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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印度学在牛津大学近代佛教教育中的基础地位

作者:王冀青

  内容提要:英国牛津大学是近代欧洲东方学的重镇,以梵语研究为基本内容的印度学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世纪初国际佛学研究兴起后,牛津大学的印度学和梵语研究很快与佛学文献学相结合,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本文以国际佛学史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为背景,以中国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翻译、在中国寻找梵语原典等重要活动为线索,揭示了19世纪牛津大学印度学学科在佛教研究和佛教教育中的基础地位。本文特别研究了牛津大学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教授培养日本佛教留学僧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和高楠顺次郎的全过程,以此作为牛津大学近代佛教教育的成功典范。

  关键词:佛教,牛津大学,印度学,梵语,缪勒,南条文雄,笠原研寿,高楠顺次郎

  创建于12世纪中期的英国牛津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自古至今,牛津大学以研究型大学著称,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和教育水平堪称一流。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各国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与之相适应的“东方学”体系应运而生,牛津大学也成为欧洲的东方学研究重镇。东方学的两大分支,即以梵学为主的印度学(Indology)和以汉学为主的中国学(Sinology),在19世纪的牛津大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印度学(梵学)和中国学(汉学)的学科交叉领域,分散在国际佛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佛教文献学和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研究为其主要内容。近代牛津大学在这些方面均有建树,可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佛教研究和佛教教育的中心之一。本文试以近代牛津大学梵语研究和教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对印度学在牛津大学近代佛教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加以评述。因笔者学识有限,拙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补正!

  一

  号称欧洲“东方学之父”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于1764—1768年在牛津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习期间,不仅掌握了欧洲各主要语言,而且还学会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东方语言,甚至无师自通,初步学会了汉语。1783年12月,琼斯来到英属印度孟加拉省首府加尔各答,担任东印度公司高等法院的推事法官。1784年1月15日,琼斯和英属印度的一批业余学术爱好者在加尔各答聚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亚洲研究组织“亚细亚学会”(Asiatick Society,后称“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其宗旨是“探究亚洲的历史(包括文明历史和自然历史)、文物、艺术、科学和文学”, [2] 琼斯被推举为首任会长。亚细亚学会的成立,是近代东方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琼斯到达印度之初,便私下跟随一些婆罗门学会了梵语,逐渐发现梵语与欧洲诸语言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细亚学会第3届年会上发表演讲《论印度教徒》,其中宣布:

  梵语,无论它的年代多么古老,都可谓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词汇更丰富,而且比上述两种语言更精美、优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格式上,它与上述两种语言都有着更紧密的亲缘关系。这种密切的程度,绝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它们之间的亲缘关联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仔细研究过所有这三种语言之后,而不相信它们是出自某一共同来源的,虽然这个共同的根源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3]

  这段话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欧洲梵学研究的开始,标志着印欧语系的确定,也标志着比较语言学的诞生。

  但是,关于梵语与佛教的关系,关于佛教的起源和历史,琼斯当时知之甚少。他在同一篇讲演稿中,竟这样描述佛教:

  塞西安人(Scythian)和北极人(Hyperborean)的教义与神话,在这些东方地区的每一个部分,也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们也不会怀疑,沃德(Wod)或奥登(Oden),与佛陀(Buddh)就是一回事。正如北方的历史学家们所承认的那样,他的宗教是被一个外来种族引入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的。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佛陀的礼拜仪式大概也传入了印度。不过,到很晚以后,中国人也接受了佛陀的礼拜仪式,他们将佛陀的名号软化为“佛”(Fo)。 [4]

  由此可见,琼斯对佛教起源于印度、流传至中国等基本脉络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佛教曾以梵语作为宗教语言这一事实。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整个欧洲的东方学界都不具备有关佛教的基本知识。

  琼斯去世后,亚细亚学会的会员们不断将梵语研究和佛教研究推向前进。其中贡献卓著者,当属亨利·托玛斯·考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和霍拉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亚细亚学会第五任会长考尔布鲁克(1806—1814年在任)于1807年在学会学报《亚细亚研究》第9卷上发表《关于耆拉教派的观察结果》一文,认为耆拉教和佛教都源于印度教,第一次推论佛教源于印度。[5] 威尔逊长期担任亚细亚学会干事(1811—1833年),于1819年出版了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梵英词典》, [6] 此后长期是欧洲学者的标准参考书。

