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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华严学与五台山

作者:方立天

  华严学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思潮,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首,被称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华严学因五台山而获得更广泛的流传,五台山因华严学而更著称于世。这篇短文,拟简要地谈谈华严学与五台山的关系。

  一、《华严经》与五台山

  《华严经》的《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清凉山,后称五台山,即以中国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对中国地名的如此明确称谓确实令人惊异,但其中也透露出一种消息:《华严经》形成的地点离中国不会太远。著名佛教史家吕澂先生指出,西域佛学和印度佛学有所不同。中国内地早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通过西域得来的。西域佛学的中心是流传大乘经典特多的于阗。有些印度佛经流传到于阗后,再向各地流传。在于阗流传期间,就有可能进行过修订和补充。《华严经》原本就出于西域,中国内地的清凉山就是该经在西域流行中编上去的。为什么说《华严经》原本出自西域呢?因为从佛教文献史来看,在印度只有《十地经》、《人法界品》、《兜沙经》、《普贤行愿品》等几种零部。一些印度佛教大师从龙树(约2世纪人)所作《大智度论》到寂天(约7世纪人)的《集菩萨学论》所引《华严》一类经典,也都没有超过上述几种零部。再者,从《华严经》的结构体裁来说,也和其他大部头经典不同。印度大乘经典如《般若经》、《宝积经》等都是集合许多思想相近的典籍组成的丛书,而《华严经》则是由七处八会(就晋译说,唐译本为七处九会),天上四处,人间三处,人神交杂,积累编排而成,形如章回小说,反映了与印度不同的异乡风格。第三,从《华严经》一类经典的翻译史来看,东晋时的佛驮跋陀罗(觉贤)译出60卷《华严经》以前,都只是一些独立的小品翻译,只是在支法领去于阗获得大部原本《华严经》之后,才有60卷的译本,也才有《华严经》之名。唐代80卷本《华严经》也是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带来并重译的。印度本来没有《华严经》的原本,《华严经》是在西域于阗一带将各小品集为大品的。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一带。佛教徒一向注重寻找幽静山林修炼,于阗僧人和内地来往频繁,对于内地山川地理,如层峦叠翠、气候凉爽、清静幽雅、景色宜人的五台山,是会有所了解的。他们为了向东方传播佛教的需要,很可能扩大菩萨住处,就以清凉山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了。

  《华严经》的研究及其在五台山的流传有一段过程。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在建业(今南京)译出60卷本《华严经》,受到重视,当时参加协助翻译的僧人也开展了对该经的研究。后来也有人开讲《华严经》,设华严斋。一般佛教学者都把华严判为顿教,但是此经翻译出来后一直到南朝梁初,在南方研究者仍不普遍。至于北方,研究者则更为罕见了。自该经译出后约百年间,几乎没有研究华严的记载。只是华严学创始人法藏在《华严经传记》中说,有沙门灵辨头顶《华严经》人清凉山,礼拜文殊菩萨,经一年余,足破血流,肉尽骨现,用膝代步,以求感应。后拈笔造论,前后五年,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得100卷,此事如属确凿,则《华严经》由此传到了清凉山。据《续高僧传》卷9《智脱传》载,此后并州一带善华严者有慧觉、颖法师,此外还有净愿、道璨、道贵等人,然其师承不明。

  北方《华严经》研究真正出现转机,有赖于地论学家的宣传。北魏永平年间·(公元508—512年)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译出《十地经论》。此论为印度大乘有宗世亲所作,是对《华严经·十地品》的论释,阐发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地)。此论为学者所重,形成了地论学派。勒那摩提奉北魏宣武帝之命开讲《华严经》,其弟子慧光为律学大师,也是地论学派元匠,他强调《华严经》为正教之本,讲授作疏,不遗余力。慧光有一批大弟子也大力宣传《华严经》,形成研究“华严学”的热潮。这一热潮自南朝梁末迄至唐初,盛而不衰,它不仅对五台山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意义,而且也预示着华严宗的即将形成。

  二、华严宗与五台山

  华严宗发源于陕西终南山,后来华严宗四祖澄观驻锡五台山,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明确地把五台山和清凉山等同起来,使五台山在华严学者乃至整个佛教界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华严学也一度成为五台山佛教的显学和信仰的中心。

  按照《华严经》的说法,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对于华严学者就有一种灵山在望的亲切感,自然也就有其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北周武帝灭佛,他灭了北齐,又灭了齐境的佛教,五台山佛寺也被破坏殆尽。此时,长期以来的佛教中心长安的佛教学者也多避难于终南山中。其中有一批华严学者如慧光的再传弟子源渊,更立至相寺,结徒高扬《华严》。华严宗的祖师杜顺(法顺)也在终南山习禅,兼习《华严》,并劝人依《华严经》修普贤行。又如智正依至相寺源渊二十八年,讲《华严》多遍,撰《华严疏》十卷。智俨从杜顺出家,并在至相寺从智正学《华严》,著述很多。法藏也游终南山,拜智俨为师,后在长安开创华严宗。法藏之创宗,首先得力于武则天的直接支持和提倡;其次是《华严经》在长安一带获得弘传,出现一些阐发该经的著作;再是《华严经》又有了新译,法藏参加了译事。由于这种种的历史条件、环境和机缘,终南山和长安成了华严宗的发祥地。而五台山则作为《华严经》所说的文殊道场受到华严宗学者和一般信徒的特殊重视。因此华严学者和信徒多以终南山和五台山为参拜和游历的目的地。

