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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末期桃园佛教的“皇国化”与“去中国化”

作者:阚正宗

  一、前言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佛教,总督府在内外政、经条件的变化下主导了不同时期的宗教政策以及台湾佛教在特定时期如何受到改造,如1915年“西来庵事件”后的全岛寺庙调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陆续展开的“寺庙整理”运动、“寺庙废合”运动,以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皇国佛教”运动。

  所渭“皇国佛教”就是“日本的佛教,奉行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精神之佛陀之教”,明治维新之后具有“准国教”地位的神道教,被置于最高,而且它是“国体”的一部分,所以包括佛教在内的任何宗教朝拜“国体”、接受“国体”,否则就会受到干预。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益壮大,台湾作为日本海外最早的殖民地,最终必须“皇民化”,而佛教则应进行服膺神道的“皇国化”。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的前夕,曹洞宗员林寺院主冈部快道就具体阐述了皇国佛教的根本理念:

  皇道佛教以什么理念为根本信条呢?曰信念五条的第一条:“我等奉戴八统一宇的皇道精神,安住于诸法无我的信念中,扶翼天壤无穷的皇运。”

  我等佛教徒在皇道佛教信念五条的第五条所示:“我等立足于作为神国日本人的信念上,宣布以皇道佛教作为天业翼赞之一翼为心愿。”

  本文以桃园地区的佛教为例,重点放在1941年太平洋战爆发后,桃园佛教在推进“皇国佛教”的进程中,如何在改造宗教信仰内容及其仪式上,以达到宗教传统“去中国化”的目的。

  二、初期日本佛教各宗来台的传教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自1895年至1945年止,日本共统治台湾51年。这期间,日本佛教各宗,伴随着军事的扩张,也积极地开拓其本土以外的教区,特别是在殖民地的布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验。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开教历程上,其性格随着殖民的深化,以及侵略的扩大化,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历史面貌。例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连串宗教政策,背后所透露的讯息就是,殖民统治者乃是因应着统治的需要而调整的。

  初期(1895—1914)的台湾佛教(包括斋教、道教、民间宗教)系统,在茫然不知未来的情况下,选择成为日本佛教宗派的连络寺庙,但是,等到宽松的宗教政策(旧惯温存)情况渐明朗之后,有的寺庙就选择退出,或不再积极连络。例如日本占台第二年(明治二十九年三月)至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曹洞宗、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与龙山寺、祖师庙(台北市)、开化寺、天公坛(彰化市)、妈祖宫(台南市)以签定总寺分寺契约为之,或如曹洞宗、真宗本院寺派、净土宗、真言宗及日莲宗等五宗派欲将台北七官庙(文庙、武庙、天后庙、城隍庙、谷王庙、鲁公庙、昭忠祠)纳入各宗管辖。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由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真言宗(护国寺派、醍醐派)、天理教、黑住教等各宗派向总督府所提报在明治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个月的各宗布教所遇到的问题有:原本加入日本佛教各宗“拟寄托生命及财产之安危之妄想乃随之渐次破灭”、知道了“各宗情形以及内地人(日本人)之品性”、“教师中能通本地话者稀少”、“本岛人之冥顽性格”、“经费不允许”。

  从上述的各宗联合的报告中得知,台湾旧惯寺庙之所以加入佛教各宗,其实是为了自保,这是面对各种浑沌局势最佳的方式。可是当发现日本统治阶层对宗教采取“旧惯温存”(放任)的政策,受压迫的情况减少时,其渐次疏离是可预期的,当然语言问题及日本僧人的品性也是问题的重点之一。

  日本从占台以来虽然将台湾人与台湾的一切文化传统放人同化的进程,但是其进入积的改造时期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政府就决定实施举国参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第二年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掌握包括宗教在内的人力与物力。1939年又通过了《宗教团体法》,1940年正式实施。这部《宗教团体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非常时期”的混乱、基于“教化”的“振兴国民精神”、对中国的宗教团体所进行的“文化工作”(指将侵略战争合理化的宣传工作)。以下就有关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政府在桃园地区如何强化“皇国佛教化”与“去中国化”进行分析阐述。

