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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与禅宗文化

作者:许林

  一、菩提达摩的生平

  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6,另说532、528),一般称达摩,又称初祖达摩或初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他生于南天竺(印度),刹帝利族,传说是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原本叫菩提多罗,成年之后依照习俗更名为达摩多罗,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尊者的大弟子,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

  菩提达摩自小就聪明过人,因其父亲对佛法十分虔诚,因此从小菩提达摩就能够遍览佛经,且常有精辟的见解。当时,般若多尊者在游历天竺国,一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菩提达摩被般若多尊者普度众生的理想,以及丰富的佛学智慧所吸引,就拜在般若多尊者的门下,成为其门徒,发愿要将当时印度分裂的佛法思想统一起来,使佛法在印度重新振兴。后来菩提达摩继承了师父的衣钵,在天竺国内弘扬佛法。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侄于,继承南天竺王位的异见王,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外邦的欺凌,要采取禁止信仰的法令。于是,菩提达摩便派弟子婆罗提前往劝谏,波罗提不辱师命,成功地扭转了异见王的禁教政策,并且使异见王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相传,菩提达摩在梁武帝时泛海来华,初到广州,被武帝迎至金陵。梁武帝问达摩大师:“什么是佛圣第一义?”达摩大师答:“空空寂寂,并无佛圣。”武帝问:“和我应对的是谁?”大师答:“不知道。”武帝又问:“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度人为僧,建造寺院,抄写佛经,雕画佛像,有什么功德呢?”大师答:“没有功德。”武帝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大师答:“这只是生死轮回场里的小功德,由俗世因缘造成,如同虚影跟随形体一般。虽有好的因缘,却并非永恒的真实。”武帝问:“什么是真正的功德呢?”大师答:“清净智慧,达到妙圆境地,一身自然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在俗世所能求得的。”武帝不能领会达摩的意思,生气不语。因与武帝宾主机缘不契,达摩遂渡江北上。后武帝经宝志禅师点醒,连忙派兵马随后追赶,欲请回达摩大师。无奈达摩心意已决,见追兵到来,便随手折下一叶芦苇,过江北上,这就是“一苇渡江”的由来。达摩北上来到北魏境内的高山少林寺修持大乘壁观长达九年,终于创造了一种以“壁观”、“理入”为名目的新禅法,此为禅宗的创源。此后禅门法脉代代相承,达摩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

  达摩在中国时拜求那跋陀罗为师。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义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

  二、二入四行论

  达摩的佛教理论可以用“二入四行”来概括。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详细记载了“二入四行”的理论。“人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理入”,《菩提达摩传》中记载:“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二入四行”禅法,是达摩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相融合的产物。“二入”即“理入”和“行入”。“理入”属于宗教理论部分,“行入”则属于实践部分。

  达摩首先提出“藉教悟宗”,也就是必须依随经教文字所说,来达到真如佛性。接着他又指出,必须毫不犹豫地相信这真如佛性就是众生具有与佛同具真如佛性,但众生由于被“客尘”所障蔽,因而尚不能悟得佛性,获取解脱。因此必须通过修行来达到“舍伪归真”。这里的“伪”即指“客尘”,“真”则指“含生”。达到“舍伪归真”,菩提达摩认为必须进行坐禅壁观,也就是所谓“凝住壁观”。通过“壁观”,令心安定,专一观想经教所说之理,达到认识上没有任何分别,既不分自己和他人,也不分圣人和凡夫。这时,就要“坚定不移”地逐渐摆脱对经教文字的依赖,达到认识与自身所实证的“理”,完全默然合一。认识全化为“理”,就达到了“与道其符,忘象忘言,寂然无为”的境界。菩提达摩认为,这就是“理入”。简单来说,就是要人们凝住壁观,心如墙壁,摒除一切杂念,最后达到“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菩提达摩的“理入”理论,就是大乘壁观。前面提到,菩提达摩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实际上这种“壁观”就是壁观沉思,宋把握佛经所说的教理。因此,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实际上就是学习佛教经典理论的九年。

  从菩提达摩的“理入”理论来看,他十分重视佛教经典理论的学习。《菩提达摩传》记载,“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由此可见他所重视的经教,就是《楞伽经》,并不是硬搬经典的条文,而是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通过认真的思考,一旦掌握了真如佛性,就抛弃经教条文,最后达到任何事物不分彼此,寂然无为的境界。

  菩提达摩的“理入”理论,也就是“大乘壁观”的理论。道宣在《续高僧传·禅论》说它是“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菩提达摩的禅法,除了“理入”理论外,还特别重视“壁观”起坐后的如理践行,这就是所谓“行入”。“行入”,《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说“行入,四行,万行同摄。”这是说,“行入”,就是“四行”,而大乘佛教的六度万行,都可包含在“行入”的“四行”之中。其具体内容是:

  (一)报怨行

  “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今住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亦作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

  这是说,修道之人,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应该想到,这都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所致,所以应当甘心忍受,毫无怨诉。要“逢苦不忧”。此心生起之时,与真理要相应无违,体怨而进道,这就称之为“报怨行”。

