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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公民”与广东佛教的现代发展

作者:刘建平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公民观念的培养和公民道德的建设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广东是中国现代思潮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公民教育的启蒙之所,太虚大师多次来粤,在粤时期是太虚大师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既是太虚讲学著述之始,又是太虚住持寺院之始。在那段时期里,太虚大师与革命人士、自由主义者、在粤僧众相交甚密,深受现代思潮的冲击与感染,提出了“菩萨公民。的概念,认为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公民建设和道德建设应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思想对广东佛教的现代发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同时,广东佛教又因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文化发达,信息灵通,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交融交汇,得风气之先,在公民观念的启蒙与新道德的建设上与其他地区的佛教相比又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与文化优势。

  作者简介:刘建平,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哲学与佛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公民观念的培养和公民道德的建设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君不见,老奶奶摔倒在大街上,却无人敢扶起来,任由其挣扎死去:君不见,公众场合随地吐痰、随口说脏话、随处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等行为屡禁不止:君不见,人们对各种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公款吃喝、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司空见惯:君不见,很多人对物欲的追求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有些青年卖肾、卖淫只为购买Ipad、高档手机娱乐……这种种乱象不仅是中国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失败,更与我们建设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公民的国家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的公民教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而种种社会乱象,也影响到了寺院的清净和僧人的形象。广东是中国现代思潮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公民教育的启蒙之所,太虚大师曾多次末粤传教,在粤时期是太虚大师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既是太虚讲学著述之始,又是太虚住持寺院之始。在那段时期里,太虚与革命人士、自由主义者、僧众相交甚密,深受现代思潮的冲击与感染,’他于1930年曾作《菩萨的人生观与公民道德》一文倡导佛教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菩萨公民”的概念,谈到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公民建设和道德建设应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思想对广东佛教的现代发展,毫无疑问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同时,广东佛教又因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文化发达,信息灵通,中西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交融交汇,得风气之先,与其他地区的佛教相比又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与文化优势。

  一、什么是菩萨?

  “菩萨”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绝不是经典的传译和宗派佛教的发展所能取代的。在佛教里,菩萨名菩提萨埵,意译为觉有情,具足菩萨的条件是大智大悲。大智,一是观察因缘生法之理,宇宙万有无不由各种条件和合而咸,法法相资,互为因缘。二是观空理,空不是什么也没有了,而是空除我执,化小我为大我,处处想到他人、国家、民族的利益,以无我的精神奉献一切。“缘起”与“性空”相结合能产生大智慧,大觉悟,以智慧剑断破一切烦恼,方证菩提。佛教里的“菩萨”就是求觉悟的众生,也就是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太虚大师说:“所谓菩萨者,即有了觉悟的有情。质言之,即有了觉悟的人,根据了现今已有的觉悟而去更求进步以至最高的觉悟者,就是菩萨。”’圣严法师也认为:“菩萨……同情一切众生的痛苦,进而解救一切众生的痛苦。”’菩萨之为菩萨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是现世生活中的救世主,也就是上求佛果,下度众生,所以人们通常把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人,成为“活菩萨”。菩萨之为菩萨的第二个特征就在于它有觉悟心,“凡欲解除人为界与自然界之痛苦,非将各各有情的心变成一个觉悟心不可:而菩萨之所以为菩萨者,即由具有此觉悟。”’真解脱就是涅槃境界。涅槃可现证,如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成正觉,我国历代也有许多高僧大德现证解脱的。证得涅槃,又要无住于涅槃,即不著生死,不舍众生,出世而住世,自己解脱也教化众生解脱,以解脱善净化人类心灵,净化社会,这就是菩萨精神。

