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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学会的组织形态与成员

作者:澄龙

  内容提要:本文以1921—1965年三时学会发展史为中心,对三时学会的组织形态和核心成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本文认为,三时学会的建立,在组织架形态上,虽然借用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其对研究唯识学的特有偏重,组织形态比较单一;在研修方法上,虽然具有古典派特征,但又蕴含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在随后新时期的变迁之中,由于韩清净、朱芾煌等人的往生,其继任者面临着极大的转型之困。幸有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将三时学会转型成为集综合研究、编纂翻译、出版流通等具有多功能能力的综合团队,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三时学会;唯识学;韩清净;朱芾煌;赵朴初;正果法师

  作者:澄龙,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

  三时学会是北方居士佛教以研究唯识学为核心的代表性独立组织,其组织形态上的革新与学问研究上的恪守,不仅与“近代转型”的社会化浪潮相适应,同时也从思想上“祛魅”了鬼神信仰的弊端,为北方佛教唯识学的复兴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迄今为止,有关三时学会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与近代以来三时学会的历史地位不太相称。董绍明是韩清净晚年的门人,其著《北京三时学会简介》为研究三时学会提供了可靠线索。程恭让《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和《韩清净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质析论》对韩清净的佛学思想有着深入且详细的分析。其余如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郭朋《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黄志强《近现代居士佛学》等书籍中也有开辟关于韩清净等的专门章节。纵是如此,也多感叹研究三时学会之冷落。如程恭让1998年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发表的《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一文中说:“在近世佛教思想史及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位生平颇为寂寞、身后备遭冷落的佛教学者,可能应推韩清净居士(1884 - 1949)。”[1]由此可见研究三时学会之迫切。本文以1921—1965年三时学会发展史为中心,着重于三时学会的组织形态梳理和核心成员分析,冀望为研究民国居士佛教提供进一步探讨空间。

  一、近代北京居士佛教独立组织的历史背景

  在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中,中西文化彼此互相传播、碰撞和交流,使得世界格局不断融合与丰富。近代居士佛教独立组织的成立,正是基于西方文化强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政权结构面临崩塌,以及寺院佛教日益衰微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徒自我觉醒与变革的成果。据唐忠毛《中国佛教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研究》中表述:

  民国居士佛教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独立的新型形式:第一种类型是各种形式的佛学研究会。该类型的组织以研究佛学、振兴佛教为目的,其活动包括进行佛学义理研究、佛经辨伪,以及刊印、流通佛经等,其核心成员是居士知识分子。第二种类型是各种形式的居士林、净业社和功德会。此类型的组织主要以佛教实践、共同修持为目的,其活动包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慈善救济活动、举办各种念佛讲经法会、流通佛学刊物等。这一类型的居士主体包括广泛的普通居士,但其核心成员往往是有产工商业者与社会名流。[2]

  由此可见,新型的居士佛教组织,具有其创新性、独立性和社会性。以往的居士佛教组织形式,主要以寺院为中心,在僧团主导之下修学佛法、参与各种活动,基本上属于附属性组织。而新型的居士佛教组织更倾向于自主研究佛学义理、实践修持目标,举办各种法会、社会化慈善救济活动等,于教内外作用也日益突显,是近现代佛教转型机制中一股新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北京佛教在全国一直有着具足轻重的地位和导向性作用。居士佛教在北京的兴起,一方面受到以杨仁山为先驱的居士独立组织运动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地域性特征密不可分。杨仁山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亦是近代第一个开创居士弘法模式和创建居士独立组织的先驱者,后人称之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太虚法师曾在回顾清末各个僧教育机构时指出:“除仁山居士所设者外,其余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3]太虚大师曾在杨仁山所创办祇洹精舍学习半年,应是切身实地的感受。

