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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博本六祖坛经的学术价值及其录文整理研究

作者:黄连忠

  一、刚目

  2010年1月28日,旅顺博物馆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旅博本《六祖坛经》于2009年12月重新被发现于该博物馆内,并于网络上公布了5页相片复印件,海内外佛教界与学者专家们皆感到震惊,后来杨曾文教授当面告知笔者此项讯息,学术界亦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

  2010年12月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的高足博士生白光,其王要研究敦煌诸本《六祖坛经》,开始与笔者密切连络,并转达方广锠教授的关怀,后来白光在2011年6月告知已购得郭富纯、王振芬整理之《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4月出版的讯息,笔者亦于2011年8月5日于台湾收到这本书,开始做初步的整理。

  经过两个月初步的研究与整理,笔者发现旅博本《坛经》在禅宗史文献研究方面,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课题,同时也为《坛经》研究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诚如方广锠在《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书的前文中,论定旅博本再发现对《坛经》研究的重要意义:“将来出现新的敦煌本《坛经》的机率,已经微乎其微了。如果上述结论可以成立,则这一次旅博本的再发现与正式公开,将是敦煌本《坛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禅宗研究史、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笔者完全同意方教授的看法,同时以为旅博本《坛经》的重新发现,将是当代对敦煌三个全本《坛经》的总结性研究成果,呈现于世的阶段性学术任务的完成。2

  笔者于旅博本《坛经》首先处理文献的考察与标定,不仅依其彩色图片标志行数,并且依行录文与计算精确的字数,同时开始与另两项全本之敦博本与斯坦因本做互校,本文先行公布初步录校的成果与探讨旅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

  二、旅博本《坛经》的再发现

  有关于旅博本《坛经》的“再发现”,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王星航于该书《前言)中说:“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该本一直被误传为佚失,多年来备受海内外关注,成为众多学者和禅宗爱好者遍求而不得的珍本。”笔者与诸多专门研究《坛经》的专家学者们,对于《坛经》的各版本中,除了旅博本“再发现”以外,就是未见日本真福寺本《坛经》传世,’然而以学术的价值观察,敦煌系列的《坛经》的学术意义是远远超过后世修改的版本。因此,旅博本“再发现”则是填补了重要的空缺,让现存敦煌三本《坛经》得以互校,而求取最大的真实,就这一点意义而言,旅博本的出现,实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此外,旅顺博物馆馆长郭富纯介绍大谷光瑞的收藏品时说:“众所周知,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物中的大谷收集品部分是1916年由大谷光瑞本人带到旅顺的,是分散世界各地的大谷收集品三个主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笔者以为这是这一项文献的起始因缘,经过战乱与变迁,终究发现其仍存放于旅顺博物馆,也是令国人欣慰的一件事。

  至于在1916年以后,至2009年底之前,旅博本《坛经》为何会被视为“亡佚”的原因,方广锠以为主要是旅博本未受重视的缘由:“旅博本虽然发现得最早,但因发现者大谷探险队属于日本净土真宗,对禅宗不甚重视,未能认识到旅博本《坛经》的价值。除了拍摄首尾三张照片保存为资料外,对该《坛经》未作研究。其后时过世移,该《坛经》从旅顺博物馆所藏其它敦煌遗书中游离出来,另行收藏于古籍库房,乃至人们以为它已经亡佚。”方广锠则是说明了重新发现的背景因素:“旅顺博物馆方面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2009年,长期被认为已经亡夫的旅博本《坛经》,在沉寂于库房几十年之后,再次被发现。后来得知,这些年来,旅顺博物馆特别注重基础建设,为此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普查。由于这一契机,旅顺博物馆王振芬同志从古籍库房发现了这件珍贵资料。”可惜的是,此书中并未见录确切的发现时间,这一点对于现代数字化精确的时代特征而言,确实是一件稍嫌遗憾的事情,或许日后可见更为详细的补述。同时,旅顺博物馆副馆长王振芬在《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再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提及并分析旅博本误以为“亡佚”的原因与经过是:“1951年的这一次清点,首次把它们从原图书类数据中分离出来。旅博本《坛经》属于缝缋装,外观很像一般的书册本善本书籍,与常见的卷轴装敦煌遗书全然不同。所以,当时未能识别提出。加上清点整理图书和清点整理敦煌遗书的是两组不同的人员。虽然敦煌遗书清点人员发现有缺失,并登记造册;但图书数据清点人员并不知道这本外观书册装的东西就是敦煌遗书,便把它登记在图书帐中。”

  笔者亦认为装帧形式是旅博本《坛经》过去被错误归类的主因,因此对于古物的整理与重新探讨,往往也是温故而知新,但是更重要的是信息的透明公开与开放,特别是经由数字化的处理与网络的公开,才能真正达到资源共享、广泛利用与普及研究的功能与目标。