  三、大溪、中坜“皇国大道”之宗教结社

  1937年“七七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为免华人存留对“祖国大陆”的民族情感,积极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皇民化”等各项措施,进一步在昭和十三年推动“寺庙整理”运动。桃园地区在地方殖民政府的主导下,分别成立了“大溪佛教护国团”与“中坜郡祭祀联盟”。

  (一)大溪佛教护国团

  “大溪郡佛教护国团”成立于昭和十三年(1938)的五月二十日,地点是在归属于曹洞宗派的斋明堂(寺),团长为曹洞宗的布教使佐久间尚孝,所以此一教团的成立应该是日本人,甚至是日僧所主导,当时的大溪郡守(镇长)曾我与三郎、高本警局课长等共有男女200余人出席。曾我郡守致词表示:“皇民化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本岛人成为堂堂正正完全的日本国民。今佛教护国团的旨趣正好与此精神一致,因此,此团的成立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民化运动。”

  佐久间尚孝以“大溪郡佛教护国团”团长名义表示:“我们同为大日本帝国国民,我们佛教护国团员要将上御一人(按:日本天皇)的理想弘传出去,帮助一天万乘君主的事业,这是光荣至极的”,并说这种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该团在成立的会上就发布了极具“皇民化”思维的三条纲领、五条宣言,其中纲领的第二条说:“本团显现敬神崇祖之赤诚,专期皇民化运动之彻底”,宣言的第四条说:“吾佛教徒努力普及国语、改善习俗,以期皇民化理想之实现”。

  很明显的,其目的就是透过佛教徒的“皇民化”,而使佛教“皇国化”,最终迈向“皇国佛教”,致使佛教失去主体性,并对侵略战争予以合理化,日据末期的台湾佛教这样的性格极为明显。不过,“大溪佛教护国团”后来的运作情况如何并不清楚。

  (二)中坜郡祭祀联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宗教成为被积极改造的一环,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皇民化运动”中,日本统治当局针对宗教生活有所谓的正厅改善、打破迷信、排除陋习等诸项,希望营造“合理”的宗教文化生活,逐渐脱离旧信仰,并将之转移到尊崇皇室、神社信仰、皇民信仰上。“中坜郡祭祀联盟”成立于昭和十三(1938)年的四月,主导者是中坜郡守波多野静夫,当然“中坜郡祭祀联盟”的条目规定是所有的宗教都适用,并非是针对佛教,但无疑对佛教的影响十分重大,所以联盟的对象有僧侣、庙祝、道士。以下是“中坜郡祭祀联盟”的旨趣:“期皇民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口本式的教养”,并期盼“提升僧侣、庙祝、道士等之素质”、“明白我建国本义之敬神尊皇大道”、“扶翼皇运”户

  “中坜郡祭祀联盟”所附的《中坜郡祭祀联盟规约》,所欲改造的对象是“各街庄之寺庙斋堂及神明会、祖公会等之宗教团体为组织”,目的有“祭祀之革新改善”、“僧侣素质之提升”、“宗教调查”、“陋习弊风之改善”等。在人的方面是将之改造为“皇国民”,在事的方面是使之成为“皂国宗教”,廾使传统宗教及其仪式“去中国化”。

  随着《中坜郡祭祀联盟规约》的发布,同年度也产生“事业计划书”,共八项。但主要的重点有二,即:(1)举办葬仪僧侣养成讲习会,(2)中元祭典之改善。日本人认为“本岛自来葬仪尚奢侈豪华,或是有助长迷信等下流的行事,这是丧家的旧惯陋习,当然也是无智无学的僧侣(俗称香花和尚)的下流手段,在高喊改善本岛葬仪的今天,相信这是打破改善弊风陋俗现下最重要的时刻”。中元节方面规定“原有陋习所牺牲的猪,或是烧金银纸钱,以及其他的旧习惯行事全部废除,由联盟街庄分部主办,郡下一律在八月十五日一天当中举行中元祭典”。

