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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然为核心的僧团与岭南文化的关系

作者:张燕

  中山大学中文系

  摘要:明末清初,作为当时岭南佛门重镇的华首系在岭南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其政治、宗教、文学艺术上简要论述它的不俗表现。

  关键词:天然僧团岭南文化

  岭南是指中国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五岭不单是指五个岭名,也包括穿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范围包括了今广东、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宋以后,越南北部才被分离出去。现在为方便起见,通常将“岭南”作为广东的代词。

  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岭南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百越文化圈的形成,到谢灵运等人在岭南的活动和吟咏,到唐朝名相张九龄开创的影响唐代以至后世诗风的“张曲江体”,再到宋明理学,乃至近现代文明,岭南文化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岭南文化与整个中国的文化既互相联系,又有着自身的特质。一方面,因受山峦阻挡,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受到阻碍,岭南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浸润没有那么深,也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因而更容易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具有兼容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从秦汉开始,岭南一直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闭关锁国,它临海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这种交流,因而较内陆地区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此外,僻处一隅的位置又使岭南相对独立,历来受中原的战乱影响较小,在易代之际,往往成为重要的遗民据点。因遗民的聚集而使文化得到勃兴,也是岭南文化的特点之一。如岭南诗作的旺盛期,就多在宋末、明末和清末。宋末元初,岭南成为抗元斗争的最后据点,在民族危难之际,涌现了一批爱国志士和爱国诗人,如抗元名臣陆秀夫,他先后拥立赵星、赵莴为帝,坚持抗元,在崖山海战为元军所败后,负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不愧为大宋忠臣。又如诗人赵必豫、陈纪、何文季、李春叟等,他们以诗抒发内心的家国之痛,诗作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热忱,沉痛苍凉,悲慨动人,形成独特的风格。如何文季《寄陈赤嵌》:“英雄空有泪沾襟,千古兴亡感慨深。丘壑正多亡国恨,干戈消尽读书心。容身天地生何补,人眼风霜老不禁。却笑红尘知退晚,能教早计卧山林。”明末清初,广东再度成为汉族人民抗击少数民族征服者的最后据点之一,岭南又产生了大批的爱国诗人。如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尹源进、程可则、王邦畿等。他们身历变故,感慨极深,往往发之于诗文,同时,他们又与中原、江浙的众多抗清诗人、遗民诗人多有交往唱和,使岭南文化异军突起,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国家多难,社会动荡,诗人目睹时艰,慷慨悲歌,见诸吟咏,遂成佳作,故岭南诗作中很少萎靡颓废之音。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朝王士祯《池北偶谈》明确指出:“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洪亮吉的《论诗绝句》认为:“药亭(即梁佩兰)、独漉(即陈恭尹)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雄直之气,也正是“岭南诗派”的典型风格。

  岭南文化与佛门也关系密切。而岭南佛门宗派主要是禅宗。禅宗比起佛教诸宗更偏重于此岸世界,更迎合世俗的精神需求,岭南禅文化比起其他地区,尤其比起北方之禅文化,又更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归结为趋儒性、务实性、趋诗性、简易性等四个方面,因此深人人心,并广泛地融入岭南的历史生活中去。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逃禅遗民众多,佛门在这样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里,更没有置身世外,而是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遗民们既参与实际的斗争活动,又以诗文书画倾诉心中的悲慨,在政治、宗教、文学艺术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研究此时的岭南文化,不可忽视禅门,尤其不能忽视作为当时岭南佛门重镇的以天然为核心的华首系僧团。

  华首系是禅宗曹洞宗的一支,由宗宝道独始创。据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中所载《清初洞宗世系表》可知,道独由小山宗书—蕴空常忠—无明慧经—无异元来一系传来,又传至天然函昰、祖心函可等,天然函昰再传澹归今释。道独,字宗宝,别号空隐,南海人。在博山住9月,于崇祯三年(1630)四月离元来他参。是年九月元来圆寂,道独回山奔丧。道独离博山后,先闭关浙江黄岩,后转庐山,先住金轮峰,旋即入主长庆寺。两年后因粤地缙绅之请,归主广东罗浮山华首台,再迁福建雁湖浙江西禅。清顺治十一年(1654)至博山扫师塔后,回粤住广州海幢寺。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二十二日圆寂,葬罗浮山华首台西溪之南。

