住持二十七载。

  恒涛忍辱精进,蔽衣粝食,在禅学上他主张:“性本无染,素自清净。……是故当人,先须朗悟毗卢性海,既悟性海,则普贤万行,不期修而自修矣,不期成而自成矣。”

  在恒涛主持期间,鼓山还算兴盛,虽不及前代屹立一方,但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朝廷赐涌泉寺御藏四橱,由副都统王应虎送入供于佛殿。

  恒涛于雍正六年(1728)十月廿五日圆寂,世寿七十七,僧腊五十七。

  恒涛禅师是道霈昕曾言及的“二三有志衲子”之一,在鼓山时他追随道霈左右,后又与他一同离开鼓山,在道霈的《旅泊庵稿·宝福语录》中有开示恒涛之语。

  雍正六年冬,因恒涛禅师迁化,众人延请圆玉继席鼓山。圆玉,法名兴五,惠安(今属泉州)康氏子,住持六载(蓟雍正十二年,1734),后奉旨修藏,示寂延津天宁塔。

  雍正十二年(1734)众人延象先住持鼓山。象先,法名法印,宁化(今属三明)李氏子,嗣法圆玉禅师,其主鼓山到乾隆五年(1740),乾隆四十年(1775)六月初四日迁化。

  乾隆五年(1740)众延淡然继席鼓山。淡然,法名法文,沙县(今属三明)萧氏子,幼依本郡天宁常青法师披剃,长参圆玉禅师,得法。乾隆七年(1742)冬,退隐和山。此年乾隆赐御藏七干二百四十卷予鼓山。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初四日寂于延津。擅诗名,有诗集行世。

  乾隆七年(1742),以淡然禅师退席,众延常敏住持鼓山六载。常敏,法名法睿,古莆(今莆田)杨氏子。乾隆十三年(1748)冬,常敏禅师退席,后隐长溪,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二十九日迁化。

  乾隆十四年(1749)舂,当地官员李馥、黄莘田率省会缙绅延遍照主鼓山。二十一年(1756)遍照又往他方参学,由清淳禅师继席。二十七年(1762)清淳禅师圆寂,遍照重主鼓山至四十年(1775)圆寂。

  遍照以前诸师。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很少,仅存一些零星的记载。然而从遍照住持鼓山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文字看,他们住持鼓山时期,

  “鼓山树木被砍殆尽,殿堂屋宇颓废不堪”。鼓山殿宇的败落,自然也反映出当时鼓山禅学的衰微。不过,鼓山寺院到了遍照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修复;宗风也得到一定的阐发,出现了所谓的“重兴”。

  遍照,法名兴隆,古莆(今莆田)陈氏子。幼习儒业,年二十五游鼓山参恒涛和尚,一见大喜,即投剃落,习《楞严》、《法华》等经。遍照与元贤、道霈一样,曾经遍访诸师,不分宗门、教门,虚心求学。雍正八年(1730)离开鼓山,遍叩江浙诸宗匠,抵燕京,参文觉禅师于觉生寺,得到文觉的印证,依文觉座下七年。后遍照结茅于天台。乾隆九年(1744)回福建,曾应上堂拈香云:“此一办香,不为花开并蒂,只要叶落归根。”在云游各地,参学有成之后,遍照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先师恒涛曾住持的鼓山。李馥称其“嗣恒和尚(恒涛)之正宗,阐为老人(道霈)之真谛”。!

  遍照也有语录行世,时人评价说:

  禅师(遍照)提纲亲切,接机敏妙,逼上百尺竿头试脚步,令向千岁松下讨茯苓,盖其见地精明,所以片言只字,皆从胸襟流出也。

  国朝以来,若永觉、觉浪、为霖、惟静、恒涛诸法师,护持象教,各有广录、遗语、语录行世,斯固暗室之慧灯,密津之宝筏。……自涛公灭度后,重燃法炬,力荷象车,一时称盛焉。

  遍照住持鼓山以来,辛勤筹划,殚力化募,寺院建筑修葺一新。兹据《鼓山志》(此《志》原有元贤编修本,后兴隆重修)卷二“寺院”听见遍照重修条目录出如下:

  涌泉寺建筑:大雄宝殿:乾隆辛未(1751)僧兴隆又修(是年兴隆有《募修涌泉寺疏》);法堂:乾隆壬申(1752)僧兴隆又修;天王殿:国朝乾隆辛未(1751)僧兴隆重修;白云堂:乾隆庚午(1750)僧兴隆重修;仓楼:乾隆甲戌(1754)僧兴隆重修;放生池:乾隆丙子(1756)僧兴隆复浚;

