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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赵朴初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范

作者:李杏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中华文化优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的高度提炼,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经验的精髓所在,上承接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下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是党和国家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通过不断摸索和总结而作出的重要论断。

  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数千年来有担当、有理想的中国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取向,体现了他们高贵的人生追求和道德风范。尽管时代不同,说法不一,践行的方式也不一样,但其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所在。

  赵朴初作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学养深厚的一代宗师、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虽然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但在今天,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对照、评价赵朴初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范,不难看出,赵朴初的人生追求和风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相互契合的,只不过受着时代、环境的限制,其表达和践行的方式、内容有所不同。途虽殊,但同归一个目标。

  笔者以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对照赵朴初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范,发掘、总结和研究其中相契合的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宗教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走人间佛教之路,有着非常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庄严国土——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旧中国,佛教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而衰败,又受近代各种新思潮的冲击等原因,变得越来越没落,越来越脱离生活。让佛教重新关注人生、社会,发挥佛教在人间的积极作用,成为佛教有识之士的共识。太虚大师顺时提出“人生佛教”思想,希望赵朴初继承他的事业。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人生佛教”只能是一种理想。新中国成立,由于时节因缘不具,赵朴初未能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但他率领中国佛教,走的实际上就是“人间佛教”之路,或者说是对“人间佛教”的尝试。直到八十年代,赵朴初才正式提出“人间佛教”思想,相比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内容更加广泛而深入,顾名可知,不仅关注佛教对人生的改变,更关注佛教对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间的改变。

  应该说,“人间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相应的,中国佛教应该在建设国家、改良社会和完善人生上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赵朴初就提出“庄严国土”的概念,指出:“庄严国土,是佛教徒的崇高理想。”:也即回答佛教徒将要去努力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中国?庄严,这是一个佛教用语,其意是对事物或心理行为的从道德意义上给予修饰、加强,使之变得肃穆、精美、宏伟等。庄严国土,就是使国家变得庄严,其涵意包括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

  八十年代,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对佛教徒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作了更加明确的回答:“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

  赵朴初希望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要求佛教徒在搞好佛教建设和自身修行的同时,要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使国家富裕起来:“使我们的国家没有剥削阶级,没有穷人,大家劳动,发展生产,经济不断地高涨,人民物质生活不断地改善,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祖国山河一天——天地增加它的美丽。”同时还要使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外族欺凌。佛教徒要积极参与和平事业,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平。佛教徒不能只是消极地远离邪恶,还要积极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赵朴初经常举佛与魔战斗的例子,鼓励大众积极与邪恶势力做斗争,要具备大勇,而这种大勇正是来自大慈。新中国成立以来,赵朴初号召佛教徒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他自己更是奔走于世界各国,播种和平,维护和平,

  赵朴初高度拥护和赞美新中国的“民主”政治、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深深感受到:“在三千年的悠长时间里,国家的权力一直是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人民大众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中国佛教徒也是如此,过去不可能达到宗教信仰自由与权利的要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只有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不仅仅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丁人、农民和各民主阶级的人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所以一切在旧社会中从来不能参加政治生活,没有政治权利的人民群众,现在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尤其是像佛教僧众,过去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这几年来,全国各省市乃至一部分县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有佛教徒参加。”;赵朴初一生都在以自己的努力,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维护宗教人士的民主权利,

