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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闽南佛学院的文教事业(一)

作者:达亮

  内容提要:在厦门兴起革新佛教的佛化运动中,对于加强寺僧的佛学文化教育,提高僧伽的素质,成为佛教界的缁素人士共同关心的要务。太虚大师与福建佛教界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积极倡导僧伽教育。太虚大师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后,派遣大醒、芝峰等一批得意弟子去闽院主持校务,教学与管理基本遵循武昌佛学院的办学经验,提出一整套新的僧教育观,推动闽南佛学院的教育改革,在其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六年中,一直将闽院作为他改革、创新中国僧教育的实验园地,使得闽南佛学院继武昌佛学院之后,成为太虚倡导佛教革新运动的第二个大本营,也是他培养僧青年的重要基地,竺摩、印顺都曾毕业于此,“以后数年中,闽院遂为大师教育事业中心”:在大师的努力下,闽南佛学院面貌为之一变,不仅成为僧人首选学府,也成为全国各地僧人向往的学府,

  关键词:太虚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僧伽教育

  一、太虚大师的生平与闽院之中兴

  太虚大师(1889—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出家后法名唯心,宇太虚,号昧庵,别号华子、悲华、雪山老僧、缙云老人。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二十八日(阳历次年1月8日),祖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生长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县)长安镇,中国近代佛学泰斗,唯识学巨匠,佛教改革运动的创始人,民国以来人间佛教革新运动之倡导者。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未时圆寂,世寿59岁。父亲吕骏发,母张氏。早年丧父失母,5岁时依外婆寄居于修道庵里。曾随外祖母朝拜佛教圣地九华山、普陀山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16岁,人苏州平望小九华寺礼士达监院为师,取法名唯心。同年,士达监院携其往镇海县依师祖奘老和尚,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早年出家后,屡依江浙一带禅门名德受学,11月即往宁波(即今鄞县)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寄禅、道阶(法名常践,湖南衡阳人,兼擅天台、贤首、唯识宗)诸师“见其年少质美,成以法器相许”。1905年,太虚大师从永丰寺歧昌和尚(别署水月,鄞县人,出家江东永丰寺,能诗文,精音声佛事,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学习《法华经》,间阅《指月录》《高僧传》。1906年夏,复人天童寺,随寄禅习禅学佛,皆有所得。其后,受道阶和尚器识,为其讲《教观纲宗》《相宗八要》;时与闽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1907年秋,经圆瑛介绍,去慈溪文溪之西方寺阅《大藏经》。1908年,太虚大师与两个僧人的结识,他的思想为之大变,一个是“开僧界风气之先者”华山,一个是革命僧栖云。在华山的劝说下,他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天演论》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不觉为之心折,遂勃发佛学救世的宏愿。在栖云的鼓动下,太虚大师阅读了章太炎的《民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等人的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受革命思想的掀动,很快成为一位热心革命的激进分子。

  宣统元年(1909),21岁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到南京就学于杨文会居士创立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楞严经》,又从苏曼殊学英文,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羲、欧阳渐、邱曦明等,亦有同学之谊。太虚大师受华山和栖云劝说而人祗洹精舍学习的。杨文会是近代第一个倡导“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的人,这也是祗洹精舍为何能吸引像太虚、仁山这样具有革新思想的僧青年前来人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太虚、仁山二人先后同学,都曾就学于祗洹精舍学堂,富有豪杰的气魄。因此,太虚、仁山力主革新佛教,利用寺产兴办僧教育,培养新僧才,被认为佛教新僧派领袖。祗洹精舍,这也正是杨文会对太虚发生深刻影响的地方。

  1911年,太虚大师赴广州讲法于狮子林,自编《佛教史略》讲义,后被推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组织僧伽教育会,讲演并著述。他又联络革命党执信等人,从事秘密活动。因作诗凭吊黄花冈烈士,受清廷的缉捕,不得已离广州到上海。