  菩萨有觉悟心,它是出世的、超越的:菩萨有慈悲心,它又是充满现实关怀的,菩萨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出世在于度己,入世在于度人。太虚大师认为,菩萨是不存心自私自利,能牺牲自己,为社会服务,替公众谋幸福、行菩萨行的善士。所谓菩萨行,具体内容也就是“六度四摄”,“六度”包括:一、布施度,分财施、无畏施、法施三种,即以己资财随方施子名财施,以佛法化导众生,使其得度名法施,救护众生苦难,予以精神慰藉,使其远离恐怖者名无畏施。布施度揭示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二、持戒度,戒有止恶修善的功能,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可以清净三业。三、忍辱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慈悲豁达,以灭憎恨心、是非心。四、精进度,精进于断恶修善,以度懈怠。五、禅定度,意为静虑,息灭妄心,度散乱。六、智慧度,由禅定证得圆融无碍的大智,度愚痴。“四摄”为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爱语就是说和合语、欢喜语、诚实语:利行即以身口意诸行利济于人,一举一动都要利益众生,尽义务而不求权利、感化众生共修佛道:同事即与社会各阶层的人共同做事,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六度四摄”是菩萨自利利他精神的具体落实,《普贤菩萨行愿品》言菩萨的十大愿心,众生界不尽,众生业不尽,众生烦恼不尽,菩萨行愿也将不尽。菩萨信仰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道德价值的集中体现,太虚大师说:“解脱生死而仍不离生死,以便随类化度有缘的众生者,便是大乘的菩萨道。”’因此,佛教的菩萨信仰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利他精神、公益精神、慈悲精神、平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印度佛教推崇佛陀信仰,而汉传佛教比较重视菩萨信仰,那么菩萨与佛陀的区别是什么呢?佛陀是圆满的智慧,太虚大师说:“佛法是使一切恶业消灭,将人心改造,使之向真实美善前途发展,发展到最圆满了就是佛。”’所以佛陀是自觉觉他觉满,也就是无上正遍知觉的意思,而菩萨是觉有情,也就是正遍知觉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菩萨是众生成佛的必经之路,一个人从最初发愿,一直到最后咸佛,都可以称作是菩萨。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心自私自利,能牺牲自己,为社会服务,替公众谋幸福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菩萨行”,这样的人可以也被称作是菩萨。’并且,日常意义上的“菩萨”又称“凡夫菩萨”,和“佛”的含义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并没有固定的性别、形象和角色,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价值和精神感召力量,圣严法师曾说:“菩萨的报身固然是庄严的天人相,菩萨的化身为了随类应化,也随机摄化,往往化成各色各类的身份……菩萨没有固定的身份,目的是开化众生,并不要求众生知道他是菩萨。”‘日常意义上的“菩萨”是某种象征意义的存在,这和佛教、佛经中所说的“菩萨”并不是一回事,佛经中所说的“菩萨”一般专指发菩提心、断除了我执的圣位菩萨,有52个阶位。

  二、什么是公民?