  值得注意的是,略早于法藏的李通玄(635—730),世称李长者,是著名的华严学者,他对新译80卷本《华严经》有深入和有见地的研究。相传在方山(在盂县境内)造《新华严经论》40卷等,著作极多。李长者在智俨、法藏一系以外,别树一帜,对《华严经》作了某些不同的解说,并用中国《周易》思想加以阐发。但因缺乏创立宗派的其他种种条件,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

  五台山既被视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因此也一直受到华严宗人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法藏上奏唐中宗建立的五座大华严寺,其中就有清凉山一座。继法藏而称为华严宗四祖的澄观(737—838,一说738—839),是华严宗人中与五台山关系最密切者。澄观,浙江绍兴人,出家后遍游名山,旁求密藏,曾广学律、三论、天台、华严和禅各宗的教义,还研究佛教以外的各种学说,知识极为渊博。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历游五台、峨嵋诸山。一一巡礼后,仍回五台山,驻锡大华严寺(今显通寺),前后四年,撰成《华严经疏》20轴,即现行的6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并在本寺和崇福寺一再讲演。后又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义数十卷,即是现行的9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后世把钞、疏合刻,略称《华严经疏钞》)。澄观的疏和钞是注疏《华严经》的两部最具权威的著作,成为后人讲授《华严经》的依据。由此有“华严疏主”之称。澄观的有关华严的著作很多,还参加4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他曾为德宗皇帝讲《华严》,被授予清凉国师的称号。澄观还极受以后的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诸帝的尊重。弟子有一百多人,其中的宗密为华严宗五祖。宗密曾游清凉山,后住终南山草堂寺和寺南圭峰兰若,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澄观和五台山佛教又一重大因缘是,他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47《诸菩萨住处品》中将《华严经》的清凉山和五台山等同起来,并阐发理由说:“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说五台即五方如来之座,也象征菩萨顶有五髻,表示佛的智慧圆满等等,这样,澄观根据五台山有五顶、气候严寒的特点,就明确说是清凉山,正式称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了。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佛教信徒前来五台山朝拜,使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起了重大作用。

  唐以来,续有华严学者在五台山钻研和宣传华严义理,如宋代承迁就在五台山真容院(今菩萨顶)注释法藏的《华严金师子章》(见《续藏经》第l辑第2编第8套第1册)。承迁弟子净源为宋代重要的华严学者。元代时,五台山华严学者有真觉国师弘扬法藏学说。又有正顺,世称“华严菩萨”,也专弘法藏学说。

  三、华严信仰与五台山

  大约在东晋60卷本《华严经》译出后,五台山佛教就逐渐以华严信仰为主导了。文殊菩萨和毗卢舍那佛崇拜,《华严经》的诵读和华严忏的修持,有关文殊菩萨的神话传说,构成为五台山佛教的典型风貌。

  五台山寺院普遍以供奉文殊菩萨为主,其他诸佛、菩萨都处于陪衬地位。金碧辉煌、绚丽多彩的菩萨顶,原建于北魏孝文帝年代,当时就称为大文殊院,说是文殊菩萨显圣、展示真容于此,故后又名为真容院。五台山著名佛寺也建有文殊殿。这些文殊殿规模宏大。文殊菩萨造型雄伟、奇特、多样,反映了信徒和匠师对文殊菩萨的神奇幻想和丰富想象。如佛光寺的文殊殿,面积竟达6lo乎方米。殊像寺正中文殊阁,殿阔五间,重檐歇山顶,为台怀区最大的殿宇。殿中的文殊菩萨驾狻猊(狮子)塑像,高9.3米,造型逼真传神,遐迩闻名。又如尊胜寺除三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殿外,还另有文殊殿,殿内供有五座台顶文殊菩萨和五种法家。再如著名的显通寺,除有文殊殿外,还有千钵殿,内供有铜铸的千钵文殊,头上有头,垒叠着五个头型,两边伸出许多手臂,号称千臂,每只手上都捧有一只金钵,钵上有释迦牟尼像,称为“千臂千钵释迦文殊菩萨”,以象征文殊菩萨的无穷智慧。还有,佛教徒把踏遍五台山五座台顶,朝拜过五顶的五尊文殊菩萨叫做“大朝台”。黛螺顶的五文殊殿,把五座台顶文殊菩萨的五种法像集中塑在一起,人们来此等于上了五台顶,朝拜了五尊文殊菩萨,叫做“小朝台”。殿内中间供中台孺童文殊,左边为北台无垢文殊、东台聪明文殊,右边为南台智慧文殊、西台狮子吼文殊。相应于五台山五座台顶,文殊菩萨也一分为五尊了。此外还有文殊塔,如罗睺寺的圆形文殊塔和塔院寺的文殊发塔等建筑,都反映了佛教徒对文殊菩萨的特殊崇敬。

