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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源老和尚:当代中国佛教的晴雨表(一)

作者:李尚全

  一、为僧不易:“生成铁骨金刚体”

  佛源老和尚(1923—2009),湖南省桃江县花果山人,俗姓莫。1941年9月,由益阳会龙山栖霞寺智晖上人(老和尚的舅父)剃度为僧,法名真空,号心净,1942年,就读于南岳祝圣寺佛教讲习所,因参加灵涛法师以“为人难,为僧亦不易”为题的考试,取得优异成绩,被推荐到空也法师创办的衡阳佛学院讲习所学习,但由于当时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被迫在7月重新回到南岳祝圣寺佛教讲习所,亲近明真、了达、心专、灵根等善知识,同40名学僧一起闻思佛法。1946年2月,前往禅宗七祖怀让禅师古道场——南岳福严寺,依镇清戒和尚受具足戒之后,在南台寺读佛学研究班。秋季,受益阳佛教会选派,到江苏镇江,参加太虚大师举办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每天听芝峰法师讲课。结业后,留在雪烦和尚为院长的镇江焦山佛学院深造。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于1947年春南下浙江宁波,在云峰法师为院长的观宗寺佛学院,听该寺方丈根慧和尚讲《楞严经》,但由于张圣慧女居士为复讲,引起学潮,学僧问动用刀棍、开水、石灰、绳索互相殴斗,佛源老和尚受轻伤后,离开观宗寺,到奉化雪窦寺迎接太虚大师灵骨。

  1947年5月,佛源老和尚离开奉化雪窦寺,朝拜普陀山、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后,7月到杭州灵隐寺挂单,经巨赞法师介绍,到会觉法师为院长的灵峰佛学院学习。学习不到半年,在弘畅老和尚多次电报催促下,回到益阳白鹿寺接弘畅老和尚法卷,但佛源老和尚“自忖年轻德薄,不敢勉为,唯尽力协助白鹿寺佛学讲习所,兼讲《弥陀经》”。1949年8月,益阳解放以后,各大寺院不断地受到土改运动的冲击。现在90多岁的扬州高旻寺德林老和尚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他告诉笔者,尽管在土改运动中,对寺院道观的土地实行征收的政策,与对乡村地主的没收政策有所不同,但广大农民要求批斗寺院地主(方丈)的呼声很高。正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佛源老和尚逃离了益阳,来到了广东粤北行政公署的云门寺,正如佛源老和尚在他的《自述传略》里所说:

  不久解放,各寺不断受到土改的影响,我师父智晖法师往生后,我将其遗体安放在白鹿寺化身窑时,有人要抓我,我急忙逃走。我连夜跑到沅江的白沙杨梅山,与妙成师住在茅棚里,以芋叶、麻叶、篙根充饥,不敢回益阳。后在智超、常应诸师安排下,与觉民师在五一年正月初三(引者按:2月8日),由益阳马良堡趁天未亮,向广东遁去。

  二、“云门事件”: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真实情况

  1951年2月8日,佛源老和尚逃离湖南益阳后,经广东韶关南华寺,来到了粤北云门寺,亲近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得知他上过佛学院,就安排在客堂里当知客师。这是因为,1950年秋收后,在新解放区展开的土改运动,是分批分期地陆续展开的,从1950年冬季到1951年春季,主要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1.28亿人口地区,进行第一批土改。湖南是第一批土改的地区,其寸粤北还没有开始土改,所以在土改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僧人纷纷向华南和西南逃亡。地处粤北的云门寺,在虚云老和尚的主持下,更是那些在土改运动中惊魂未定僧人的栖身之处,当然也有不法分子冒充僧人混入云门寺,从而为云门寺常住造成了复杂性,为了加强寺院管理,虚云老和尚不得不充实客堂的管理工作。

  云门寺虽然还没有受到土改运动的冲击,但剿匪反霸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尤其是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后,粤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几乎天天派人来云门寺清查户口,尤其是在“一天查出一个逃亡保长,事情引起波动”,农历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粤北行政公署公安大队进驻云门寺,“有的年轻僧人乱供,胡说寺内藏有电台、手枪等物”,在数日之内,公安局拘留了26位僧人,。经审查,其中正源“以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在第一战区当过参谋长,跟共产党打过仗,那就没话说,把他枪毙了。另一个以前是武边的剿共团团长,把他也枪毙了”。、从工作上说,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公安大队必须乘胜追击,扩大成果,不能有漏网之鱼,造成工作上的失误;从更深的思想观念层次来看,公安大队必然是在粤北农村,政策水平不高,把《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忘记了。所以,在农历三月初一(4月6日),公安大队开始对虚云老和尚进行隔离审查,“勒令交出金银枪械”。由于虚云老和尚“或言无有,或默默不应”。这引起工作组的极大不满,逐渐失去理性,从三月初三(4月8日)到初十(4月15日),对虚云老和尚大打出手,行刑逼供。这就是震惊海内外的“云门事件”。该事件的平息一直拖到1952年五一节(农历四月初八)。

