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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艺术之管见(八)——从文物考古看佛教艺术

作者:陈长安

  3、北朝石窟造像

  佛教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中国的三大石窟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多中型石窟已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还有很多小型石窟也在凋查、登记、保护中。

  (1)敦煌与敦煌石窟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边关重镇。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在敦煌西北设立玉门关,在敦煌西南设立阳关。公元前111年,特设敦煌郡,直辖玉门关和阳关,敦煌也因此成为通往西域的军政要地。早在战国与秦汉之际,居住在敦煌与祈连山之间的是游牧的塞种人、乌孙人、月支人和匈奴人。西汉武帝时,欲断匈奴右臂,着手经营大西北,设立“河西四郡”。通过移民、屯田,引水灌溉、改进农具等一系列发展农业措施,至曹魏、西晋时,敦煌经济获得稳定增长,成为西边重镇。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业的繁荣,这时中亚人(特别是特栗人)到此经商,成为华戎交易的大都会。

  贸易的往来,促进了文化交流,魏晋时,有高僧竺法护(晋建兴末卒,即公元316年,年78岁)和他的弟子竺法乘世居敦煌,号称“敦煌菩萨”。他们“立寺延学,忘身为道”,鼓动官吏开窟建寺,大力推广佛教。敦煌156窟的墨书《莫高窟记》中说:晋司空索靖(239---303)题壁,号“仙岩寺”。足证西晋时敦煌已有石窟寺。仙岩寺形制如何,不得而知。

  十六国时期(320---420),敦煌历经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崇佛政权的更替,官方的提倡使这里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北魏灭北凉后又三年(442)占领敦煌,并设立敦煌镇,仍然是北方统一政权北魏的西边重镇。北魏亦是崇佛的,尽管太武帝法难,也只是他个人短时的行为,之后虽移都平城,敦煌依然是佛教的重要地。据统计:敦煌石窟现有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十六国时开凿7窟,北魏14窟,西魏7窟,北周15窟,其余为隋唐以后的洞窟。据唐武周圣历元年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说: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又据敦煌遗书《沙州志》载:莫高窟创建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即前凉永乐八年,是沙门乐傅修建的。可知莫高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中叶的十六国时期,历时十余年。

  敦煌石窟展现的主题内容是壁画和彩塑,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布局形式,统称为“敦煌艺术”,它是西方犍陀罗式和笈多式佛教艺术在汉族文化区内被影响、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

  十六国时期的洞窟,没有塑像,多是壁画,内容系说法图及佛本行和佛本生故事,风格静穆。壁画的制作程序和技术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似,传承着中原汉墓壁画风格,是在民族意识、民族审美情趣指导下,吸收西域佛教艺术之长,融会成新的表现技法,已经是佛教内容、中国风格的壁画了。

  敦煌石窟的彩塑,最早出现在北魏、西魏、北周时的洞窟中,主要崇拜佛像都采用圆雕,如弥勒菩萨、释迦佛、多宝佛、思惟菩萨等。他们都位于洞窟四壁的佛龛中或中心柱四面的大龛内,为“一佛二胁侍菩萨”的组合形式,气氛安定寂静,与动荡的人间生活形成强烈对比。

  北魏早期的敦煌石窟,约在公元484--494年间,即孝文帝迁洛之前,在敦煌大兴佛事,修建了7窟。以275窟为例:在南北壁上各做一个阙形龛,内塑一身交脚弥勒菩萨,表示弥勒在未成佛之前在兜率天宫的形象。南壁—F部画佛本行故事,北壁下部画佛本生故事。

  北魏正光五年(525)东阳王元荣年任瓜州刺史,带来了中原画风和中原石窟开凿模式,使北魏晚期的敦煌石窟发生了变化+壁画的内容上出现了神话题材,满足了功德主“上等菩萨,下齐彭祖”的信仰要求。在窟型上出现了中心塔柱窟,塑像上多采用一佛二菩萨的“三尊式”形制,主尊多是释迦牟尼,也有无量寿佛。

