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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文化漫说

作者:方立天

  佛教是以信仰观念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宗教文化,也是全面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文化。佛教在流传过程中,以自身的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强大渗透力,从而对汉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化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说佛教与艺术的关系。佛教与艺术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佛教,哪里便有艺术。宗教与艺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宗教需要通过自身的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示来显现自身的存在,因此佛教也需要艺术,没有艺术活动,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汉魏以来,佛教在建筑、美术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时中国艺术大放异彩,进入崭新阶段。佛教建筑最主要的成就是寺塔,这是随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寺塔当属石窟寺,其中举世闻名的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都是根据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糅进中国民族形式而建造的。佛塔的建筑大约起源于三国时代,除了印度的佛教式样外,多为中国式样,采用中国原有的阁楼形式,建成可供凭眺的楼阁式佛塔。藏传佛教的寺庙,一般都拥有庞大的建筑群,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佛教美术主要是绘画、雕塑。早在梁代,以善画佛像名世的张僧繇,是佛画中国化的开创者和推动者,创立了笔法简练的“张家样”,在南北朝后期影响颇大。北齐佛画家曹仲达创立了“曹家样”,造像衣服紧窄,与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风格相近。唐代吴道子创立了“吴家样”,其特点是衣带宽博,飘飘欲仙,突出了浓重的中国风格。佛教壁画也相当出色,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保存有佛教壁画,敦煌570个洞窟中,至今保存下来的壁画近六万平方米之多。这些绘画色彩艳丽、辉煌灿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的作用,因此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时都缺少不了音乐。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始称梵呗。由于汉梵的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约在三国时佛教音乐就“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采配唱经文,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音乐。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地方民间音乐和风俗习惯差异影响所致,佛教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唐代鼎盛时期,佛教音乐家辈出,在创作演唱、演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佛教音乐对中国民间说唱音乐、声韵学、乐律、音阶音型、音调及字谱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再谈佛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学也有不解之缘。自由无羁、丰富热烈、奇诡神秘的联想、想象和意象都是宗教和文学不可缺少的内在机制。不少佛教典籍,如其中的(<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故事性强,叙述生动,语言绚丽,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又如《本生经》,叙述了佛陀生前的经历,可视为传记文学。《佛所行赞》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这些佛典的译出,不仅创造了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意境和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佛教典籍的译出给晋、唐的小说创作以深刻的影响,并为以后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俗讲、变文也直接推动了以后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的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化作品不无影响,佛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还明显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理论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佛教与语言也有直接的关系。印度的声明学,也就是训诂和词汇学,影响了汉语体系的发展;因明学,即认识论和逻辑学则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的渊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人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和格律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古代学者将东汉以来盛行的直音改为反切,可能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至于唐末僧人守温制订出30个字母,在此基础上,宋代又形成“36个字母”——汉语语音的36个声母,以及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音韵学”,更是梵语语音体系汉语化的产物。此外,还有佛教音义之书,由于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宝贵资料。在语法学方面,佛教对汉语的句法结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佛教著作判断句用“是”来承接主宾语,句末不再用“矣”、“焉”、“也”、“耳”等语气词。佛教还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了新的词汇。佛教成语占汉语史中外来成语的9/10,而且许多佛教成语在逐渐演化成为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方便、平等、知识、相对、绝对等。至于姓氏、人名、地名的佛教化,更反映出佛教对汉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渗透。

  佛教与哲学的关系也甚为密切。佛教作为解脱学,归根到底也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的。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佛教哲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表现在人生论上,提出人生价值是痛苦、人生本质是空的命题,并把因果报应说视为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成为对儒、道人生哲学的补充。在心性论上,南北朝以来佛教多讲心性之学,对于人的本性、欲望、烦恼等的性质和转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发,极大地影响了唐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方向,也是佛教对古代哲学的最大发展。在宇宙论上,佛教不仅提出现象和本质皆空的学说,还着重阐发了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以及强调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此外,还应当指出佛教对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学说取向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巨大的。

  下面再谈谈佛教与道德的关系。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本来是严峻对立的,但佛教对此一直采取调和的立场,协调两者的关系。中国佛教常常通过比附融合、撰文论证、编造佛经以及确定有关宗教仪式,来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对于忠孝道德观念的深人人心、积淀为社会心理起了辅助作用。佛教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大慈大悲、利己利他。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曾起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而在近代,则曾为一批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作为改造社会道德的工具,它所显示出的某种积极作用是不能不承认的。至于在学术的层面上,佛教道德中的禁欲主义、去染转净的心性修养方法,不仅补充了儒家学者的伦理道德理论,也丰富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学说。

