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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弥陀寺文史遗存

作者:不详

  杭州弥陀寺在弥陀寺路53号,省府办公大楼西侧,弥陀山之阴,为宝石诸山余脉,旧称小霍山、棋盘山等。民国时,弥陀寺名列杭州四大寺院之一,史册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原弥陀寺的大殿等建筑尚存,摩崖石刻保存完好。寺内建筑自清代至民国陆续建成,多为砖木结构,既有中式传统寺庙风格的大殿、僧房等,也有一部分清水砖墙中西合壁风格的藏经楼等。只是岁月流逝,整体风貌已严重受损,但仍存大殿、僧舍、藏经楼等主体建筑,原占地面积972平方米,老建筑结构较好,雕饰精美,尤其是大殿尽头山崖岩壁的摩崖石刻更是难能可贵,大段经文凿刻崖壁,阴刻之深,文字完全抠进岩体(石刻本应在庙殿内的墙上)。近年来,经过整治,修葺之后,弥陀寺文化公园有望近期迎客。新弥陀寺公园西起弥陀寺路,东至弥陀山,北至体育场路,南至省府加油站,占地面11,370平方米。

  弥陀寺旧址现存最珍贵的文物,莫过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弥陀寺石刻,还有市级历保建筑群。寺内的石刻《阿弥陀寺经》,为清光绪四年的文物(1878),摩崖石刻字数寸,铁画银钩,遒劲圆润,深及八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弥陀寺不作为宗教场所使用,由于功能的改变导致原有建筑和环境遭到破坏,尽管整体风貌已严重受损,但仍保存着寺院的中式寺庙风格的大殿、僧房、砖墙中西合壁风格的藏经楼等。

  弥陀寺摩崖石刻《阿弥陀经》是全国少见的摩崖石经,不仅是佛教瑰宝,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重要文化遗产。随着弥陀寺文化公园的开放,摩崖石经恢宏的规模以及庄重的气势,一定会发挥其特有的文化艺术魅力和劝化世道人心的价值而存在在又一代世人心中。

  01/史册上的弥陀寺

  弥陀寺建于清末至民国时,关于弥陀寺的记载,民国十二年(1923)出版的《名胜西湖》一书这样记载:“弥陀山,在昭庆寺之后,高不过十丈,山上有高阁,西一小河环之,南通西湖,北通松木场。弥陀寺在山麓,面对松木场。山门内有小池,上架石桥,通外湖,寺旁多林木。”

  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的《游杭快览》也有:“弥陀山在昭庆寺后,宝石诸山之支麓也。自葛岭伏人地脉,至桃花港突兀而起。山北,有弥陀寺。光绪初,有外来僧某,于山之阴,以《弥陀经》宇摩崖,寻倚壁建弥陀寺。门临溪水,绿树成荫,从石桥一折而人,颇称幽寂。新版《西湖志》载:“弥陀山为宝石诸山余脉,至桃花港突兀而起,敞敞若棋盘。清光绪年间,有外来僧在山之阴,以弥陀经宇摩崖,并倚壁建弥陀寺。今弥陀经摩崖尚存,寺院已改为民居。”

  02/弥陀寺与“钱塘门外香篮儿”

  旧时,弥陀寺处于钱塘门外的松木场,傍靠运河,香客可乘船直达寺院山门前。历代以来,各地的商旅、香客大多沿运河坐船到杭,因为弥陀寺靠近运河,人们可以在寺前的埠头上岸。换句话说,如果香客到杭州进香,第一站就是弥陀寺。

  杭州自古有“钱塘门外香篮儿”之说,从钱塘门直至古运河一带,香火繁盛,而弥陀寺则首当其冲。弥陀寺附近的松木场曾是一片水荡,由苏、锡、常、嘉、湖等地经运河而来的香船,大多聚集泊停在松木场。由此,松木场一带的河上连绵铺排,樯帆如林,烟火氛缭绕。据金祝社区的老居民说,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松木场周围地方仍是一个大水荡,中间还有小岛,周边有小河、河汊与运河等水系连通,因而,沿运河来的船只就停在河道塘荡里,成片的木船,蔚为一方大观。因而,松木场又有了“香荡”之称。