  公民是西方的概念,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曾这样写道:“公民作为履行国家职责的自由人,应该具备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护卫者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经过严格选拔,通过音乐教育、体操训练而陶冶心灵和锻炼体魄,并通过教育培育其为公众服务的公共精神。”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城邦共同体的义务。亚里士多德说:“公民的通常含义是参与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公民,但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但在古希腊公民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特权,也就是有选举或被选举的资格,有分享管理国家权力的资格。相对而言,近代以来的公民概念更强调人与人之间法律意义上的平等,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确认了“人与公民”的权利,也就是人的平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权力,以此为基础,法律把居于相同地位的人成为“公民”。由此可见,公民概念的形成与民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中国自近代晚清知识分子引进“公民”的概念以来,“公民”这一概念的内涵经历了多重的嬗变。在封建社会,只有“臣民”的观念而没有“公民”的概念,赵实忠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只有四万万生物学上的人,而没有社会学与政治学上的国民。所谓什么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简直没有梦见过。历次关于民族复兴运动主持的,固然是爱国忧民的先觉,无奈不知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结果终归无效,真堪痛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初期,在相关文献和实践中多以“人民”、“群众”代替“公民”,其结果是有“人民”而无“公民”。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所以我们需要用“人民”这一概念来划清谁是“自己人”,谁是“故人”,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公民”概念因不具有阶级性,在语义上显得过于温和,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无限的道德感召力和崇高的价值内涵,“人民”这个概念比较世俗的表述就是“群众”,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你不是“人民”,但你可以是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宋、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331次,“群众”一词出现了44次,而“公民”一词直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始出现在领导人的报告中,出现的频率也无法与“人民”和“群众”相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形势决定的,在战争和革命年代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生产实践中,需要的是“群众”,而不是“公民”,当时政治活动的基本模式是“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群众”只有作为义务的主体而非权利的主体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人民”、“群众”这些概念往往具有非理性、盲目性、情绪化、破坏性等特征,“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和暴力在日常社会政治尤其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往往会成为“公民”的杀手。文革时期种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对公民权利进行的侵害就是明证,“从‘群众’概念出发,中国首先注意到的是大多数人民尤其是贫苦群众的经济需要和社会地位上的需求,但是没顾及甚至侵犯了公民个人的权利。”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逐渐唤醒了中国人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才开始慢慢的复苏。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明确“公民”的含义,《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说,成为中国公民的唯一要求就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对公民的资格限制越少,公民的范围越广,说明了公民概念的内涵越空虚。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其总纲的第13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民”这个概念开始从由国籍、政治身份、义务的政治划分向个人与社会一致、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自我身份认同转变。

  综上所述,“公民”概念具有一下几个特征:

  (1)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看,公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公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公民才会是国家的真正主体,太虚大师指出:“在中国以前之情形,从人的方面来讲,多数农民及工民、商民皆有大家族之组织,只知各顾身家,凡国家政治、地方公众之事,概视为毫无关系,以为一切自有皇帝与官绅去作,纵欲去作亦不可能,其无国家社会观念者如此。然现在之国家,乃人民建立之民治国家,人人皆有国家的、社会的关系。欲建立此民治的国家社会,必须先养成公民道德为根本之要素。”在公民社会中,国家不是私人的,也不是某个政党的,而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在公民社会才具有现实意义。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翁,都应当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作为公民,应当自觉地关心和关注着国家的一切。对于国家及各种社会事务,他有着重要的参与意识。

  (2)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看,公民与公民之间在是独立、平等、自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道德、经济上的“契约”关系。社会道德的败坏,在于民众私欲的膨胀,公德意识淡漠,不讲信用,不守规则。大家都想不劳而获,都想通过巧诈欺骗获得好处,缺乏相互的信任,公共利益为自私自利的欲望所压制,整个社会咸了一盘散沙。公民的道德,就是以简朴、勤劳、诚实、重视公德等等为其核心内涵的,太虚大师曾指出:“如何建设国民的道德标准,就是怎样把人类的道德标准确立起来。道德基础巩固起来,要有一种最圆满学说,能立能破,方能使人类必需的道德原理成功,开扬不可磨灭的真理。在佛法中,可以提出很简单的二种观念:一、众缘主伴之互成:无论什么万事万物,有为主的主因,有为伴的助缘……由此看来,人非为公去私不可,这是普遍的原理,宇宙的大法。要为公,便不可互相欺骗,各人勤俭,若如此做去,方有办法。第二、唯识因果之相续:凡人经过许多行为,都蓄为心中习惯,若是一种不好的业,一定结不好的果。……若明白佛法,不种善因,不得善果,要实现其良好之理想,必须建立人生道德的基础,当下就成为良好的行动,将世界邪说之风扫尽无余,方能建设道德文化。”如果我们都能节制自己的私欲,则“能反修诸躬行,则皆有以安其生,乐其业,遂其心,完其性,大同太平可端拱致。”佛教性空无我、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精神,主张“全宇宙间事事物物,没有那样东西离却一切的主因助缘单独地存在。”公民概念很好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与互利的精神。

