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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旧志记述历代佛教人物简析

作者:陈泽泓

  一、清远历史上的寺院背景

  清远位于北江中下游,历史上是岭南佛教中外、南北交流传播的重要通道,创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峡山飞来寺,更是粤中名寺。《广东省志·宗教志》称:“南北朝时期,广东的佛寺逐渐增多,主要分布在广州和粤北韶州、清远峡山、罗浮山等地。”可知清远峡山在早期广东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高。清远在史上曾建有不少佛寺,成书于1937年的民国《清远县志》,所载佛教寺庙庵堂即有四十二间,分别为:峡山寺、东林寺、慈云庵、玉泉寺、普胜寺、中兴寺、广庆寺、月华寺、隆圃寺、宝月寺、禅林寺、招兴寺、翠竹寺、灵鹫寺、隆禅寺、佛迹寺、宝林寺、月溪寺、因果寺、康果寺、福山寺、吉安寺、永乐寺、西峰寺、天竺寺、长兴寺、四恩寺、觉海寺、丁兴寺、兴宁寺、万丰寺、永兴寺、龙虎寺、兴隆寺、鼎兴寺、灵源寺、上方寺、大吉寺、显应寺、鳌塔寺、观音堂、华严寺。据《清远县志》所载:“本县佛教的活动场所,除飞来古寺外尚有唐代兴建的东林寺;宋代兴建的中兴寺,月华寺、隆圃寺、宝月寺、禅林寺、招兴寺;明代兴建的翠竹寺、灵鹫寺、隆禅寺、吉安寺;清代兴建的万丰寺、永兴寺、灵源寺、华严寺等处,以及二十三间建造年代不明的寺庙等。民国三十五年,只剩飞来寺。”此处提及清远的寺庙总数在三十九间,却未明确为何时所统计,推测其为1937年后不久的情况。

  自南北朝至民国千馀年间,清远在广东佛教史上位置重要,佛教传播历史悠久,并曾存在过大量的寺庙,必然留下不少高僧在此活动轨迹。然而,即使在当地佛教寺庙数量达到高峰时期的清代,当时的清远县志上所述佛教人物(“释”部人物)也是屈指可数的。民国时期,由清代遗老、末代探花朱汝珍总纂的民国《清远县志》对佛教人物有较多的记述,从中可以反映出佛教在清远传播的一些情况。本文对清代及民国《清远县志》记载佛教人物情况作一简析,以此一窥清远佛教发展的历史。

  二、清远旧志对佛教人物记载情况

  清远县志编修,始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明代,曾于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年间四次修志。清初顺治年间,又有修志之举。上述志书皆佚,现仅存清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十六年(1687)、乾隆三年(1738)、光绪六年(1880)以及民国26年(1937)所修的5部清远县志。这五部县志收载佛教人物具体情况如下(括注书名为志中原载的该人物资料出处):

  康熙元年《清远县志》卷十“人物”、康熙二十六年《清远县志》卷十“人物”、乾隆《清远县志》卷十“人物志”中,均设有“仙释”类,并均将仙(即道)、释人物分开记述,在“释”目中所载僧人均只此四位南梁僧贞静(《神僧传》):南汉僧聪公、善会:明僧慧显。

  光绪《清远县志》卷十一“列传二”中设“释老”一类,所列人物,按先释后老分开排列,收载菩提达摩(《五灯会元》《传灯录》《旧志》)、贞俊(《黄通志》)、灵霭(《禺峡山志》)、跋多罗(《禺峡山志》)、善会(《禺峡旧志》)、聪公(《黄通志》)、慧显(《禺峡旧志》《小仓山房诗话》)。在慧显传后注有“以上释”的字样。此后本该述及道教人物,却记述有一位“金刚仙”(《太平广记》),文称:“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清远峡山寺”。后来的民国《清远县志》将金刚仙列于“释”类人物,传末“谨按:金刚仙,《太平广记》谓西域人,西域皆佛教,应入僧类,故峡志、阮通志均列僧传,光绪志误列于道士之下,故订正之”。因此,所述金刚仙显为释者刷光绪县志共收入八位僧人,其中四位为前志所列。

