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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的心论

作者:方立天

  心论在佛教学说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以禅宗为中心来论述中国佛学的心论,揭示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并兼及与绘画艺术创作的关联。

  心论是中国佛学的思想内核

  佛教所讲的心,大致有这样一些意义和指谓:

  (一)“肉团心”,即物质的心,心脏。

  (二)“缘虑心”,是相对于物质(色)和肉体(身)而言的、具有思考作用的心,主要是指精神活动中的意识内容。

  (三)“如来藏心”,指真实本性的心。一些教派认为,众生就具有这种能开显自己佛身的自性真实心。

  (四)核心、中心。佛教重要典籍《般若心经》所标示的“心”,就是取般若皆空的心髓经要之意。

  以上(一)、(四)两项不具哲学意义,(二)、(三)两项则有哲学意义。又,上述(一)、(二)两项的区别是相对的,佛教通常视心为心理和生理两种成分组成的复合体,是意识及其“根”(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心脑细胞)的合成体。佛教认为人体的心是动态的连续体,并非永恒的实体,从而也就破除了神我观念。然而它又强调心的功能和作用可以扩展到无尽的方面,且能延展到人的寿命终了之后,这又使心带有实体性的意义。佛教还认为,心有认识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是人性的真正承担者,由此又可以说,心就是心性,心论也就是心性论。佛教通常就是从心性合一的意义上论心的。我们的文章也是从心和心性同一的意义上来论述的。

  心论是中国佛学的思想内核,这可从以下几组思想关系来加以说明:首先,我们探讨心论与成佛理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佛教是探讨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的学说,也就是探讨人的本来状态和应有状态的学说,即是探讨人存在的根本原理。这种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论说,即心性论。佛教最关切的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以及解脱痛苦的途径,而对这问题的探讨又始终是与主体的精神世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心”作为众生主体性的标志,是成就佛果的关键。众生要成就理想人格,关键是要心灵世界获得解脱,实现自我内在的超越。其次,试析心论与佛教其他理论的关系。佛教理论涉及伦理学、价值论、宇宙论、证悟论等广泛领域,这些理论都与心论直接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以心论为轴心展开的。比如,以去恶从善为准则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的。佛教的苦、空价值论,是就人心的感受、领悟而言的。佛教唯心宇宙论主张“心生万法”、“万法为识”,“万法”即万有、万物,强调宇宙万物是不离心而存在的。至于证悟论实是心灵的转换、提升。可见,心论是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点。再者,本文剖析心论与儒、道学说的关系。佛教思想主要是倡导内在超越的一种宗教文化,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它与同样高扬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的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在文化旨趣上有着共同之处。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离不开心性修养,佛教与儒、道两家都具有鲜明的心性旨趣。儒、道、佛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趋于“三教合一”,即是在心性理论上的合一。从佛教与儒、道学说关系的角度,也可看出心论是中国佛学的思想重心。

  中国佛教有若干宗派,其中最富中国思想色彩的是天台、华严、净土和禅诸宗,在这些宗派中又以禅宗最为典型。禅宗是在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框架下,结合印度佛教般若空论和直接体悟等思想而形成的,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唐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和巨大。再就佛教与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关系来说,禅宗的影响也是最直接、最显著的,是其他宗派所难以比拟的。鉴于此,本文即以禅宗为中心来论述佛教的心论。

  禅宗心论的t-本内涵

  禅宗因重视参禅,故名。禅宗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又称佛心宗。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拈花,其弟子迦叶微笑,彼此心心相印,以心传心,是为嗣法方式。禅宗的特征通常被概括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心论的内涵十分丰富,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介绍一些重要观点。

  “即心无心”说。禅宗始祖菩提达摩(?一536或528)提出“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的命题,认为佛道的要义是“即心无心”,也就是对外物不起分别之心。与此相应,达摩在禅修方面特别重视“安心”。所谓安心,就是将心安住一处,使之达到安定寂静的境界。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慧可初次见到达摩,就向达摩诉说自己内心纷乱如麻,很不安宁,乞求帮助安心。达摩立即回答说,你把不安的心拿来,我来使你安心。慧可说,不安的心找不到啊!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心了。这个故事是说,不要把心加以区别,不要以为有与心相对立的不安的心,只要破除了心的分别相,也就是无心了。