  紧接着是第一届的“中坜郡葬仪改善讲习会”在同年的六月五日至九日召开,地点在曹洞宗派下的(中坜街)圆光寺。从已确定的讲习题目来看,几乎所涉及的都是有关风俗、丧葬或佛教信仰仪式的改善,这是拟改变华人传统祭祀、信仰的活动之一。

  以上有关“中坜郡祭祀联盟”的一连串规定,是开了寺庙整理的风气之先,似乎也预告了全岛即将来到的“寺庙整理”运动。

  四、寺院整理运动与“去中国化”

  日据后期所发生的“寺庙整理运动”,可以回溯到昭和十一年(1936)七月二十五日,总督府主办的,全台官军民有力人士所参加的“民兴作兴协议会”,协议会对总督府所的“为期国民精神之振作与彻底的同化在民风作兴上所采取的政策”提出质询,总督府除了答复以敬神崇社为中心的“敬神思想之普及”为首要政策外,还对旧有宗教、习惯提出了改善的政策。山昭和十二年(1937)大溪地区就实施了“祭典改善”的一连串措施,关于“祭典改善”的主旨是“涵养皇国精神上,改善庙宇之祭典,作为生活改革的第一步”,重点有二:(1)祭典日期之统一,(2)废除烧金银纸、设置赛钱箱。

  这种严格的规定所引发的台民的反弹是可想而知的,而统治者本身对于寺庙整理的实施一直存在着正反意见,因此,总督府也感觉有必要做出处置,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八日,召开全岛内务部长、厅庶务课长会议,清楚宣示了总督府的七点主张,其中重点有“慎重适当的处置”、“勿单以旧来信仰故而斥之”、“堕入迷信邪教者渐次导正”。

  到了昭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将上述的旨趣由总务长官奉命函告各州知事厅长,其中并告诫说:“属于宗教行政,尤其要尊重民意,应期慎重,按指示处理,其后根据地方状况,不能有注意不周到,及因为夸大宣传而造成对地方民众的恶劣影响,体会训示与指示的旨趣,期更加慎重,不能有造成岛民信仰生活不安之事……。”

  到了昭和十六年(1940)四月二十二日,地方长官会议作成指示《关于寺庙整理之件》说:“有关本岛旧惯寺庙整理之指导监督,已在昭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公告,为期慎重,不能有造成岛民信仰生活不安之情事,将岛民精神生活基调之旧惯信仰导正向上,是为皇民炼成所不可或缺,要求有快速之共同成果,外表激进的整理,不能达到信仰改善之实效时,非所期之成果,宜体通达之旨趣,期无指导监督之遗憾。”

  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此时在台湾殖民政策上,日本在推动“皇民化运动”上,更加激烈,因此才有所谓的“皇民炼成”与“寺庙整理运动”相结合之举。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稍早时期(昭和十六年十月三日),日本殖民当局针对旧惯信仰对策根本方针及实施要项作成三项大纲、两项实施要点决议,最重要的一项是“对现在旧惯信仰之内容形式给予净化提升,让其具有日本性格”。所谓的“日本性格”不外就是去中国传统的旧习惯信仰及其仪式。

  寺庙整理的方针与实施要项出来后,首先就要通令各州郡政府配合。当时属于新竹州下的桃园地区,至今有资料较完整详细的是中坜郡及大溪郡。

  就在整顿桃园地区的寺庙前不久,“南瀛佛教会”公布了中坜、桃园、大溪三郡的佛寺斋堂,虽有宣示“正统”的味道,但大部分还是难逃被整顿的命运。

  其实“正统”的佛寺斋堂,大部分所奉祀的都是佛道不分,这可以从寺庙整顿的前一年所公布详列的奉祀的神只内容可得知。这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推进“皇国佛教化”与“去中国化”下所必须改造的。