  华首一系的传世偈语与元来无异所作之偈语不同,为道独另制:“道函今古传心法,默契相应达本宗。森罗敷演谈妙谛,祖印亲承永绍隆。”道独一系传至岭南,在岭南各处开花散叶,弟子和信徒众多,有着丹霞山别传寺、番禺海云寺、东莞芥庵等重要道场。其弟子函昰被誉为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远在其师之上,在明末清初的岭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函昰,字丽中,号天然,俗姓曾,名起莘。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崇祯十三年(1640)往庐山归宗寺礼道独宗室和尚祝发受具,次年随道独还粤,住罗浮华首台寺为首座,并先后住番禺隆兴寺(即后来的海云寺)、庐山归宗寺、栖贤寺、东莞芥庵、广州海幢寺、罗浮华首台诸刹。他门风高峻,气节颇高,遗民争相参礼之,故尔一生收徒甚众,徒子徒孙遍布岭南,以他为首的华首系僧众,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在岭南这一特殊地域上,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政治

  如前所述,岭南在易代之际往往成为重要的遗民据点,这一点在明末清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兵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甲申之变后,男女遗民逃禅成风。邵廷采在《遗民所知传》自序中谓:“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而此时的禅林,并非真正避世,而是为抗节自全者提供了政治避难所。广州、福建一带因其在地理、文化、政治上的特殊性,成为遗民志士反清复明的最后阵地,也是最激烈的战场。遗民以粤、闽禅林为据点,仍在积极进行着反清复明的努力。

  岭南向来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由于历史情境相似,宋末元初时期遗民的精神对明遗民的抗清活动影响尤大。此外,岭南人的“强梁”性格也是遗民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岭南人的风格是重理想、具有强烈的开创性和强烈的社会意识。有着这样性格的岭南人,在易代之际更容易呈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不会轻易向外来者臣服,必得斗争到底。清顺治中,清廷曾以德行取天下高僧,供奉于方善殿及大内御苑。当此时,临济一派以玉林通璘、木陈道忞为首竞奔恐后,趋之若鹜,早已将亡国之痛抛诸脑后。曹洞一宗则不然,他们不改夙志,依然以遗民自居,并持锡自重,保持着孤峻精严的门风,故此当时有气节之文士皆不愿为临济之徒而甘愿托身于曹洞之门。曹洞一宗,以天然为首,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遗民志士:“当时粤之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汲引,成皈依为弟子。”天然成为遗民的精神领袖,函昰本人、其法弟函可(字祖心)、第四法嗣今释澹归并称清初岭南三大遗民僧,在华首系道场丹霞别传寺、番禺海云寺、海幢寺、华首台寺、东莞芥庵等刹及其周围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函昰广泛接引弟子,其弟子大多是明代遗民,如番禺李云龙(今从)、万历名臣金堡(今释)、今无、屈大均(今种)、舍丹霞旧宅为别传寺建寺之所的李充茂(今地)……函昰之妹(今冉)、之侄(今诏)、之幼子(今摩)等亦皆因不甘臣服于清朝而遁迹佛门。

  函昰虽处方外,而以忠孝廉节垂示及门,影响极大。除与抗清志士如黎遂球、梁朝钟、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等直接的交游外,他本人也在多方地参与和支持抗清,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如函可因《再变记》一事(详见下文)发配沈阳千山后,函昰深切怀念之,并始终有访弟的念头,未果,终遣今无阿字代为北上探访。对清廷亦不卑不亢,如对屠城后又以大檀越自居、极力笼络高僧的平南王尚可喜的态度,据汪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谱》载,顺治九年尚可喜捐款铸铜佛,只得到如下款识:“博山下二世雷峰隆兴寺本师天然星和尚率大檀越喜铸”。对其人的评价是“具佛性而无定力”,表明了自己决不为其佞佛所动,更不会与这势倾一方的平南王走到一起。他还有多首诗作哀悼抗清殉难的节烈之士,描写干戈离乱、存殁兴亡,表达家国论亡之痛,这又何尝不是反清的一种表现?

