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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卷五五六新见本略考

作者:张新鹰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六百卷,唐释玄奘译,是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在浩如烟海的佛典中具有重要地位,一向被列为人藏之首,历代写、刻诸本繁多。前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在旧书内发现折装刻本《大般若经》第五百五十六卷一册,试对其版本加以判定,并得到意外收获。兹略述如次。

  这册《大般若经》(暂称“新见本”)编有《千字文》序号“光(六)”,即“光”字函内的第六册;版框高二十四点四厘米,上下单栏,每版五面,共二十版,每面六行,行十七字,字体为工整方正的楷书;前后封皮蓝色,书名签条黄色,印有赵(孟俯)体楷书经名“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卷第”、“光”等字样;第一版一、二两面之间的版心下方,竖刻有刻工题名“古月陈用刊”五个小字;卷尾无题记、年款。

  新见本有《千字文》编号,联系其纸张、行款等特点,似为南宋以后某种佛藏的散出本;新见本题签使用赵体,表明版刻年代当不出赵体字流行的元中期至明前期,然此本又绝不类明代永乐年间的南、北二藏,因而不无理由从元代开始寻找其踪迹。

  元代刻藏,已知者有世祖至元间浙江余杭的《普宁藏》、惠宗至元间大都徽政院的官刻大藏,以及蒙古太宗时的所谓《弘法藏》(实即《金藏》补版)和成宗大德间动工续刻的宋《碛砂藏》。经验证明,新见本不是《普宁藏》、《元官藏》,更不是所谓《弘法藏》,而《碛砂藏》原版的《大般若经》早在南宋时已全部刻完,人元后并无续刻或补版之事。可是,试翻检较常见的上海《影印宋碛砂藏经》,却不难看出,其中所摄《大般若经》第五百五十六卷的字体、行款和某些细微特征同新见本毫无二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影印本的底本和这册新见本属于同一种版本。这种版本,不是《碛砂藏》原本,而是1931年在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二寺初次发现较完整的《碛砂藏》时,混配在内一起被发现的元代湖州(吴兴)妙严寺刻本。

  《碛砂藏》于南宋宝庆间(1225—1227)在乎江府(治所在今苏州)陈湖碛砂延圣院开雕,迄元至治二年(1322)乃毕,《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烦”,共五百九十一函,1532部,6362卷。此藏在陕西复见于世之时,轰动遐迩,但陕西藏本建首之《大般若经》,多系另外的妙严寺刻本。1932年至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就陕西藏本出版《影印宋碛砂藏经》时,将妙严寺刻本一同做为影印底本,其面貌遂同为世人所知;因其以往亦不见于著录,故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注意。蒋唯心先生撰《金藏雕印始末考》,率先引证妙严寺本题记,欧阳渐、叶恭绰两先生各自在《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和《碛砂延圣院小志》中对其有所述及,日本学者小川贯弍随后则专门写了《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一文,认为它是文字“最正确的佛典”。据此看来,新见本虽只是妙严寺版的一卷零册,仍不失为吉光片羽。特别应当提出:《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妙严寺版《大般若经》第五百五十六卷底本原缺第七版,整整五面,共510字,影印时不得已采用明《永乐南藏》同一卷同一版补之,因此减色不少;而新见本首尾完整,第七版赫然全存,如果用来置换影印本中此处补页,尽可与前后珠联壁合,天衣无缝。这就构成了新见本独到的价值,提高了此项版本判定工作的意义,令人喜出望外。

  尽管影印底本与新见本同属妙严寺刻本是一目了然的,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从影印本上看,居然找不到“古月陈用刊”这五个重要字样,而且第二十版音义部分“诘”字在影印本上切为“起一”,新见本则为“起吉”,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文物》1984年第八期杨绳信同志《论(碛砂藏)》一文提示,当年影印者在对底本照相制版的过程中,为“修净一些黄暗污渍”,删去了一部分愿文题记,又将某些字迹描清,有的竟至写错。该卷影印本同实物相比佚异的字样正是这类不明智的删削和描划的结果,此举给研究上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