  考尔布鲁克关于佛教起源于印度的研究结论传回欧洲后,首先鼓励了欧洲的中国学家们,激发他们从汉文史料中寻找有关印度佛教的记录。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设立欧洲的第一个汉语教授职位,即“汉语和鞑靼语语言文学教授”(Professeur de Langue et Litterature Chinoises et Tartares),任命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为第一任教授。1820年,雷慕沙在巴黎出版《和阗城的历史》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正史资料的辑录单行本,从汉文翻译而成,根据对一种被中国人命名为‘玉石’的矿物的研究以及对古代碧玉的研究而成”。 [7] 该书将1726年(雍正四年)刊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方舆汇编·边裔典”第55卷的内容“于阗部汇考一、汇考二、纪事、杂录”全部翻译成了法文,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各类典籍中关于于阗国佛教的史料。

  鉴于英国人已在英属印度建立亚细亚学会的事实,法国东方学界决定将亚细亚学会模式移植到巴黎,于1822年4月1日在巴黎创建了欧洲境内的第一个亚洲研究机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面对法国人的竞争态势,已于1814年回到英国定居的亚细亚学会驻伦敦代表考尔布鲁克不甘落后,召集英国一批东方学家,于1823年3月15日在伦敦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简称“皇家亚细亚学会”),考尔布鲁克任学会理事长(Director)。

  1823年5月17日,皇家亚细亚学会创始会员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学会上宣读论文《关于中国人的专题研究报告》,随后发表在1824年创刊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1卷第1期的首篇位置上,其中第一次指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情况。 [8] 此后,对佛教东传线路的研究,导致印度学家和中国学家都将目光盯向了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的游记。

  二

  欧洲东方学家最早关注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是东晋沙门释法显(342—423)的《佛国记》(即《法显传》)。从1830年开始,雷慕沙便致力于对《佛国记》的翻译。但雷慕沙的翻译工作尚未完工,便于1832年去世。雷慕沙死后,德国汉学家朱里乌斯·亨利希·冯·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ich von Klaproth,1783—1835)和法国汉学家厄恩斯特-奥古斯丁-沙维尔·克拉克·德·兰德瑞瑟(Ernest-Augustin-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继续翻译,最后由兰德瑞瑟完成。

  时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的兰德瑞瑟于1835年接手《佛国记》翻译工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书中梵语名词的汉字音译。这是汉学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梵学家的帮助。于是,兰德瑞瑟求助于他1821—1924年在法国巴黎皇家文献学院(?cole royale des Chartes)上学时的老同学欧仁·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布尔诺夫入学前就已精通梵语,1824年毕业后,开始在各地教授梵语,渐成名家,于1832年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的院士。布尔诺夫对兰德瑞瑟的帮助,主要是对《佛国记》中有关印度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布尔诺夫参与《佛国记》的法译工作,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即在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研究方面,汉学家和梵学家第一次联手合作,第一次找到了共同的语言。由兰德瑞瑟最终完成的《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以“雷慕沙翻译”的名义在巴黎出版, [9] 这是近代西方汉学家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

  法国汉学家们前仆后继翻译《佛国记》的工作,很快就得到英国梵学家们的重视。1827年,牛津大学接受英属印度军官约瑟夫·伯登(Joseph Doden,?—1811)遗赠的25000英镑,设立该校的第一个梵语教授职位,即“伯登梵语教授”(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1932年,牛津大学举行第一届伯登梵语教授公开竞聘,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干事威尔逊获胜,被任命为第一任伯登梵语教授。威尔逊于1833年就任伯登梵语教授,标志着近代牛津大学梵语教育的正式开始,也标志着牛津大学的佛学研究拉开帷幕。作为英国印度学的头号权威,威尔逊从1836年起兼任东印度公司图书馆馆长,从1837年起兼任皇家亚细亚学会理事长。因为这两个兼职的工作需要,威尔逊平时居住在伦敦,只是每学期在牛津暂居一段时间,以完成伯登梵语教授的授课任务。当威尔逊看到雷慕沙等人的《佛国记》法译本后,意识到该书对于印度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决定立即将其介绍到英国的学术界。

  1838年3月17日和4月7日,威尔逊分两次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上宣读他撰写的一篇长文,题为《雷慕沙先生从汉文翻译的〈佛国记〉或〈法显传〉概述》,随后发表在1839年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5卷第1期上。 [10] 威尔逊在该文中提出一个倡议:

  法显绝不是在基督教纪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访问印度的惟一中国旅行家。在他朝圣之前和之后,都有中国旅行家访问过印度。其中一位是玄奘,他在7世纪上半叶旅行到印度并在印度漫游。兰德瑞瑟先生已经从一部关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总集汇编《边裔典》(Pian-i-tian)中,辑录出并编纂、翻译了玄奘的旅行行程。而玄奘的原著是一部名为《西域记》(Si-iu-ki, or Description des Contrées de 1’Occident)的书,在巴黎是无法获得的。这篇玄奘行程的一些部分,对法显游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说明材料,将在本文中不时地提及。看不到玄奘的原著,这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其中包含了在全印度更为广泛的游历记录,比法显游记还要广泛。但是,根据目前这种形式的玄奘行程,不容易确定有多少来自于玄奘本人的观察结果,又有多少是从其他来源搜集到的资料。本皇家亚细亚学会值得确定一个目标,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从中国搞到这本书的原著,然后致力于对它的翻译。 [11]

  威尔逊这段话预示,随着《佛国记》法译本的问世,英国东方学界已把目光转向唐僧玄奘(600—664)的《大唐西域记》上,而且还要致力于从中国搜集更多有关印度的典籍。

  法显《佛国记》法译本传入英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员威廉·亨利·塞克斯(William Henry Sykes,1790—1872)对之加以研究,于1841年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37页的文章,其标题同样很长,直译为《主要依据公元399年中国佛僧法显在印度的游记以及雷慕沙先生、克拉普洛特先生、布尔诺夫先生和兰德瑞瑟先生的注释而写成的关于伊斯兰教入侵前印度宗教、道德和政治状况的札记》。 [12] 这篇长文使塞克斯成为英国的法显研究专家。1844年,汉学家外交官德庇时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商务正监督、香港总督兼英军总司令。德庇时离英赴港前夕,专程拜访塞克斯,请教在华应从事哪些文化工作。塞克斯建议德庇时设法调查、搜集法显等人从印度带回中国的“巴利语”佛教典籍。

  德庇时到香港后,委托他的秘书、德裔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查尔斯·郭施拉(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具体负责调查工作。郭施拉接受任务后,在广东沿海一带调查汉文佛典状况,编成《用汉文写成的来自巴利语的主要佛教著作目录》。塞克斯收到郭施拉目录后,据此写成一篇题为《关于一份汉文佛教著作目录》的文章,于1846年6月20日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上宣读,后发表于1847年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9卷上。 [13] 塞克斯在文中沮丧地承认:“我怀着这样的憧憬,也感到一部分失望。的确遇到了数目非常多的用巴利语写成的著作,但是它们全部是用汉字写成的。据杰出的中国学家郭施拉先生说,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本书是用古代或近代记录巴利语的文字写成的。” [14] 塞克斯和德庇时联手进行的这次在中国寻觅印度佛经的活动,是近代史上英国人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实地调查文献类文物,主要兴趣点放在法显获自印度的佛教文献上,但没有实质性收获。

  三

  威尔逊担任牛津大学伯登梵语教授期间,极力为牛津大学引进梵语人才,其中包括德裔印度学家弗里德里克·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缪勒于1841—1843年在德国来比锡大学学习梵语,获哲学博士学位。1845年3月,缪勒移居法国巴黎,师从10年前曾参与过《佛国记》法译工作的巴黎大学教授布尔诺夫,继续学习东方语言。在巴黎求学的一年多时间里,缪勒遵照布尔诺夫的建议,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婆罗门教梵语圣典《梨俱吠陀》(Rigveda)上面。1846年6月,缪勒从巴黎移居英国伦敦,1848年5月后定居牛津,在威尔逊指导下研究吠陀梵语。1850年,缪勒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近代欧洲语言学泰勒讲座副教授”(Deputy Taylorian Professor of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并进入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任教。1854年,缪勒升为泰勒讲座正教授,主要教授德语、法语等实用语言,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梵语研究方面。

  缪勒穿梭于法国、英国期间,结识了继雷慕沙之后的第二任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当时儒莲正着手翻译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邀请缪勒帮助解决汉译梵语名词的复原难题。缪勒到牛津大学任教后,不断向儒莲提供帮助。缪勒后来回忆说:“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曾与斯坦尼斯拉斯·儒莲一起工作过,当时他正在编纂那一大堆梵语和汉语名词的各种词汇表。它们构成了他翻译玄奘著述时的译文基础。” [15] 儒莲在翻译《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还从1851年开始,将唐僧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翻译成了法文。

  威尔逊对儒莲的工作一直很关注,对英国汉学再次落后于法国汉学感到不满。他于1852年1月24日在皇家亚细亚学会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关于东方文学培育现状的讲演》,批评了英国汉学教育的落后,赞扬了法国汉学人才的优秀,举的例证便是儒莲:

  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学的关注程度,向来是外国比我们国家要强。尤其是法国,几乎是完全垄断了东方培育的这支学科分支。确实,我国并不是完全没有中国学家,我们也可以夸耀有至少两名中国学家,……但是我们也许会感到遗憾的是,既然他们都已经获得了可以在其盛名之下笼罩他人的特权,他们却似乎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接班人。而在巴黎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对于印度历史感兴趣的人,还是迫不及待地翘首企盼着儒莲先生对于玄奘于6世纪和7世纪在印度旅行的游记。据说,这部译本已经完成,只是等待着一些补充性质的专题论述,譬如关于佛教的年表,以及梵语和汉语名称的对照表索引。在此期间,由儒莲先生翻译的一部关于玄奘的断残传记,也已经由他本人提交给了法兰西研究院,正在单独印刷成书。这部传记的传说性质非常浓烈,也就是说,具有非常强的捏造性质。可以预计,它不会形成任何对玄奘游记可靠性有利的偏见。 [1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儒莲法译本首先于1853年在巴黎出版,书名直译为《玄奘生平事迹及其自629年至645年在印度旅行的历史》。 [17] 威尔逊看到了该书卷六中记录的一段话:“法师于西域所得大乘经,……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认为玄奘带回的梵语原典应该仍保存于中国的一些寺院中,于是决定再发动一场在中国寻找梵语原典的运动。

  1854年初,新任香港总督兼英军总司令、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总监、皇家亚细亚学会中国分会会长约翰·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1792—1872)离英赴华前夕,专程拜访威尔逊,表示愿在中国为皇家亚细亚学会做一些事情,威尔逊遂要求包令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提供的线索,设法调查玄奘从印度带回中国的佛教典籍。包令到达香港后,委托其秘书(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兼皇家亚细亚学会中国分会干事麦华佗(瓦尔特·亨利·麦德赫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1822—1885)办理搜寻佛典事。麦华佗在其父亲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父子同名,1796—1857)及传教士艾约瑟(约瑟夫·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1823—1905)等人的帮助下,于1854年夏季为威尔逊搜集到3批汉文佛教典籍,但并没有找到玄奘带回的梵语原典。威尔逊收到包令寄来的3批汉文佛典后,于1855年4月邀请儒莲来到伦敦,查看所谓的玄奘著作,儒莲当然是败兴而归。威尔逊与包令等人合作在中国进行的寻觅西天梵经的第二次活动,主要目标是玄奘“西天取经”遗物,但仍无实质性结果。

  儒连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两卷法译本于1857—1858年在巴黎出版,书名直译为《西域记:关于西方国家的记录,玄奘于648年从梵语翻译成汉语,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先生从汉语翻译成法语》。 [18]

  四

  1860年5月8日,威尔逊在伦敦去世。他所遗留的牛津大学伯登梵语教授职位,由缪勒和摩尼尔·莫尼尔-威廉姆斯(Monier Monier-Williams,1819—1899,以下简称“威廉姆斯”)两人竞争。威廉姆斯于1837—1844年辗转就读于牛津大学和东印度公司海利伯利学院(Haileybury College),两度在牛津大学上学时,先后就读于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在威尔逊指导下学习梵语。威廉姆斯于1844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被海利伯利学院任命为“梵语、波斯语和兴都斯坦语教授”。海利伯利学院于1858年停办后,威廉姆斯失业。由于威廉姆斯是英国人,又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且系威尔逊的入门弟子,而缪勒则是来自德国的移民,且神学观念宽泛,所以在1860年12月7日的伯登梵语教授竞聘投票中,威廉姆斯战胜了缪勒,于1861年初正式就任第二任伯登梵语教授。

  缪勒竞聘牛津大学伯登梵语教授失败后,不再将研究兴趣局限在梵语方面,而是在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领域里努力发展。1868年,缪勒辞去泰勒讲座教授,就任牛津大学专门为他新设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一直当到去世时。虽然缪勒的职务是比较语言学教授,但其研究主方向是比较宗教学,并在此框架下从事佛教研究。1875年,缪勒不再承担牛津大学比较语言学教授的实际教学工作。此后25年间,他将主要精力都用来主编、出版一套“非基督教”的东方宗教经典英译本丛书,旨在为历史宗教学和比较宗教学奠定一个坚实的资料基础。这套丛书由欧洲各国的东方学家翻译,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总标题为“由不同东方学家翻译、并由弗·马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Translated by Various Oriental Scholars and Edited by F. Max Müller),简称“东方圣典”。