  “性净自悟”说。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638—713)是一位文化不高的禅师,他发挥了《金刚经》的无相、无住思想,主张摆脱烦琐名相的思想束缚,提倡单刀直人的顿悟。他针对外在于个体之外的成佛轨迹,把成佛转换为个体自身本性的觉悟。在《坛经》中,慧能对众生的自性的性质与功能作了全面的界定,认为自性的性质是清净性、真如性(真实如此的本性)、智能性、空寂性(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形无相的本性)和含藏性(包含万事万物的心识实体);自性的功能则有包含万法,观照万法,思量白化(思念度量的意识活动是自性的变化),生三身佛(自性中生出法身、化身、报身三身佛)。可见,慧能是把理想人格和人类本性、应该和当然、未来和现实统一了起来,把自性看作是人心内在的完美的心性主体。由此,慧能进一步强调成佛是众生自性的自我显现,也就是主体的自觉自悟,而不是外力的推动和拯救。

  “众生心即是佛心”说。慧能的大弟子神会(?—760)被视为荷泽宗的宗祖。神会阐扬了“众生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众生心”的说法,认为众生心中本来就具有清净真如心,与佛心相应,所以,众生心即是佛心。然而,众生心即是佛心是就其本质而言的,“若约不了人论,有众生有佛;若其了者,众生心与佛心,元不别毋生”。众生对本心有一个是否了悟的问题,不了悟就有众生心与佛心的分别;若了悟,则无分别。据此神会认为,众生要了悟,就要直指佛心,见性以成佛。

  “无心合道”说。早于慧能的法融(594—657)禅师就提倡“无心”合“道”,主张主体无心而悟达宇宙的虚空、本无。慧能后的石头宗一系也大力阐扬“无心合道”的思想。“道”,禅宗是指禅道、佛道,是禅修的终极境界,也是宇宙万物本质的总概括。希迁(700—790)提倡“触目会道”,即通过直感与道合一。此后良价(807—869)更作《无心合道颂》,文云:“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道”,此指宇宙万物的体性。这是以道与人相对,讲合道与合人的不同特点。“道无心合人”是说,道体以其无所不在的特性(全体性、整体性)自然而然地合人,即遍布于人的全身心。“人无心合道”的无心,是针对人有心(分别心)而特意强调的修持要求。无心是无心于物,不追求物,不执著物。认为人只有无心于物才能契合道,即只有超脱物的束缚才能体认道体。人体认道,人与道契合,也就是人合道。但道合人,不等于人合道。这里的关键在于人老道不老。老指的是人身相续变异,而道则是永恒的、不老的。生命短暂的人,契合永恒的道,人归属于道;永恒的道遍于短暂的人生之中,但永恒不同于短暂,道不同于人。石头宗人提倡“无心合道”,就是主张心无所寄,以求解脱,这是空寂思想的体现。

  “平常心是道”说。禅宗洪州宗是慧能以下又一大系,此宗继续探寻众生成佛的源头和根据,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命题。马祖道一(?09一?88)说:“道不用修,只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法界”,此指佛法的境界。所谓“平常心”是指众生先天具有的、不有意造作、不作分别的本心,是不偏颇任何一方的整体心,也就是众生日常现实的心。平常心具有先天性、整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平常心见于日常的行住坐卧等起居动作。“平常心是道”,是说平常心就是佛的境界。洪州宗特别强调心的活动即是佛性的作用。道一说:“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即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强调一切事象都是自家心的妙用,并不是离开心的真实(真如)而另有事象,事象即是心真如,一切事象都是佛法的显现,一切事象都出于真如,众生的行住坐卧都是心真如的不可思议的妙用。洪州宗人还作颂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该颂生动地描写了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真谛。

  继承洪州宗思想的希运(约8、9世纪间)和临济宗人,进一步发展了“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提出了作“自在人”和“无事是贵人”的命题。希运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乡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吃饭未咬米,行走未踏地,无任何分别相,不为外境所惑,才是自由自在的人。临济宗创始人义玄(?一867)说:“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认为无事、不造作的平常心是人的真正本质,无事就是贵人,就是佛。

  禅宗心论的精神实质

  从上述禅宗心论的基本内涵来看,禅宗是把众生的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认为人生的苦乐、得失、真妄、迷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完全决定于自心。自心也是禅修的枢纽,提出直指人心,发明本心,发现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就佛果。禅宗还把禅修目的、追求境界、成就佛果落实在自心上,强调佛从心生,自身创造(成就)佛,自心就是佛。

  那么,禅宗心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人的内在超越。

  禅宗认为众生的心及其本性是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是内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又非通过超越经验、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同时也是各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命的主体、成佛的根据。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体现,人转化为佛是自性的发现,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显现。人的自性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

  禅宗认为,参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心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强调佛就在心中,涅槃就在生命过程中,理想就在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向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和扭曲自性去寻求超越,而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精神境界。禅宗要求从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中发现禅意,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味,从自身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和精神的自由。