  (3)从个人自身的角度看,公民是有公民权利的主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们需要也期待着富含平等、权利内涵的“公民”概念的回归。公民社会最主要的关键是人对于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对于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觉醒与认知。公民权(不同于广义的“公民的”权利)是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缺乏成熟充沛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就只是虚假的外壳。传统意义上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公民教育”,往往偏重于公民的义务意识、守法意识和道德修养,而忽视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这种公民教育难免变为道德训育,难免陷入旧时代臣民、子民、顺民意识教育和“训政”的窠臼。这种政治权利是公民的“公权利”,区别于作为“私人”的“私权利”。在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中,若一个国民未能得到社会和国家应有的尊重和关爱,其主体地位未得到体现,基本权利未能彰显,那么,他还只是一个善良“本分”的“愚民”。所以,作为公民不能仅仅“独善其身”,而要有明晰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勇于直面一切非正义,敢于在法治的框架内追求自由与公正。公民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三、菩萨在何种意义上是公民?

  直面人类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所有宗教的必然出发点:试着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则是所有宗教的必然归宿。印顺法师说:“菩萨的志趣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表明大乘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普渡众生”,而菩萨就是实行这一根苯教旨的实践者。菩萨具有发菩提心、普渡一切众生的特性,所以他们就成为劳苦大众理想中的救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菩萨”信仰就以其不可取代的优势而得到广泛传播。“菩萨”信仰在现代中国社会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只要结合社会现实背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吸取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那么“菩萨”信仰对于创建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菩萨公民”是一有慈悲心、爱心、公德心之人。中国传统的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慈悲、仁爱局限于血缘亲情,中国社会人情大于国法、私利大于公利的积弊正由此而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说:“举国之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太虚大师针对传统道德缺乏社会、民族国家观念以及私德盛行而公德缺乏的弊端,曾提倡以佛教的性空缘起、无我、平等等信仰、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行为,去培养现代的僧人和公民。佛教的慈悲比儒家的仁爱更为深厚和广阔,其对象是一切众生,《大乘起信论》云:“众生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菩提行经》卷二云:“若在于愚迷,自利无不爱,如若利他们,如是为自爱。”佛教的慈悲不是一般的爱,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分无缘慈,同体悲。无缘慈不分界限,超越时空,不论贫富贵贱,都要救度。“菩萨公民”乃是要破除这种私心、分别心,在日常生活实践上以慈悲为本,以公众的、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为根本的旨归。《大日经》亦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这就是大乘菩萨行的精神。慈悲心为希望他人快乐,慈悲行为帮助他人找到快乐,“约之一心,施为万德:见之家族,则家族亲睦矣:见之社会,则社会辑和矣:见之国家,则国家安固矣:见之国际,则国际妥洽矣:见之世界,则世界康乐矣:见之政治,则政治清宁矣:见之纪律,则纪律修明矣:见之教育,则教育均平矣:见之学艺,则学艺昌盛矣:见之礼俗,则礼俗淳良矣:见之财泉,则财泉流通矣:见之群伦,则群伦整齐矣:见之庶类,则庶类繁荣矣。”’正本清源,清净本性,爱别人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对别人慈悲,也是对自己慈悲,在此意义上,“自利”与“他利”、“自爱”与“爱人”有机的统一起来了。

  其次,“菩萨公民”是一自我、自觉、自足意识的主体。在心性一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次序、尊卑贵贱观念造成了人的主体性的缺失,独立人格无从确立,太虚大师认为公民第一义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国家为所有公民之国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政党的私人财产。佛教是最讲宄平等意识的,宋僧清远曾曰:“若论平等,无过佛法。唯佛法最平等。”’虽然佛教的平等是精神意义上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但在我们这个受阶级论毒害、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也值得我们重视,太虚大师认为:“菩萨因同他平等之关系,不期然而然的发起了普遍的悲愍心。”这样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意识了,自然在行为处事时,首先要顾及的就是公众的利益。在此观念的支配下,“凡起心用事,皆从此心发出,则即咸具体而微之菩萨行为,亦即成为公民之道德了。”整个社会养成了良好的公民道德,则这个社会是民治的社会,是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口号只有在公民社会才可能变成现实。