  “东方圣典”丛书的第1卷于1879年出版,直到缪勒去世后的1904年才出齐,一共出版了50卷。除第50卷是全丛书总索引外,第1—49卷为婆罗门教(印度教)、孔教(儒家)、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佛教、耆拉教、道教等7大宗教的经典英译本。49卷经典中,婆罗门教(印度教)经典占21卷,孔教(儒家)经典占4卷,琐罗亚斯德教经典占8卷,伊斯兰教经典占2卷,佛教经典占10卷,耆拉教经典占2卷,道教经典占2卷。其中,佛教的10卷经典内容如下:

  第10卷:《法句经》英译本,1881年出版;

  第11卷:《佛教经典》英译本,1881年出版;

  第13卷:《毗奈耶(律藏)典籍》英译本,第1部分,1881年出版;

  第17卷:《毗奈耶(律藏)典籍》英译本,第2部分,1882年出版;

  第19卷:《佛所行赞经——马鸣菩萨撰〈佛陀传〉》英译本,1883年出版;

  第20卷:《毗奈耶(律藏)典籍》英译本,第3部分,1885年出版;

  第21卷:《妙法莲华经》英译本,1884年出版;

  第35卷:《弥兰王问经》英译本,第1部分,1890年出版;

  第36卷:《弥兰王问经》英译本,第2部分,1894年出版;

  第49卷:《佛教大乘典籍》英译本,第1部分:马鸣的《佛所行赞经》;第2部分:(1)《大无量寿经》、(2)《阿弥陀经》、(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大般若心经》、(5)《小般若心经》;(6)《观无量寿经》;1894年出版。

  这10卷佛教经典的英译本,虽然翻译者来自世界各地,但作为缪勒主编“东方圣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19世纪牛津大学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为西方的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系统刊布牛津大学各图书馆中收藏的从未编纂刊布过的写本珍品。这套大型丛书的总标题为“牛津大学辑佚:主要从包德利图书馆和牛津其他图书馆所藏写本中提取的典籍、文书和摘要”(简称“牛津大学辑佚”丛书)。该丛书包括4辑:第一辑“古典丛书”;第二辑“闪米特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第四辑“中世纪及近代丛书”。 [19] 其中,每一辑丛书包括若干卷,每一卷又包括若干种书。缪勒及其弟子包揽了其中的第三辑“雅利安丛书”,其第1卷的前几部书均为缪勒刊布在日本发现梵语写本之用。

  “牛津大学辑佚”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第1卷的第1部,为缪勒独自编写的《来自日本的佛教典籍》,1881年由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 [20] 。“牛津大学辑佚”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第1卷的第2部,为缪勒及其日本弟子南条文雄(1849—1927)合编的《佛说无量寿经(阿弥陀经)》,1883年由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 [21] 该书的版权页由意思相同的英文、汉字两种文字印成,其中汉字版权页上印道:“明治十六年癸未(1883年)镌。英国牛津大学校博士马格师摩勒、日本真宗大谷派沙门南条文雄校订《佛说无量寿经文(附录:康僧铠魏译偈文、小阿弥陀经梵文)》。英国牛津格老廉敦印书局印行。”“牛津大学辑佚”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第1卷的第3部,为缪勒和南条文雄合编的《古代棕榈叶写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佛顶尊胜陀罗尼〉》,1884年由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 [22] “牛津大学辑佚”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的第1卷诸书,揭示了缪勒于19世纪80年代委托其日本弟子在日本寻觅梵语佛典的经过,这是缪勒对近代牛津大学佛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五

  威尔逊在中国寻找玄奘取经的努力失败后,缪勒仍坚信中国肯定保存有来自印度的梵语写本。因此,他从1855年便开始亲自出马,请人帮助自己在中国寻找梵语佛典。缪勒后来回忆说:

  威尔逊和包令爵士联合努力的失败使人们大失所望。但是梵学家和汉学家都不相信在中国没有印度写本,因为一些欧洲人曾经看到过。……我本人确信印度古写本在中国仍然存在着,所以在过去的25年间(1855—1880年),我利用一切机会,要求去中国的每一位朋友都帮我寻找这些宝物,但是毫无结果。 [23]