  民国《清远县志》第六、七、八卷为“人物”,其中卷八为“释道憍寓”类,卷前专设《人物释道憍寓列传凡例》,说明“释道”在志书中排列位置的原因:“古者纪录释道并列,此《魏书》所以有‘释老志’也。至《旧唐书》并佛入道,纪颇非之(《四库提要》)。今名释道者,阮通志例也。次于职官之后者,《登封县志》例也。”憍寓“次于仙释之后者,《肇庆府志》例也”。即是说,释道并列始于二十四史中的《魏书》,而将释道排列于各类人物之后,“憍寓”之前,只不过依先例而己。然而此志收入“释”类人物共五十二位,其采集之C非清代县志所能相比。此即:梁贞俊《峡山神异志》《黄通志》《峡志》《潜确类书》《阮通志》)、灵霭(《峡志》《阮通志》《岣嵝访册》)、菩提达摩(《阮通志》《传灯录》)、跋多罗(《阮通志》);隋僧璨(《佛祖通载》《峡志》;唐惠能(《六祖坛经》《飞来寺僧谱》)、泰祥(《法源纪略》)、尚颜(《全唐诗集》)、金刚仙(《太平广记》)、慧幽(唐顾复《袁氏传》);南汉善会(《阮通志》);宋聪公(《僧谱》《苏诗集注》《峡志》《东坡大全集》)、寿公(《僧谱》《苏诗集注》《东坡大全集》)、福静(《肇庆府志》)、妙实(《奕叶传芳集》)、了玫(《阮通志》);元明颜(《峡志》);明定禄(《峡志》)、慧显(《阮通志》《光绪志》引旧志、《峡志》)、粤仙(钟万春《送粤仙序》)、德清(《憨山梦游集年谱》、阮引《明诗综》《番禺县志6《憨山实录》);清大汕(《岭南画征略》《峡志》《秦鬘楼谈录》、僧一至《传灯正宗节本》、王士贞《广州游览小志》《陈其年湖海楼集》《石禅罗汉图卷跋》《南海百咏续》、孙绳祖《厂翁传》《峡志列传》《梅翁诗钞》)、寄生(《觚剩》)、成鹫(《阮通志》《罗浮山志》《峡志》)、今二(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澄辉、慈明(《飞来寺僧谱》)、兴彻(《峡志》)、法雨(《峡志》)、善为(钟元辅撰《塔铭》)、法等(《陈炎宗撰《塔铭序》、法章、觉慧(《峡志》)、法信(《峡志》)、界乘(《飞来寺僧谱》《隋园诗话》《小仓山房续文集》《仓山诗集》)、界群(《岭南集》《飞来寺僧谱》)、界燧(《僧谱》《藕舡诗草》)、界参(《何刻》)、一涵(《飞来寺僧谱》《光绪志》《小仓山集》《隋园诗话》《小仓山房诗话》)、一航(《飞来寺僧谱》《岭南画征录》《番禺县志》《剑光楼词钞》)、弘明(《僧谱》《峡志》)、仁中(《僧谱》《峡志》)、切庵(《僧谱》《峡山古寺留题诗介》《何刻》)、南野(《僧谱》《峡志》)、德身(《僧谱》《峡志》)、一至(《僧谱》《传灯正宗序》)、—义(何刻)、鼎中(《僧谱》《峡志序》)、新因(《飞来寺僧谱》《岭南画征略》《峡志跋》)、新贵、以聪(《岣嵝访册》)淡华(《憬如和尚访册》)。

  由上述情况,可见清远旧志记载佛教人物,从简到详,尤以朱汝珍总纂的民国《清远县志》为大观。各志记述有如下特点。

  一是各志均有记载佛教人物的门类,称为“仙释”或“释老”。

  二是清代志书收入佛教人物人数不多,不仅县志收入不多,就是被视为寺志的咸丰《禺峡山志》,收入佛教人物也只有七人。仇江为《禺峡山志》所撰《前言》,提及该志缺陷时指出:“《禺峡山志》中关于本寺高僧的记载,亦只有达摩,‘随寺飞来’的贞俊、灵霭,南华僧聪公、了玟,以及明颜、慧显等数人,有些还明显是传说中的人物。”相比各志,民国县志载入相关佛教人物五十二人,其对于研究清远佛教史特别是飞来寺发展史的存史价值要大得多。

