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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美术视野中的岭南书家群像研究

作者:来万章

  广东省博物馆

  摘要:本文以明末清初岭南书家为对象,借助其传世书迹及相关文献,考察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忠烈书家群、遗民书家群、释氏书家群等不同书家群体及其书风,揭示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明末清初书家群岭南忠烈遗民释氏书风地域

  明末清初的书法和文学、理学、绘画等众多人文学科一样,出现了又一次罕见的高峰。政治的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往往给意识形态制造很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思想活跃的历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明末清初是被称为“天崩地坼”的动乱年代,明末的党同伐异、清初的改朝换代,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出现的“乱”成为文化“治”的诱因,异族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汉文化的主导地位,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兴盛,史学家谢国桢甚至称这一时期是可以和先秦诸子百家、魏晋哲学、宋元理学等并驾齐驱的“文艺复兴时期”。很显然,这种总体的文化兴盛必然影响到书画的发展。史实证明,这一时期,在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的书画家群体,涌现出一批开宗立派的书画名家,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可圈可点的辉煌时期。

  广东方面更是如此,伴随着南明王朝的南迁及西移,一批文人南下,或在广东作短暂停留,或长期寓居广东。另一方面,明末广东文人有游学吴地的风尚,梁孜、黎民表、欧大任、黎遂球、张穆、屈大均、欧大章等均有游历吴中的经历,他们晚年大多返回广东。这两种因素的相长在客观上带来了主流文化在岭南地区的影响,使僻处岭海的广东在经历长期封闭的视野后开阔了眼界,促进了岭南文化的飞跃发展。在书画上,相继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峰。

  明末清初的岭南书坛可谓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笔者在编著《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时发现,在流传至今的广东古代书迹中,明末清初书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书家,客观上形成了很多群体。笔者尝试以书家属性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忠烈书家群;二是遗民书家群;三是释氏书家群;四是其他书家群。很显然,这种简单的分类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当时岭南的书法形态,有的书家甚至兼属多种群体,但这种分类法却可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广东书法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提供依据。

  忠烈书家群

  传统文人注重气节,“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总会出现一些为前朝殉难的忠烈之士。在岭南地区,明末激烈的政治抗争也涌现出了不少忠烈文人。他们是明朝的殉道者,同时也是书法史上的卓有建树者。他们因抗清而战死,书法因人而愈贵。其主要人物有被称为“岭表三忠”的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以及诗人邝露、黎遂球等。

  南海籍的陈子壮(1596—1647)字集生,号秋涛,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编修,南明王朝的桂王立于肇庆时,他被授予东阁大学士,总督四声军务,清军人粤,他与陈邦彦、张家玉率军攻广州,兵败被执,均不屈死,被称为“岭表三忠”。他以诗文书法见称于世,著有《练要堂前、后集》。他擅长行草书,其书受米芾、董其昌影响较大,行笔颇具韵味,苍劲而灵秀。

  陈邦彦(1603—1647)为顺德人,字会斌,尝讲学于顺德大良锦岩山下,人称岩野先生,以诗文著称于世,论者谓其诗文“意气豪迈,感慨深沉,笔力老健,人称粤中杜甫”,看来评价是很高的,著有《学声堂集》。书迹传世较少。

  张家玉(1615—1647)为东莞人,字玄子,又字芷园,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亦以诗文名,著有《名山集》、《词林馆课》等。擅长行书,但书迹传世极少,目前所见仅为石刻拓本。其弟张家珍(1631—1660)亦擅书,其《草书》扇面(香港艺术馆藏)为典型的明人风貌。

  “岭表三忠”之外,邝露、黎遂球也是忠烈书家之佼佼者。

  南海籍的邝露(1604—1650)字湛若,号海雪,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被荐任中书舍人,后还广州。清兵破广州城后,抱绿绮台琴从容殉国。邝露擅诗文书法,著有《峤雅》,书法方面则楷书和行草书兼精,尤善隶书。他的行草书和楷书,多流露出颜真卿笔意,均挥洒自如,纵横恣肆,不拘一格;隶书则受汉碑影响尤深,浑厚朴茂,端庄清雅。