  而从北京地域性特征来看,居士佛教的兴起一方面是受到“庙产兴学”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敬安、杨仁山、月霞、谛闲、太虚等佛教改革运动家的宣讲化导有着密切关系。自光绪帝先后于1898年、1901年、1906年先后三次推行“庙产兴学”政策之后,全国各地的寺观庙产、出家僧尼即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一些地方恶绅、军阀部队的大肆强占、勒索驱逐,对本已式微的佛教更添一层冰霜。“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北京城乡共有佛寺1033所……1948年6月,北京城乡残存佛教寺庙仅425座。”[4]此外,由于以上客观世界的乱象,导致寺院僧才大量流失,鱼目混珠者比比皆是,“据统计,民国时期,汉地僧尼人数有70多万,但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80%以上是文盲,他们(她们)大多是因为贫苦、战乱、灾难而遁入佛门。”[5]如此内外交迫之下,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就愈加严峻。

  另一方面,受普遍乱局的影响,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在寻找一条能让中国走出困局的路径,佛教义理上自我解脱的智慧,慈悲利他的救济精神,以及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等,受到绝大多数新学家的推崇。如梁启超先生曾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6]因此,当杨仁山开创的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出现之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并纷纷效仿组建各类研究会或居士林类的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延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开展各种佛教活动,致力社会公共慈善事业。敬安、月霞、谛闲、太虚等大师多次受请到北京讲经,指导、参与创办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影响深远。如首开中国大学开设佛学课的蒋维乔,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的徐蔚如,成立华北居士林的胡子笏,致力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吕碧城,创办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等,皆在佛学思想造诣及社会活动上受到大师们的很大影响。

  北京居士佛教的成立与兴起,其实是在当时“西学东渐”“庙产兴学”的大思潮影响之下,佛教界面临危机的自我诊断与治愈。在寺院僧才日益凋零的现实情景,以及社会环境的迫切需求面前,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和有识之士的居士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一部分传统寺院佛教的责任与义务。而力图革新旧弊的新式僧人在面对政府和“保守派”的双重打压之下,屡遭挫败,转而也就愈加倚重居士以实现其的革新目标。因此,北京居士佛教的兴起,不仅是社会当局的需要,其实更多的是佛教自我净化需求的复兴运动。

  二、三时学会的建立和组织形态

  三时学会是民国时期北方佛教研究唯识学的重镇,其核心人物韩清净与南京内学院创办人欧阳渐并称为“南欧北韩”。但由于韩清净之学后继无人,且文献及相关资料曾遭到彻底的毁坏,故而三时学会的历史也相对模糊。

  三时学会从创立到停办,可分为三个时期:胚胎期(1921—1927)、鼎盛期(1927—1949)、衰落期(1949—1965)。胚胎期,主要是指三时学会的前身——法相研究会。关于法相研究会成立的时间,董绍明[7]和程恭让[8]等都认为是1924年,而于凌波[9]、黄志强[10]等则认为是1921年。本文与于凌波、黄志强等持相同看法,其原因基于韩清净曾于民国31年(1942)在《佛学半月刊》发表的《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一文中云:“三时学会胚胎于民国十年(1921),成立于民国16年(1927),迄今二十有余载矣。”[11]因此,法相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应是无误。法相研究会最初是由韩清净、朱芾煌、徐森玉、韩哲武、饶凤璜等人共同成立,其目的是为了“共同研究《成唯识论》”,并推请韩清净为会长,担任主讲。在讲演《成唯识论》圆满之后,韩清净于民国13年(1924)立志到房山云居寺闭关,“发愿以三万小时读诵修习”[12]《瑜伽师地论》,朱芾煌随同一起,并约定“每星期日图一晤,谈论法相深妙要义。”[13]由此可见,法相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唯识类典籍,组织形式比较松散、自由,以讲学为主。

  房山闭关之后,复经一年,朱芾煌商请韩清净愿意出资“建立学会为弘法处所”[14],请韩清净担任会长。韩清净由此改法相研究会为三时学会,并在随后的22年里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组织形态,此一时期为三时学会鼎盛期(1927—1949)。

  从《三时学会章程》等资料中可以看出,三时学会以“开阐佛说真实教义,引导有情修集福慧”为根本宗旨,会址在北长街十五号(即今北长街27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在地)。其组织架构为:

  其中,学长兼任董事会主席,负责“主持会中教务,并指导一切事务”;董事会由八人组成,负责“处理一切事物”;修学会员须 “净信三宝,赞成本会宗旨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绍介,由董事会通过,得为修学会员”,凡对三时学会“特别捐助或尽力维持者,经董事会之通过,得为维持会员”,维持会员如果符合修学会员的资格,也可兼充修学会员。在此组织框架之下,设立教务和事务两股,由董事中推举常务董事二人担当主任,其中教务股主要负责“办理讲演、硏究、编纂、校刊等事项”;事务股主要负责“办理文牍、收发、会计、庶务等事项”。

  三时学会在韩清净的带领之下,达至鼎盛。从三时学会成立至1947年,会员曾达到“万余人”,“讲演、研究寒暑无辍,”“刊注经论数十余种”。后来因日本侵华战争,三时学会自动解散,韩清净于1937年至1943年在朱芾煌的协助之下,闭门研修,完成了《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两部其一生最大成就的著作。但也正由于这期间的隔断,对三时学会的组织发展形成很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三时学会还成立了以 “平等爱护救济”为宗旨的大良医院,以及制定了以韩清净为核心的《清净学规》。根据《佛学半月刊》、《四川佛教月刊》、《海潮音》等资料载,大良医院是由韩清净及会员朱子桥、杨欣甫等于1934年集资创办,地址设在内西华门三十八号,聘请“前察哈尔博济医院院长王仲穆大夫,暨现任第一助产学校兼道济医院医师田凤銮女士,分充该院医师,诊治内外、男妇、小儿各科病症”。[15]对于贫苦无力交费者,可以预先向三时学会请求发给普通请诊卷,换取医院诊卷,按号就诊,医院不再收诊卷费及挂号等费。“但麻醉药及注射药,不在此例。”大良医院的成立,填补了佛教界在慈善医院方面的“缺如”,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由于战乱等因素,大良医院后来长期被部队、四存中学等占用。

  根据《清净学规》(以下简称“《学规》”)所载,《学规》形成于民国20年1月佛成道纪念日(1931),主要为“于佛法已净信者施以如应教授教诫方便而设”,共计十五条规定。《学规》中指出,凡欲受学者,必须是三时学会会员,另需同门三人以上介绍,经韩清净“审量拣择许可后”,授予学者“法号”。学者在学习期间“应如《瑜伽》所说,依止正念,令心安住四处”,并以三时学会为“安处身心之所”,绝对服从各项条例。最后学者若能“通达一论以上,经清净试验及合格者,得称为三时学会法侣。”《学规》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少有现象,特别是韩清净以居士身份收徒弟,赐法号,触及到了佛教的基本原则,这也许是韩清净身后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自1949年2月21日韩清净去世之后,三时学会经过饶凤璜的三年过度,于1952年冬推举赵朴初为董事长,三时学会由此也开始转型。据1954年1月号《现代佛学》所载《北京三时学会近讯》:

  北京三时学会自一九五二年冬改推赵朴初居士任董事长后,会务颇有改进。

  一、一九五二年六月起,组织学习小组,每星期一、四,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政治时事学习。

  二、去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研究室,推法尊法师任董事,聘正果法师为主任,领导研究工作,继韩清净居士遗志,以研究慈恩宗典籍为主。

  三、去年六月,接管京津刻经处经版二万余块,连同该会原有九百余块经版经过整理作妥当的保管。

  四、毎星期二、五施诊,由中医会友担任医师,一九五三年就诊病人共计一零一八人,附近居民都感到便利。[16]

  由上可知,三时学会虽然还“以研究慈恩宗典籍为主”,但其已规定“每星期一、四,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政治时事学习”,组织框架,研究、修学重心等逐渐开始转型。一方面聘请正果法师担当研究室由主任,负责各项研究计划和教学任务,并开始招收研究员和研究生。另一方面,与中国佛教协会合作撰译了《佛教百科全书》《阿育王传》《百喻经》等英文版书籍,以及编辑了国内外各国佛教史料。而有关唯识学方面,除了出版韩清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无多少新的建树。三时学会以研究唯识学为核心的传统开始走向没落,直至1965年停办,北长街27号也完成了其阶段性的历史使命。