  民国元年(1912),太虚大师从广州返南京与同学仁山等人改革佛教,在南京毗卢寺发起佛教协进会。抵南京,觐见孙中山大总统,报告佛教协进会计划,孙总统指定秘书马君武与太虚大师接谈。民国二年(1913),寄禅和尚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太虚大师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大师在上海静安寺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实乃“大师之三种革命,乃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实能握佛革新之全般论题,此是何等智慧!”。由于“佛教革命”言行,他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

  清末民初,佛教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内忧外患,而临着重重挑战。、太虚大师本人自幼受寄禅法师的精心培养,有着良好的佛教基础,后来又受僧界新学风先导者华山与革命僧人栖云的影响,接受了近代的学术思想与革命思想。其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曾说:“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此热情下,太虚大师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推行佛教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佛教“三大革命”主张。

  民国三年(1914)10月,太虚大师在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3年潜修佛学,一面反思他与仁山为组织佛教协进会而“大闹金山寺”,倡导激进的佛教革命之失;另一面自西方寺阅藏之后第二次系统专心阅读《大藏经》,深索佛理,撰成著述多篇。民国九年(1920),厦门佛教发展臻于鼎盛,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改革的基地、僧伽教育的中心,皆缘于民国九年(1920)转逢和尚主持南普陀寺之后。当时,南普陀寺在喜参和尚(1848—1911)的多年经营下,香火渐盛,僧众日增。在转逢和尚主持期间,进一步严整规仪,率众梵修,恭请知名法师圆瑛来寺开讲《楞严经》,聘任法师性愿主办“景峰佛学社”,以培育僧才。

  武昌佛学院是太虚1922年创办,民国时期的学僧精英,大多来源于此,如芝峰、大醒、法肪、满智、寄尘等,故而武昌佛学院被称为佛教界中的“黄埔军校”和“新佛教的发源地”。他们是太虚思想的继承者和宣传者,是太虚佛教革新运动的得力助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佛学院是太虚培养佛教革新僧青年的摇篮和大本营。1927年夏,太虚大师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派遣大醒、芝峰等一批弟子去闽院主持操办,使得闽南佛学院继武昌佛学院之后,成为太虚佛教革新的第二个大本营,竺摩、福善都曾毕业于此。除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也是太虚培养僧青年的重要基地。1927年,太虚接办闽南佛学院,派遣他的得意弟子大醒、芝峰前往主持校务,教学方法与管理基本遵循武昌佛学院的办学经验,很快地就成为当时著名的佛学院之一。在僧青年培养上,闽南佛学院与武昌武学院可谓并驾齐驱,成为太虚倡导佛教革新运动的两个大本营或两个中心。所以说,武昌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名佛学院,是太虚革新派的两大重镇。

  民国十三年(1924)冬,首任南普陀寺方丈会泉和转逢和尚,接受刚从安徽佛教学校毕业归来的释瑞今、释广津的建议,决意在南普陀寺创办佛学院以振兴佛教,受到厦门佛教界缁素人士的积极支持,当即聘请原在安徽办佛教学校的释常惺来厦门协助筹办。转逢和尚遂倡议将临济喝云派下的子孙传承的南普陀寺献为十方选贤的丛林,制订《十方常住规约》二十条,并通过选举会泉和尚为首届方丈。

  民国十四年(1925)7月,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慧泉请常惺设立闽南佛学院。秋,转逢和尚协同南普陀寺会泉方丈创办闽南佛学院,为福建第一所新型的僧伽教育学府。由会泉兼任院长,聘请安徽佛教学校导师释常惺为副院长,主持院务工作。中秋佳节,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首届招收省内外学僧74人,大部分籍隶江苏,与释常惺同乡,岭南、闽南籍的学僧占少数。文化程度多属初小。闽院首届学僧分设普通科和专修科两部,后增辟小学一部,移漳州南山寺开办,称“南山学校”。副院长释常惺负责专修科,教务主任释蕙庭负责普通科,学监释自安兼授佛学,参加教学的法师尚有释达如(讲授中国历史)、粹华(讲授佛学)、亦幻(讲授国文)、满智(讲授佛学)、会觉(讲授佛学,代院长、方丈)。同时聘请厦门大学文学士叶长青、邵尔章,厦大国学教授丁山,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叶青眼以及臧贯禅等居士讲国文,厦大哲学教授陈定谟讲授自然科学及论理学,邵尔章兼授日文。