  三是越往后编纂的志书,对人物事迹注明的出处就越来越多。清代前三部县志均有收载的四人中,只注明梁僧贞静事出《神僧传》,其馀三人事迹皆未点明出处。光绪县志中所载八人,其事迹均注明出处。民国县志收入人物虽多,而所有人物事迹皆有出处,引载出处不乏—人之事迹引自多处的,如大汕传注引出处古籍多达十一种。这一情况不仅说明朱汝珍考证之慎密,也反映了历史上的这些佛教人物的事迹,至此已广为流传于各种书籍。

  四是对人物的事迹,清志均纯用引文,此即旧志体例之所谓汇辑体。民国县志对资料则有所校核,对事件有所考证,有的还注明出自采访册,反映了该志编修时更为严谨求真,更具学术性和时效性。如述及金刚仙、聪公,依据阮通志对引自光绪县志的文字内容补上漏字。述及寄生其人,谨按:“《飞来寺僧谱》,石祖门下仅兴隆等四徒,并无寄生其人,寺仅憬如,谓石祖之同参友是也。钮氏误以为石祖之徒,兹订正之。”寄生事迹出自康熙年间高明知县钮锈作于任上的笔记体小说《觚剩》,可谓时近。朱汝珍却不盲目相信,他对照僧谱考证得出结论。仁中事迹,出自《僧谱》《峡志》等,朱汝珍也不疏忽放过,而出《禺山志》并新镌《峡山寺留题诗介》校正讹字。记述灵霭禅师,增加了“光绪初年,飞来寺增(笔者按,原书如此,疑为“僧”字之误)重修六朝塔墓,为粤东第一古迹”的记述,此事出自采访册,是当时的新情况。峡山神异志》中将梁武帝赐额飞来寺时间记作“至德元年”,朱汝珍考证,梁无至德年号,出现这一情况,是将赐额题文误为年号所致。禅宗三祖僧璨挂锡峡山之事,事关重大,却无载于《峡山志》朱汝珍以宋人蒋之奇诗中对此有载,以及阮通志列传有三祖南游罗浮之记载,作为推论依据,说明三祖“必挂锡山中,扫塔礼祖可无疑也”。民国《清远县志》对清远历史上的佛教人物有发掘考证之功,也是本文借以简析清远佛教历史的主要依据。

  三、从人物活动简析清远佛教历史

  由于民国《清远县志》对佛教人物记载最详,囊括前志,且治志严谨,故以下以此志为对象对佛教人物的记述内容作分析,并略作考辨。从人物角度揭开清远佛教史之一页。

  县志所载佛教人物,自南北朝梁朝起,此后的隋、唐、南汉、宋、元、明、清,均有僧人列传,直至“民国初年在丹霞合掌坐逝”的淡华长老。可证佛教在清远的传播及活动,自南梁至民国不间断。

  人物事迹,以传说为先,而史实为主。传说梁武帝时,己为神人的黄帝庶子太禺和仲阳于一夜之间以神力将原在舒州(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的上元延祚寺乘风雨飞来峡山,上元延祚寺的贞俊禅师、灵霭禅师随寺飞来清远,创建飞来寺,还说延祚寺搬往广东路经江西大庾岭时,偏殿不小心被撞掉一角,落在现今的南雄梅岭云雾山中,这就是现在的“挂角寺”,后称云封寺。这一传说的背景,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教从岭北向岭南入传的一种现象。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陆上丝绸之路为一途径。另一途径,则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这两条途径其实难分先后,互相交汇。北江通道是交汇的要道,峡山则成了要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梁武帝奉佛,梁朝政治中心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也是佛教的一处传播中心,其辐射包括在广州的六榕寺前身宝庄严寺舍利塔的建成,是梁武帝派出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前往海外求佛舍利的结果。作为南来北往乃至由内陆通往海外重要通道的清远峡,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