  佛源老和尚在粤北行政公署公安大队进驻云门寺不久,秘密北上,到北京,向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作了详细汇报,李济深又亲自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得知情况后,也立即与身在广东任上的叶剑英通了电话,要叶剑英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老和尚的安危,并派人护送到北京”。

  云门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及其地方政府对汉传佛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对一些偏激行为作了及时纠正。195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汉民族中佛教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对于“广大佛教徒所崇拜之名山大寺及具有历史文物之价值寺庙,均须妥加保护,防止破坏,不可轻易占用。一般庙宇,已无僧尼住持或住持僧尼自愿交出者,可由政府接管。在僧尼和寺庙较多的城市,须保留少数较大的寺庙,完全归僧尼使用,便于他们做佛事,使他们感到信仰自由确有保障”。北京市对在思想教育运动中佛教工作出现的偏差问题,也做了深刻反省。《北京市佛道教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报告》说:“在教育僧尼的工作中,我们也是有过失和缺点的。干部们在开始一个时期,存在‘左’的情绪,觉得佛教工作就是‘取消’僧尼,认为只要僧尼‘还俗’就是工作中的成绩。简单急躁,盲目鼓励僧尼还俗。而且在寺庙里举办政治学习班,向僧尼宣传《共同纲领》和新人生观,要僧尼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史》等。”西北局也在《关于禁止拆寺庙毁神像的通报》里指出:

  关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文物古迹,虽经中央迭次指示,但仍未引起有些地区党政机关的重视,致使拆毁寺庙,破坏神像的事件接连发生。仅陕西即有扶风之法门寺、户县西焦将村之观音寺、渭南上太庄之柴兰寺等先后被破坏。尤以渭南柴兰寺之情况更为严重: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被全部拆毁,但该村群众随之又盖了一间小房,以护佛身,解放后于一九五二年春,防旱修井用砖时,乡政府批准拆除,石像全部外露(该石佛约八尺高,据石碑记载,系六朝古迹,在周围群众中有历史传统影响),引起当地佛教界人士不满。渭南地委于今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将石佛移至县文化馆陈列,正月十五适逢灯会,约有七八千人前来文化馆求神看热闹,争先摸佛身,竞挤坏了文化馆的大门。该馆干部田增贤乃于十六日晚给石佛身上涂抹大粪,企图以此阻止群众,激起群众巨大不满,前来烧香拜佛的群众接踵而至。……目前不少干部藉口发展文教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拆寺庙毁神像,甚至限制宗教活动,鼓励僧尼还俗,毁坏法物经典,并以此作为“积极”与“进步”的表现,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我们脱离群众,而且影响所及,又加深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对我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怀疑,给匪特挑拨煽惑留下了空隙,使我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三、右派和尚:“铸就悲心大丈夫”。

  1、韦驮菩萨为云门寺选的方丈

  1951年春夏之交,虚云老和尚在周恩来和李济深等国家领导人的一再催促下,离开云门寺,到北京主持和平法会。云门寺的200多僧众一时失去了主心骨,纷纷离开云门寺,剩下的老参,谁也不愿意出来当方丈。1952年春季,虚云老和尚在上海主持和平法会期间,云门寺派遣印开、宽度迎请虚云老和尚回山,来果、苇航、赵朴初等人阻之。虚云老和尚无奈,就指示监院印开法师模仿归元寺的办法,即把全寺僧众的法名写在纸上,然后团成阄,放在韦驮尊前上供祈祷,连拈三次,拈到谁就是谁,结果拈到的是佛源老和尚。于是,1953年农历六月初三,是韦驮圣诞,在这一天,佛源老和尚升座为云门寺的方丈,发扬农禅并重的古禅风。佛源老和尚在《自述传略》里是这样说的:

  我在云门寺时,请得众做当家,杨智作维那,遍印为首座。除生产外,每年做清明法会、观音法会、盂兰法会,广州的居士都来。冬天四个禅七,大家精进办道,尽力搞好生产,没有妄想,十分安定。那时寺庙彼此不能来往,也不挂单,户口不能迁动,没有户口就没有油盐粮食布票等等,真是以寺为家,安居乐业。