  赵朴初希望发挥佛教特有的“文治”作用,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国家。“文革”后,针对某些人所渭“佛教是迷信”,他提出“佛教是文化”,并发表许多讲话,撰写多篇文章,说明佛教与国家文明建设的关系。他认为,佛教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他结合中国佛教的历史,特别强调:“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面是很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处,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我国许多旅游胜地,其风景自然之美与寺僧的精巧建筑和植树造林显然是分不开的。”赵朴初还经常引用“心净则国土净”等佛经语,说明通过佛教的修行,净化内心,能够达到内心的文明、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的文明、和谐。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人类在取得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空前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如精神空虚,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是与人类自身的不完善是分不开的,而佛教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和方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赵朴初就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包含着佛教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他呼吁全国佛教徒:“我们佛教徒要振奋精神,面向现实,努力克服自身的消极现象,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继承和发扬佛教的文化传统,跟上时代潮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徒的要求和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积极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他把菩萨行作为重要内容的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指导思想,也希望世人都能接受这种思想,而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这都是建设文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得力举措。他说:“果真人人都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赵朴初敏感地意识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现在物质文明进展快,但精神文明有点跟不上,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被丢弃了,拜金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他还与启功、冰心等人,共同呼吁创办儿童古典学校。在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也可看出赵朴初的先见之明。

  二、利乐有情——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新型社会。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

  有情,在佛教上,指的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利乐,就是使这些生物都得到利益和快乐。赵朴初“利乐有情”的提出,同样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乎等、公正、法治”的观念。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只有具备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们才能真正获得利益和快乐。

  赵朴初信仰佛教,有着很多殊胜的因缘。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像所有的佛教徒一样,他希望通过佛教的修行,获得真正的“自由”,特别是除去小我因为贪嗔痴而带来的束缚,获得一种解脱。这种自由,也许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意志和存在的自由是有一定区别的。赵朴初曾语重心长地告诉青年僧人:“如果不立大志,不发大心,那么你学习得再好,业务上做得有成绩,毕竟不能成为大器。我们要成为大器,不成小器,这很重要。如果专为个人的名闻利养来奋斗,不仅成就不大,可能还会招致不好的结果。”这段话中立大志、发大心,意思即努力成就道业,修养佛心,如菩萨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修养佛心的途径,就是要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从而不为世间名闻利养所诱惑,所束缚,实现身心的自由。人人达到这种自由,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成了佛教理想的人间净土。在这个人人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里,因为贪嗔痴而导致人心和社会的不安定,所以,我们追求这种自由对于改善自我和社会无疑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

  佛教是最讲究平等的,认为一切众生平等,人人具备如来智慧德相。赵朴初希望人人之间能够平等友爱,相互关怀。他依佛教教义说:“佛教是相信缘起理论的。法不孤起,伏缘而生。宇宙中每一个现象是一切宇宙现象作为它的缘而起的,同时它也是一切宇宙现象生起的缘。依缘起看人生也一样,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同时又说看待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独生子一样。因此每一个人对一切人是呼吸相通的,是同体的,因之而发生同体大悲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这便是由缘起的宇宙观而建立的菩萨行人生观。”具备了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真正视众生平等,发自内心地慈悲待人,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平等观,也是当今社会值得大力发扬的。

  赵朴初一生追求公平公正,正因为如此,他痛恨旧社会的分配不公,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思想进步的他义无返顾地走到党和人民的一边。新中国成立,他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看到“像这样由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信徒共同发起、共同参与、共同组织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心里为之欢呼,充满热情地工作着。建国以来,他为中国佛教徒公正参与社会事务、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享受各种民主权利由衷感到高兴。“文革”动乱,佛教遭受严重破坏,公平与公正被彻底打倒,他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被错误干扰而忧心,但他没有怨恨,而是相信错误必将得到纠正,发展必将回到正路。“文革”之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他又一直在为宗教徒享受公正的权利而奔走呼吁,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作为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他为宗教发声,希望人们树立正信,让宗教政策得到较好落实,给宗教以公正的待遇。无疑,这种对宗教的公正,也应是当今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

  赵朴初一直也在为建立“法治社会”而努力,特别是实现宗教的法治。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出台,其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条文。赵朴初写下多篇文章畅谈对宪法的认识,歌颂新宪法。他认为“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为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民的利益,而且更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下日益紧密的团结。”凹之后,他为有关宗教法律法规的制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同时,他也十分强调佛教徒不仅要学好佛学,还要具备法律法规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弘扬佛法、管好寺院、兴办各项佛教事业、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中,做到遵守法律和政策,抵制和反对违反法律和政策的现象,维持佛教界和寺院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多做贡献。”