  三、旅博本与敦博本、斯坦因本《坛经》文献之学术规格比较

  经过笔者亲自点算并标志旅博本《坛经》的行数、页数与字数,结论是该经的经题3行,正文内容为590行,并加末记4行,总共为597行,此为《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书所未记录的重要整理。同时,笔者经过一字一句的校勘与录文,实得全文共11717字,相较于敦博本《坛经》的全文共11674字,多了43字。同时,旅博本《坛经》又相较于斯坦因本

  《坛经》的全文共11619字,多了98字。其中,显示了旅博本《坛经》文字最多,内容也相较完整。

  因为书写形式与每行字数的不同,旅博本《坛经》每行平均在17至22字之间,相较于敦博本2l至27字之间,与斯坦因本17至25字之间的文字差距,旅博本全文共597行,斯坦因本全文共计552行,敦博本因每行字数较多,全文仅共计498行,在行文的行数观察,旅博本行数亦是最多。

  至于文献的形式装帧方面,敦煌三本全本册子首尾完整《坛经》,皆为梵夹式蝴蝶装册子本,或如方广锠所谓的缝绩装,笔者未见原件,尊重诸位专家的看法。

  此外,敦煌三本书写优劣互见,一般而言,斯坦因本是“抄写草率,字体拙劣”,敦博本是“抄写谨严,字体优美”,至于旅博本《坛经》则是“抄写一般,字体尚佳”。敦博本与旅博本的乌丝线较为明显,但斯坦因本则是未见乌丝线,而且抄写较为草率,错讹漏字最多。

  时至今日2l世纪的数字时代,古代目录版本学的题记与目录序文,时至当代,可能须要更为精确的学术规格与体例,正如同学术论文的MLA注释规范,以为国际学术流通的沟通平台。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笔者以为相关版本文献的记载,也要精确的规范化与数字化,也如同一般电子商品或是软件界面的安装,应有一项“规格”的详细说明,其目的不仅在精确的著录该文献版本或写本的基本数据,同时也可以置放在网络数据库中,只要加入搜寻的条件,自然可以快速的查阅原文或是相关信息。笔者试以现有的相关资料,拟出一个“敦煌三本六祖坛经学术规格比较表”,让读者对三种敦煌写本的全本,不仅有更进一步清楚明白的认识,同时也能看出旅博本异于其它两本的特质:

  四、旅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

  笔者经过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发现旅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主要有六点,综合而言,笔者以为敦博本整体性仍是优于旅博本《坛经》,但亦不能否认旅博本《坛经》的特殊价值。笔者在此仅针对独特性,提出以下六点:

  第一,旅博本通卷有朱笔标点的重要价值。关此于此点,王振芬与方广锠皆特别点出其价值性与意义:“旅博本通卷有朱笔分段符号及断句,尽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它的分段符号及断句颇有可商榷处,但无论如何,这些符号与断句告诉我们古代的部分敦煌僧人怎样为文献标注各种符号并对这些符号进行修订、怎样理解与阅读《坛经》,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笔者亦采取同样的看法,然而笔者也质疑这个朱笔标点的时代,究竟是抄录不久之后,还是近代人所为,可能要再进一步深入考察,未可遽下定论。

  第二,旅博本可能为斯坦因本的抄录底本,可考察两本的关连。方广锠判定旅博本是斯坦因本的底本,他说:“对照斯坦因本与旅博本,现在完全可以肯定,旅博本是斯坦因本的直接底本。也就是说,当年斯坦因本就是依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旅博本抄出的。所以,凡斯坦因本中与旅博本不同的文字,除斯本有意订正外,均应以旅博本为准。从而为敦煌本《坛经》的录校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新的思路。”关于此点,笔者实际深入考察,原则上是同意方先生的意见,但是也提出另一项问题,就是敦博本与旅博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目前笔者对此问题的响应,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倾向于敦博本是旅博本的精抄本,或者两者之间并无关涉,因目前资料尚未得以左证,故存而不论。

  第三,旅博本录有题记,对于成书年代而言,价值非凡。关于此点,王振芬说:“旅博本题记有明确年款,为我们研究《坛经》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显德五年,相当于公元九五八年。但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己未年应为显德六年,即公元九五九年。题记被刮去这一事实本身,也为我们研究敦煌本《坛经》的性质、流传提供重要线索。其余四个敦煌本《坛经》均无题记。”。虽说如此,但笔者也要提出另一项看法,因为此题记的著录位置,实际上是在旅博本《坛经》后续抄的《大辩邪正经》之末,是否就等同于旅博本成书的年代,仍值得深入的考察。另外,在题记旁被刮去抄写者的姓名,这就牵涉到旅博本的传承世系问题,方广锠以为或许与以《坛经》传宗的仪轨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旅博本是唯一具有抄写题记的敦煌本《坛经》。遗憾的是,其题记唯存抄写年款,抄写者的姓名被有意刮去。其原因何在?我们知道,敦煌本《坛经》属神会系传本,这种把姓名刮去的现象,与神会系“以《坛经》传宗”的仪轨是否有一定的关系?”笔者以为“仪轨”或许是流于形式,但是背后含藏的意义,仍值得研宄。