  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亩水田,农场一片旱地有二三十亩,水田有十亩左右,云门亭有五六亩水田,共计田四十多亩,每人平均有一亩多。每年种有花生五六亩,一亩能收干花生三百斤。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这样,每年自种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给,粮食也自耕自食有馀。还种有芝麻、眉豆、木薯等杂粮。农闲时到桂花潭山上砍些杂柴,挑到乳源街上去卖,可以换回盐、茶、豆腐等物。寺里还养有水牛五六头,出牛粪时,每人每天挑到云门亭,最少也得来回七八遍。那时我每担都是一百斤以上,一天十个来回。

  2、磨炼佛性:南华寺里的右派和尚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大跃进”(浮夸风)的持续升温,党的佛教工作也向“左”的方向转向。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初,整风运动在中央和地方的党组织中展开,并广泛征询党外人士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按道理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寺院里的僧人属于封建主义阵营,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只能在寺院里边念经,做佛事,而乘整风运动,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向党进攻的事实,但把右派分子的数量估计过多,认为要占各单位人数的1%—10%。7月26日,国务院作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标志着一场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政治运动正在有序地开展起来,主要在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等部门进行。9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部队推进。10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从这场整风运动开始,“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致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到1958年春季,佛教界也出现“右派和尚”。据德林老和尚回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方丈和尚,全部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82年10月1日,我曾经问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的法因法师,他在西安大兴善寺做当家时,是怎么划成“右派和尚”的?他说:“有一天傍晚,我跟几个出家人聊天。有一出家人说,中国的粮食不够吃。我说都运到苏联去了。后来他把我的话报告给政府。就把我打成了‘右派和尚’,随后就逮捕了,判了20年有期徒刑。”就佛源老和尚而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身处云门寺的方丈地位,成为右派分子,也就在劫难逃了,并持续发酵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新回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春天里,正如佛源老和尚在《自述传略》里所说:

  五八年云门寺传戒,我被划成右派,不能再回云门寺,放在南华寺劳动改造。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一时乌云黑雨,铺天盖地,比十级台风还凶。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的蛆一样,哪有放过的。所以,除强迫劳动外,经常要挨斗,要写坦白书、交心书、悔过书、检举书等,但我是最顽固派的。

  我去南华寺是58年2月,被逮捕是四月,释放回南华寺是61年8月,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79年才被平反昭雪,恢复正常。

  我在南华寺21个春秋,下地耕田,上山砍柴,倒死树、上房翻瓦片、打灶头、开拖拉机、拉耙、耕田、看山守夜,前至乌龟洞,黄屋中兴村,后至饶屋杨屋,没有不到的地方,每个山头山坳都有我的足迹,每一块地都有我的汗水,甚至流过血。真有无上的因缘,甚深的业力。那段时间,真有说不完,写不尽的事。那时的路线是不离阶级斗争的,搞生产也要搞阶级斗争,所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嘛。

  人总是要在逆境中磨练,才能百炼成钢。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无一例外。佛源老和尚的人生历练,是在代众生受苦,在逆境中坚定信心道念,用功办道,报答佛恩。

  四、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奔波南北老云门”

  1、在北京参与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重大外事活动

  佛教工作得到党和国家的重新重视,是从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邦交关系后逐渐开始的。举例来说:1973年5月26日,苏州市委让明开法师率领安上、宏法等六七位法师,全部着僧装,在苏州西园寺用佛教礼仪,接待80岁高龄的日本僧人西川景文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访华代表团”一行11人。

  1978年10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请求奉送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得到了邓副总理的面允。1979年4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时,森本长老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邓副委员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1979年佛源老和尚平反后,中央把他从韶关南华寺调到北京,参加法源寺迎接鉴真大师像的接待工作。1980年4月13日,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亲自护送鉴真大师像到上海机场。14日抵达扬州。19—25日,在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供扬州市民瞻仰,达到2l万人次,盛况空前。29日鉴真大师像到北京巡展,前往北京机场迎接的北京市民多达1000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场面十分壮观;在5月4--12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瞻仰期间,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和日本大平正芳首相亲临瞻仰。18—24日,鉴真大师像移至法源寺瞻仰,佛源老和尚以庄严的僧相参加接待工作,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现身说法。这次接待工作圆满结束后,佛源老和尚留在法源寺,从事文物管理工作,并兼任中国佛学院讲师。

  (待续)

  摘自:《人海灯》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