  弥陀寺刚好处在松木场与西湖之间,昭庆寺前面就是西湖了,可以说水路纵横,连接运河、西湖。历代以来,香客、游客、商贾络绎不绝,人们在弥陀寺附近上岸,蜂拥而来的香客造成了弥陀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旺盛的香火。香客登岸后,马上能感受到“佛国天竺”氛围,也成就了弥陀寺附近著名“昭庆香市”。杭州各行各业都盼着每年一季的香市,有“做一季吃四时”之说。

  清至民国时,杭俗正月初八有“烧外八香”风气。春节过后,各地乡民穿着靛蓝土布衣裳,包着头中,背着黄香袋,带着粽子等干粮,一村村、一乡乡,数十人上百人不等结队而行,民俗有“烧了三年杭州香,来世投个好爷娘”的说法。香汛一到,路人如潮,香市摩肩接踵,小吃店里吆三喝四香气四溢,拉洋片、卖膏药、玩猴戏等热闹非凡。夜市灯火通明,通宵达旦……。据老居民说,弥陀寺前的那条小路,旧时就称为香市街。可以说,清末僧人正是看中繁茂的香火,才在此建造寺院与摩崖石刻。

  03/崖壁《阿弥陀经》缘由

  弥陀寺最著名的是《阿弥陀剗摩崖石刻,高五米,长二十四米,每行二十个字,共—千九百六十六字。原摩崖石刻上青苔滋生,部分字迹已难以辨别。近年在整治过程中,请专业师傅进行了清理。

  清光绪三年(1877),般若庵高僧妙然法师云游到杭,在松木场见到小霍山(弥陀山旧称小霍山)石岩高峻,山体玲珑,石性坚致,给妙然法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妙然原打算刻写《阿弥陀经》石本,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改在小霍山的岩体上摩崖石刻,地点就在钱唐门外的棋盘山。

  印光大师在《杭州石径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亦记载:清同治间,妙然法师专修净业,以《弥陀》一经,普被三根。实《华严》归宗之要义,亦末法最胜之慈航。拟欲镌诸山石,以垂永久。妙然法师悲愿宏广,在佛教界人士鼎力支持下,遂选址棋盘山摩崖石刻。对此,玉峰法师在《改定僧玉峰摩崖圆满白众偈》记载:光绪三年(1877)秋,般若庵妙然法师,拟刻《阿弥陀经》石本,商之众善信,皆曰不如摩崖。遂于是冬卜地杭州钱唐门外棋盘山,发心创募。妙然法师因在冬春间,募缘开山,奔走于风雪之中,感病垂危久矣。自知不起,惟竭力念佛,祝愿此事之必成,适于三月初六本经写成日。光绪四年(1878)三月,妙然法师安详西归。

  04/(刻写者)沈善登及书写

  妙然法师请了桐乡沈善登书写棋盘山《p叮弥陀经》,沈善登为何许人也?沈善登(1830—1902),宇谷成,法号觉尘,桐乡人。同治间进士,庶吉士,尊孔敬佛,专研《周易》,尤精净上,弥陀未尝有舍,为晚清著名佛教居士,与胡雅澄等创念佛会,精修五十三日夜,其讲说答问,集为《报恩论》一书。此论义理丰富,不乏新见,可谓是清代居士净土著述的上乘之作。沈善登居上遂栖邓尉山,先请四位道友,昼夜念佛,以为加持。为书写《阿弥陀经》,慎之又慎,先斋沐敬书,然后,凡书一字,必先礼佛三拜,持佛号一百八声,结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跪而书之,字大几寸,铁画银钩,遒劲圆融,诚为稀有。在书写经文时,息心念佛,不提余事,如此五十三日,一千九百佘字方始完成(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初六日)。其中,《阿弥陀经》为二十一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为二十一日,剩余时间则略述净土大旨为《报恩论》,至四月初八日解坛。

  他先刻罗什译本《阿弥陀经》全本,末刻“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愿大力接引导师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大势至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摩诃萨。”落款“圣清光绪四年岁次戊寅春二月乙末望翰林院庶吉士桐乡沈善登敬书”。