  关于刻工“陈用”,查日本著名的中文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的《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未见其名,但表载元仁宗延祐间(1314—1320)饶州路学刊本《文献通考》内有刻工题名“陈大用”者,一字之差,有无可能为同一人?果然,《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妙严寺版《大般若经》提供了答案。依卷次翻阅,在卷14首先出现了“陈大用”这一题名,卷45、81题作“苕溪陈大用刊”,卷116、122题作“苕川陈大用”,卷266、497题作“古月大用”,还有不下十几卷题作“古月陈刊”。“古月陈用刊”的题法虽不见于其他各卷,但证之以上述几种题法,尤其是后两种题法,足以断定这些题名都出自一位刻工之手。他的名字就是陈大用。刻工题名,主要为了计算工作量,省略姓名中个别字样并无不可,在当时不致混淆便罢了。同版《大般若经》刻工有陈大义、施泽之者,又有题名作“陈义”、“施泽”者,当非别有二人。而所谓“苕溪(苕川)”、“古月”,应是陈大用泛指自己的乡籍。苕溪今分东西二溪,汇于湖州,宋元时仅西苕溪称苕溪,并为湖州别称。南宋胡仔卜居湖州,自号即是“苕溪渔隐”。“古月”,疑是以音同形简、便于刊刻之字代“古越”,一般指绍兴一带,或者陈大用祖籍于斯,后移家湖州地区,亦未可知;湖州春秋时先属吴国,继归越国,也有可能是径指当地。刻工题名字体甚小,笔划较多的字用借代或简体不足为奇,如以“川”代“溪”,以行书体“陈”字代繁体正书等,同以“月”代“越”是一样的意思。从新见本和影印本的效果来看,陈大用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刻工,他能够承担官方的饶州路学刻书也说明了这一点。陈大用为妙严寺刻经,至少刻到至元四年时(1338),此时距他延祐间刻《文献通考》已有20年左右。这部《大般若经》应是他的技艺更臻圆熟的标志。

  妙严寺这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并不是顺着卷数依次刻出来的。在影印本一些卷的末尾,保留下了年代明确的愿文题记,排列起来看,时间与卷次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通过这些题记,可以较准确地判断整部经的刊刻起迄年月,从而也就进一步界定了新见本的版刻时间。前述《论(碛砂藏)》一文认为据施财助刊的愿文题记时间来定刻版年代不大可靠,其理由似有未足。因为自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略出》创以《千字文》编次人藏典籍之后,除了新译新撰本,宋元间南方诸版佛藏内何经人何字号基本上是固定的;同时,经折本佛藏版式自北宋《崇宁藏》设定为每面六行十七字,相沿成制,除明《北藏》和《清藏》外莫不如此。由于有了上述条件,刻藏者可以以种以卷为单位分别兴工,不见得非要按目录顺序依次往下刻,最后也照样能聚零为整,衔接无误。《影印宋碛砂藏经》对底本中缺失的卷叶能够信手拈来《思溪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别版藏经的同一卷叶作替代,正是利用了这个条件。所以,看到卷序或部(种)序与时序缺乏对应关系就怀疑以题记时间断代的可信性,是有欠妥当的。

  妙严寺版《大般若经》的卷尾题记共14条,最早的是泰定三年(1326)正月,见卷10末;最晚是至正九年(1349)10月,见卷600,其文曰:“共舍田亩递年收花,命工刊雕四大部经,兹幸圆成”,是庆贺《大般若经》等“四大部经”全部完工之意。故至正九年十月应是《大般若经》的刻竣时间。而其开刻时间则可能还要稍早于泰定三年正月。该经卷1的至顺三年(1332)七月“妙严寺经坊”题记说:“曩因《华严》版行于世,继刊《涅槃》、《宝积》、《般若》等经”,这里提到的,就是所谓“四大部经”。但从唐《开元释教录》起,“四大部经”在经录中的排列次序都是: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只是到了明释智旭《阅藏知津》,名目和次序才有所变动;题记中的“四部”次序,实与任何经录无关,它仅仅表明妙严寺经坊刊刻这“四部”的时间先后,即先《华严》,次《涅槃》,再《宝积》,最后《般若》。值得注意的是,《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和120卷《大宝积经》恰恰也是以妙严寺本为主的。《大宝积经》卷10末,有泰定二年(1325)四月一则题记云:“湖州路妙严寺伏承大耆旧僧明洲生前施财刊造《大宝积经》一部”,这是完工时的口气。由于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妙严寺经坊的力量应是有限的,不大可能同时刻着两部大经,那么,《大般若经》就是在泰定二年四月到泰定三年正月这段时间里开刻的。从题记可知,施财刻经者全是妙严寺本寺和附近寺庵的僧侣,没有在家的善男信女参与。一部《大般若经》600卷,竟刻了约24年之久,平均每年刻25卷,可见妙严寺经坊的财源比较拮据;相形之下,至元14年(1277)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开雕《普宁藏》,基层信众踊跃捐赀,6000余卷到至元27年(1290)便已刻完,二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缘故,殊堪寻绎。

  妙严寺,初建于南宋嘉熙间(1237—1240)“本名东际,距吴兴郡城七十里而近”,山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确指其在“府城东南洪城村”,后改名妙严院,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式升用“妙严寺”额。妙严寺刻经从它宋代初建时就开始了,这多少有赖于它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湖州,向以刻书业发达而著称,南宋即有《思溪圆觉藏》刻于湖州,数量超过了5000卷,并且东渡输人日本。宋末元初时,妙严寺的住持是古山道安。道安也是余杭大普宁寺的住持,《普宁藏》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廾刻的;而这座大普宁寺,则是北宋末年在民间兴起的佛教白云宗祖师清觉的坟院、白云宗的“本山”。元初,道安专为申请承认白云宗门和开刻大藏经事北上京城,得忽必烈朝廷允准,道安遂在普宁寺设白云宗僧录司,自任僧录。白云宗没有许多繁琐教义,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加上新得官方认可,《普宁藏》的迅速刊成也就不奇怪了。小川贯弍曾以为道安赴京请求开刻的大藏经就是妙严寺本,其实应当是《普宁藏》。不过妙严寺所刻的“四大部经”亦称——“小藏”,形制、《千字文》编号与大藏无异,故新见本乍露就能够被判为“佛藏的散出本”;延祐间福建建阳报恩堂有《毗卢大藏经》之刻,然而也是止于“四大部”,其面貌在《影印宋碛砂藏经》的补页中可以得见。有趣的是,报恩堂版是出于和白云宗同属民间佛教的白莲宗徒众之手,元朝政府的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担任了“劝缘主”,而著名的白莲教正是白莲宗演变成的,又正是白莲教起义敲响了元朝的丧钟。