  番禺籍的黎遂球(1602—1646)字美周,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曾举于乡,数上公车,与当时文坛名流如吴伟业、张溥、金声、陈际泰等交厚,并曾在江都名人郑元勋(字超宗)影园(董其昌以园在柳影、山影、水影之间,因而题名“影园”),与词人即席分赋《黄牡丹》七律十章而获得“黄牡丹状元”。一生著述较多,计有《莲须阁集》、《莲须阁文钞》、《周易爻物当名》、《诗风史刺》等,凡百余卷。黎美周于诗文之外,兼擅绘画、书法。书法以行书为主,代表作有《行书删梅诗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笔跌宕起伏,为其传世力作。

  遗民书家群

  遗民书法家主要以彭睿权、伍瑞隆、高俨、张穆等为典型,而以彭睿罐的成就最大。伍瑞隆、高俨、张穆、彭睿罐等以诗、画著称,书法也同享盛名。伍瑞隆擅长画水墨牡丹,高俨长于山水,张穆专工鹰马,彭睿罐写兰竹。同时,伍瑞隆与彭睿堪以草书见长,高俨与张穆以行书鸣世。伍瑞隆的草书不同于一般画家的意笔草草,而是硬朗遒健,墨韵明净,可与其墨牡丹并驾于岭南艺苑而无愧色;自称“龙江村獠”的顺德彭睿罐长期隐逸山间,以布衣终老,其草书势态灵动,有怀素风貌,称为“竹本派”;归善龚章亦以草书鸣,风格与彭睿堪相类,为有书迹传世的书家中与彭睿权最为接近者。

  顺德籍的彭睿堙(“堆”一作“埙”)字闻自,一字公吹,号竹本,别署江邨余子、竹本山人,明代灭亡后隐居不出。他擅长诗文书画,其中尤以书法著名。其书以草书见长,脱胎于怀素而自成一家,清道光年间顺德进士陈小郑在评彭睿罐《竹石图》时说:“此竹本先生摹梅道人作。竹之低昂偃仰、滴露摇风神态,妙合天然。而余所心折者,尤其画石之轮廓,笔笔作草篆体,金刚杵、屋漏痕、折钗股,诸法备矣。而用墨浓淡,更与梅道人同妙。竹本以草书鸣,今观其画竹,亦以草法行之,古人谓书画同源,然哉。”如今我们再观其此草书,则是以画笔人书,似泼墨大写意,且随意自然,意态生动,可代表其成熟风格。他的草书以筋节皆劲著称,颇得时誉,当时从他学书法的人很多,因而号称“竹本派”。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对这一流派的书法家无法做深入了解,只知道惠州籍的龚章书风与之相近,因此怀疑他与彭睿灌同属一派。

  伍瑞隆(1585—1668)为香山人,字国开,又字铁山,晚年隐居鸠山、艾山二山中,因别署鸠艾山人,长于诗文书画,著有《鸠艾山人遗集》。其书法以草书最为擅长,其书得法于东晋王献之,又参合唐代张旭、怀素的笔意,结体萧散自然,用笔挥洒自如。他善于在字体的大小、粗细和墨色的浓淡方面下足工夫,因而变化万端,别有一种意趣。伍瑞隆在水墨牡丹方面卓有建树,从他的书法和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将元代赵孟俯以来所宣扬的“书画同源”之说继承并发扬光大。他的水墨淋漓的牡丹,分明是草书的笔意;而草书的收笔、走势,又明显是掺进了花叶、树干的画法。在清初岭南书坛,能将书画如此发挥得游刃有余者,只有伍瑞隆一人而也。

  伍瑞隆的草书不同于一般画家的意笔草草,而是硬朗遒健,墨韵明净,可与其墨牡丹并驾于岭南艺苑而无愧色,与明代中期甚至前期所盛行的草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书风所体现出的清初特色的不明显反而构成了他的特色,以至于在考察清初岭南书法时,他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重镇。

