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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黄檗宗开山祖师中国禅僧隐元隆琦东渡之谜再探

作者:吴疆

——以长崎的禅宗与海外华人社区为中心

  在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当中,能够对这一时期做出系统诠释的中国佛教界的变化,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不仅有大批明王朝的支持者加入到僧侣行列,更是由于一些佛教僧人已经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主要人物。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654年隐元隆琦东渡日本。

  黄檗宗在日本创建的历史属于日本宗教学研究领域。学者海伦·巴洛尼(HelenBaroni)已经对隐元到达日本后的黄檗宗历史做过许多阐释,我将在下一章节中进一步揭示其政治意义。这一章主要集中讨论隐元前往日本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他移民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除了采纳关于隐元记载相对完整的《嘉兴藏》(这本书的一些文本中,收录了十七世纪许多禅僧语录)以及《华夷变态》等常见资料外,我对这一部分论述主要是基于新发现的资料,诸如1654年以后由中国寄给隐元的11了封信等。

  正如我所论证的那样,隐元隆琦前往日本的使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17世纪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明清朝代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华人海外移民,这两个历史性的发展为隐元隆琦的移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其是隐元隆琦赴日的使命,最先是由在长崎的华人社区所发起,之后他又被郑成功的舰队护送到日本。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郑成功,所以隐元隆琦赴日的目的便具有了争议性,推测其最初的使命可能是要求日本军队介入反对清政府的战争。虽然这个假设尚可争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隐元隆琦的东渡,已经被卷入中国17世纪动荡的政治事件当中。

  除了中国东南的抵抗活动外,隐元出行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华人移民日本的新浪潮。由于海外华人对宗教机构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隐元隆琦受到长崎华人社区的邀请并前往日本。正如我所提到的,从1652年到1653年,隐元收到了来自时在日本的中国僧人逸然性融的4封邀请信,那时逸然是长崎兴福寺的住持,代表着华人社区的利益。除了这些邀请外,有四个因素促进了黄檗僧人的移民:

  1.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社区产生了对宗教活动的需求。

  2.作为反基督教活动的一部分,1640年德川政府要求所有日本人都附属于当地的一个佛寺,将其作为阻止基督教在日本进一步传播的手段。

  3.禅宗成功地吸收了流行的妈祖文化,将其请进他们的神殿,并扮演了当地祭祀仪式守护者的角色。

  4.邀请隐元隆琦与长崎日益增长的海外移民社群有关,他们的成员最初来自福清县,那里正是黄檗山的所在。

  长崎华人社区的形成

  首先,日本中国僧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崎的一个华人憍居社区的宗教需求有关,这个社区在16世纪形成,是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结果。这种私人国际贸易在明代是违法的,因为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1328-1398)旨在把海上国际贸易限制在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之下。同时,他基本上放弃了通过军事征服海上邻国,进而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想法,尤其是考虑到蒙古统治时期两次不幸的远征后:在1274-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与1293年在爪哇的远征。  (两次远征都以悲剧结束:通过朝鲜入侵日本被暴风雨所阻断;中国军队确实抵达了爪哇,但是遭到了当地武装的抵抗,大多数中国将士被俘虏。)因此,朱元璋放弃了对东亚和南亚五个国家的军事征服。通过与邻国的一系列外交谈判,明朝早期统治者成功建立了一套由政府强力控制的朝贡贸易体系。例如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就是在勘合贸易系统下进行的,这一系统仅允许由政府提前签发证书的船舶进行贸易。没有官方勘合的船舶不允许进人中国海港。

  明朝政府的贸易垄断在后期放宽了,海外华人社区也随之兴盛起来。王赓武指出,这一转折点发生在1500年,正值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此时,明朝建立者所建立的朝贡体系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中国、日本与西方人的私人贸易逐渐兴起。海外的华人社区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1500年以前,由于对私人贸易严格限制,海外华人社区逐渐萎缩。根据王赓武所说,当时只有两个华商社区:一个位于爪洼东北沿海,另一个位于巴邻旁(苏门答腊)。然而,1500年之后,生机勃勃的非官方海上贸易在亚洲催生了两个海外华人社区:一个是受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另一个则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长崎。