  华首系中,函可、今释、今种是直接参与抗清的较突出的人物。

  函可字祖心,俗姓韩,原为明诸生,少年即“有康济天下之志”,出世后依然密切关注世俗,当闻知崇祯帝自缢的消息后,“悲恸形辞色”。顺治四年,函可因“私携逆书”(“逆书”指《再变记》,今已不传,从明邢防《读祖心禅师《再变记)漫述五十韵》可悉它大略记载了顺治二年乙酉(1645)至顺治三年丙戌(1646)江南地区的事变)在金陵被满洲将军巴山所逮捕,后被清廷提审并流放到沈阳。这是一宗与南方士人的“反清复明”运动相关,并牵涉到时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明降臣洪承畴的大案。对这一事件,杨权师在《岭南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中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

  今释,俗名金堡,原为明季诤臣,直言敢谏,有永历五虎之“虎牙”之称。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兵大举南侵,南明弘光政权颠覆。金堡做过种种反清复明的努力,但终归于失败。被逮捕下锦衣卫后,“五虎”中的丁时魁、刘湘客、蒙发正发竟“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唯独金堡虽腕血冲背,双腿折残,仍不肯服罪,骨头很硬。“楚党”诸人本拟定其死罪,幸赖解救,得以免死,而被流放至偏远地区。不久清兵南下,乱中金堡至桂林依瞿式耜,但当瞿欲留其为书记时他推辞了,之后削发出家,于顺治九年(1652)至雷峰寺礼天然为师,受具足戒,更名今释,字澹归。然而,他虽能苦行精修,激扬祖道,却并未泯灭尘心,始终无法断除与遗民之关系,为构建别传寺,又不惜四处奔走,甚至为尚可喜等歌功颂德,别传寺也难免有这些新朝权贵的影子,因此颇招人非议。这实在不是他的本心,从其诗文及与之交往的人士的诗文因他的关系而被禁毁的事实中便可见一斑。正因为他始终心怀故国,才会发之于诗文,才会在人清后继续与节烈之士交往。甚至其苦心经营的别传寺最终的衰落,也是因了澹归的文字狱案发。

  今种,即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他少时从学于抗清名将陈邦彦,自身也曾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礼函昰于番禺雷峰海云寺为僧,法名今种,宇一灵,而以所居曰死庵”。此时他身在佛门,却依然力图恢复,33岁还俗,北上游历,览察形势,联络志士,密谋策划。三蕃之乱起,又参与吴三桂的反清军事行动,监军于广西桂林。不久失望而归。屈大均最终归儒,但天然门下那种反清、坚持民族气节的风气相信对他依然有着影响和激励。

  然而,清朝取代早已腐朽的明王朝也是历史之大趋势,是无法逆转的,遗民们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但华首系因此而聚集了众多的诗僧和遗民志士,对其在宗教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的精神也激励着后来者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保持民族气节,作坚决的斗争。

  宗教

  华首系是曹洞宗在岭南之一系,虽然在禅宗史上历来有着“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但在明末清初的岭南佛门,却又另当别论。因为此期的岭南佛门以华首系为主导,函昰作为当时的佛门领袖,不仅在佛门中,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影响巨大;作为禅宗一脉的曹洞宗之复兴,不仅仅是本宗之复兴,而且带动了整个岭南禅文化的复兴。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于唐成通年间在洪州(今江西高安县)的洞山开创。至其弟子,又分为两派:曹山本寂在江西宜黄县的曹山开创曹山宗,云居道膺则在南康县的云居山开创洞上正宗(一云系九峰善满在豫章之九峰山)。

  曹山本寂的法系四传而绝,故曹洞宗只靠洞上正宗一脉绵延。云居道膺传同安僧丕,僧丕传同院的观志,观志传梁山缘观。北宋初,梁山缘观传大阳警玄。警玄生前未找到法嗣,托舒州浮山的法远代为寻找。在警玄寂后20余年,才由游方至浮山的洛阳僧义青接续洞上宗风。义青后传道楷,道楷传子淳,子淳传真歇清了。