  陈子升(1614—1692)为陈子壮弟,是典型的遗民,书风与乃兄有神似之处,《行书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是为大汕和尚所书,不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亦具文献价值。

  在诗歌上有“岭南三家”之称的屈大均(1630—1696)、陈恭尹(1631—1700)、梁佩兰(1630—1705)也是遗民书家之代表。他们虽以诗著,但屈大均草书的率意超旷、陈恭尹隶书的瘦劲古峭、梁佩兰行书的古雅浑朴同为世人所重。

  屈大均为番禺人,因字翁山,人们习惯称屈翁山,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因他的著作在当时屡遭清朝当局的禁毁,所以收藏他的书迹,必将招致不测之祸。因而使其书迹传世非常少,远逊于陈、梁。他曾经在其七言诗《草书歌赠蓝公漪》里阐述了自己草书源流及对各朝草书名家之点评,为研究其书迹之艺术特色及其书学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之资料。在这首诗里,他指出自己的草书仍然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一路,并且进一步指出其风格“率意超旷我亦工,研精体势未知要”,虽然是自谦之词,但可看出其书法之意境。综观屈大均的传世书迹,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是由宋代苏东坡上追王羲之,特别善用健毫,腕平笔正,运到中锋,有一种独特的清刚之气,不是一般造诣者可以达到的。

  顺德籍的陈恭尹著有《独漉堂文集》、《独漉堂诗集》,在岭南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被称为岭南地区清代隶书第一人。

  陈恭尹的艺术活动主要是在清代康熙年间,这一时期活跃于南京的有一个隶书名家叫郑篮,因字谷口,人们习惯称“郑谷口”。郑谷口的隶书以习称的“八分书”见长,在清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浙江海宁的陈奕禧(1648—1709)在《隐绿轩题跋》中称其书法蔡中郎,腕力甚劲,可与谷口颉颃也。由此可见陈恭尹在当时的地位。

  陈恭尹的隶书主要取法于汉碑,其中得益最多的是《夏承碑》和《曹全碑》。《曹全碑》的主要特色为秀逸,《夏承碑》则以灵动著称,两碑的特色构成了陈恭尹隶书的主要风格。他能以瘦逸遒劲之笔,尽量避免隋唐以来那种呆板孱弱的习气,不为汉碑所囿,在当时广东书坛,应该说是极具开拓性意义的

  南海籍的梁佩兰兼擅书画,善画山水、兰花,但并不多见;书法则以行书见长,传世作品也较多,为清初岭南书坛的佼佼者。

  梁佩兰也和众多卓有所成的书法家一样,从古人中吸取养分,再参以己意,形成自家风格。《国朝书画家笔录》称其书法受王羲之影响c9“卷叫,近人麦华三、马国权等则称其书法由苏东坡、米芾上溯李北海、钟繇、王羲之等,并形成自己独立的一体。从他的传世书迹可以看出上述诸家所评的这种风格,同时也可认识梁佩兰行书的艺术魅力。

  “岭南三家”的诗文各擅胜场,在书法上也是各有千秋。古人《书法汇编序》中专门论及三家书法,对于我们了解他们的不同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书中这样写道:幼曾记吾粤屈翁山、梁药亭、陈独漉三先生相聚论书。三君惟独漉以八分擅名,梁谓之曰:“公书有本领,有学问,然世上多有之。仆书没本领,没学问,然掩其姓字,出书示人,识者必曰:想见此子不俗。”因谓屈曰:“公书何如?”曰:“仆书不管有本领,没本领;有学问,没学问,只自己写成一屈翁山耳。”三公之言,得毋亦贵有天趣之谓耶?从中可看出三家之书,均能自鸣天籁。在岭南书法史自有其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尹源进、赵焯夫、薛始亨、薛起蛟、梁无技、王隼、黎邦碱、胡方等亦在书法上独具一格,在当时书坛有其一席之地。尹源进、赵焊夫擅绘,书法以画笔相参,得书画同源之妙;薛始亨善书画兼擅击剑,其行草书豪迈与不拘于绳墨;其弟薛起蛟善临摹古帖,其书老辣,古韵十足;梁无技书法东坡,但书迹传世甚少;王隼以小楷擅长,颇具钟繇遗韵;黎邦碱以忧愤而终,书擅隶书、草书,偶亦写小楷,典雅端庄;胡方草书奇气纵横,擅茅龙笔书,能承白沙遗风。而僻处岭东的潮籍人黄锦、吴殿邦、罗万杰、客家人李士淳、李楩父子等长期不为人所知,他们的书法均以老笔纷披的草书见长,填补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在岭南书法史上的空白。