  再次,“菩萨公民”意味着从人格上,僧众享有平等民主政治架构下的自由、独立的权利,也就是“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力,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确认了“平等”和“自由”是人权的基本要素,“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享有人权是人的尊严的集中体现,是每个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发展、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基本条件,也是成佛成圣的基本要求。

  四、“菩萨公民”思想的现代价值

  太虚大师以信仰、道德重建来救国救民,将公民道德建设放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反思并批判传统道德,结合民主建制、近代化来谈公民道德建设之时代必要,并且将其作为实现民主共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这一理论是契合时代潮流的,具有极深的洞见性,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菩萨公民”的思想对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僧众人格的培养、“随处做主”意识的养成有着重要的作用。现代人格的养成是现代化最为重要、也最艰难的一个部分,公民教育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仅仅只有科学技术、工业管理模式及政府组织形式的现代化而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现代人格和心灵的支撑的社会是畸形的,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而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民对于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同,也就是对于个人对与国家和社会基本关系的觉醒和认知。太虚大师和近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一样,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纲常伦理,认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启发民众思想,塑造现代人格的国民,特别是公民道德完善,“公共团体社会国家事业的发达繁荣,就是个己生命的繁荣发达。”没有现代的僧人,就没有现代的佛教:没有现代的公民,就没有现代的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的“公”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国家,而应该是受教育者本身,是其完整的人格尊严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公民”意识体现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以赛亚叫白林说的:“伟大的时代乃是一个世界死亡而另一个世界继起的时代,它的标志是核心模式的变化。”公民社会的个体,不再是某个“单位”的附属,也不只是某个“组织”的一部分,他首先是一个自尊、自强、自律、自由的人。

  其次,公民教育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Frister曾指出:“假使没有学校的民主化,一个社会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学校的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之关键功能。”’传统佛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只是作为佛教徒修行的准则在僧团内部通行,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也应该成为现代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佛教拥有广泛的信众和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佛教教育构成了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应该遵循教育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一一使人成为公民,使人成为人。现代的公民教育从根本上是把民众通过合法的教育变成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责主体的过程,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公民训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体格训练,养成整洁卫生之习惯与活泼之精神:二是德性训练,养咸礼义廉耻的观念:三是经济训练,养成节俭劳动的习惯和生产合作的技能:四是政治训练,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应该说,这些思想和目标都是富有现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提法,它们对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培养健全自律的公民依然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对于寺院的僧众教育和佛教的现代转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佛教教育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菩萨心的培养,《法苑珠林》云:“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菩萨公民”概念的提出,既符合教育的基本理念,又体现了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佛教徒应奉持五戒十善,发大心,修菩萨四摄六度等法,并以社会的公利、公德为践行之本,才能修养成最完善最高尚的道德。

  再次,独立、自主、平等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禅修和寺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也是契约社会,契约是由平等而独立的个体自由达成的协议,它是以自由、平等、互利、互赢等精神为核心的,这方面佛教的思想资源很多,如“凡利世间事我皆应作。”,“诸有所为作,以利于世间。”“常乐利益一切世间,为诸众生作利益行。”“夫智慧者,能修善法具足十善,获得财富及大自在。彼是二故,故能自利及利益他。”这对于僧众自身的禅修,对于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公民教育旨在培养合格公民,从而为国家的民主、自治奠定基础:寺院的“菩萨公民”教育也旨在培养独立、自主、自治的僧人,“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佛教寺院应改变在传统社会形成的分散的家族式的寺院组织,与现代民治相应建设佛教的现代教团组织,“菩萨公民”的思想对于广东佛教的现代发展、寺庙的自治与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佛教应为公民社会的创建和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自觉自愿的承担起历史和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