  缪勒从中国找不到的东西,后来却出现在了日本。1873年7月,曾帮助威尔逊和包令搜集中国梵语典籍的艾约瑟,在日本横滨从那先·布郎牧师(Rev. Dr. Nathan Brown)那里搞到一本汉文梵语辞典,即日本刊行的《梵汉小语汇》。艾约瑟于1876年前后在英格兰逗留时,将这本辞典借给了缪勒。这本书的年代并不很古,但使缪勒联想到,日本应该保留有从中国传入的梵语或巴利语佛教写本。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恰在此时,从日本赴欧洲留学的佛教僧人,陆续到牛津大学学习梵语,拜缪勒为师,从而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第一个机会。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即位后,于1868年3月在宣布“五条誓文”,开始“明治维新”。其中第5条是“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的进程。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日本国民纷纷走出国门,赴西方留学。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佛教寺院也纷纷派人赴欧美留学,主要目的是学习当时已是欧美显学、又与佛学有密切关联的梵语或印度学。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势力最大,其中以东本愿寺派(1881年6月改称大谷派)和西本愿寺派(后称本愿寺派)为主要宗派。位于京都的本愿寺派本山西本愿寺和东本愿寺派本山东本愿寺,派遣留学生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其中最著名的留学生,是东本愿寺第22世法主大谷光莹(1852—1923)于1872年派出的石川舜台(1842—1931)、于1876年派出的派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1852—1883)。

  1876年8月,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二人赴英国伦敦留学,学习和研究梵语佛典。1879年1月,南条文雄首先赴牛津大学拜缪勒为师。稍后,笠原研寿也投奔到缪勒门下。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一起移居牛津后,跟随缪勒学习梵语和比较宗教学,又跟随缪勒的学生亚瑟·安东尼·麦克唐奈尔(Arthur Anthony Macdonell,1854—1930)学习梵语文典。 [24] 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的到来,对缪勒来说是一个寻访日本藏梵语写经的好机会。缪勒对他的这两个日本弟子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让他们向国内的朋友们打问一下,日本是否保存有梵语写本或印本书籍。

  1879年12月,南条文雄送给缪勒一本书,是东本愿寺学者石川舜台请求缪勒帮助解读的汉、梵双语佛经,经文中有一段很残破的梵语《阿弥陀经》(Sukhavati-vyuha)。缪勒对这一段残经进行研究后,于1880年2月16日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日本发现的梵语典籍》的论文,对该经进行了刊布,并附英译文和注释。当缪勒宣读论文时,日本著名思想家、外交家森有礼(Mori Arinori,1847—1889)也在座,已示对这一发现的重视。缪勒在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呼吁说:

  我希望南条文雄先生和笠原研寿先生能不断地努力学习梵语和巴利语,将来回到日本后能够真正干一番大事业。如果再有年轻的佛僧来我这里的话,只要我的其它工作允许,我将一如既往,乐于教诲他们,帮助他们从事不谋私利的工作。我相信,那被预言家们称为“东方英格兰”的东方岛国蕴藏着无限的前途,纯化和改良他们的宗教,将其带回到其原始的形态,是一项必须在想干其它事情之前先要做的工作。

  做为回报,我希望他们以及他们在日本、朝鲜、中国的朋友们能够尽最大可能地、竭尽全力地发现更多的古代梵文典籍,然后寄给我们。不管怎么说,已经算是有了一个开端了。如果本皇家亚细亚学会的会员中那些有朋友在中国或在日本的人愿意出面帮忙的话,如果今天光临本讲演会的日本国公使森有礼阁下能给予我们强有力的协助的话,那么我想要实现你们前会长的梦想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自从公元初年以后陆续从印度被带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些写本,再回归给我们,这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管这些写本是原件还是抄件(譬如石川舜台先生给我的那件)。

  那些学生们从远东来到泰西,孜孜求学于此地,目的是想能够读懂原始梵语或巴利语圣典。有了这类写本帮助,我们将能更好地向他们讲明佛陀的简明教义与后代发展了的、讹传了的佛教教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佛陀本人从来不知道什么阿弥陀、观世音(Avalokitesvara)或极乐净土(Sukhavati)之类的名字。一个国家的宗教,如果主要信仰阿弥陀以及其子观世音,如果寄希望于在无量寿极乐(Sukhavati)天堂中的不朽生命,那这个国家怎么能够自称为佛国呢? [25]

  从此以后,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一直帮助缪勒搜集日本藏梵语写本。通过南条、笠原的努力,许多深藏于日本佛寺中的梵语写本抄件,陆续落入缪勒手中。它们大都来历清晰,多系古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留学僧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礼物。其中年代最古老者,是收藏于奈良法隆寺的两张棕榈叶梵语写本,内容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尊胜陀罗尼》。这两张被定名为“法隆寺写本”的梵经,原属520年左右从南天竺移居中国的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后藏南岳衡山的一座佛寺中。日本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于609年返回日本时,将这两张写本带回奈良,同年入藏法隆寺。缪勒研究了“法隆寺写本”后,于1883年5月宣布:“‘法隆寺写本’属于世界上最早的梵语写本。法隆寺棕榈叶于公元609年被带到日本来,在此之前一定在中国保存了一段时间。”此后若干年间,直到中国新疆发现了“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等文献为止,“法隆寺写本”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梵语、婆罗谜文写本。