  其实无论是佛寺、斋堂或民间信仰的寺庙,大都属多神崇拜与杂神信仰,全台几乎少有例外者。但是在下面的“寺庙整理运动”中,中坜跟大溪是属于“重灾区”,被整顿的寺庙比率超过90%以上,和桃园郡的2%有天壤之别。

  (一)中坜寺庙整理情况

  中坜郡整顿寺庙之理由主要有五大点:

  (1)寺庙信仰阻碍本岛文化之进步。

  (2)寺庙信仰违反国民精神。

  (3)寺庙信仰阻碍健全社会思想之培养。

  (4)寺庙经营在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取得等常引起纠纷。

  (5)寺庙经营之收益支出与慈善事业等加以组织化(设置教化财团)。

  其中在第二点“寺庙信仰违反国民精神”,所谓“国民”指的就是“日本国民”,昭和十二年(1937)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为的就是彻底地“去中国化”,关于如何寺庙违反国民精神,文章说:

  (寺庙)其起源有支那民族的信仰,在部分信仰中,所奉祭拜的神明,于其他点上而言,也包含有以支那作为本土、视为祖国的情况内容。……例如日常的语言、生活的方式,纵使如何的日本化,因有旧宗教作为生活的基调局限之故,本岛人永远难以摆脱支那民族的信仰,彻底皇民化则是不可期的。(自译)

  当然其他因素也是寺庙整理运动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但是核心问题无可讳言,就是寺庙的信仰太“中国化”了,所以才认为不摆脱中国的宗教信仰则皇民化是不可期的。

  中坜郡于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坜公会堂召了“寺庙整顿委员会”,与会者有郡守、两课长、督学,其他郡之职员、各街庄长、州会议员、协议会员、寺庙管理人等,会中决议郡下寺庙整顿纲要,中坜、平镇、杨梅、新屋、观音地方仅留一座寺庙合祀,其余全废,中坜元化院、平镇涌光堂、杨梅麟风宫三座斋堂则改为日本佛教寺院、布教所(并与其他斋堂合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寺庙整理运动”在中坜基本上一街庄仅留一座,大家集中奉祀,其情况之惨烈,全台甚少出其右者。

  (二)大溪寺庙整理情况

  在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溪支会参与会”上,决议寺庙废合,解散其他宗教性团体,经过整理,大溪郡下留下3座寺院,分别是斋明堂、观音亭、忠魂堂,其他的寺院全部废除,并且为使祭祀及管理合理化,建物渐次改为布教所或寺院风格。

  (三)桃园地区寺庙整理运动的结果

  昭和十一年(1936)末,即寺庙整理开始之前,台湾全岛所统计的寺庙斋堂共计3649座,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末,也就是寺庙整理过后一年,寺庙斋堂数是2551,其间的整理数目是1088,也是有约三分之一被整理、废合。日据后期,昭和十六年(1941)开始的寺庙整理运动、寺庙废合运动,桃园地区受比较严重影响的当属中坜郡及大溪郡,而当时桃园郡则较轻微,其他的寺庙则没有记载。以下是寺庙整理的百分比图表:

  (昭和十七年寺庙数及至17年所整理寺庙的百分比)

  从上可以看出在寺庙整理运动中桃园地区受创最深的是大溪郡与中坜郡,他们各自被整理的寺庙比都超过90%以上。

  当时新竹州知事宫木广大在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十六日发出呈给警务局长、各郡守、警察署长的《(秘)新警高秘第二六九二号》的《寺庙整理后有关本岛人宗教观之通报(牒)》要旨就提到因寺庙整理运动产生了恶果,“本岛人的宗教观对映出世相之险恶,渐渐酿成浇薄的杀伐气氛”。台籍大溪郡曹洞宗候补布教师江张仁也提出类似的报告:“本岛人的宗教观随着世相险恶渐次浇薄,民心逐渐倾向无神论,同时酿成杀伐气氛的状态”。