  民国十五年(1926)10月18日,太虚大师返国,首次来厦,会泉、转逢、常惺和尚及居士蔡吉堂、王拯邦等在南普陀寺举办盛大欢迎会,太虚大师对南普陀寺创办佛学院和闽南佛化新青年会的弘法活动十分赞赏。在厦门南普陀寺讲演时说:厦门是与香港并称的中国两大门户之一,只有将中国“最高尚、最和平的道德文化”通过厦门这个大门输出,“照破西方的黑暗,方奏神效”。厦门有这方面的优势,“南普陀之闽南佛学院,为近时国内各佛学院中之比较良好者,地方信士亦有从之研究者,若能将此佛学精神发扬以渐达南洋,则可普及世界。”~21日,与鲁迅相遇南普陀宴会上,鲁迅对大师之印象为“和易近人,思想通泰”(孙伏园《鲁迅先生眼中之大虚法师》)。

  民国十六年(1927),春末夏初,首届专修部学僧毕业。是年,改造成十方寺制的南普陀寺首任住持会泉法师任期3年届满告退,乃与常惺法师等力荐一代高僧太虚大师来厦继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当时,太虚大师是倡导全国佛化教育、推行佛教改革的著名导师,被全国佛教界推为汉传佛教领袖。公推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大师来厦就任。3月29日,太虚大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

  4月,“时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会泉任满;大众感于僧寺之危机,因常惺推荐,公举大师为住持。转逢、常惺、转岸来沪礼请”。太虚大师先往福州受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财政特派员李子宽(基鸿、了空)邀请讲演乃至厦门人院,士商军政僧界数千人集迎。

  5月,太虚大师应聘来厦,就任南普陀寺第二届方丈兼闽院院长。他受聘来厦时,随带他的得意弟子大醒、芝峰等法师,负责闽南佛学院教务工作。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太虚大师及其弟子来厦后,即将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作为他们推行佛教改革、发展佛化教育的实验基地。一方面严整寺规,提倡“现代僧伽”,同时创办《现代僧伽》季刊。揭露佛门存在的弊病,疾呼要拯救佛教,建立现代佛教并以此化导现代社会。在佛学院教育方面,要求学僧要严守戒规,刻苦修学,以培养“现代僧才”为目标,锐意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闽南佛学院很快成为全国比较正规化的闽南佛教高等学府,并以修学质量高超而驰名中外。

  太虚大师接任院长,多次为学僧作专题讲学。民国二十年(1931),太虚大师以佛学教授太少,遂抽调本院研究部成绩优秀的研究员担任助教。前后相继担任教学工作的研究员有释西莲、宝忍、默如、戒德、心道、慧童等人。以后,本院优秀毕业生留院当教员遂为定例,成为闽院师资的主要来源。

  太虚大师主持院务期间,闽院教学工作大部分由法师承担,有释常惺、弘一、觉三、大醒、芝峰、笑溪、寄尘、印顺、瑞今、度寰、墨禅、宏渡、寂颖等十多人,聘请居士任课只有少数,如延聘陈定谟讲授论理学,聘厦大助教徐淮光教授英语、数学、社会学,厦大教育学院学生虞愚讲授论理、国文、常识、唯识哲学、书法等课,日本神田惠云教授日文。

  9月,太虚大师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后,重新调整开学。蒋总司令电杭州灵隐寺,邀请太虚大师赴奉化雪窦寺谈佛学,在溪口文昌阁宴请赏中秋,启讲《心经》,有吴中信、张治中等在座。

  是年冬,闽院少数学僧乘太虚和常惺正副院长不在时,煽动反对常住的风潮,局面混乱,一时失控。太虚大师在杭州养病闻讯,乃授意弟子大醒、芝峰、寄尘三法师来厦及时制止学潮。经过一番整顿,学僧所剩无几,学院暂时停课。这次学院风波在《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六号5月20日有载:

  该寺院自从太虚大师辞职之后,常惺法师继任,也还可以维持下去,去年芝峰法师任院长,常法师专任住持,本来是该寺院最先明的施设,全国关心僧教育的人无不欢迎,到了去年寒假,常法师在上海,芝法师因事回甬,在这空里,该寺退居亲函常法师出面捣乱,结果,芝峰法师辞职,常惺法师也辞职,内幕酿酲得很严重,学院现状是由教务3-.4+寄尘法师维持,常法师辞职已在慰留,尚无结果;听说该院甲班僧本学期毕业,原来该院两年毕业一班,即招新学僧一班。本年下学期,是否招收新学僧,不得而知。真叫人大有“闽南佛学院将奈何”的感喟!Qi

  太虚大师因患神经痛回沪治疗,而暂主持教务的释蕙庭因事回江苏刚返院,并非太虚大师主持招收的前一批学僧中思想混乱的隐患陡然爆发,释蕙庭措手不及,遂酿成学潮。翌年7月,学院出台新规章,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招取新生。

  民国十七年(1928)2月,“大师师命大醒、芝峰先后去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去年冬,闽院发生学潮。会觉离院去南山寺;蕙庭解决乏术,事态恶化,寺务院务均陷停顿。……大师委大醒、芝峰往为整理。”七月,闽院刊发了《续招学僧简章》;添招了心道、默如等学僧30名,又增设了丰富的课程,仅佛学就有18门,文化课程中有数学、地理、科学概论、哲学、世界宗教、教育学、艺术等10馀类近50门;还创办了主张佛教革新的学报《现代僧伽》,图书馆、阅报室等设施亦渐齐备。学院正式确立三年学制和每学年的修学课程,修改院章,整顿校规,明确提出“以造就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的办学方针。会觉应请与满智同来闽南佛学院任教职。不久,即离院外出弘法。在太虚大师悉心指点下,经过大醒、芝峰等整顿,闽院教育逐步恢复了稳定发展。12月,闽南佛学院创办《现代僧伽》季刊,至1932年1月第五卷第一期,改刊名为《现代佛教》。《现代僧伽》以闽南佛学院副院长释大醒、研究部研究长释芝峰等为主编,释太虚为发行人。

  民国十八年(1929)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后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驰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大师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如印顺论师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大师亲自教诲的学僧。

  冬,将英文成绩较好的学僧集中,另组锡兰留学团,团址设漳州南山寺,改南山学校为闽南佛学院第二院。在院学僧人数大增,多达90多名,学僧籍贯除福建本省籍外,还有江、浙、川、陕、冀、鲁、鄂、豫等10多个省份。

  是年,在国内继续筹备世界佛学苑,将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列为世界佛学苑的华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为华藏文系,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福建、陕西、江苏、浙江、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讲学著述。

  民国十九年(1930)春,太虚法师倡议闽南佛学院第二院设立研究部,以为品学兼优应届毕业学僧继续深造之所,指定释芝峰为研究长,释大醒为副研究长,并从甲级班应届毕业生中选出释宝忍,宽苍、默如、西莲、华清、慧童、戒德、今怀、心道、道闻等10名品学兼优的学僧人研究部修学,由芝峰引导研究《成唯识论》。

  年初,大醒、芝峰辞去了闽南佛学院的教务工作,意味着他们佛教事业的受挫,故而这一时期他们的诗作多了些身世沧桑之感。大醒的《近况》诗共10首,是诗人重返武昌佛学院对自己过去8年生涯的追思之作。“眼看大教衰颓久,滚滚黄河太可怜”,所以诗人“妄想心高欲救僧”,决心以整理僧制、救护僧产为言论中心,旨在唤醒昏睡的僧众,却因言辞的激烈招致一些僧人的攻击,才有“惹人欢喜得人憎”之叹。