  毗卢舍那(卢舍那)佛为《华严经》所崇拜的至高佛,因而也在五台山寺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乘佛教把佛分为三身,“法身佛”、“报身佛”和“化身佛”,称为“三佛”。法身佛,是以佛法为身,是佛法的神格化。报身佛,是经过修行获得果报,成就佛果之身。卢舍那佛就是报身佛。释迦牟尼是“化身佛”,是为超脱众生,随世间的不同环境和需要而应现之身,是暂时的,有限的。在寺院也多建有毗卢殿,供奉毗卢舍那佛。如尊胜寺和碧山寺就有毗卢殿。但总的来说,远不如文殊菩萨地位之突出。

  《华严经》为五台山佛教最为尊崇的经典,诵读和书写该经蔚然成风。念诵《华严经》是佛教徒的不可缺少的日课。明万历年间奉旨书写,历经16年完成的金字80卷本《华严经》一直藏在显通寺的铜塔里。佛教徒还依《华严经》的内容形成一套观法和忏法。

  五台山还流传不少关于文殊菩萨的神话。这些神话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传说文殊菩萨显圣的事迹,如塔院寺的文殊发塔,高两丈余,传说文殊菩萨显圣化为贫女,遗留下金发藏在塔里。又如秘魔寺所在的秘魔岩,相传为文殊菩萨指令五百神龙潜修的地方。又一类是颂扬文殊菩萨对五台山人民的功德,如传说五台山原为不毛之地,后来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请来歇龙石,改变了气候,造福于百姓。这些传说都着重描述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文殊菩萨的神化和崇敬,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祈求幸福的愿望和要求。

  四、余论

  五台山虽然是华严学的重镇,但它的整个佛教构成是复杂的,而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各宗派的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东晋时60卷本《华严经》的译出和流传,尤其是由于祟佛的北魏孝文帝的开拓,使五台山的佛教日益兴盛起来。清凉寺、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真容院、北山院(今碧山寺)等纷纷建立。至北齐时期,五台山寺院超过二百所,后经北周武帝灭佛的打击,五台山佛教一度衰落。后隋文帝信仰佛教,命在五个台顶各置寺一所。唐代五台山佛教更为昌盛,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处佛教胜境。史称:“今天下学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依于丘门也。”当时各宗的创始人或重要的代表人物纷纷来五台山礼拜和传播教义。如律宗的开创者道宣曾来中台宣讲律学,影响很大。又如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玄奘的大弟子窥基曾到五台山,并带领五百僧侣,在中台修复旧石精舍,为传播法相唯识教义建立据点。再如密宗也以《华严经》为立宗典籍之一。密宗的另一重要经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经文载世尊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也肯定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住处之一,所以密宗对五台山也特别重视,密宗创始人之一不空曾派弟子含光到五台山建造富丽堂皇的金阁寺,后又建玉华寺。不空还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五台山实际上也是密宗的重要基地。再有,净土宗人法照来五台山建竹林寺,传播特有的念佛法门,影响极大,唐代宗尊之为国师,净土宗尊之为四祖。还有天台宗的《法华经》和《华严经》的义理相近,天台宗重要学者志远,在澄观之后来大华严寺,居住长达四十年之久,宣讲《法华经》教义。日本僧人圆仁特地来五台山从志远学天台宗教义,实际上视五台山如同天台山一样,同为天台宗的中心。此外禅宗也占一席之地。五台山佛教经过唐会昌灭佛事件的巨大破坏,只有地处台外的南禅寺幸免于毁,其他均被拆毁一光,佛教活动一度趋于沉寂,随后又逐渐恢复。

  至元代,五台山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最高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文殊又是藏传佛教崇奉的菩萨,五台灵山成为藏传佛教信徒向往瞻仰的地方,所以元代初期就传入了花教(萨迦派),后又传入了黄教(格鲁派)。元时五台山禅宗临济宗也盛行,如二度出任僧统之职的海云大士居华严寺,弘扬临济教义,影响很大。虽然华严学者历代均有人在,但是自元代以来密宗藏传佛教一度占优势,还有禅宗的势力也很大,禅宗以临济宗人最多,曹洞宗次之。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代。

  总之,五台山是以华严学为主体的多宗派的会聚之地,是中国佛教活动的最典型地区,也是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的缩影。

  [原载《五台山研究》,1988(1)]

  摘自:方立天:《中国佛教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