  为了追求解脱、成就佛道,禅宗设计了一套消解人们心灵深处的紧张、矛盾、障碍,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案,例如,由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引起的物我、有无、是非、善恶、真妄、苦乐等一系列的差别对立,是人们产生烦恼、痛苦的重要根源,这也就是禅宗大师们所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禅师称“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如果一个人能够了悟万物如梦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却情欲,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烦恼也就自然消除,痛苦也就完全解脱了。

  禅宗提倡的自我超越,虽然是一种内在的心灵境界,难以言说,但是也还是可以作一般的近似性的描述。我们认为,禅师们通过禅修就会出现不同层次的超越结果:

  (一)在泯没种种矛盾的禅修过程中,会使人的情感得以宣泄,烦恼得以排除,痛苦得以缓解;

  (二)禅修具有心理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增强,可以使人们的心绪趋于稳定,心态归于平衡;

  (三)禅宗把涅槃理想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强调在.g常生活实践中实现人生理想,这会使人居安乐道,使人满足、愉快,平添生活情趣;

  (四)禅宗尊重宇宙万物自然本性的自发流露,又提倡从统一和谐的视觉超越地审视宇宙万物,这会使人从对自然、对宇宙万物的感性直观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体验,即审美经验,从而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意境;

  (五)禅宗超越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使人由悲叹人生短暂、渺小、孤独转而提升为体验不朽、伟大、和谐,从而提高人们的主体地位,并把人格尊严高扬到极致;

  (六)在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禅宗进一步确立人的内在本性与超越佛性的终极合一,从而使人获得真正认识和终极安顿:我是自然本性未曾扭曲的我,一旦对自然本性的自我发现,整体体悟,我就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我与宇宙同在,我就是佛。

  以上这些超越结果,自然会因禅师们的根基差异和修持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有的可能达到某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有的也可能同时达到全部超越境界。

  禅宗心论与绘画艺术创作

  禅宗和艺术创作都努力追求美好的精神境界,塑造崇高的灵魂,以满足人的心灵需要。禅宗和艺术创作也都具有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想象思维等共同的思维特性。众所周知,禅宗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创作,这里,我们仅略述一下禅宗心论对绘画艺术创作的影响。

  禅宗心论对绘画艺术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自心的领悟,以内在体悟为审美活动的基础,绘画创作的灵魂。禅宗认为,佛法真理,宇宙实相,人人心中本自具有,主张性净自悟,顿悟成佛。唐以来一些画家认为绘画如禅理,禅须悟,画也须悟。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居士(70l一76l,一作698—759)认为自心作用是无限广大的,他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种超越物质存在和时空界限的清净心,可以吐纳山川,涵括宇宙,从而达到万法在我,我即万法,也即心物一体的最高境界。一些文人画家推崇禅的“一超直人如来地”的思想,也主张“一超直人”的顿悟,以契于至理,意定心静,泼墨挥洒,从心所欲。绘画体现了画家的心性修养,心灵体验。画卷正是画家清净自心的外化,是自心顿悟的体现。

  (二)追求恬淡空寂的意境。如禅宗所宗奉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慧能《坛经》讲“无相为体”。南宋以来,远山、幽谷、平野、寒江、白云、暮雪、孤松、野渡、独钓、小桥、草堂乃至无人之境,都成为绘画的重要题材。如南宋马远的名作《寒江独钓》,一叶扁舟轻浮于浩淼无际的水面上,形象地凸现了江面的空旷渺漠,令观赏者在心灵上顿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深切感受。画家哪里是在画景物,分明是在画禅境,画就是禅。

  (三)擅长萧疏简淡的画法。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禅宗的偈语言简意赅。禅宗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一些画家的创作方法,认为作画如参禅说法,笔法愈简练,气势愈壮阔,景物愈少,意蕴愈深长。若是巨细不遗,于景于物,精雕细刻,就不能“心越神飞”,既妨碍画家禅心的流露,又束缚了观赏者的悟性。尤其是南宋以来的画家,大多画风简放,信笔由之,象形草率,一挥而就。

  (四)推动绘画风格的转变。中国绘画本具独特风格,自佛教传入后,在佛教绘画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盛行的佛画是佛陀本生故事画,到了唐代,渐渐被经变故事画所取代。在禅宗自心顿悟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画先是出现了王维一派的文人画,到宋元以后又盛行写意画,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写意画风尤为盛行,文人画家和画院画家都醉心于写意画,山水画逐渐取代人物画的地位,成为中国画的主流,而恬淡虚静的水墨山水画则更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写意画家吸取了禅宗的“无相”、“离相”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外在形象不作精确的刻画,而是把一切事物形象作为影子、幻影来看待,他们的绘画在于通过点墨落纸,抒发心意。这种画风的转变与禅宗的思想影响是有极大关系的。

  [原载《天心与人心——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摘自:方立天:《中国佛教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