  3月,闽南佛学院代理院长觉三逝世。北平柏林寺住持台源,以朱庆澜、胡瑞霖等之策动及佛学研究社,旋改世界佛学苑教理研究院,请太虚大师任院长,常惺为教务长,朱庆澜为董事长。虚云大师住持鼓山涌泉寺,亲至闽南佛学院邀大醒“、心道等开办僧学。

  民国二十一年(1932)1月,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命法舫整修房屋,并招高级生研究,《海潮音》亦派芝峰移院编辑。11月,太虚大师辞南普陀佛学院院长及寺主职,公推常惺继任。

  12月1日,大师于闽院,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守志记(文)-3日,大师辞退南普陀寺住持,由常惺继任,举行交接礼(海十四、一“通讯”)。时大师连任六年将满,而负责主持之大醒、芝峰,以年来烦累于无谓纠纷,不愿再留,乃议推常惺继任(自传二十一)。按:《自传》“推定次春请常惺法师继任”,非也。“通讯”作“11月2日”,考系12月2日之误:

  会觉复返闽院,任研究生部教师。太虚大师与大醒、芝峰离开闽院,会觉仍留院协助常惺住持院务,后因体弱多病,较少讲课。

  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时芝峰离闽,大师命去武院编海潮音(南北东西之海潮音)”。春,虞愚受太虚大师之聘,任闽南佛学院“论理”“国文”“常识”3门功课教学,并与寄尘上人合编《厦门南普陀寺志》。2月,南普陀寺方丈太虚大师主持修建后山“阿耨达池”——蓄水池,并建“兜率院”保护水池。从此解决南普陀寺住僧缺水问题。3月,闽南佛学院学僧劝募救国捐,汇助东北救国军。是年,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民国二十三年(1934)闽南佛学院办学多年来,一直没有闽南籍的学员,教师和学员,全都来自外省。当时学院领导认为闽南籍的出家人大都文化程度偏低,听不懂普通话,因此不收本籍学僧,引起闽南各地佛教界人士的不满。7月,南普陀寺在弘一法师的倡导下创办的“南闽佛教养正院”正式开课。瑞今主持院务,广义法师等为讲师,广洽任学监,努力培植正知正行之僧才,首届招收闽南籍学僧40多人,分甲、乙两个班级上课。由于师生都是闽南本籍人,彼此相得,融洽无间。

  是年,弘一大师来厦门讲学,常惺、瑞今等法师向大师反映这个情况,大师倡议可以另办一所适应闽南僧人文化程度的初等佛教学校。常惺、会泉法师同意大师的建议,经一番筹备,并到晋江草庵向大师汇报,得到大师的赞同,并亲自书匾,定名为“南闽佛教养正院”,于是年冬正式开办。

  养正院和闽院共处南普陀寺内,在寺院常住的统一管理下,两院教师之间互相尊重,往来无间,彼此院规严谨周密,平日颇能和洽相处。不久,南普陀寺方丈兼院长的常惺任满换届,会泉和尚再度选任方丈兼院长后,即对两院进行整顿,充实教学力量,加强领导,提高学僧津贴,整顿院规院风,使两院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发展和提高。是年,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方丈期满,引退回沪,大醒、芝峰二法师也相继辞职随大师回沪。公推常惺法师为第四任方丈兼院长。常惺继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从太虚大师离任至民国二十六年闽院停办,在闽院授课的教师有释常惺、弘一、大醒、觉斌、慧童、慧云(林子青)、仁性、仁开、默如、宝忍、戒德、静贤、寂颖,以及虞愚与神田惠云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厦门佛学分会于9月正式成立。太虚大师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11月12日,大师抵厦门南普陀寺,常惺等来欢迎。时闽院学潮时发,教者学者均有其责,大师为讲《师主应如何爱护学院》(文)。