  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是佛教从海外向岭南转而北上的流传,也从此通道经过。县志中列传的有南梁时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来自西竺的跋多罗,到唐代来自西域的金刚仙,反映了自南北朝至唐代,来自海外的佛教传播一直进行着。三人皆有禅栖峡山之举,更说明峡山是佛教由海外入传的一个重要节点。达摩是禅宗始祖,对禅宗在广东的兴起有影响。跋多罗驻锡峡山,“远近皈依,法席大振”,并留下了定心泉、狮子台等胜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于金刚仙其人与事迹。金刚仙之所以曾被县志错归类为仙(道),就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的佛教传播手法,而采用了咒术之类的手法。关于他的传奇事迹,极为详细地收入于成书距离唐代不远的《太平广记》,说明其事确有所本。《禺峡山志》从《圣僧传》引其事,称其“本西域人。唐开成中来居峡山,能梵音,弹舌摇锡,咒物无不应。又善因鬼魅,缚蛟螭,动锡召云。后归天竺”。从其传教特征的念咒降怪看显然属于密宗。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朝代,是佛教中国教派纷纷创立的朝代,佛教密宗也在此时传入广东。密宗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特征。密宗传入广东之途径,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间接的传入是朝廷的推广和崇信密宗的官员入粤所带动。大历十一年(776),唐代宗曾诏令全国僧尼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背诵精熟《尊胜陀尼经》,由此《尊胜陀尼经》便传遍寺刹,密宗之风至盛,必然波及广东。密宗从海上传入广东的直接途径,其影响也不能忽视。密宗中体系性的纯密,是在开元年间由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传入中国的。这三位高僧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其中后二者都曾在岭南留下传教足迹,轰动一时。金刚智泛海而来,于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然后赴长安“敕迎就慈恩寺,徙荐福寺”。不空是金刚智的弟子,北印度人。金刚智示寂之后,不空奉其遗旨,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等国求梵法,于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带回密教经典200卷,共译出重要经典11l部143卷,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不空在内道场中为玄宗、肃宗、代宗灌顶受法,成为三代国师。先后被加封为鸿胪寺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赐食邑三千产,辞而不受。天宝八年(749)诏许其回印度,“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显然,不空赴印来往是取道海路,而来往于岭南与京城,必经过清远峡。不空被诏令“许其回国”,实际上是被下了驱逐令,但他最终并没离开中国,—入粤北,便托病滞留不前,终于获敕令且住,在岭南居然一住四年,其后又得以东山再起,重返京中,至于事业之极盛。其寓粤四年,影响非同小可。他流连于广州及粤北韶州之间,必然经过清远。金刚仙至清远峡的开成年间,距不空入粤己百年,但密宗入粤的影响仍在起作用。金刚仙与金刚智为一类僧人,同载入明人《》申僧传》中。该书还记述了金刚智用密语念咒为公主治病的事迹。可证金刚仙属于佛教密宗人士,也反映了密宗入粤在百年间持续不断,清远作为南北必经之路,当然也受到其影响。

  南派禅宗在粤地影响更大,在峡山留下活动轨迹的高僧更多属于禅宗。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曾卓锡峡山,说明了早在隋代,禅宗己在岭南有所影响,峡山也是禅宗初祖达摩路经之地。此为唐代惠能奉禅的一处重要的佛教文化背景。唐代峡山僧便有跟随惠能的泰祥,“戒行高洁、能传心印”。

  由于大庾岭的开拓,唐代粤北成为南来北往主干道,也带旺北江航运的繁忙。在这一条好不热闹的通道上,还使清远峡演化出不少有声有色的文学故事。“荆门僧”尚颜“游岭表,寓峡甚久”,因吟咏一首载入《全唐诗》的《清远峡山寺》诗而留名志籍。他的“荆门僧”身份,表明当时经北江入粤的有来自湖北的僧人。这位僧人多才多节,善画能诗,说明了北方文化的传入,必然有助于提升清远的地方文化。“峡寺僧”慧幽和尚豢养小猿,后来被高力士以金帛换求,安史乱后幻为人妻,至峡山化猿而去的故事,是唐代传奇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更为峡山寺扬名。