  长崎成为16世纪海外华人的主要中心。中国与日本的官方贸易在1549年结束,那时正值所谓“倭寇”入侵的开始。这个发生在中国沿海的带有破坏性的海上入侵,共持续了25年,它被认为是官方压制私人贸易的结果。中国沿海商人和日本武士结成联盟,大本营位于日本。日本早期的华人社区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因为在17世纪早期也曾在日本平户建过一个小的华人社区,在那里早期的商人或海盗头领,诸如王直(?—1559)、李旦(?-1625)、颜思齐(?-1625)和郑芝龙等比较活跃。不久,长崎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之后幕府将所有的中国人和荷兰人迁移到长崎。

  长崎历史很早便与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交织在一起。长崎城市,主要是由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外国居民,以及德川的宗教政策,才得以形成。随着1567年第一艘葡萄牙船舶抵达日本,耶稣会会士便开始在此传播基督教教义。1570年,梅尔基奥尔·菲格雷多(Melchior Figueiredo,S.J.)神父“发现”了长崎港,并很快在葡萄牙船长的要求下对外国商人开放。在耶稣会会士向当地大名的请愿下,长崎甚至成为耶稣会的一个省。自1580年开始,长崎实际上由耶稣会会士负责管理。然而,日本幕府开始意识到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威胁。1587年,日本军阀强人丰臣秀吉(1536-1598)重新统一了日本,他颁布了一项禁止基督教的法令。1592年,秀吉为长崎任命了一个新的地方宫,并推行贸易许可制度以管理所有日本船舶的国际贸易。对基督教的迫害在1597年达到顶峰,26位殉道者在京都和大阪被捕,最终在长崎的西坂山上被钉上了十字架。1614年,第一位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颁布了《禁教令》。从此以后,这一反基督教政策被强力推行。日本基督教徒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尤其是岛原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德川的统治。1639年,锁国时代开始。山结果造成只有长崎居民才允许从事国际贸易的结果。虽然荷兰和中国的外国商人团体被允许在日本进行贸易,但也仅限于长崎这一特定地区。

  长崎与中国的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利润吸引许多中国人到外海寻求财富。从中国进口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锦缎、棉花、土特产、砂糖和中文书籍。中国商人从日本则带回银、铜、海产品。由于中国银和铜的产量减少,因此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在17世纪晚期达到顶峰,之后幕府收紧政策,并控制了贸易的总额,致使来到日本长崎的中国船只数量大幅减少。一开始,中国人被允许住在城市内。然而,在1688年,为了应对中国船舶和中国居民数量的增加,便建立了唐人屋敷以容纳中国人。

  在长崎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保持了友好关系。大多数时间,他们都能与其日本邻居和平相处,因为这些日本邻居喜欢中国人,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此外,中国商人和船长都非常富裕,一些日本家庭甚至愿意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中国人,把他们的儿子给中国人收养。长崎的中国人很友好,经常被亲切地称为“阿茶君”。他们被视作快乐的人,又虔诚地朝拜他们的寺庙,对待日本小朋友又非常友好,正如童谣中所唱:(以下译自英文)

  阿茶君前去朝拜他们的寺庙。

  他们在轿子顶上的仙桥休息。

  金属环和云饼来自南京,

  一次次地分发给我们。

  长崎中国移民社区不同于其他憍民社区,因为从总体上来说,长崎移民社区一开始便建立了一个明确的领导层且持续对社区产生影响。虽然与日本家庭通婚,但是他们中一些人通过与日本当局合作,很快适应了新环境。长崎是一个直接由江户幕府控制的地区,并任命两位长崎奉行每年轮换任职。为了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及诸等事务,奉行所任命华人社区憍领为唐通事和唐年行司的行政宫。根据通事的级别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职位大体上是由华人社区中几个有名望的中国家族世袭。翻译相关贸易文件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负责维持华人社区的治安与贸易,并且在贸易中监督商业交易。为了进一步控制贸易,1698年设立了长崎会所,1751年又创建了唐通事会所。

  中国禅僧的到来

  随着长崎华人社区的出现,中国佛教便被引进来,并在维护长崎华人社区的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6世纪晚期,中国人聚集在以前被称为善导寺的地方作为聚会的地点,并在寺庙附近修建一处墓地。(在明治时代早期,那里后来又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公墓,负责埋葬俄罗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此外,当船舶抵达后,中国船员需要一个地方安顿他们的守护神妈祖;水手们需要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普通中国居民需要一个地方去祷告和敬拜;慈善活动需要寺庙来组织;社区憍领需要一个场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加强他们在贸易和公共事务中的特权。总之,长崎华人社区希望有他们自己的寺庙,并准备好了对其给予支持。