  西魏、北周时的敦煌石窟,由于受西域式佛画的再度输入的影响,又有所变化。壁画中出现了白鼻、白眼、白连眉、白齿、白下巴“五白”晕染法,应来自龟兹壁画。西域的音乐、舞蹈融人到当时的壁画中,塑像中增加了迦叶、阿难二弟子,构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2K尊式”布局。

  敦煌艺术是汉文化接受和融合了犍陀罗式和笈多式的外来文化,派生出来的中国佛教艺术,并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

  (2)云冈石窟造像与狮子

  云冈石窟是北魏迁都平城后,皇家修建的大型石窟,现有主要洞窟53个,其中昙曜五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专为道武帝拓跋珪(什翼犍孙)、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子)、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子)、景穆帝(未即位)、文成帝拓跋浚(太武孙)所造的大型石窟,气势雄伟,是凉州与定州佛教艺术交融之作。

  Ⅱ石窟中的狮子

  两晋、北朝的石窟中现存的狮子形状,不论是石雕的、泥塑的还是绘画的狮子与三国西晋的装饰性狮子艺术相比,都更近于写实,或者说更近于西域化,愈晚民族化就愈鲜明。这说明,外来的文化艺术,在中国的土壤中根植,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呈现出相互渗透的轨迹,从而创造出具有这一时代特征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中的狮子形象。

  石窟中的狮子造型,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威武雄壮型,起着镇守护卫的作用;一种是屈尊温顺型,有听经护法之貌。如同饲养的神犬,颇具情趣,或安静,或舞动,或环视、或顾盼,有时良顺,有时威武,动态多样,神情多变,但都听从佛(主人)的使唤。

  Ⅱ云冈石窟造像中的狮子

  云冈石窟第七窟东壁的坐佛两旁有一对听经护法狮,高80公分,蹲坐式,眼圆睁,嘴大咧,鬃毛施卷,极具装饰性。雕技精细,圆熟完整,与坐佛体积比例相差较大,如人猫之比石狮明显地表现出恭听护卫状,根本没有狮子的野性,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家犬,蹲坐在两边,颇具情趣,与佛配合的非常协调,内容一致,生动形象,神态机警,忠于职守,以配角陪衬,温顺侍蹲。

  第九窟前壁坐佛两边有一对护法石狮,高约50公分,蹲趴式,眼凸睁,张牙咧嘴,呈方形,鼻梁高隆,鬃毛分披,四肢短劲,肢体结构合宜,雕技纯熟,手法简练,显出刀锋锐利自由。从精神气质看,是一对威武型的驯化过的护卫神兽,从眼神看,略带呆滞,从形态看,比较接近于写实。

  第十七窟壁侧有一对护法的小石狮,左右顾盼,对称,鬃毛向后分披,胸肌硕大丰满,四肢劲健,造型上简练概括,流露出雄强、劲霸的气势,有小物大气之威。

  (3)龙门石窟大窟主尊前圆雕巨狮

  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前后,属北魏晚期。以古阳洞、莲花洞、宾阳中洞为代表的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佛、菩萨、弟子的形象来看,明显融合了南朝艺术特点,成为影响中国北部的鲜明的中原洛阳风格。

  宣武帝除建造寺院外,还开凿石窟。据《魏书·释老志》载:

  景明初(5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

  这是北魏皇家在洛阳开凿石窟之始,所谓三所,即是指今龙门的宾阳三洞。到正光四年(523)六月,工程因故停工,仅完成了宾阳中洞。

  据统计,北魏时在龙门开凿的大型石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度洞,以及魏字洞、普泰洞、路洞。另有药方洞、唐字洞、赵客师洞皆始凿于北魏,后因故中止,未及完工。较小的汴州洞,则完成于东魏、北齐间。