  这里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寺庙整理运动中,有些神佛像被抛弃,理由可能是“有烧香,没保庇”,这和前几年大家乐流行时,一大堆因为赌徒签赌“损龟”而被弃置或砸毁的神佛像。“寺庙整理运动”意外所导致的“无神论”心态,对世局的稳定是有害的,这是日本殖民当局所担心的。

  昭和十七年(1942)六月三十日,新竹州知事宫木广大再次发出呈给警务局长各州知事厅长各郡守警察署长、台北宪兵分队长、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官《对寺庙整理问题言行的通报文件(牒)》《(秘)新警高秘第四七二六号》承认“废合渚庙,合祀神体,程度欠妥当”、“有动摇民心之虞”。

  五、统治后期“去中国化”与“皇国佛教化”的强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至少10个月,日本迅速进入所谓的“新体制”,从这里或许可以推估,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早就计划好的,因为战争未行,政策先行。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对所谓的“新体制”是这么说的:

  新体制首先是日本现在持续处于解决支那事变中,我日本帝国最先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指导者,要确保此一东亚共荣圈,日本国民务必要自觉具有打破旧世界秩序必须要建立世界秩序的立场与使命。(自译)

  除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新体制”与佛教的关系是“个别不单是个别,而是全体之个别的佛教全体主义思想,即是藉由缘起哲学的调整,清理个人本位的观念,站在为了国家的全体立场,以彼此奉公的思想准备所相信的行动”,也是“必须将高呼‘国民精神总动员’、‘兴亚奉公’、‘大政翼赞’、‘臣道实践’等口号的新体制运动视作已经进入实质运作期。”

  (一)寺庙传统祭典的改造

  “寺庙整理运动”虽很快就停止,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事的每况愈下,到了昭和十七年(1943)中坜还是启动了“一街庄一寺院”的计划,其对传统寺庙的改造共五项,除了精神方面之外,重点放在“祭典及葬仪的改善”。

  “一街庄一寺院”计划主要是针对寺庙而言,首先比较具体的改造是佛、道的盂兰盆会(中元节),例如昭和十八年(1943)八月针对中坜的中元普度加以批判说:“有种种的陋习,在国民精神作兴上或是皇民炼成上造成的遗憾不少”,又说:在祭典的改善上“祈愿战殁英灵的冥福与皇军的武运长久”、“击倒恣意妄为的鬼畜英美”、在供品上必须“废除例年所准备的牺牲猪,只能摆设新鲜的蔬菜、水果、晒干物、谷类、饼干、点心等。严禁烧金银纸钱。”

  这些针对宗教的“去中国化”改造运动,针对盂兰盆的普度内容,要求供品用全素,严禁烧金银纸钱,并加入舞蹈及角力等非宗教性质的活动,最后还将为皇军祈福超度的仪式加入。上述的中坜地区的中元普度的改造,不仅是要打破旧惯陋习,且是要在战时提高生产,慰勉战士及一般农村居民,藉由佛教的行事确立真正的“决战生活”。

  在台湾民俗或宗教信仰中俗称的“中元普渡”或“盂兰盆会”是最具代表意义的祭典,如果能加以改变,就更为“皇国佛教”的推进建立指标意义,最好是以日本正统的盂兰盆会来取代中元普渡:

  (台湾普度)方法无趣者甚多,当然是有弊害及妨害风俗,虽然动用官究来禁止,但是改善矫正之处甚少。或许有现实的因素,但深究感到痛心的同时,在祖先崇拜的旨趣下,以此为准则,不能以作为新附的日本国民为耻,对想进行普度行事者,敢一言及此。(自译)