  释氏书家群

  清初岭南书法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释氏书法的流行。由于特殊的时空情境,很多士人选择了“逃禅”这一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当时的乱世,所谓“沧桑之际,粤中士人多从彼教游,所谓十家王谢九为僧也”便是指此。在这些僧人中,不少人在佛事之余,潜心书画,藉以抒发内心之郁结。书法方面以天然和尚函昰及其弟子为代表。

  天然和尚(1608—1685)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人。在明崇祯六年(1633)曾举乡试,因感国势日变,无心于仕途,遂于崇祯十二年(1639)弃官上江西庐山,三次拜名僧空隐禅师道独祝发为僧,法名函昰,字丽中,号天然,住归宗寺。1644年清军人关后,天然避乱居于南海西樵山,不久迁至番禺雷峰,为曹洞宗三十四代传入。他在广东佛教界名重一时,其诗文书法则为佛门内外所敬仰,其著述被辑为《瞎堂诗集》、《天然呈禅师语录》、《首楞严直指》、《禅醉》、《焚笔》及《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等行世。

  天然和尚的书法多得力于李北海、米南宫、黄山谷,用笔淳厚古茂。早年书法遒劲但略显拘谨,晚年萧散自然、苍劲有韵致。因其著述与墨迹在清朝屡遭查禁,故书迹传世较少。笔者编著的《天然禅墨》记录其书迹约17件,均为行草或行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行书《五绝诗》,该作浑朴自然,轻爽洒脱而不失恬淡悠雅。

  天然和尚的弟子很多,当时广东的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吸引,大多皈依为弟子,连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也一度拜于门下(释名今种)。一些遗臣流寓粤东者也多从之游。仅《海云禅藻集》所载其弟子以“今”命名且有诗文传世者,就有80人之多。这些弟子临池,多仿其体,因他们多出自番禺海云寺,故世称“海云书派”-真4j。他们中书法有自家风貌且有墨迹传世者有今释、今舰、今无、今帏、今辩、今但、今壁、今印等人。

  今释(1614—1680)虽生于浙江,但因长期活动于广东,故学界一直将他作粤人看待。他字澹归,俗名金堡,字卫公,一字道隐,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崇祯十三年(1640)进土,曾官临清知州,后坐事罢官,永历七年(1652)至广州,从天然和尚受戒于海云寺,改名今释,执役厨下十余年。后赴广东韶关主丹霞别传寺以终。长于诗文、书法,著有《徧行堂集》、《岭海焚余》等,为天然和尚的第四法嗣。在天然的诸多弟子中,书迹传世最多,且书艺精湛,有出蓝之誉;著作亦宏富,声名远播岭外。他的书法笔势飞舞而瘦劲,论者称其“用笔粗壮淳朴,笔断意连,字体结构上松下紧,上宽下狭,上疏下密,貌似稚拙而实为老到,提按起落,纵横开阖,颇具个性”。在广东书僧中,今释不特艺精笔勤,而且诗文、气节亦为人所重,成为后世广东文人崇尚的典范。