  两端之石柱上刻有楹联一副,上联为“书空作宇具亿万大藏全文,何似明明白白镌刻石经,书过去未来当有无量无边发心口口”;下联为“口口安禅参不二法门妙谛,只消坦坦平平归依净土,但持石记数即是至圆至顿应念往生”。上联右上镌刻书写时间“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孟秋之月”;下联左下方镌刻书写者籍贯名讳“海盐朱福诜口撰,吴县孙熹敬书”。石经壁上并设有二个佛龛,可惜今已不存。

  书写《阿弥陀经》过程,记载颇多,沈善登、玉峰、印光等均有记述。沈善登作《写经记》:圣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般若庵僧妙然,募刻此经。越明年(1878)戊寅二月佛涅槃日,善登结坛吴县圣恩寺。对佛长跽,顶礼书写,笔墨到处,以秽迹金刚呪摄持之:并仿造像法式,字字安(屹里伊斯四合音)字种,阅三七日写成复写《楞严大势至圆通章》,表法门所自始,留本寺,别勒石。海盐胡雅澄、张敬、张德培、海宁朱谦,同会念佛,轮转五十三昼夜不绝声。住持僧中安,随喜助念,至四月佛降生日,一切圆满。其檀施为钱唐许息庵樾身,并与中安,及余姚钱步高为外护。坛内给事,则甘泉强庆恩,临朐谭心成。

  印光法师在《杭州石径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合并浚放生池疏》云:(沈善登)居士遂栖邓尉山,先请四位发菩提心道友,昼夜念佛,以为加持。自己放下万缘,斋沐敬书。凡书一字,必先礼佛三拜,持佛号一百八声,结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跪而书之。写经之外,息心念佛,不提余事。……如此五十三日,千八百余字方始完成。字大几寸,铁画银钩,遒劲圆融,灭为希有。

  综上所述,沈善登结坛写经共五十三日,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初六日写《阿弥陀经》,共为二十一日;写《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为二十一日,剩余时间则略述净土大旨为《报恩论》,至四月初八日解坛。

  05/弥陀寺与“净土道场”

  妙然法师为募缘开山,奔走于风雪之中,终因不堪劳累,垂病已久,自知不起,只好竭力念佛,祝愿尽早促进此事。1878年3月妙然辞世,事多掣肘,石刻亦陷入停顿,沈善登也收回写本。次年(光绪五年1879),古昆法师接手此事。古昆受到妙然宏愿的悲感,化了三年时间,最终完成。

  古昆法师何许人也?古昆法师为清末一代高僧,江西上饶人,字玉峰,号恋西。十余岁时出家于普宁寺,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光绪五年,成方法师力促玉峰承接勘造工程,玉峰受到妙然的宏愿的悲感,决意继承了勘造之火任。不过,初时古昆法师正在患病,不敢应命。护国寺方成法师得知这个消息,渡江过来,力劝古昆法师承接勘造小霍山崖壁有的《阿弥陀经》与山麓寺院建造,他说到“邪魔偏(遍)地,法运大衰,世相亦坏”“发此大心,成此功德,或可渐渐挽救之”,“今若半途而废,岂不或痛!”一番劝导,古昆终于受到妙然法师宏愿的悲感,应承了下来。

  在《改定僧玉峰摩崖圆满白众偈》记载:“诸居士因余曾于创议时,力赞其成,遂寄书劝请,尔寸余正患病,掩关舜江旌教寺,念佛待死。又自问抄化等事,生平未谙,不敢应命。次年(1879)七月,护国寺成方师兄渡江来,备述崖工情形。当方成法师得知沈居士已收回钩本。余若坚不肯出,则宁可缓办,决不轻付他手。余前读渚居士坛中发愿文,不胜悲感,以为观当邪魔偏地,不但法运大衰,而世相亦坏。聿赖诸居士发此大心,成此胜功德,或尚可渐渐挽救之。今若半途而废,岂不可痛。因度祷佛前,拈阇求示可去承办与否,三拈皆可,遂决意破关至护国寺。”于是,玉峰(古昆)几经周折,从沈善登处取回钩本,“敬然臂香四十八炷,供养阿弥陀佛,发心募刻,祈早圆满。”并撰《募刻偈》:

  “一时乐助者,三千五百余人,共收鹰洋三千八百三十圆。别具名册。”