  佛教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佛教徒的物质生活、宗教实践和宗教宣传,使佛教在医学、天文学和印刷术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佛教的寺庙多集中在远离都市的山区,僧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这就需要有兼任医生工作的和尚。佛教讲乐善好施、普度众生,因此救人治病也成为寺院的一大职能。有的寺院还设专科,有诊堂、药室,为僧俗治病。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一度门庭若市。唐代寺院设立的福田院或悲田院实际上就是疗养院。我国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了大量医学史料,遗书中有近百件医药文书。其中有一幅反映我国最早有关口腔卫生的绘画。唐代名僧鉴真也是一位名医,相传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佛教与天文学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古代都极重视对日、月、星等天体现象的观察,因此观察星辰运行、人事祸福的占星术相当流行。唐高僧一行是精通历法和天文的天文学家。他与人合作制出黄道游仪,用以测定恒星的位置和观察研究月球的运行;又与人根据实测,在世界上首次测量出子午线的长度。他还制订《大衍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施行了29年,并对后来编历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两幅星图,其中之一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为我国首创。佛教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进步,而且还保存有大量的古代印刷品,为以后研究印刷术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例如现在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玢为父母祈福所刻的《金刚经》,全卷完好无缺,雕刻精美,印刷清晰,绝非雕版印刷初期的印本。自宋太祖开始雕印大藏经以来一千年中,先后又有二十余次刻本,较完整地体现了宋以来印刷术的前进历程。佛教对造纸也颇有贡献。有的寺院植楮树,取树皮,浸以香水(香料),制造经纸,用以抄写经文。如唐代的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中就明确地记载了僧人造纸的事实。

  佛教与民俗的关系更为密切。佛教带给民间习俗的影。向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饮食文化方面,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尼不准吃荤,并不是指禁食肉食,而是指禁吃葱、蒜等气味浓烈的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南朝佛教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戒杀生和《大般涅槃经》等的教义,提倡茹素,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实行。这种素食制不仅推动了蔬菜、水果和实用菌的栽培加工,包括豆制品、面筋制品业和制糖业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净素烹饪流派。由于坐禅养神的需要,寺院饮茶成风,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普遍化。此外,佛教以农历十二月初八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自宋代开始,佛寺于是日供应腊八粥。于是民间有了腊八这一天喝腊八粥的习俗。其次,在节日文化方面,民间的元宵灯节就是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佛教视火光为佛的神威,谓灯火的照耀能显现佛的光明,破除人世问的阴暗,摧解众生的烦恼。所以灯是佛像前的供具之一。据传,佛祖释迦牟尼示现变神、降伏神魔,是在东土正月十五日这天。为纪念佛祖神变,是日举行燃灯法会,以表佛法大明。在佛教法会的影响下,从唐代起,元宵张灯逐渐成为了民间的习俗。还有,汉地佛教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超度先灵。后来演变成民间的中元节,届时以各种形式祭奉祖先。此外佛教纪念佛、菩萨的诞生日、成道日,也演化为庙会和民间信仰节日。如按照佛教传说,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诞生日,汉、满族地区普遍举行盛大的观音庙会,十分热闹。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佛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更是融为一体。在葬仪方面,人死后不仅要请和尚涌经修福,超度亡灵,而且宋元时代流行火葬,这都是佛教葬仪影响的结果。相传释迦牟尼逝世后实行了火葬,其舍利安放在塔中。佛教沿袭这种做法,僧尼死后一般都实行火葬。中国汉地佛教也是如此。中国火葬起源虽早,但真正地流行起来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时至今日,有的在家佛教徒死后也被送到佛寺火葬、置放骨灰。

  最后谈谈佛教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是不见文字著作表述的内在观念。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命运观念和鬼神观念。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理论,强调“未作业不起,已作业不失”,认为人们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身前世所作善恶业的结果,今天所作的业将决定来世的命运。这种理论和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念相融合,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为十分顽固的命运观念,人生的一切都被归结为命运的支配,“在劫难逃”。再者,佛教以佛、菩萨、罗汉和地狱、饿鬼为两极的意象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而佛教提倡忍辱以求得善报,又带来了容忍、宽容、忍辱、忍受、忍让的心理影响。佛教讲普度众生、布施,也生发出同情心理、助人精神,而这些心态和精神的正负作用是随具体条件而不同的。

  [原载《中华文化》创刊号,1992(11)]

  摘自:方立天:《中国佛教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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