  三、知恩报恩——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典型。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赵朴初一生恪守中国传统美德,并以佛教的戒律严格约束自己,使他具备了极为高尚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一生奉行“知恩报恩”,即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三宝恩,为后人树立了道德的典型。

  赵朴初一生以国家为至上,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在家乡安徽省太湖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目睹广大人民在封建主义压迫下和帝国主义欺凌下饱受苦难的现实,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年青时在上海从事佛教工作,他没有让自己脱身于世外,而是以出世心做人世事,关注国家的命运,尤其是“九一八”后国家面临的危机。抗战爆发,他义无返顾投入到抗战中,冒着敌人的炮火,为难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日伪多次以利诱威逼,他毫不为所动。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积极投身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带领中国佛教徒以报四恩之愿,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在印度举行的纪念泰戈尔大会上,面对东道主的反华言论,他争锋相对,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他始终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开展同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憍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联系,同破坏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1999年7月,当李登辉逆世界和平之潮流,悖中华民族统一之意志,公然鼓吹“两国论”时,已届耄耋高龄、久卧病榻的赵朴初同志,郑重发表谈话,严厉谴责李登辉的谬论。在他生命垂危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赵朴初作为社会活动家,把一生奉献给了佛教和其他社会事业,是敬业的典型。抗战中,他主持救助难民50万,工作繁忙,起早摸黑。新中国建立,他来往于世界各地,开展佛教文化交流,从来不知疲倦。“文革”过后,他已年过古稀,但他无法“退休”,全身心投入佛教的恢复和发展,没有上班和下班,没有丁作日和假日,把所有的时间都几乎用来工作,特别是他最后的岁月,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住院。即使在病中,还要接待大量访客,处理大量事务,为人题字题词。只要身体稍微允许,他又走出医院,参与各种社会事务。1999年5月,按照他的身体状况,绝对不宜长途飞行,但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坚持飞往香港,出席佛涎日佛牙舍利在香港的供奉活动。

  赵朴初为人诚实守信。他严守五戒十善,不打妄语,有言必行,有行必果。他长期从事慈善工作,但公是公,私是私,非常分明。建国初的“三反”运动中,他接受调查,经手账目一清二白,被周恩来赞为“国宝”。他一身正直,不畏邪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事件,赵朴初因写了很多悼念总理的诗,而受到追查。在这年政协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以严肃的口吻说:“我可以坦率地说,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了不少。那是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出来,也是对直接委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赵朴初待人热忱友爱。他给予别人的是一颗真心,一片真情,对上是这样,对下亦是如此。早年他在上海做慈善工作,办难民收容所和孤儿教养院,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那些难民、孤儿。他外出调研视察工作,感谢各位领导的作陪,也感谢服务人员的服务,写诗作书表达心中的谢意。五十年代初,他在周总理指示下,与周边国家开展佛教文化交流。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接访,面对外国友人,同样付出的是一片真诚的友爱,愿与他们结为兄弟朋友,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他的真诚,也换来外国友人的真诚,与许多外国友人,特别是众多日本朋友,结下比兄弟还亲的感情,留下许多动人的佳话。赵朴初一生做了很多大事,固然表现了他的领导才能,也与他这种诚以待人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

  结语:

  在赵朴初身上,不仅具备了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诸多中华民族数千年传下来的优秀的传统道德、高贵的价值追求以及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良好修持、智慧觉悟,在他身上都得以展现,譬如英勇无畏,勤劳肯干,谦和平易,清正廉洁,豁达大度,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慈悲善良,知恩图报,圆融无碍,等等,为后人立德、修行作出了效仿的楷模。正如新华社所发《赵朴初同志生平》所言:“他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即是树立凝聚中国人精气神、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契理契机是佛教的精神,以契理契机的精神来看待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范,不难看出,其仍然在放射着强烈的、充满活力的正能量,有助于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更为丰富的内涵。

  摘自:《赵朴初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