  今舰(1619—1678)字石鉴,广东新会人,俗姓杨,名大进,字翰序,号无见居士,年十五补郡诸生,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时从天然为僧,为天然和尚的第二法嗣,后居江西栖贤寺而卒,著有《石鉴集》、《直林堂全集》、《栖贤诗》。书法在天然和尚基础上,从苏东坡字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风格。其字瘦硬秀劲,用笔粗犷,但缺乏天然和尚的豪逸。

  今无(1633—1681)字阿字,别署虫木,俗姓万,广东番禺人,天然和尚的第一法嗣。16岁从天然受戒。康熙元年(1662)开法广州海幢寺,著有《光宣台集》、《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光宣台尺牍》。他的书法远绍隋唐,近宗天然,用笔遒劲、超迈,不染一点尘埃气。

  今幢(1618—1690)字记汝,俗姓潘,名楫清,字水因,广东新会人,明代诸生,顺治三年(1646)清兵人粤后初从天然受具于番禺雷峰典客,后随住丹霞及归宗寺,精研词学,善书画,著有《借峰诗稿》、《岭南花逸韵谱》。他擅长行书,用笔清劲、圆润而风尚高远,颇具学问文章之气。书迹传世极少。行书《七言诗》卷亦为诸今传世书迹中之鸿篇巨制。该卷挥洒自如,行笔舒畅,不矫不饰,一气呵成,不特书精,诗亦字字珠玑,堪称力作。

  今辩(1638—1697)字乐说,俗姓麦,广东番禺人。少有文名,尝学帖括于梁之佩(海发禅师),顺治十七年(1660)从天然受具于海云寺,历主丹霞、海云、海幢诸刹,后应福州士绅之请主长庆寺,故有“长庆禅师”之谓,有《四会语录》行世,为天然和尚的第六法嗣。其书灵舞跃动,横斜竖偏而略显骨力不足。

  今但字尘异,主罗浮华首台,住山50余年。天然示寂,今但迎其龛,归塔罗浮。他学通内外,能诗,工隶书,著有《梅花庄诗集》、《罗浮名峰图说》等,为天然和尚的第九法嗣。传世作品有行书《怀两同门有序》卷。该书灵秀端庄,豪迈超逸,字体偏长,略带隶意。今但书迹传世虽少,但从是卷可略窥其基本风格。

  今壁(1612—1671)俗姓温,字仞千(一作仞今),广东宝安人,本为官宦人家,明亡后出家,在广州海幢寺从天然得法,善诗文书法,工楷书,作品传世极少,笔者所见仅有行书《七言诗》。他的楷书受钟繇、褚遂良的影响,能得其神韵。

  今印,字海发,广东顺德人,俗姓梁,名琼,字之佩,邑诸生,幼精帖括。顺治十四年(1657)在江西庐山从天然为僧,次年返粤,工书,能诗文,有集遗世。其作品有行书《七言诗》,结体细长,用笔洒脱,挥舞灵动处不拘规矩,是目前所见今印唯一的书迹。

  此外,海云弟子中以书鸣于时,但目前尚未见书迹传世者尚有今白、今沼、今锡、今普、今冉等人。

  在天然和尚及其弟子之外,深度、大汕、成鹫、道忞、通岸、邝日晋、屈修等也逃于禅,而兼擅书艺,并享有声名,成为清初释氏书法中之佼佼者。深度擅画山水,书法以行书为主,近似苏轼、文征明风格;大汕擅画人物,与石溪、龚贤交善,书擅行体而有出尘之想;成鹫以诗歌著称,长于草书;道忞在清初佛教界红极一时,书法以萧散的行书见长;通岸的书法虽仅见于题跋中,但亦可见其清雅脱俗的风格;邝日晋以武人而人僧,书法得右军遗风;届修之书行草相间,笔力劲健,洒脱而流畅,有一种淡泊野逸之趣。他们之中又以深度和成鹫最为典型。

  其他书家群

  在清初有两位书家并不归于以上任何一类,但其书法亦可圈可点。他们是何吾驺和王应华。虽然他们的节行颇有争议,但其不拘一格的草书却是有口皆碑,这种现象极似河南的王铎(1592—1652)。