  但白云宗的道路却与白莲宗不同。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史料证明,白云宗是浙西“豪民”的教团。他的论断是有道理的。这也就是说,白云宗有很明显的地区性,而且从元朝一开始就密切地依赖官方上层的眷顾。由于它的发展不能突破地区的限制和对官方的依赖,其影响必然难以扩大,在其势力与官方利益发生矛盾时,作为宗派首领的“豪民”一旦受到沉重打击,整个教团组织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妙严寺住持道安死于至元十八年(1281),其嫡传弟子如一、如宁分别继任普宁寺和妙严寺的住持。妙严寺由原来的“院”正式升为“寺”,就在如宁作住持期间。从《湖州妙严寺记》看,如宁及其后任如妙、如渭、明伦等人,一直在增置田产、扩建寺院,妙严寺处于上升阶段;虽然经历了元成宗大德后期政府对白云宗政策的短暂变化,妙严寺似乎倒还没有遭到巨大的冲击,迨武宗至大元年(1308),官方重新确认了白云宗的合法地位,翌年寺僧便求得名人牟嗽撰成《湖州妙严寺记》,由赵孟俯书写上碑并篆额,这标志其上升阶段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好景不长,延祐六年(1319)十月,白云宗主沈明仁获罪,这是白云宗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尽管未被明令禁止,但就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声势。

  在这种情况下,妙严寺经坊所得的捐施当然不能与刻《普宁藏》时相比,其印经收人也会相应降低,刻经事业依靠少数富裕僧侣“发心”捐助一部分私产收人来维持,只能是惨淡经营,时断时续。可是,如果说建阳报恩寺的《毗卢藏》是白莲宗借以扩大影响、显示存在的一个举动,妙严寺坚持刊出“四大部经”也许意味着白云宗受挫后维系骨干僧侣的一种方式。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卷80有至顺元年(1330)七月题记:“湖州路妙严寺伏承十地寺遇长老施财助刊《大般若经》荒字函……”白云宗把修行果位分为十个等级,称“十地”,《释门正统》卷四呼白云宗徒曰“白云菜,一曰十地菜”。“十地寺”当亦为白云宗寺院,它与由于道安的关系而在宗门内享有重要地位的妙严寺往来,决不是偶然的。白云宗的正式遭禁,是在明洪武三年(1370),这个措施是和朱元璋对浙西豪族富户采取的严厉政策相一致的。因为湖州及苏州、松江、嘉兴一带曾为张士诚据有,朱元璋打败张士诚之后,便将当地富豪的土地没为官田,并把成千上万户迁离原籍,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豪民”教团的土生土长的白云宗的基盘,再加上与禁令相随的是明初那一套有名的严刑峻法,白云宗的灭亡也就在劫难逃了。至于妙严寺,其败落也许还要早一点,陕西藏本《碛砂藏》在元明之际开始刷印时,妙严寺经坊尚存的经版可能已移至碛砂延圣寺,故能同期印装;经版既无,经坊当已寿终正寝。后来只知明天顺间(1457—1464)妙严寺还曾重建佛殿僧廊,再后则湮没不彰了。

  前已述及,陕藏《碛砂藏》被发现之前,妙严寺版佛经的详情未见著录。王国维先生《两浙古刊本考》记经见的宋元湖州刊本13部,但也不载妙严寺亥g本事。1931年发现这种本子,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妙严寺刻本的内容文字颇称精审,确不失为善本。前引《大般若经》卷一那则题记紧接上文说:“虑其文繁义广,不无鲁鱼亥豕之讹,谨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碛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雠已毕。”可见除《华严》以外的三大部经,都是对校了五种大藏经后才上版付刻的。叶恭绰先生推断陕藏《碛砂藏》的请印者“舍碛砂《般若》原版而用此(妙严寺版),殆以其校订精严有可取欤?”他如果注意到《大宝积经》和《大般涅槃经》也是用的妙严寺版,而唯独《华严经》未换,行文的口气当会更加肯定。

  综上所说,妙严寺版《大般若经》是一部具有一定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古籍;作为其中的一卷零册,新见本也自有其珍贵之处;而通过对妙严寺及其刻经事业有关背景的探讨,又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元代的政教关系以及白云宗的某些情况。一册佛经的引申可谓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