  鼓山其他建筑(有两条是在任住持的时间之前,不录):白云廨院:乾隆癸酉(1753)僧兴隆重修;澄心亭:乾隆壬午(1762)僧兴隆募建;龙头泉亭:乾隆甲申(1764)僧兴隆建;住锡亭:乾隆壬午(1762)僧兴隆募建;仰止亭:乾隆壬午(1762)僧兴隆募建;艮止亭:乾隆壬午(1762)僧兴隆复修;……

  鼓山在遍照的辛勤修复之下,古刹金碧辉煌,山间林木苍翠。除了鼓山,遍照还积极捐修其他各地建筑,如乾隆癸巳(1773)孟秋捐修福州乌石山崇妙石塔,还有报恩定光塔(1773)等。

  遍照在士大夫中颇有影响,孟超然谓:

  自遍照禅师来住持,修坠起废,力量感格,士大夫游山返者成赞叹,谓禅师最有功名山。……叹禅师之用力于鼓山也勤也久,净居胜地,攘剔培植,劫烧余灰,成复旧观。禅悦之余,助扬法化,钵缘所至,众心倾服。

  由遍照主持重新编修的《鼓山志》刊刻后,许多地方官员士绅为其撰序作文,也显示出遍照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力。

  对于遍照的评价,道光年间的陈祚康将其与博山、元贤桐提并论,未免过于夸大。他说:

  无异和尚虽重开山,而当山只九十日耳。所有始终再造鼓山寺,实维永觉师一人,嗣是修堕举废,重兴之力则遍照师为多。

  较之遍照之前的几位住持禅师而言,遍照的确为鼓山禅引发了一丝重兴的希望,虽然只是县花一现。

  遍照之后的禅师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中有第一百零六代住持道源一信,尚称有所作为,但资料不详),只是到了清末、民国间,有妙莲和尚和一位传承不甚明了的古月和尚,因为时代距离较近,至今仍然颇有影响。

  在鼓山印行的《丛林祝白清规科仪》中有一份《祖U币忌辰上供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鼓山涌泉寺法脉传承的概况:

  梁开山第一代定慧圆觉广辩兴圣神晏国师

  云栖堂上莲池老师太

  真寂堂上闻谷老师太

  寿昌堂上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世无明慧经祖老和尚

  重兴开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二世博山无异和尚

  重兴开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二世永觉老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三世雪关闹公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三世觉浪盛公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原作“二”)十三世为霖霈老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四世恒老和尚

  前住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五世圆玉五老和尚

  前住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六世象先印公和尚

  前住当山惟静安公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五世兴隆遍老和尚

  前住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六世东阳初公和尚

  前住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六世清淳厚公和尚

  重兴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八世道源信老和尚

  前住当山传曹洞正宗第三十六世承祖慧老和尚

  单子中,除第一代神晏禅师因其是鼓山开山祖师外,其余皆是明以来的人物。莲池、闻谷二师是影响鼓山禅学的重要人物(是鼓山戒学之源),故而亦在鼓山祖师之列。从寿昌无明慧经以下,皆是曾经住持鼓山的寿昌法脉传入。

  在单子中,所谓“重兴开山”者,都是对鼓山兴复有巨大贡献或在当时有巨大影响力的禅师;“重兴当山”则次之;“前住当山”又次之。凡称“老和尚”者皆为鼓山禅系(元贤嫡系)。因道孺乃是元贤唯一法嗣,惟静安公和尚虽然亦参学于元贤座下,且承元贤戒学之传并住持过鼓山,但不称其为“传曹洞正宗第几世”(由此更知惟静绝不是道需嗣法弟子)。

  在单子的祖师排列次序上,恒涛之前依曹洞辈分,而不是按住持鼓山时间的先后;恒涛之后按住持鼓山时间先后排列,且没有第一百O一代住持淡然禅师和第一百O二代常敏禅师的位置。

  鼓山禅自遍照以后的传承就已经不甚清晰,他们主要的联结点也早已经不是禅学方面的特色了,然就以鼓山特定道场而言,他们之间的关联还是有迹可寻的。

  鼓山禅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宗教方面来说,主要是由于禅宗内部的纷争。自禅宗创立以来,宗派的纷争就是一大顽疾,从来就不曾消停过,道霈曾说:

  时当末法,人根下劣,学人既无真实为生死之心,又少真正师承,唯以拂子名利居怀,人我斗诤为事,充塞闾阎,成风成俗。先师尝言:“今日临济不成临济,不待曹洞非之也;曹洞不成曹洞,不待临济非之也。”此言尽之矣。有志之士,一闻此言,痛心疾首,孰肯受之。

  陈垣曾言明季临济宗情况:“附不附者,犹言加入此团体否耳。当时天童派势力最大,不附即几无所立足,故虽有豪杰之土,亦不得不舍小团体而加入焉,反是则谓之未详法嗣。”此不仅在临济内有不良之影响,也波及曹洞,“甲乙两宗大讧”就是因有临济僧人竟然称无明慧经来源不明,元贤鼓山一脉更是未详法嗣。元贤和道霈都曾不遗余力批评此风,希望能够改变禅门中的这种陋习,因而鼓山禅的特色之一就是融合临济与曹洞,但这也并不能改变整个禅宗界的状况,各山门占据一方,排斥异己,形如水火(特别是临济对曹洞的排斥),严重影响了各宗的发展。

  其次,则是因为当时佛教界净土宗独盛的形势。净土宗的独盛,除去其自身简单易行的特性外,也与一定的政治因素有关。因为禅宗里面多土子、遗老,清政府(特别是雍正皇帝)对禅宗(某些派系)是一种破斥的态度,对净土则极尽称扬。元贤与道霈,因为他们在禅学上还可以称为一代宗师,所以还能够吸引较多的信徒,而之后的禅师往往就无能为力,都朝禅净台一以净为主的路向走去,这样鼓山以禅学闻名的特色就名存实亡。

  倘就鼓山寺院自身而言,导致鼓山禅败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丛林内部小派系的争斗。鼓山一直是曹洞道场,自博山大师以来,在涌泉寺就是寿昌法脉居多。但同是寿昌后裔,还是有各种派系的区别(同一派系,也有剃度弟子、传法弟子、授戒弟子之别)。博山之后有雪关道阍禅师,他是博山法嗣;其后是元贤大师;元贤以后是觉浪道盛,他是寿昌东苑系禅师,嗣法元镜大师;道盛之后,是道霈,嗣法元贤。就道霈以前诸师来说,真正对鼓山的兴复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元贤、道霈,其他诸师住山时间都非常有限。围绕在这些禅师周边的是一些不同背景的护法居土,他们基于各自的修学或者利益等,经常挑起一些事端,相互之间时有诤讼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也与鼓山的寺院经济(这涉及派系问题)及周边环境有关。一般来说,寺院的经济来源不外有两种:一是寺院自己的收入,如田地、买卖香火、赴忏法事等收入;二是捐赠所得,这在一定时期更为重要。元贤、道霈时期,寺僧戒律甚严,各执事精诚团结,内部经济管理井井有条,鼓山寺院较为稳定。鼓山堪称风水宝地,周边居民素有盗葬之风,因为风水引发的纷争不在少数,当时的名土林之蕃就是因为看不惯鼓山周边的豪右在鼓山大顶盗葬而与村人理论,最后被群起攻讦愤恨而亡的。元贤对于这类现象是有所预防的:“只恐乡曲无知,小民或盗批寺田,抗欠租谷,或砍伐树木,糟蹋丛林,或占据园山,盗造坟墓,均应先事预防,禀请分别示禁,以免临时周章。”后来因为僧人日多,“持戒者寡,糜费之事繁,窥伺者众,侵夺之祸起。”“故山林木童然,香积所入渐为强有力者攘去,盖至是而舍利窟、圆通庵诸胜亦遂为荒蓝矣。”到了遍照当山,已是林木砍伐殆尽,田产也大部分流失。寺院失去大部分的田产林木,而内部资金管理又是一团混乱,院宇颓废,势所必然。

  当然,鼓山禅的衰败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清王朝对禅宗的干涉与对佛教的限制外(特别是对江南曹洞的打击),还与时代转型的背景有关。明末清初时期,许多土大夫出于政治或经济考虑遁迹禅门,“在晚明,过出家人的生活成为土绅的一种台乎情理的选择”,这为禅宗的兴盛提供了契机;而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诸朝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科举道路重新成为土大夫的选择,僧人地位在公众形象中下滑,佛教(特别是禅宗)失去了大量高素质的僧人来源。

  摘自:《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为霖道霈禅师》本性法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