  香山籍的何吾驺,字龙友,号象冈,初字瑞虎,晚号闲足道人,明代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少詹事,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加尚书,与王应熊同人阁。南明弘光元年(1645),黄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何被召为首辅。闽败,与苏观生拥立唐王弟于广州。

  东莞籍的王应华,字崇阊,号园长,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后除武学教授、迁工部主事,调礼部,奉命相度陵寝。历官员外郎,出为宁绍道副使,旋擢福建按察使。隆武时,晋礼部侍郎。顺治三年(1646),闽败,还广州,与苏观生、何吾驺、顾元镜、曾道唯拥立唐王弟改元绍武,与苏、顾、曾等同拜东阁大学士,掌管部务。同年十二月广州破,遂偕何吾驺出城降。后趋肇庆,永历二年(1648)补光禄寺卿。桂王西奔,遂礼道独和尚空隐为僧,法名函诸,字言者,隐居小南,与黎铨、卢鼐辈结溪南诗社,以文酒而终老。

  何吾驺和王应华均属于书法史上的“污点书家了,但他们在书法上有很深的造诣。何吾驹擅写草书,所作擘窠大字,凝重雄浑,得力于钟繇,所书小楷,端庄秀劲,取法《曹娥碑》。他在效法王羲之、苏东坡等历代先贤的基础上,融合己意,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当时书坛四大名家邢侗、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等皆推服他,称他树一帜于岭外。王应华的书法师法米芾,上追“二王”。他于画上之题款多为行书小字,清朗俊秀而不乏雄浑之气。其大字则行、草书兼具,极尽雄肆之致,给人浑厚古拙之感。其书纵笔取势,恣肆淋漓。其结体、行笔无不透出一种苍劲老辣之意趣。王应华“论文务抒写性灵,空所依傍”,观此书迹,当知行笔若为文,不自觉中蕴藏着一种抑郁、沧桑之感。从书风看,此帧当为王氏晚年所书。

  何吾驺和王应华因其特殊的政治际遇而为后人所非议,但在当时特别的政治情境中,我们对其人不应有太多的苛求,对其书迹也应客观对待,正如人们现在已能以平常心态对待王铎书法一样。

  此外,南海的程可则人清后致仕,官至桂林府,虽然身世不可与何、王同日而语,但其纵横跌宕的草书与二人却难分高下。他也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另类书家群的代表。

  余论

  笔者曾撰文论述清初直隶书家群,在该文中,笔者以大量资料归纳出清初直隶书家群主要有书画兼擅之书家群、鉴藏家书家群、权臣书家群、儒学和遗民书家群等四类。很显然,这一时期,不同区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书家群体。以直隶、岭南两地而论,清初直隶书家群之主要群体在于权臣,而岭南则主要为遗民和释氏。这自然影响到不同的书风。

  明末清初的岭南书风有一种共同的特点便是:书法中所蕴涵的烟霞之气、黍离之悲。这种书风表现在书迹中就是不拘形迹、不守成法之外的洒脱与幽寂,这反映出遗民们的一种普遍心迹。但随着康熙亲政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国策,使遗民群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而在书风方面自然也会逐渐递变,书家群体的构成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也不是本文所探讨的范畴,容待以后以他文详述。

  关于明末清初岭南书风及其书家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以极大的篇幅对这段历史作了阐述,笔者在新著《岭南书法》中也用浓墨渲染了这段历史。傅申在其专文《明末清初的帖学风尚》中专门言及清初广东地区的书家。2004年2月,在广州举办的“岭南书法史学术研讨会”所人选的61篇论文中(学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澳门、广州、沈阳、太原、长春、长沙、深圳等地),以明末清初为研究主题的就有八篇之多,说明这一时期的书风及其特殊的人文环境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这一时期以江浙、中原一带为主流的文化早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垂注一样,相信随着区域美术史的不断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岭南书风也将会被纳入正统的学术研究中,从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书风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段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