  从康熙时开始的清远县志中释部人物,均列有善会之名。民国县志引自阮通志称:“善会,姓廖,南汉清远人,九岁同父客潭州,龙牙山出家受戒。往江陵听经,遂参华亭船子和尚,归住峡山。此事有移花接木之嫌,值得作一考证。船子和尚为唐代高僧和词人,名德诚,是药山惟严门下。他奉师嘱在秀州华亭江上来回摆渡,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管他叫船子和尚。善会慕其名,在朱泾渡口拜见船子和尚,悉得其传。成通十一年(870),善会到了澧州(今湖南省澧县)夹山,成为弟子众多的大师。善会的事迹,在赞宁的《宋高僧传》中已有述及,称之为“夹山”。《五灯会元》更列有“夹山善会禅师”传,有较详细记载,称:“澧州夹山善会禅师,广州廖氏子。幼岁出家,依年受戒,听习经论,出住润州鹤林,因道吾劝发,往见船子,由是师资道契。微联不留。恭禀遗命,遁世忘机。寻以学者交凑,庐室星布,晓夕参依。成通庚寅,海众卜于夹山,遂成院宇。……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谥传明大师。善会禅师既称为广州廖氏子,古时广州辖清远县,其为清远人是有可能的。而他逝世于唐中和元年(881),却不能说是五代人、南汉人。县志列传的善会,与《宋高僧传》《五灯会元》所指当为同—人,问题出在将澧州夹山错当成清远之峡山。

  宋代,聪公是新州人,往南华寺为僧,梦中多有得惠能点拨之事。曾驻清远东林寺,按梦中六祖所语,于寺西采芦苇造伐数百,使邑人在寇暴起入境时得以避祸。这个故事,反映了六祖崇拜在宋时的扩大。而飞来寺长老寿公与流放南来谪居惠州的大文豪苏东坡的交往,则成为一段文化佳话。寿公听从了苏东坡与儿子苏过游览峡山时的建议,建起一水闸,将急峻的溪水成为澄潭,以启闭调节不同季节的水势,造福地方,也为寺院带来财富。苏东坡遇赦北还又过飞来寺,还为寿公新筑之室书额“淙碧轩”。可见他们之间为知遇之交。县志还记载了宋代三位僧人,他们都是粤人,都是禅行高洁,学博才高。封川人福静,“峡山、南华无不托息,嘉佑间归住光孝,与郡守田开为诗友”。“峡山僧”妙实,“戒行高洁,善书法,有怀素之风”,寺中各处碑版多请其书,“其序文篆题,并皆佳妙,为各楷书碑版之冠,与苏长公草书题名世称三绝云”。峡山寺住持曲江人了玫,“戒行清高,性量宽洪,好学,博通三教典籍,时称名德”。可见在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宋代峡山寺僧人戒行及才学之高致。

  元代的峡山住持南海人明颜“聪敏有道行,尤善诗赋音律。年九十五,与邑尹杨观为方外友”。所作《峡山诗》云:

  白云飞尽四山清,叠叠重重列画屏;默念弥陀趺坐久,天花无数落空庭。

  晓钟声度白云隈,楼阁玲珑绝点埃;林下忽闻仙犬吠,始知尘世有人来。

  可知入元之后的飞来寺,也有如此一番超尘绝俗的风光,寺院住持文才甚高,与官方的关系也很融洽。

  明代清远峡,只提及四位僧人。“峡寺僧”定禄“善诗文”、南海人慧显“少梦六祖偈语,得明心性,归住峡山,大振宗风”,“正统间护清远僧会司”,“又善诗文”。“东林僧”粤仙因其“直寻顿教,有空外之想”,“邑中钟太守送其《入山序》以勉之,曰‘无念无相,名曰高僧,粤仙其庶几乎’云’乙名气最大的自然是德清憨山它被流放南疆雷州,为粤大吏檄为南华寺住持,中兴曹溪之时,尝住锡峡山寺,写有登飞来寺诗等诗句。其中有“纵列仙班陪帝宴,无如从此一餐霞”句,勾勒出他面对峡山飞来寺绝佳胜景的出尘心态有明一代,清远只有四位僧人入传,其中德清虽对广东佛教有中兴之迹象,但对于清远来说,其事迹似只是过客。明代清远佛教看来大体处于沉寂。

  民国《清远县志》的入志清代僧人,人数达三十一人,为历代之最人志清代僧人数量多的原因,除了编纂者朱汝珍本人为清代遗老,对清代事物留心,而且事近而迹显,资料更多,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这一时期清远佛教确有大的发展。清代清远寺院规模应为历史上之高峰,佛教人物也颇有特色。