  对基督教的禁止,驱使长崎的中国居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佛教周围。作为防止基督教进一步传播的政治举措,所有日本居民都被邀请在当地一座佛教寺庙注册。也许是为了将他们自己与基督教徒区别开来,长崎的华人对中国佛教展示了特殊的热情。随着中国移民的到来,在隐元隆琦之前有许多中国僧人来到日本。1615年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智广,据说那时他已经居住在长崎。1620年,从江西来的僧人真圆创建了兴福寺,也叫南京寺,这座寺庙获得了来自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浙江和江西商人的资助。该寺庙的住持1632年由僧人默子如定(1597-1657)继承Q),之后1645年传给了逸然性融。1634年逸然性融以一个草药商的身份来到日本,10年后成为了一名僧人。正如我以前提到,他通过持续发出邀请,对隐元东渡给予了很大帮助。  (逸然将文人画的传统带到了日本,被尊崇为画僧)1628年,兴福寺建成8年后,中国僧人觉海(?—1637)受福建漳州人资助创建了福济寺,因此也被称为漳州寺。这座寺庙获得实质性发展要归功于蕴谦戒琬(1610-1673),1649年他从福建渡海而来。后来,崇福寺,也称为福州寺,由僧人超然1629年创建。1649年第二任住持百拙圆寂后,隐元的法嗣也懒性圭被邀请继承了他的职位。我前面曾提到,不车的是,1951年也懒在一次海难中死去。与此同时,1650年从福建邀请了道者超元,他于8年后又回到中国。

  在这些僧人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他们宗教身份上的变化。长崎这三座寺庙的创立者,作为出家僧人的身份是模糊的。兴福寺的创立者真圆第一次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来到日本,后来才恢复了他的和尚身份。崇福寺创建者超然的传承也不清楚,对后嗣也没有产生影响。以一个商人身份移民日本后,逸然性融皈依默子如定。蕴谦戒琬的传承也不明确。但是后来的移民禅师都有明确的法嗣传承。当逸然性融和道者超元被邀请时,他们的宗派身份是确定无疑的。

  也懒是隐元的法嗣,超元是隐元同门师兄弟亘信行弥(1603-1659)的法嗣。这种改变与禅宗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具有一致性。我在前面几节简要介绍过,1了世纪早期,佛教界被法嗣传承的网络逐渐组织起来。1654年针对隐元隆琦师父费隐通容的诉讼案件,通过费隐通容强调严格的法嗣传承实践,法嗣传承的重要性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意味着所有的禅师都必须被一个正统的禅师所认可。在日本,东渡禅师组成的变化,当然也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此种改变,这种变化随着1654年隐元隆琦的来到而达到高潮,他作为一名杰出临济宗大师的身份而得到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海外社区经常是根据他们来自中国的地区而细致区分。例如,长崎三座华人寺庙,在当地人群中经常被分别表述为长江下游地区、漳州、福州的寺庙。除了身份标记,这些华人寺庙会深人参与社区事务当中。他们为船员、病人和老人提供临时庇护所,并为他们提供超度。中国船舶被迫给寺庙贡献一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华人寺庙成为妈祖神的道场,因为中国人认为妈祖可以为船员在凶险莫测的海上航行提供庇护。

  佛教与妈祖信仰的融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长崎大多数海上商人和船员的一个主要精神需要是流行的佛教信仰,他们认为其可以保护个人财产和航行安全。很难想象,中国移民对禅宗有什么特殊的精神需求,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华人精英阶层的需求。然而,似乎在16到17世纪期间,除了观音外,没有一个佛教的神只专门负责保护海上安全。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船员来说,主要祭拜的对象无疑就是妈祖。至今祭拜妈祖,在中国东南地区和海外华人社区中依然很兴盛。

  尚不清楚佛教如何吸收了这种崇拜。但是关于妈祖崇拜的研究表明,道教和佛教都将妈祖纳入他们的神殿中。根据张春申神父(AloysiusChang)的研究,长崎的佛教寺庙成为妈祖崇拜的守护者。船舶抵达后,中国船员会从船上把妈祖像抬到他们所隶属的一座华人寺庙,并在长崎大街上游行。当离开的时候,妈祖像将被抬出寺庙,并重新放到船上,以保护他们返程。有迹象表明,充分准备的海上航行会随船带有佛教僧侣,一旦有危险出现他们便自觉地扮演起平复凶险的“术士”。曾有记录显示,隐元前往日本途中,船舶遭遇了一场强风暴。在这个节骨眼,隐元保持冷静,命令竖起了一块带有“免参”宇样的牌匾。大浪很快就消退了,船舶安全到达了长崎。人们相信大浪是因为龙王想欢迎一位船上的高僧引起的。在石濂大汕(1633-1702)1695年去越南的航行记录中,明确显示有佛教僧人在船上,于是就紧急事件做出应对,并得到了神的庇护。根据他的游记《海外纪事》,当僧人在船上,他们准备四面旗帜以应对不同的紧急状况。四面旗帜的下半部分分别写着:

  “大雨暂止!”