  清了(1091—1152)号真歇,从宣和五年(1123)始,历住真州长芦山、四明补陀、福州雪峰、杭州径山等处寺院。南宋中期的南方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清了一系。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影响最大的是宏智正觉。宏智正觉后,南方曹洞宗未出现有影响的禅师,数传之后法系不明。长芦清了传至天童宗珏,再至雪窦智鉴,而天童如净(1162—1228),曹洞宗始有起色。

  宋宁宗时,如净的弟子有金朝青州南下的自觉与日本人宋的永平道元,洞上正宗遂北传于金及日本。自觉后传一辨,一辨传僧宝,僧宝传僧体,僧体传大明寺雪岩如满,如满弟子万松行秀于金末再住持中都(今北京)万寿寺。至元初,万松行秀弟子福裕雪庭往河北嵩山住持少林寺,至明嘉靖年间的大章宗书,连续十代,任少林寺住持达300年。19‘此一时期嵩山一直是曹洞宗的主要基地,吸引了各地众多的僧人前来参禅,但产生的有影响的禅师则寥寥无几。明初值得一提的只有雪轩道成,也仅是在政治上有一定作用,在禅学上并无建树,也未促进曹洞宗的兴盛。

  而此时,在南方,无明慧经在江西开始了振兴曹洞宗的事业。慧经,号无明,崇仁(江西崇仁县)人,俗姓裴。9岁人乡校,21岁出家,到江西剩,真禀山求学于蕴空常忠。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初次开堂说法,即宣布嗣法常忠,确定自己属于曹洞宗系,是为曹洞宗三十一世法嗣,万历三十八年(1610),应请住黎川寿昌寺,直至示寂。慧经开创了曹洞宗寿昌一派,并使之成为最强的支脉,本人也成为曹洞宗中兴巨擘,世称“曹洞中兴第一人”,一生建树颇多。而曹洞宗的中兴,又是岭南禅宗复兴的标志。岭南禅文化发展到了元代之后曾一度出现停滞,在岭南的僧传与梵志中,元代之后至明代中叶之前近乎是空白,就是--+明证。据《羊城古钞》所载,明代嘉靖年间广东督学魏公校还曾“大毁寺观淫祠”,“令僧尼还俗”,使岭南禅文化的发展一度中止。直至明末清初,曹洞宗中兴,岭南禅宗才又焕发了生机,涌现了大批高僧大德,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禅林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华首系自道独而函昰、函可,而今释、今无等等,弟子众多,其中不乏高僧,对禅宗教义多有阐发。仅从康熙三十年(1691)今辩亲自护送曹洞宗华首一系三代高僧的经典语录往嘉兴楞严寺归藏所携带之书即可见一斑:道独的《长庆宗宝独禅师语录》,函昰的《首楞严直指》、《楞伽心印》、《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和《天然呈禅师语录》,函可的《剩人和尚语录》,今无的《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剥,今释的《丹霞澹归释禅师语录》等,洋洋大观,显示出岭南曹洞宗中兴的蓬勃气象。-其中尤以天然的《首楞严直指》十卷为最。今释序称“青莲发笔端之瑞,赤珠映意地之光,微映不留,是迹皆划,言言本色,不借华词,其不可思议之妙,实有与诸家迥绝者,彼皆悟门各得”。在本书中天然阐述了自己对于《楞严》宗趣的见解,其于前人注疏简别甚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全经的科判中,将“正宗”分为四部分,即“直示圆悟”、“依悟圆修”、“广垂修范”和“细别业果,精剔外魔”。其所弘扬的曹洞宗风,已经不局限于以前的“五位君臣”、“偏正回互”之论,并着力于禅家“直指人心”之宗旨。广东省宗教研究所夏志前先生对此有专文论述。由于专业性较强,对具体问题不作深入研究。

  文学艺术

  佛门历来不乏工诗善画之人,名刹也自来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如唐朝的寒山、梵志、齐己都是著名的诗僧,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僧人画家则有五代的贯休、巨然,北宋的惠崇、僧居宁、僧传古、僧楚安等,清初的弘仁、石溪、八大山人、石涛等。而岭南佛门,如前文所说,往往在易代之际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遗民们以诗文、以书画述说着心中的感情。逃禅之遗民大多亦僧亦儒,函昰周围聚集的大批弟子中,工诗善画之人比比皆是,函可、今释、今无、今种……此外,他们与文人士夫广为唱和,其方外交从岭南三大家到一般的平民,应有尽有,不仅促进了禅文化的繁盛,也推动了岭南诗文和岭南艺术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海云诗派”和“海云书派”。