  坛施既集,遂一面开工凿坡,一面启建四十九日念佛道场。至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良辰,圆满发愿,为助缘诸善信回向西方,庄严净土。幸蒙佛佑,于今光绪七年(1881)四月,一切工程,次第告成。

  凡崖壁经字各工匠,始终皆斋素从事,于

  (光绪)七年三月先成。摩崖石刻于光绪七年三月完成,其余的弥陀院等工程造皆于四月次第完成。玉峰说:佘当尔时,回想渡江接手以来,共阅二十一月,无日不早出暮归。经历许多曲折,自魄毫无道力,不耐动缘,以致万念起灭,大为苦累。若再违誓不住院之本愿,管此道场,必造生死业,实大可怕。摩崖石刻竣工后,玉峰急欲辞归,但成方又苦心挽留,劝说他留下住持寺院。弥陀寺遂在玉峰的住持下,成为当世著名的净土道场。玉峰法师创建寺院后,将此地作为净土道场,弘扬净土,其誓愿宏深,取名弥陀寺。

  《阿弥陀经》摩崖石刻完成后,远近施主尽皆欢喜赞叹,争相布施,香火旺盛。由此,佛殿、僧舍一一逐年添置起来。

  印光法师虽对玉峰弘阐的净土法门并不苟同,但对其勘造《阿弥陀经》摩崖石刻,弘扬净十之举则予以赞扬。在《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写道:光绪年间,玉峰法师创建弥陀寺,为净土道场。凿山镌经,弘扬净土。虽其道德不敢与永明诸祖相比,而其誓愿宏深,语言痛切,不愧为净土向导。法门经论继往开来,厥功实非浅鲜。《改定僧玉峰摩崖圆满白众偈》也有:次年(1878)二月佛涅槃日,沈觉尘居士与张常惺等四居士,结坛苏州邓尉圣恩寺念佛。许灵虚居士助缘外护,沈居士长跪写经,口不绝念,字字顶礼,阅三七日写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并著《报恩论》二万余言,至四月佛降生日,一切圆满,先后五十三昼夜中,佛声浩浩,无一息之停。而一坛主伴,只有五人,轮转精进,无病无恼,实为世间甚难希有之事。(妙然)适于三月初六本经写成日,安详西归。石刻的纪年为“光绪四年二月”(1878)。石经刻成后,改称石径山。弥陀寺建成,山以寺名,遂名“弥陀山”。

  最初结社之时,高僧钜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人莲社而念佛名。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

  1892年,佛学家高鹤年居士在《名山游访记》中写道:“初十日,二十里经龙居坞,有茅篷,尼僧居。老东岳,香客颇多。三里秦亭山。五里松木场,弥陀寺,内有崖壁,石刻大字弥陀经全部,沈善登书。”从高鹤年的记载中,多少可以窥探到,弥陀寺已成为一方的大寺院,山崖的弥陀经引起各方的关注。当然,文人对弥陀山感兴趣,还因为站在弥陀山巅为眺望钱塘门和武林门的佳处,时人有诗,曰:“弥陀山上小勾留,钱塘灯火夕阳中。”

  06/民国时期的弥陀寺

  民国十年(1921),老百姓的眼界扩大了,凡有志于学圣贤者,无不研究佛学。此时,人们公推智慧法师主持弥陀寺,以期能提倡净土宗,普利一切。智慧法师到弥陀寺后,以已立立人,自利自他为心,仰效前修,特开莲社。每月六斋日举行一次。有信心者,同来念佛。念毕少顷,请智慧法师升座讲演净土法门中切要理事,俾诸人克治习气,增长信心,诚盛举也。自此,殿宇悉皆焕然,寺众各事真修,重启辉煌,信徒闻讯前来,络绎不绝,交相叹誉。

  只是智慧法师离去后,弥陀寺开始走下坡路。寺院已稍形荒凉,大不如前了。印光法师欲重起弥陀寺净土道场的昔日辉煌,在《杭州弥陀寺净土道场重订修持规划募集资粮缘起》中,写道,有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欲兴净土法门,须具内外二护。内护者,真善知识,提倡开导,领众行道之谓。外护者,正信居士,防御外侮,供给资粮之谓。二者皆具,则法道自可大兴,人民悉皆被化。况亲人道场之大众,焉有不得真实利益者哉。