  (二)随缘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

  这是说,修道之人,要以众生无我的佛学原理为依据,认识到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无我”的,都是由“业”所转起,一切苦受与乐受,都是随同因缘而生起。所以即使是得到了荣誉等事,也都要看成是由过去的宿因所构成”今天方始得之。待到一旦缘尽之后,仍然还归于无有。要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对于迷境和顺境,都能象风干浪静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可冥顺于法,故称“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这是说,世间之人常常迷失本性,处处贪着,这就名之为“求”。有道之人悟得真理之后,就与世俗人相反,能够安心于无为。认识到一切万法皆空,三界一切都是苦,就能对之无所愿求。就像佛经所说的那样,有所求都是苦,无所求才是快乐,故名“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这是《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所载之文。在《楞伽师资记》、《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及序》等的记载中,对“称法行”有所补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这是说,性净之理,称之为法。此理的众相都是空无的,而且无染无着,无此无彼。如果修行者能够相信、理解此理,就应当称法而行。为了破除一切妄想,虽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

  菩提达摩的“行入”即“四行”理论,属于他的禅学思想的宗教实践部分。但如果把“四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则“四行”中的前三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又是属于宗教实践。最后的称法行,则是属于宗教理论。“四行”之间的关系是,称法行是对前三行的总结,而前三行都应在认识“性净之理”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宗教实践必须在宗教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综观菩提达摩“二入四行”禅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强调“理”(宗教理论)与“行”(宗教实践)的结合。“行入”必须以“理入’为基础,即“行入”必须在“理入”的指导下进行。当然,在“理入”时,也必须结合“行入”,而“行入”到最后,还是要用“理”(性净之理)宋检验,看一看这个“行”是否是“称法”(合乎性净之理)而“行”。“达摩禅的特色在于,用深奥的理论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地实践。它既是一种哲理性的禅学,又是一种深奥的禅法。”

  三、达摩对中国禅宗的影响

  菩提达摩对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后世禅宗法脉传承的影响。

  一般认为,中国禅宗法脉传承,菩提达摩为始祖,其后依次为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至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禅宗便是一花开五叶,演变成临济、曹洞、法眼、沩仰、云门五宗。因此,对禅宗史可以简单做一个分期:自达摩到僧璨,是禅宗的萌芽时期,自道信到惠能和神秀,是禅宗的正式形成和南剑匕分宗期。这段历史,南宗禅史称达摩为初祖,惠能为六祖,楞伽宗列神秀为七祖。惠能之后,以五家分灯为代表,是越祖分灯期,也是禅宗发展的高峰。分灯期之后,禅宗以临济、曹洞为一粗一细两条主线,以融合的方式发展,是融合期。

  钱穆在《六祖坛经大义》一文中说到,“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己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虽然经诸多学者考证,“中国禅始于菩提达摩”这一说法只是后人为了提高禅文化地位所伪撰而来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禅文化经由印度融入中国文化,且使汉传佛教在后世大放光彩无疑是由于慧能的功劳,而他的继承正是来自于达摩祖师这位天竺高僧。

  其二,提携中国文化至文明之高峰。

  “达摩所传的法要,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非文字之雅畅、禅法之炫目。”达摩传法所处的时代恰逢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这一时期,前有太武帝灭佛,后有文成帝复兴佛教,也正是汉传佛教逐渐成形的阶段。因此,佛法究竟有何种方式和途径传播就显得尤其重要,各个宗派都在为此趋步探究着。这一时期的禅法多源于小乘见地,又受到传统玄学的影响,容易耽于修身养性的追求,偏于技巧修定的误区。故道宣律师曾批评南朝禅法“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北朝禅法“虑之所及,智之所图,无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识,浪执境缘,心静波惊,多生定障”(见《习禅篇总论》,碛砂藏本《续高僧传》,卷二一)。可以说,早期禅法只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而达摩祖师开启的禅宗,是佛法的核心,也可以含摄佛法的全部。

  达摩的禅理建构,融合了印度佛教的般若性空之空宗和境无识有之有宗,或者说,中国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和涅槃心性论。达摩所依的《楞伽经》是如来藏观念和唯识思想的结合,达摩的禅理中集中反映了这种观点,“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属于“南天竺一乘宗”的达摩,又以般若性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在柳田圣山所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中,这一思想有充分的体现。这种如来藏和性空思想的结合,或者称为有空结合,在禅宗史上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提出了建构禅学理论的方法论。从达摩开始到神秀、慧能,这种方法得到充分的运用。

  达摩的禅修思想体现为行入之四行,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这种修行是道德化的。其中,报冤行讲如何对待痛苦,倡导对痛苦的忍受和无冤精神。随缘行讲如何正确对待喜乐。无所求行强调无欲无求,应以人生钓终极解脱为追求。称法行指出这种禅宗伦理的理论基础在于般若性空之理。达摩认为禅修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炼。禅修的内在要求在于道德训练,而不是单纯的禅定技巧。“这一思想特点的影响有三:其一,重申了佛教的伦理化特征,回归佛陀的伦理化佛教传统,并启发了后世的禅宗伦理,特别是慧能禅宗伦理思想的创立。其二,禅与道德人生的结合,启发了这样的观点的产生:禅是生活。这种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其三,适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化传统。”因此,可以说达摩的禅宗思想经由慧能的努力而开始趋于中国化方向发展,于中国文化深深契合,禅宗,由此立足于“不立文字”的低处,提携一切文字到妙处,深符中国文化的“道、非常道”的立言之本,以“非有为”的自然方式,重构了“先道后德再仁义礼智”之道德伦理的社会秩序,不尚逻辑思辨却深知道德伦理之秩序,拉开超越逻辑思辨的大格局,最终提奖逻辑思辨进入超逻辑思辨的“不立文字”境界。这是中华文明的灵魂与特质所在,达到了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摘自:《觉群》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