  三时学会的建立,从组织架构来看,虽然借用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其对研究唯识学的特有偏重,组织形态只有一个基本框架,并不复杂,社会化程度并不高。虽然三时学会颇为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创办了大良医院,但由于种种因素,并没有长久的突出成绩,也没有成立专门的慈善部门。此外,《学规》的形成,进一步拔高了韩清净的核心地位,最终导致个人影响力远远高于组织影响力的偏颇现象,造成了其继任者难有建树,这也许是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接手三时学会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也正因为三时学会自我定位的明确,组织形态的单一,方才成就了其在唯识学研究上的造诣,虽然“学随人亡”,但法留后世。

  三、三时学会核心成员分析

  在三个时期之中,胚胎期和鼎盛期虽然时间较长,波折较多,但其核心成员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状态,而衰落期则产生很大变动。其中如徐森玉被周恩来称为“国宝”,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饶凤璜曾任国民党参政员、立法委员,著有《伤寒金匮标目提纲》《医经精义便读》等;李介如(原名李钦),历任湖北、山东财政厅长,侨务局总裁和中华懋业银行总经理等职,是“辛亥革命老人”[17];周叔迦著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唯识研究》《因明学》等学术成果,是当代佛学研究大家;等等,在三时学会发展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赵朴初主持三时学会之后,核心成员发生很大变动,主要成员有赵朴初、李介如、巨赞、法尊、周叔迦、正果、高观如、李荣熙等人。其中法尊法师精于《菩提道次第广论》,正果法师、周叔迦擅长唯识学,李荣熙是英汉撰译方面专家,高观如是佛教史料方面的专家。此一时期,三时学会不仅有出家僧人开始参与并主持相关工作,同时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开始往综合研究方面转型。

  在韩清净与赵朴初之间,饶凤璜曾代为主持三年(1949-1952)工作,仅仅起到维持作用,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新气象,迫使三时学会不得不开始谋求转变。赵朴初、正果法师等成员的加入,为三时学会的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集中来看,三时学会的核心成员当属韩清净、朱芾煌、赵朴初、正果法师。

  韩清净(1884—1949),原名克忠,字德清,河北河间人,十八岁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员,韩氏家族为当地望族。“大约在三十岁至四十岁的最后几年,他辞去一切职务,独身来京,游学求道。他与河南孔泽普、净严二人结为挚友,”[18]并一起归依佛教,法名清净。在此期间,虽修诸杂学,但感非究竟,后来自学《俱舍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唯识类典籍,颇有心得,归宗唯识。东初法师曾将韩清净与欧阳渐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称韩清净曰:

  他治学的方法,迥异于竟无居士。竟无居士于唯识诸论,不在逐字寻求其来源,而在扼其大意。因此,始由唯识,而般若,终至涅槃,总扼其佛学之大纲。韩氏则採精兵主义,其于法相唯识学,旨在穷究《瑜伽》,然后旁及十支。所谓一支本十支,故其学始终未能突出此一范围。[19]