  上述的重要观点是,中元普度的许多恶风,作为新附民欲成为日本人的台湾人,要不耻地加以去除。

  (二)“皇国佛教”的炼成处——布教师炼成所

  以宗教信仰来凝聚人心、加强团结,在提高宗教师的素质上,发挥在战时积极协助的力量,同时让这些指导改善旧惯信仰的宗教师在指导台湾民众的思想上发挥所长。其实“皇国佛教”布教师的炼成教化,恐怕是“皇国”在前“佛教”在后,甚至露骨地表示:“就算不采用‘佛教’的名称也可以。因为(炼成)不在名称上,若是真正考量百年国家机运的专家,不要徒受名称所左右,好好地检讨其内容,若是能养成真正的国民,就应直接采用。”昭和十七年(1944)四月二日,“兴亚宗教同盟”在东京成立,揭橥三条纲领:

  一、遵守皇国宗教的本义,将惟神大道显扬于中外,以宣化世界之先达。

  二、基于崇高的宗教信念,展开炽热的宗教思想运动,以作为建设大东亚的精神基础。

  三、扫荡反皇道思想,创建皇道宗教文化,以期创造圣纪。(自译)

  在“皇道宗教”的思想指导下,从昭和十八年(1943)起台湾就开始实施佛教的炼成计划,像特别在台北市大直的国民经神研修所举办全岛各宗派中坚开教师炼成会(全称“台湾佛教开教师炼成会”),其目的是:

  对在台佛教各宗派的开教使(布教师),遵循万古不易的皇国大道,发挥积极协助实效完成大东亚战争,同时期望辅助指导本岛旧惯信仰净化向上万无遗憾。(自译)

  这是布教师炼成的趣旨,不过这是初期的情况,随着战事的演变,总督府文教局于是将仅限于高阶佛教布教师炼成所,扩大到台湾本土的佛寺中,在南北各一座寺院,北部设于中坜圆光寺,南部设于台南开元寺,并在参加“炼成”的资格上大加放宽。

  前述中坜圆光寺作为“台湾佛教会北部炼成所”,开办的时间是昭和十九年(1944)七月五日,距佛教炼成所开办已慢了近一年。“台湾佛教会北部炼成所”分为一部生和二部生,一部生是公学校或高等学校毕业生就读,二部生是没有读过书或是小学没毕业的人,第一届第一部在昭和二十年(1945)四月五日毕业。不过,“台湾佛教会北部炼成所”原本是要办三年,不到一年而停止,乃是时局所迫。

  战时殖民台湾的日本政府处心积虑要将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置于神道组织下的一环,也就是所谓的“皇道佛教”或“皇国佛教”,而殖民政策的佛教附和者也毫不避讳地表示:“佛教作为皇国佛教,不仅要接受皇室的指导,还要努力来拥护国家的指导”、“以此皇道为目标、贯彻皇道、归于皇道,正是日本佛教的使命。更要在国际上宣扬皇道、兴隆正法,是皇道佛教的新使命”。

  当然“皇国佛教”这个名词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逐渐形成的,但明治以降的日本佛教以国家神道为尊,甘为其下的卑屈思维,才是最终形成“皇国佛教”的基础。随着日本战败,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非神,加上某些佛教宗派开始反省在战时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皇国佛教”成为他们的历史包袱,退出历史舞台乃一必然情况。

  六、结语

  日本殖民统治下“皇国佛教”的积极开展,在时间点上大约是稍早于太平洋战争(1941年)爆发数个月,当然,台湾作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殖民地,改造本地人的一切语言、风俗,同化以求长治久安是既定的政策,当可追溯自1895年初领台时就开始,其中经历了1915年“西来庵事件”后的宗教调查期,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皇民化运动”、“寺庙整理运动”等等。众所周知,“皇民化运动”的配套措施之一"iE厅改善”就是要去除台湾人具有传统祖先崇拜的中国情结。到了昭和十三年至十五年间的“寺庙整理运动”,所要扫除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多神、杂神崇拜,这些都是在为“皇国佛教”的最终落实铺路,以达到完全“去中国化”的同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