  第四,旅博本重现于世,可以藉此对勘其它两本全本敦煌本《坛经》。王振芬说:“旅博本的面世,可以将敦煌本《坛经》的录校整理及其研究,将早期禅宗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综合而言,旅博本《坛经》可以说是现存敦煌《坛经》写本中错讹最少、文献校勘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最大的。”关于此点,笔者赞成敦煌本《坛经》的录校应加入旅博本,并重新衡定三本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至于旅博本是否为“文献校勘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最大的”,笔者在此保留弹性空见的意见。如旅博本:“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敦博本则在此处脱落“不着一切法”这一句,若从上下行文与对仗关系来看,这也说明敦博本确有文字上的脱漏情形。不可讳言的,旅博本《坛经》是现存五项敦煌本《坛经》之中,文字缺漏最少,以及错误相对较少的重要文本。

  第五,旅博本重现于世,可以深入比较三本的传承世系与形成背景。如笔者于2006年发现,有关于“坛经作者”,往往也是相关讨论的核心王题之一,在1969年曾经引发了相关的讨论,在钱穆的《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反驳胡适认为的“六祖坛经乃出神会自由捏造”的意见,关于此点虽然是胡适所引起的争论,但是胡适在其“大胆假设”中未能“小心求证”,而且心存预设的设定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在其〈荷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指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看法,印顺曾对胡适提出神会是《坛经》作者的问题,表示“对胡适禅宗史中那个重要问题——炖煌本“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论断,作一番澈底的纠正”的强烈意见,可是若以神会一系与《坛经》的关系考察,笔者以为敦博本《坛经》的出现,却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胡适提出神会是《坛经》作者或神会一派所作的论断,可是胡适只看到敦煌本《坛经》,他未看到敦博本《坛经》,因为在敦博本中提到神会的地方有三处,分别是第44折(铃木大拙所析)的原文在r;》申会”一词前竟然三度使用了应用文书信中的“挪抬”(挪空一字)的敬称用法,这个用法也用在对“六祖”、“大师”的尊称手法上,可见在抄手或原文本中“惠能大师”与“神会”是等同地位对待的。在第45折中,神会排在“十弟子”的最后,或许是因为年资最浅,也可能是作者的关系,但是在此使用了明显的“挪抬”的敬称用法。到了第48折更为明显,书及“神申会”时竟使用了“平抬”(另起一行)的敬称用法,同时耐人寻味的说了一句:“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这是敦博本《坛经》中惠能“唯一”明确的对弟子的称赞,所以令人不禁怀疑敦博本《坛经》的作者,是否与神会本人或神会一系有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个“挪抬”或“平抬”的敬称用法,并未见于斯坦因本与旅博本,因此笔者怀疑敦博本仍然是早于旅博本,但目前亦无证据显示两者先后的关系。’

  第六,旅博本重现于世,开启了敦煌本《坛经》研究的新纪元与新课题。方广锠以为旅博本的再发现为敦煌本《坛经》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旅博本的再发现,除了可以促进我们进一步作好敦煌本《坛经》的录校,加强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进而研究禅宗神会系的思想、流布与活动、惠能的禅法思想与后代禅宗的发展变化、《坛经》的早期形态及流传等问题外,还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2关于此点,笔者完全赞同,除了可以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之外,也因为注入了新颖的素材,就赋予了新的研究方向,后续的发展,值得吾人密切关注。

  五、结论

  经过本文粗浅的讨论,得到以下三项初步的结论:

  第一,旅博本的重现于世,对于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而言,实际上是开启了重新检视《坛经》诸本优劣与文献考察的新页,在原有的敦煌两本全本的研究成果之上,应该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旅博本《坛经》的文献版本、文字校订与相关研究,进而可以深入探讨其禅学思想的精义。

  第二,从今日的数字时代思考敦煌写本的学术规格,可能须要更为精确的规格体例,以为国际学术流通的沟通平台,可以让后代的读者藉由信息的流通,迅速的掌握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相关信息。并且经由科技的辅助与数字化网络的分享与交流,发展出更为有效与更精确的研究方法。

  第三,旅博本的重现于世,研宄的重点应该跳离原有诸本的局限,以此为中心,更加深入与扩大对敦煌禅籍的研宄基础工程,不断发掘其文献与思想的深刻内容,深化与普及历史文化的底蕴,将学术精神贯澈到日常生活之中,真正的体现禅宗或惠能“一切法无住”的禅悟精义,将研究与生活结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与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