  诗文方面,主要有函昰的《瞎堂诗集》,函可的《千山诗集》,今释的《徧行堂集》49卷、《徧行堂续集》16卷、《岭海焚余》三卷、《丹霞日记》一册等,今无的《光宣台集》,古奘的《虚堂诗集》、《蠹余集》,等等。僧俗除了自己作诗外,还结社进行活动。光孝寺、浮丘寺、海云寺、别传寺等都是僧俗作诗语禅之处,如《海云禅藻集》、《丹霞诗》、《法性禅院唱和集》等诗集中就收入了大量凡俗之士的诗歌作品或评介文章,可见僧俗之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函昰的《瞎堂诗集》共20卷,这20卷中,古歌谣、风雅体、骚体、乐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诸体兼备,尤长于近体之五律、七律,又以七律最有功力。这些诗里最有价值的是哀悼节烈之士抗清殉难之作,其中亦常有触及家国之痛的内容。如《霍觉商父子四人死难二首》:“生平多恼恨,死国在儒林。父子情偏重,群臣义独深。碧潭今日事,明月古人心。俯仰堪谁语,一堂玄对深。共明千古节,就义且从容。生死去来际,衣冠谈笑终。草堂云漠漠,寒夜雨溶溶。一片情孤绝,相期人碧峰。”没有悲悲切切,有的是慷慨激昂和热烈的赞许。诗集中有不少是写他与弟子及友朋的交往之作。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函昰交游之广泛,岭南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他的影响:《怀剩人弟沈阳》(剩人即函可,因“逆书案”被发配沈阳)、《怀阿字》(写于今无赴沈阳探望函可时)、《送渐侍者归省》(渐指今渐,为从省外来皈依的弟子,写于今渐省亲北归浙江湖州时)、《哭澹归》(今释病故作)……此外,函昰诗中写景咏物,叙事抒情,多禅家妙悟之句,令人于诗中感悟到禅理,读来甚感情味。

  《岭南禅文化》里对函可、今释、今无都作了特别介绍,誉函可的诗为“奇气逼人”,其诗作“往往如风撼塔铃,天籁自鸣,那奇气也便旁枝逸出。观函可之诗,堪称是众体皆备,而其中七律、七古又写得尤为出色”。其诗的特有境界是自然、灵动、奇伟、峻拔。他作诗主张“不经意”,以自然之笔写自然之文,奇趣自显。如《庭前孤雁》:“缯缴满天地,空门亦有忧。暂因庭草宿,敢望渚芦游。”观其托物起兴,借景抒情,如《雪花歌》:“不择高低长短枝,有风却去无风住。纵使风吹树尽空,在地还与在树同。本来清白谁能污,一任飘飘无定踪。”把雪当成知己,则又是其心志的表白。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也选录了函可的诗《丁亥春将归罗浮久别黄仙裳》:“春尽雨声里,扬帆趁晓晴。路经三笑寺,归向五羊城。末世石交重,余生瓦钵轻。悲凉无限意,江月为谁明。”函可以孝而为僧,以忠而为禅,以忠孝之义发为诗歌,其诗作为当时历史的写照,既具艺术性,又具有社会性。

  今释擅长诗文,著作也多,然而因被禁毁,大部分失传。仅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中所列的被禁毁书目即有《梧州诗》、《徧行堂杂剧》、《金释四书义》、《梦蝶庵诗》、《临清去来集》、《行都奏议》、《明文百家粹》(此书为选编,非著作)、《粤中诗草》、《徧行堂集续集》、《丹霞初集二集》、《金堡时文》等。他人的选本中有涉及今释诗文的也被抽毁,如《文淀初编》、《广东诗粹》、《诗观》,又如施鸿所撰《澄景堂史测》中有推重金堡(今释俗名)之语,也被列入抽毁书目,甚至只是列有金堡姓氏的《扬州休园志》也被抽毁。现在传世的只有《循行堂集》、《徧行堂续集》、《岭海焚余》、《丹霞日记》等四种。从这四种著作中,已可以看出今释的诗文成就。成鹫《舵翁传》谓《徧行堂集》:“数十万言,皆从般若光中流出。当其在世言世,见于谏草焚余,已属前尘,不可复问。及其出世,仍说世间法,见于上定、平二藩书,其忠孝之概,根本佛性,并行不悖”。王夫之《金堡列传》则称许为:“堡文笔宕远深诣,诗锸刻高举,独立古今间,成一家言。”今释原为南明重臣,出家后又为名僧,亦僧亦儒,儒释兼通,虽于浮屠,却心怀世事。其诗描写僧居生活,隐约其词,怀念故国,寄寓深微,抒发内心感触,情感真挚。也多有寄赠友朋、描写岭南山川风物之作。除诗外,今释还工词,其词作能刚能柔,端庄之外又杂以流丽。