  由此可知韩清净一生专精唯识,其研究偏向古典风格。三时学会是韩清净一生最重要的修学、弘法场所,其不仅是三时学会的灵魂人物,同时也是三时学会的创立者和兴盛者。

  朱芾煌(1877—1942),又名黻(绂)煌,四川江津人,同盟会员,民国初南京总统府秘书。关于朱芾煌往生的时间,普遍认为是1955年,本文依据1942年第四期《佛学月刊》载《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一文的发表时间,推断朱芾煌往生于1942年。朱芾煌早期专宗净土,后来在韩清净的影响之下,心归唯识,编撰的三百余万字《法相辞典》,“空前鉅构”,在教界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韩清净、欧阳渐、周善培等为之作序。朱芾煌出资创建三时学会,即为供养韩清净一“弘法处所”。同时,朱芾煌也是韩清净最虔诚的弟子之一,纵然面临战乱,朱芾煌也一直在协助韩清净完成《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直至其临命终时。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安庆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赵朴初一生为中国佛教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代人间佛教的提倡者与践行者。自赵朴初1952年接任三时学会董事长一职,便一改过渡期之沉默,重构组织形式,推动综合研究能力,加强编辑、出版等工作,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果法师(1913—1987),)四川自贡人,先后就学于天台教理院和汉藏教理院,并留校任教,深受太虚大师影响。正果法师自1954年开始担任三时学会研究室主任,负责佛学研究、制定课程、教授学生等工作。自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之后,正果法师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三时学会所有研究生也都被保送到佛学院深造。自此,研究室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三时学会的兴衰,随着其核心成员的变动而跌宕。以韩清净、朱芾煌等为核心的唯识学复兴者,无疑是民国时期的大咖,但也正因为其专精于研究唯识学,在组织形态的构建上并未投入太大的精力,导致了在随后的时代变迁之中,其接任者也就面临着转型之困。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不仅延续了三时学会的外在生命,同时从内在法脉上讲,当今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就未尝没有包含三时学会的一种传承。

  四、结论

  居士佛教独立组织是民国时期的新兴产物,对于佛教的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时学会的兴起,一方面代表着居士独立研究佛学、自主传承的一种现象,另一方面也给传统寺院佛教带来了很大的警醒。从其自身来说,在组织形态上虽然借鉴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结构比较单一;在研修方法上虽然具有古典派特征,但又蕴含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在随后的新时期之中,由于韩清净、朱芾煌等人的往生,其继任者面临着极大的转型之困。幸有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将三时学会转型成为集综合研究、编纂翻译、出版流通等具有多功能能力的综合团队,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绵延至今。

  韩清净等人对于近现代唯识学的复兴,居功至伟!这也是老先生们在时代趋势下的抉择与努力。从历史角度来看,三时学会不仅填补了近代北方研究唯识学的空白,同时其所出版的《宋藏遗珍》《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法相辞典》等唯识类典籍,在当今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及学习、研究价值。从佛教发展角度来看,时代的变革也极其需要如韩清净等老先生这样一门深入的研修者,如赵朴初会长等这样的时代改革者,以及如徐森玉、饶凤璜、李介如等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如此,方能留佛教在人间。

  [1]程恭让:《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44页。

  [2]唐忠毛:《中国佛教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3]太虚:《议佛教办学法》,收入《海潮音文库第一编·佛学通论论十·教育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4页。

  [4]徐威:《北京汉传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419页。

  [5]唐忠毛:《中国佛教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7] 董绍明:《北京三时学会简介》:“1924年夏,韩与江津朱芾煌居士在京相遇……乃与诸同仁成立法相研究会。”《佛教文化》1991年第3期,第80页。

  [8] 程恭让:《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1924年,清净与芾煌共创法相研究会”。《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45页。

  [9]于凌波:《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第二集):“民国十年,他在北平……组织了一个佛学研究团体‘法相研究会’”。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10] 黄志强、王光荣、曹春梅、容溶:《近现代居士佛学》:“1921年,清净与朱芾煌、徐森玉、饶凤璜、韩哲武等在北京组织成立法相研究会”。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567页。

  [11] 韩清净:《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佛学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第13页。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96册,第15页。

  [12] 韩清净:《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佛学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第13页。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96册,第15页。

  [13] 韩清净:《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佛学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第13页。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96册,第15页。

  [14] 韩清净:《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佛学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第13页。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96册,第15页。

  [15]《佛学半月刊·消息》4卷11号,第80期,1934年,第17(309)页。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49册,第371页。

  [16]《现代佛学·各地佛教简讯》41期1月号,1954年,第28页。收录于《现代佛学》第3册。

  [17]赵朴初为在模式口村北侧的李介如墓题写墓碑:“辛亥革命老人江夏李介如先生之墓”。

  [18]程恭让:《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45页。

  [19]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第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