  民国二十五年(1936)12月,南普陀寺方丈常惺任期已满,求退,推举会泉和尚复任为第五届方丈,会泉和尚因其它事务未能到任,请性愿和尚代任方丈,兼闽院院长。性愿法师就任后对闽院进行整顿后,并试办研究生班。是年,战云密布,局势紧张,国民党军157师占住南普陀寺,诬指当家瑞枝为汉好,将其枪杀,并抢走寺院常住存款白银二千馀大洋。闽院学僧大部分疏散回籍,闽院因经费困难停办。自民国十四年(1925)至此,12年间共培养学僧200馀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季,养正院首届学僧毕业,续招新生人学,全院学僧数增至60馀人。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大部分学僧纷纷疏散内地,养正院由是停办。抗战期间一度在养正院的基础上开设佛化小学,后又并人闽南佛学院。

  7月,抗战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南普陀寺,佛学院讲堂,宿舍被炸毁。

  民国二十九年(1940)2月,大乘佛教会接办南普陀寺佛化学校,改称“私立大乘佛化学校”,佛教会正副会长为名誉校长,释觉斌为校长,校址借双十中学内。由日本人把持的厦门大乘佛教会发起倡议,呼吁“复办”闽南佛学院,经报请日伪当局批准后开始筹办。是年,筹备复办闽南佛学院,推派释觉斌往上海聘请释大醒重返厦门担任院长职务,同时在江苏高邮善因寺设立招生处。招收江苏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学僧24名,另收闽南学僧4名,浙江籍学僧2名,一共30名。

  民国三十年(1941)9月5日,大醒,块然二法师随带学僧24名、教师3名来厦。15日在南普陀寺举行复办开学典礼,首届学生33名。闽院第一次复办,开设大学预科一个班级,学制2年。在院教师有释大醒(院长)、块然(代院长)、会觉、慧童、印明,以及黄硕瑞、林韶心、辛清波,日本人神田惠云、野村三郎、岩崎闻号等。学院于9月正式复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紧张,师生无心教学,第一届学僧翌年即草草结业,大醒返回江苏高邮,由当家块然法师接任。不久,块然也离开厦门返回原籍淮阴,改由会觉继任,闽院得以继续开办,勉强维持至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即告停办。此后经历四十年方才恢复。

  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厦门南普陀寺退居方丈、闽南佛学院创办人会泉和尚在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极乐寺圆寂。觉斌和尚圆寂后,众推会觉出任南普陀寺方丈兼闽院院长,并于是年去日本考察。是年,释块然回沪,由释会觉继任方丈兼院长职务,招收第二届新生25名。不久,会觉由日僧神田惠云陪同前往日本参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会觉自日本回国,途经上海,在上海招收学僧16名带回厦门,作为学院复办后第二届学员。此时闽院学生已寥寥无几,学僧仅有江苏、浙江籍16名、厦门2名、汕头1名,另有在家6名。合计不足20人。为补不足,学院第一次招收在家佛教居士6名,共25名,勉强开班上课。但不到一年,即因师生两缺而停办。是年,闽南佛学院的师生无心教学,处于半瘫痪状态。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原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复办,释广心兼院长,释宏宽任教务处主任兼副院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原南普陀寺退居方丈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寿龄59岁,荼毗后得舍利子300馀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

  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其皈依弟子蔡契诚、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大师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大师住世大德。

  太虚大师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佛门的龙象。大师不仅通晓佛学,而且还懂除佛学以外的其它学说,如儒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他学贯中西,融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理论上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见解。早在普陀山闭关时,他认真阅读《大藏经》,比较了大小乘的不同,从而把中国佛教的传统十三宗的说法,并为八宗,将小乘成实和俱舍归于大乘论和唯识;将涅槃并人法华;摄论并人唯识;地论并人华严。他对唯识思想有很深的研究。大师一生在全国各地兴教讲学,组织居士林,创办佛教期刊、佛学院。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专注佛教改革运动,曾出访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美,日及南亚各国,弘法欧美,访问南洋,把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为佛教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曾与人创办中国佛教协进会、“觉社”,武昌佛学院、“中国佛教会”在巴黎共筹“世界佛学苑”,大师在培养新僧人才、团结各界信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先后担任《佛教月报》总编、《觉社丛刊》(次年改为《海潮音》月刊)主编、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主要著作收入《太虚大师全书》。(待续)

  摘自:《人海灯》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