  六

  近代牛津大学佛教教育的主要成就,是为日本培养了3位世界一流的梵语学者和佛教学者,即缪勒门下的“真宗三僧”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和高楠顺次郎(1866—1945)。缪勒培养“真宗三僧”的手段,除给他们讲授梵语和巴利语知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搜寻梵语写本活动、指导他们从事梵语佛典研究等活动之外,还率领他们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1882年5月,南条文雄当选为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员。1883年,南条文雄在牛津大学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书名直译《汉译佛教大藏经目录:中国、日本藏佛教圣典》), [26] 学术界通称“南条目录”。

  笠原研寿留学期间,积劳成疾,罹患肺病,取得的学术成果不如南条文雄,但仍将多种佛典翻译成了英文。1882年9月,笠原研寿独自回国,在日本疗养身体。他在东京浅草大谷教校短暂教授过梵语和英语,但终因病重不治,于1883年7月去世,年仅32岁。缪勒为了纪念笠原研寿,与牛津大学的藏学家海因里希·温泽尔(Heinrich Wenzel)的协助下,将其遗著《法集名数经》英译本收为“牛津大学辑佚”丛书第三辑“雅利安丛书”第1卷的第5部,1885年由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 [27]

  南条文雄在完成《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出版后,也于1884年5月回国。他回到日本后,先任东京大谷教校教授,1885年被东京帝国大学聘为新开设的博言学科(即比较语言学系)梵语学讲师,“为佛教僧人们教授梵语基础原理和古代佛教文献”, [28] 开日本大学里的梵语教学之先河。在南条文雄的学生中,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弟子高楠顺次郎深受其影响。1890年2月,高楠顺次郎带着南条文雄写给缪勒的介绍信,赴英国留学。

  1890年9月,高楠顺次郎入牛津大学,成为继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之后由缪勒指导的第三个日本弟子。高楠顺次郎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选修了博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文学、印度哲学、比较宗教学等课程,并在缪勒私邸学习梵语,也跟随代替伯登梵语教授威廉姆斯上课的伯登梵语副教授麦克唐奈尔学习梵语。1894年8月,高楠顺次郎从牛津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高楠顺次郎转学到德国基尔大学、柏林大学、来比锡大学等名校访学。

  高南顺次郎留学期间影响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将唐僧义净(635—713)著《南海寄归内法传》翻译成英文出版。《南海寄归内法传》与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并列为中国古代西游高僧的三大行记。《大唐西域记》、《佛国记》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后,笠原研寿曾于1880年试图将《南海寄归内法传》翻译成英文,但因病中辍。高楠顺次郎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在缪勒的鼓励下,开始英译该书。他转学德国后,最终完成了英译本。在缪勒的安排下,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高楠顺次郎英译本于1896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公元671—695年在印度和马来群岛流行佛教地区的记录》。 [29] 至此,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的三大行记都有了西文译本。

  缪勒指导南条文雄、笠原研寿、高楠顺次郎这三大日本佛僧弟子学习梵语的事迹,成为国际印度学史、佛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麦克唐奈尔在缪勒的传记中这样总结说:

  尽管马克斯·缪勒讨厌常规的教学工作,但他总是愿意以非正式的方式帮助学习梵语的学生们。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自己许多宝贵的时间,来指导三名日本青年的学习。这三名日本青年都是怀着学习梵语的目的而来到牛津大学求学的,他们在马克斯·缪勒的指导下也都发表了关于古代印度的著作,非常有价值。第一名叫南条文雄,在马克斯·缪勒指导下,于1882年将公元1世纪以后被翻译成汉文的数以百计的梵语佛经的汉文目录都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名叫笠原研寿,编了一个梵语佛教术语表,也被马克斯·缪勒编入“牛津辑佚”丛书中。第三名叫高楠顺次郎,他在马克斯·缪勒的鼓动下,于1896年将西行求法高僧义净的游记从汉文翻译成了英文,义净于671年至690年间访问了印度。 [30]

  高楠顺次郎于1897年1月学成回国后,先任东京帝国大学梵语讲师,1899年升任教授(一直担任到1927年退休时为止),从1900年起兼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他与南条文雄等合编的《大日本佛教全书》,与渡边海旭合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都是近代佛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31]

  缪勒于1900年10月28日在牛津去世,终年78岁。缪勒去世后,牛津大学为了表彰他对学术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专门开设了一个由大学主管的“马克斯·缪勒纪念基金会”(The Max Müller Memorial Fund),旨在“促进与古代印度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和宗教学有关的一切学术和研究工作”。经过高楠顺次郎等人的努力,东京帝国大学于1901年7月获得了缪勒写本收藏品中的一部分,作为缪勒为日本培养3位梵语佛教学者的纪念物,包括82件梵语写本。缪勒的去世,也标志着19世纪印度学主导牛津大学佛教教育阶段的终结。

  [1]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12&ZD140)的子课题成果。

  [2] Sir William Jones, ‘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Vol. 1, 1788, p. 2.