  “顺风相送!”

  “诸神拥护!”

  “龙王免朝!”

  根据姜伯勤的研究,使用这种旗帜源于妈祖信仰。例如,最后一个旗帜上的内容,隐元隆琦和石濂大汕都用过。这一内容借鉴了流行于妈祖传说中的要素,两人都有运用这种方法止息大浪的记载。然而,根据大汕的解释,用这个旗帜,因为人们通常相信,当一个通晓《大佛顶首楞严经》和《妙法莲华经》的僧人在湖泊或大海上航行,龙王必定会出来迎接他。因此,他的到来可能给船舶带来危险,出于安全的目的,有必要拒绝这些人。

  无论佛教领袖多么巧妙地证明其吸收了妈祖传统,海外华人社区中佛教对于妈祖崇拜的关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长崎福济寺,妈祖与观音和关帝一起受到祭拜;在兴福寺,妈祖也被作为妈祖菩萨祭拜;在崇福寺,他们建造了独立的妈祖殿用作祭拜。这不仅发生在长崎,台湾和澳门的天妃庙也由禅僧负责管理。

  与福清的地方联系

  先于隐元到达日本的东渡僧人,无疑为隐元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但是黄檗僧人与福清流居海外人员的地方联系,在黄檗僧人初到长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证据在于,事实上大多数包括隐元在内的黄檗僧人,都来自福清,而黄檗山也位于那里。

  在华人社区内部出现了一个由福清人组成的强大派系。虽然一般称为福州人,但是福清人通过他们的方言与其他福建人相区别开来,从而成就了一个独特的方言群体。然而,与周边地区福州和闽南相比,福清被认为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因此,出国便成为了福清人民翻身的手段。经过几个世纪与外面世界的接触,福清人,操着本地玉融方言,在世界各地定居,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社区。

  福清人向国外的流散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在隐元隆琦移民以前。福清人以多出优秀的船员而闻名,船长经常会给予福清船员额外的津贴:“熟练的水手及其同伴主要来自闽南和三江源,而工作人员往往来自玉融(福清县当地人),他们被允许带一些自己的小货物前往目的地进行交易以作为补偿。”这一传统催生了日本玉融(福清)销售商的网络。“在当今日本,玉融人数占华人永久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1987年和1988年对日本福清移民的两次调查确认,一个大型福清移民网络依然存在于当代日本。

  福清人在日本的流散一定对隐元隆琦移民日本起到促进作用。1654年,隐元和他的弟子抵达日本,一些长崎的福清移民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公琰(1598-1683)、林太卿(字楚玉,1561-1645)、何高材(字毓楚,1598-1671)、王引(字心渠,1594-1678)和魏之琰(字双候,1717-1689),都是长崎华人社区的领导者。何高材与魏之琰敬献给大雄宝殿的匾额依然悬挂在崇福寺。

  由于黄檗僧人与福清有着密切的地域联系,隐元渡海去日本绝不是偶然的。这里我就给予隐元帮助的人及他们的关系做以简短的介绍。

  林公琰,福清当地人,对邀请隐元起了重要作用。1623年林氏航海到了日本,1628年被任命为长崎华人社区的行政宫。他的儿子林道荣(1640-1708),1674年被提拔为大通事,继续支持黄檗僧人,尤其是即非如一,即非可能与林家有亲属关系。

  林太卿出生于福清一个富裕的家庭,与著名的明将军俞大猷(1503-1580)有关系,俞氏曾平定倭寇入侵。林太卿1609年到达鹿儿岛,娶了筱原家族的女儿为妻。1619年他和他的家族移居到长崎,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杰出代表。他负责兴建了崇福寺,1626年邀请僧人超然担任住持。1654年林氏去世后,他的儿子林守殿(宇大堂,1610-1694),日本名字林仁兵卫,接替他在1641年到1662年担任大通事。1669年林守殿在隐元的主持下受戒,成为一名僧人,法名独振性英。1676年他从隐元的法嗣独吼性狮(1624-1688)获得法嗣传承,之后从1678年开始居住在长崎德苑寺。他的儿子林丰高(1634-1709),在日本又被称为二木仁兵卫或林甚吉,1693年到1700年担任大通事。他也是隐元的俗家弟子。林家是崇福寺与支持隐元,即后来其弟子木庵性瑶(1611—1648)和即非如一的主要护法。

