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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月法师:研究传统文化 弘扬人间佛教

作者:心月法师

  众所周知,佛教是历史最久远、理论最丰富、典籍最浩瀚的宗教。佛学素来号称难治。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内蕴极其丰富。不懂佛教理论及其所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就无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汇合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佛教的演变也说不清楚。

  中国历史上“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宗教、哲学、伦理以及文学艺术往往彼此联结,形成既参差又合一的社会思潮,共同表现一个时代文化的整体风貌。如果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佛教的基苯教义和宗教设施,有其实际的社会意义。现举出其主要者:

  一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伦理宗教思想。佛教传入中国时,就与中国伦理道德产生了冲突。东汉末,人们一度指责佛教“不合孝子之道”、“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理惑论》,《弘明集》卷一)。东晋时人们又责难“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剜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孙绰《喻道论》,《弘明集》卷三)。这些肆意非难之词,其核心之点就是指斥佛教有悖于传统道德伦常。大乘佛教,在行为规范上采取弘通态度。著名的维摩诘居士就“不舍道法而观凡夫事”,“于生死而不舍”(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乘经典传到了中国,佛门弟子,就提出“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耳”(《喻遣论》,《弘明集》卷三)。公元4世纪,北凉(今甘肃张掖一带)沮渠京声所译的《末罗王经》说:“从地积珍宝,上至二十八天(指欲界的六天,色界的十八天和五色界的四天,借以形容积聚珍宝之多),悉以施人,不如供养父母。”这显然是提倡孝亲重于为人。在《末罗王经》稍后出现的《杂宝藏经》(元魏吉迦夜译)也有“佛告比丘……由昔孝养,今得成佛”、“畜生尚尔孝养父母,岂况于人”等记载。这就证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为适应和融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孝亲这一伦理观念而弘通调整了教义,乃至于公元4世纪至7世纪,三百年间出现于中国的《善生子经》(《阿含经》部分译出)、《仁王般若经》和《金光明最圣王经》等,以此宣扬中国儒家的忠孝伦理,使佛教获得了社会认同,因而在中国立脚并得到发展。

  二是关于宇宙问题的缘起。我们知道,原始佛教是以解脱为宗旨,尚未暇及形而上的本体问题。但从哲学的观点而言,形而上本体的建立,乃属理论过程的必然。到了般若经,特别是公元2—3世纪中国佛教各学派、各宗派讲“缘起性空”,从而阐发了印度佛教空观的“荡相遣执,我法双亡”的理论,鸠摩罗什(344—413)在《维摩诘经》中说到“我空、法空”后指出:“说空亦病,所以空亦空”(见鸠摩罗什译:《问疾品》,《维摩诘所说经》卷二)。这就把认识和否定方面发展到极端,而不讲空的本体。从而区分了般若讲“空”与道家讲“无”的本质所在。因此,自僧肇(384—414)以后,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就“缘起性空”相率从本体论出发,立一个本体为缘起根据。这个本体或者是无明,或者是真如、法性、法界、阿赖耶识等等。这正是中国道与器、体与用的思路,而不是纯粹的印度观念。

  作为本体论的宇(空间)宙(时间)观,佛教从它的教义出发,以清静心的“妙有”作出自己的解释。《妙法莲华经》认为,全法界(宇宙)皆是法身佛毗卢遮那的显现,清净法身充遍全法界,这就是妙有净心缘起观。佛教以“无我”、“无常”作为认识论而诠释“妙有”,用“真如”、“法性”、“佛性”等特定概念而显示“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的本体。因此有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三者涵盖世界的本体论:法身是诸佛的本体,报身是诸佛的个体,化身则为适应人间众生而显现的指迷破惑的方便法门。

  正由于全法界皆是法身、报身和化身的显现,故在每一法之中,即反映了全法界的共通性。所以,《华严经》即以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冲破了时间及空间的藩篱。在一微尘中即含全法界,在一刹那间即含无穷边;所谓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所谓长劫人短劫,短劫人长劫,就是这个道理。现代科学也证明了此一理念的正确性;相对论告诉我们,一物体的运动,在接近光速的状态下,它本身所感到的时间和运速率便完全静止。所以科学家们已知道太空人在他有限的生命之中,可以航行一千年,到太阳系以外的恒星,再返回地球。

  三是佛教在中国的弘扬,它以儒家的伦理观丰富和发展了佛教伦理。我们知道,佛教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慈悲。这是建立在诸法平等观念上绝对的爱。菩萨为救拔众生而不离生死的“慈、悲、喜、舍”是与众生平等一如自在体现,而慈、悲、喜、舍的“四愿”心,在大乘佛教提倡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正是本着诸佛慈悲、舍己为人而在人民群众中得其信仰,绝不是如一般造神者的说教,漫漫无稽的。至于今日中国的爱国佛教界,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这是对每个中国佛教徒的起码要求。为了弘扬人间的中国佛教,我们必须多方面多层次地研究中国社会要求,为当前经济文化改革开放,面对现代中国佛教理论与实践作出新的研究。

  1995年10月15日于华岩寺方丈室

  摘自:《桂月集》心月法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