  [3] Sir William Jones, ‘On Hindus’,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Vol. 1, 1788, p. 127.

  [4] Sir William Jones, ‘On Hindus’,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Vol. 1, 1788, p. 129.

  [5] Henry Thomas Colebrooke, ‘Observations on the Sect of Jains’, 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Vol. 9, 1807, pp. 287-322.

  [6] Horace Hayman Wilson,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1819.

  [7] M. Abel Rémusat,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tirée des annales de la Chine et traduite du chinois; suivie de recherches sur la substance minérale appelée par les Chinois Pierre de Iu, et sur le Jaspe des anciens, Paris?: Imprimerie de Doublet, 1820.

  [8] John Francis Davis, ‘Memoir concerning the Chines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 No. 1, 1824, pp. 1-18.

  [9] J. P. A. Rémusat, Foe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 execute, a la fin du IVe siecle, par Chy Fa Hian, traduit du chinois et commente par A. Rémusat, Paris, 1836.

  [10] H. H. Wilson, ‘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 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 Rémusa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No.1, 1839, pp. 108-140.

  [11] H. H. Wilson, ‘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 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 Rémusa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 No.1, 1839, p. 109.

  [12] Lieut.-Colonel W. H. Sykes, ‘Notes on the Religious, Morale, 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 chiefly founded on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Fa Hian in India, A. D. 399, and on the Commentaries of Messrs. Remusat, Klaproth, Burnouf and Landres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 No. 2, 1841, pp. 248-484.

  [13] Colonel Sykes, ‘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Buddhistical Work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1847, pp. 199-213.

  [14] Colonel Sykes, ‘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Buddhistical Work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9, 1847, pp. 199-201.

  [15] F. Max Muller, ‘On Sanskrit Texts Discovered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2, April, 1880, pp. 153-154.

  [16] H. H. Wilson, ‘Lecture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ultiva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3, 1852, p. 213.

  [17] Stanislas Julien,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Paris, 1853.

  [18] Stanislas Julien, Si-yu-ki: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a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Tome I, 1857; Tome II, 1858.

  [19] Anecdota Oxoniensia: Texts, Documents and Extracts Chiefly from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and Other Oxford Libraries, I: ‘The Classical Series’; II: ‘The Semitic Series’; III: ‘The Aryan Series’; IV: ‘The Mediaeval and Modern Seri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20] F. Max Muller (Ed.), Buddhist Texts from Japan, Anecdota Oxoniensia, III: ‘The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1.

  [21] F. Max Muller and Bunyiu Nanjio (Ed.), Sukhavati-Vyuha, Description of Sukhavati, the Land of Bliss, Anecdota Oxoniensia, III: ‘The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3.

  [22] F. Max Muller and Bunyiu Nanjio (Ed.), The Ancient Palm-Leaves Containing the Pragna-Paramita-Hridaya-sutra and the Ushnisha-vigaya-Dharani, Anecdota Oxoniensia, III: ‘The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I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4.

  [23] F. Max Muller, ‘On Sanskrit Texts Discovered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2, April, 1880, pp. 157-160.

  [24] 浅野三智「明治时代の印度学」,『龙谷大学论丛』第293号:『明治佛教研究』,1930年8月,第266—267页。

  [25] F. Max Muller, ‘On Sanskrit Texts Discovered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2, April, 1880, pp. 175-176.

  [26] Bunyiu Nanjio,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m in China and Japa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3.

  [27] Kenjiu Kasawara, The Dharma-Samgraha: 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Buddhist Technical Terms, Edited by F. Max Müller and H. Wenzel, Anecdota Oxoniensia, III: ‘The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V,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5.

  [28] ‘Notes of the Quarter (June, July, August, 188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18, No. 4, October 1886, p. 564.

  [29] I-Ching,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A. D. 671-695), translated by J. Takakusu,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6.

  [30] A. A. Macdonell, ‘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1922, Vol. XXII: Supplement, p. 1026.

  [31] 王冀青《高楠顺次郎与敦煌佛典——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高楠顺次郎往来通信研究》,《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0—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