  杭州松木场弥陀寺乃妙然,玉峰二法师所建之净土道场,于今已五十佘年。近十佘年,稍形荒凉。自民国十年智慧法师住持以来,殿宇悉皆焕然,寺众各事真修。远近来者,交相叹誉。今杭城虽寺院林立,然而真修净业者,已寥若晨星。若不认真提倡,则净土一法,或几乎息,其何能生得三昧,广利人天,没登上品,顿证无生乎哉。智师叹曰,修净上法门者,必须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又须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能如是者,现生必能亲得三昧,没后必能直登上品。自利利他,二皆具足。佘初住此寺,即欲仿东林梵天之遗规,但以资粮无出,未敢举行。今居士等既发此心,愿为倡导,俾所愿圆成,则为大幸。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弥陀寺寺已日近荒疏,成为几家学校的校舍。据载,抗战胜利后(1947),浙江第一师范“明远学社”成员丰子恺、潘天寿等人,在弥陀寺旧址创办了一所学校,称为“明远中学”。初办寸,共有学生40多名,教工14名,校舍借用杭州松木场的弥陀寺。1949年8月,斐章女中并人私立明远中学,其时学生增至70余名,校内设初中三个班。同年九月,学校由弥陀寺校区迁至杭州西湖卧龙桥边的郭庄。

  1949年初,杭州私立中山初级中学(杭州第十二中学前身)也曾搬到昭庆寺后面的弥陀山。学校搬走以后,弥陀寺建筑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民宅。

  07/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弥陀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弥陀寺建筑仍在,有四组(大殿、天王殿、藏经阁、厢房等),不过,寺院前的放生池已填掉。据弥陀寺附近的居民说,五十年代时,弥陀寺失过一次火,大火惊动了在附近省政府大楼里办公的省长周建人。周省长亲自到弥陀寺现场勘察,并指导救灾工作。

  1966年文革时,弥陀寺的最后一批佛像被烧掉。红卫兵与造反派把寺院里的佛像全部抬到寺庙前的空地上,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堆成几座小山,周围用毛竹围成篱笆,然后,放火焚烧。目击者说,烧了一天一夜火焰才息熄灭。

  08/寺院改为校舍(技术学校、向阳中学)

  文革后期,弥陀寺里空荡荡的,大殿成为杭州弹簧厂的一个车间。弥陀寺建筑由西湖区房管站租给杭州机械局技工学校(1967—1969),以及后来的向阳中学校办工厂。据《杭州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史》记载,该校的前身之一是杭州机械技术学校,这所学校是从二十世纪1963年创办的杭州市机械技工学校演变过来。当时(1964年),全市工业生产扭转了前一段时期连续下降的均势,开始逐步回升,各企业迫切需要技术力量,纷纷要求办学。

  杭州市重工业局决定在杭州缝纫机厂等七家机械类工厂开办一家半工半读技校,培养人才。只是生不逢时,只开办了二年左右,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离校后(1967年),学校迁到松木场附近的弥陀寺。

  1969年,杭州机械技术学校撤消,改为向阳中学。学校的基础课老师转为向阳中学教师,其他的专业老师仍回原厂工作。向阳中学搬走后,寺院内的校舍成了向阳中学的校办工厂(杭州向阳品体管厂)。

  09/八十年代后的弥陀寺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校办工厂搬走,房管局将一部分房合转租给外来民工,民工在此搞“多种经营”,制作春饼等拿到菜场出售。弥陀寺路部分路段成为菜场,至于说寺院摩崖石刻前的那块地方,像个垃圾场,到处散布着酒瓶、破桌、烂椅,随处可见,臭气熏天,路人掩鼻而过。石刻上也长满了青苔。

  2000年7月,弥陀山石刻被列为市第三批市级文保单位。在寺庙里立了文物保护碑后,情况有了好转。不过,天王殿、藏经阁、厢房等被隔成间间住房,分配给居民住。寺屋住客最多时,有四百多家。

  2005年7月,弥陀山建筑群被列为杭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2011年开始,清退了屋内的民工,大殿腾空后做了绿化处理。

  2015年9月,弥陀山寺公园建设项目启动。

  2016年4月底,公园基本完工。

  摘自:《杭州佛教》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