  今无有气节,善诗文。著有《光宣台集》、《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等,在《海云禅藻集》中,他的诗歌列为集首,在岭南的海幢、海云派中,今无的实际影响仅次于函昰,可见他在当时的诗僧中地位之高。今无的诗歌数量不算大,但质量很高。作品中颇有义士之忠愤,男儿之血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丹霞别传寺第三世愿来古奘和尚工诗,有《虚堂诗集》、《蠹余集》传世,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选有古奘诗一首《山行》:“出门无定所,一路乔松阴。流水道人意,青山太古心。偶然乘兴往,不觉人云深。独立发长啸,萧萧风满林。”清人凌扬藻在其选编的《岭海诗抄》里高度评价古奘的写作技巧,喻之为“酿花成蜜手”。

  其他,如今盌、今辩、今壁、今湛、今音、今舰、今冉(女,函昰妹)、今摄、今帏、今诏(函昰侄)、今摩(函昰幼子)等,大都文化程度较高,皆因不甘臣服于清朝而遁迹佛门。他们也大多有语录和文集传世。今冉有弟子尚己,字无我,工诗画,有《无我集》行世。

  然而,明末清初诗僧集团的盛况持续了一百余年,到了雍正、乾隆年代之后,便重归于寂,开始趋于沉默。这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和文字狱的兴盛都有关系。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说即有相应的论述:“明末清初之际,奇节异行之士,痛祖国之论亡,哀民族之宰割,而又无力反抗,其牢骚抑郁不平之气,发为言语文字,每贾奇祸,遂一寄于画。”明代遗民画作里的“奇肆豪放,不守绳墨”、“磊落昂藏之气魄,百折不挠之精神”,使明代绘画于浙派之狂肆、吴派之文弱外卓然自立。华首系僧众里,如今回、今盌、古毫等都善画。《岭南画征略》卷11收入释道之画,述今回云:“能诗,善画兰竹。不屑世事。明亡,父殁既葬,遂弃诸生为僧。……往来罗浮雷峰间,后住丹霞。”又述今盌云:“天然和尚弟子,顺治六年募修光孝寺。画笔古澹。”古毫:“初从顶湖栖壑和尚落发受具,后迁住海幢,侍今无。工水墨兰石。”

  至于书法,函昰及其门下“十今”皆善书,后世称为“海云书派”。天然书法极好,为佛门内外所敬仰。其书法多得力于李北海、米南宫、黄山谷,用笔淳厚古朴,晚年更臻萧散自然、苍劲。存世有《天然禅墨》。函昰的弟子中以“今”命名且有诗文传世者,就有80人之多,其中书法有自家风貌且有墨迹传世者有今释、今舰、今无、今楮、今辩、今但、今载、今壁、今印等人。今释澹归之书早年险折拗劲,风骨棱棱,皈依佛门后仍不掩精刚之气;今无阿字之书“擅用逆人平出之法,极有姿态,轩昂磊落,如古丈夫”;今楮之书圆劲流动,风高尚远;今舰之书绵里藏针,时有老健之笔;今辩温雅流丽;今但清劲秀美;今盌亦擅绘,画笔古淡,传世有《山水图》扇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雪景芭蕉》扇面(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由于当时“十家王谢九为僧”的特定历史背景,士人与僧人的交往更逾往时,在书画方面也互相融合,互相影响,使岭南的书画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很自然地对后世的书画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