  何高材1628年移居长崎,娶了高川家的女儿。与林太卿一起,他是崇福寺的积极护法。他对清水寺的重建也提供了帮助。他签署了邀请隐元的请愿书,并成为隐元的俗家弟子,从隐元那里获得法名性崇。隐元离开长崎后,1664年他在新万福寺拜望了隐元,获得了隐元、即非和木庵的极大赞赏。尤其是,他在崇福寺对即非的支持。1662年他还赞助出版了即非的《语录》,并在即非临终之际照顾他。1671年何高材去世,与即非过世是同一年。他的儿子何兆晋,又称为何仁右兵卫,1668年到1668年成为小通事。他对七弦琴特别感兴趣,因此与中国曹洞僧人东皋心越交好,东皋心越是一位杰出的古琴演奏家,他促进了这种音乐传统在日本的传播。

  不确定王引是否是福清当地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来自福州地区。他可能是17世纪20年代以一个商人身份抵达长崎。作为华人社区的杰出人物,他参与了林太卿及其儿子对崇福寺的兴建过程。1654年林太卿去世后,他成为1655年邀请隐元人住崇福寺的主要护法(隐元最初住在兴福寺)。隐元离开大阪普门寺后,他继续支持隐元弟子即非。1678年他晋升为唐年行司一职,他的儿子王吉郎右兵卫在他死后的1678年承袭了他的职位。

  魏之琰也来自福清。根据饭冈直子的细致研究,我们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首先与其兄长魏之瑗从越南移居东京,魏之瑗是一个独眼商人,荷兰的记载中经常称其为“一只眼(1tchien)”。魏之琰与其兄长往返于越南和日本之间,从事丝绸贸易。他经常往来于东京和长崎,但是直到1672年被允许长期居住后,才在长崎定居下来。即使在他定居以前,他便已经积极参与社区工作。他是崇福寺以及1655年迎接隐元人住崇福寺与1658年迎接即非的主要赞助者之一。他还在长崎赞助兴建了许多拱桥。值得注意的是,魏家还保有一支中国音乐乐队,并将明朝的音乐传统传播到日本。

  结论

  明清转型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巨大冲击,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在这些人中,有的面临生存和死亡的威胁,有的遭遇艰难道德抉择的困境,有的遇到改变社会地位的机遇,有的面对逃脱的可能。这样的社会动荡造就了一些英雄,例如在通俗文学中受到狂热追捧的郑成功。日本的《国姓爷合战》(1715)就是基于明朝拥护者郑成功的事迹改编而成,在江户剧院一经演出便取得了令人激动的成功。近代,傅佛国(joshuaFogel)翻译之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鞑靼疾风录》,该小说将明清之际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戏剧化的改编。在这段时间,僧人也在历史资料中经常出现。许多明朝的拥护者伪装成了僧人,利用这种特殊的身份以利于他们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一些僧人成了乡勇的领袖、信使,甚至在前线作战。我们可以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大盗禅师》中所展现之大盗禅师这一人物寻找到他们的影子。隐元与明支持者的紧密联系,也引发了一种推测,即日本的万福寺变成了流亡海外的明王朝支持者,为保护一个明王子的基地,这个王子被认为就隐藏在日本。

  毫无疑问,隐元在危机时刻离开中国。清政府虽然在l了世纪50年代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仍然面对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南明政权持续抵抗的挑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紧张的背后,是对明朝所重建的华夏文明存续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南明政权和抵抗运动的支持,也代表着一个政治和文化理想的本真。与郑成功站在一起,隐元在这场文化和政治斗争中展现了明确的个人立场。他与已逝去之明王朝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即使抵抗运动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战场,但在日本文献中仍然习惯上称此时来自中国的僧人为“明僧”。

  然而,长崎的中国贸易,为逃离大陆的危机提供了一条出路。隐元与长崎来自福清的中国商人的乡土联系,帮助他顺利获得邀请,并且得到了长崎华人社区的支持。他本可以轻松地居住在长崎,服务于当地的中国商人和船员。然而,他的到来引发了连锁反应,并影响到幕府官僚机构的上层。我们将考察江户幕府对于他的到来做何反应,以及如何被日本利用以应对其所面临的危机。

  摘自:《圆融中道 持久和平——2017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