  与飞来峡重兴关系密切的有大汕及其徒众。清初为了笼络人心,四朝皇帝对佛教采取扶持态度,为历经战乱的飞来寺的重兴提供了大的背景。飞来寺在清初,历经战乱之后,“僧散田失。且困徭役”,由于寺僧澄辉与慈明的识时势,投向靖、平两藩,在平南王尚可喜资助下,又得到主持长寿寺的大汕鼎力支持,飞来寺先后修复了古寺的许多殿堂。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应越南顺化阮氏政权延请赴越,延为“国师”,回国时,获馈赠甚丰,以之建飞来寺的天王、药师二殿,及离六堂、云半阁、怀古楼、半帆亭诸胜。大汕逝后,由弟子奉归葬于峡山最高峰。其后,有“长寿僧”寄生及峡山“合山禅众”皆于梦中得大汕所示,在峡山大汕葬身之处“启龛而观,庄容俨若”,于是在长寿寺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后来,得传大汕衣钵的南海人法等,主持长寿、飞来两寺,“重修堂殿,两山大有可观”。法等于乾隆五年(1740)“塔于峡山”。又有入山削发的“峡寺僧”弘明重建飞来寺。咸丰时,飞来寺为匪焚毁,有窥伺者想将其改为道院。僧人鼎中(后来任长寿寺住持)向广东巡抚柏贵提出申诉,得以保全,始复旧观。

  明末清初鼎革之际,一批遗民僧遁入空门,由于新权贵的扶持而使清初岭南佛门欣欣向荣。曾住飞来寺的遗民僧列传中有番禺人成鹫、新会人今二,又有“寓居飞来甚久,精诗文”的“游方僧”南野。遗民僧特殊的身份和才华,给岭南僧门带来了禅门诗风。正如志中引峡志所云:“当时衲子皆知翰风,可想飞来之盛。”寺僧与官绅、文士来往相交,佛寺与社会上层来往频繁,清远的佛寺,如华严寺,“寺中日有弦歌之声,与梵贝相杂云”。列传中,清初飞来寺就有兴彻、法雨、善为、法章、觉慧、法信、界乘、一禅、弘明、仁中、切庵上人、德身,主持光孝寺兼飞来寺的界群、本寺住持界燧、界参等长于诗歌、以诗入志的诗僧群。他们以诗寄怀,如觉慧诗云:“老去无成事,劳生又—年;衰容明镜里,孤影暮灯前。风满一床雨,花寒几树烟;今霄峡山上,谁复更相邻。”可见其时诗僧以诗渲泄的感时叹世的情怀,并非真正的出世绝尘之心机。在飞来胜地,诗僧也少不了与那些喜好山光水色的官员、墨客的来往应酬之作,其所交往者多有名人,难免以名流推重为荣。在寺僧中,还有多才多艺者。如一涵“博学工诗”“又善奕棋”。一航,“工山水,尤长于临摹”,他仿的黎简之作,“人多不能辨,于是求画者众”。一航还富有创新本事,其出新意创笔法绘水仙花、篱菊,得到熊景星、仪克中等名流撰诗作词称赞。也有致力于整理佛教文献的。原先大汕将《五灯会元》订正,纂成百卷《传灯正宗》,“然卷帙浩繁,费重难刻,致不能广为流传”。大汕五传孙一至将其浓缩为一卷,“以录一脉之源流,及订诸家之误说,融会原文,不失祖传心印”对释教传承有功。有“戒学清高”的飞来寺住持一义。新因(长寿寺住持),“湛深典籍,尤邃诗,画梅有逸趣”。峡山寺志在乱世中散失,他请知府捐廉重版,请两广总督劳崇光撰序,使峡山志得以流传。

  清远的寺僧中还有奇行者。显应寺僧以聪“有法术”,当时飞来寺一带的江中有积沙,有碍航路。以聪“作法三夜,遍藏铁犁头。翌日忽大雷雨,沙洲冲散流去,由是舟行无阻”。以聪疏通江道的具体做法不详,而他能让江中航道畅通,当然为人所称赞。寺僧有苦修苦行者,高要人淡华长老,二十岁出家,供职飞来寺十馀年,“戒行极高,平生不睡床,日夜常打坐。极其苦修”。供职飞来寺期间,曾刺血书法华、金刚、楞严、华严心经各种。他坚不肯受巡抚敬送供养银不肯受韶州道台供养,亦不接受丹霞寺监院的延请。民国初年,淡华长老在丹霞合掌坐逝,荼毗获舍利子五粒,人称“此真佛门种子也”。是见清末民初时,飞来寺僧中有苦修苦行而获得人所敬仰者。

  (作者单位:广州市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