  龙门石窟古阳洞正壁主佛座前左侧有石狮一只(原为一对,左右对称,相向蹲坐,右侧的狮子已毁),高约1米多。这是一件体型较大的圆雕狮子,前肢直立,后肢蹲坐,昂首挺胸,造型比例匀称,除头部和披毛凿光外,其他部位都未经铲平。头部双耳直立,眉骨凸起,眼珠突出,未刻眼仁,方口张开,牙齿外露,舌头外伸至下颌,无鬃。胸前披毛向左右分开,并呈束状向颈部上扬,以线刻大效果表现长披毛。虽然长鬃毛不是长在头颈部,而是长在胸部,但却抓住了狮子的特征,着力表现鬃毛,它成为这一时期辨识神兽是否是狮子的重要佐证。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石窟,约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的作品,从造像题记看主要为太和(477—499)、景明(50t)--515)年间所开凿。兹将有纪年造像龛中的狮子作品作以介绍。

  太和二年(478)造佛龛(编号N304)为圆券尖楣龛形,主佛结跏跌坐,二菩萨胁侍。龛下正中刻有二龙盘踞的香炉,香炉两侧各一戴冠着胡服,胡跪的供养人,再外为挥前肢向内蹲踞的狮子各一。

  太和七年(483)造像龛(编号N94)为圆券形,主尊为戴宝冠的交脚弥勒坐佛,一力士手托弥勒双足,座两侧蹲踞二狮。

  太和十九年(495)造像龛(编号N233)为圆拱形,主尊为交脚弥勒,力士托足,座两旁蹲踞狮子。

  太和二十年(496)造像龛(编号N76),忍冬卷草纹尖拱楣,圆卷形,一佛二菩萨,无狮子。

  太和二十二年(498)造像龛(编号N51)为圆拱形,主尊为交脚弥勒,无狮子。

  魏灵藏造像龛(编号N234),据考证与始平公造像为同一时期,即公元498年。龛为四龙拱楣圆券形,一佛二菩萨,两侧柱下刻有狮子,狮座上各有两小龛。

  景明年间比丘道匠佛龛(编号78、79、80)为忍冬纹圆券形楣,主尊为交脚弥勒,坐双狮座。

  北海王太妃高氏造像龛(编号D45),圆券形楣,主尊为交脚弥勒,坐双狮座。

  景明二年(501),郑长猷造像龛(编号N126、127、142、143、156,157),圆拱楣,内刻卷草葡萄纹,主尊为交脚弥勒,坐双狮座。

  景明三年(502)解伯达造像龛(编号N81),九童牵花绳圆券形。一佛二菩萨,无狮子。

  景明三年(502)广川王祖母造像龛(编号D87),盈顶垂幔形,主尊为戴冠交脚弥勒,足间有覆莲,上置博山炉,弥勒座两旁各一狮。

  景明四年(503)马振拜等造像龛(编号D71),盈顶账形楣,主尊为交脚弥勒。

  景明四年(503)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九童牵花绳饰圆券形楣,龛内交脚弥勒及狮子,已毁。

  正始四年(507)元燮造像龛,仿木结构的屋形龛,歇山式屋顶,脊中有金翅鸟,两端饰鸱吻,柱间为人字形斗拱。主尊释迦牟尼结跏跌坐于方形台座上,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

  熙平二年(517)元祐造像龛,九龙首御花绳圆券楣,主尊为交脚弥勒,坐双狮座。

  古阳洞南壁佛座下有一对高约50厘米的石狮,昂首挺胸,张口吐舌,形态瘦小,与云冈、麦积山狮子区别较大,雕工精良,呈现出犀利熟练的美感,如南朝石兽(狮雕)姿态。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主尊座前两旁有一对高约1米的立体圆雕狮子,是龙门石窟中第二对圆雕狮子。狮子左右相向蹲坐,头大腿细,张口吼叫,鬃毛长披,腿部非常有力,显得肌肉紧鼓,比较威武,使人产生畏惧。在石窟中像这种独立的、起镇守护卫的、体型较大的、守护在佛座两侧的狮子,只有龙门才有.而且仅在皇家开凿的古阳洞和宾阳中洞的主尊前才有。在造型风格上,比云冈石狮更显民族特色。

  宾阳洞口原有一对1米高的浮雕石狮被盗,原物现收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六狮洞的狮子腿细腰长,鬃毛大披,尾巴高翘,更具有写实性,带有西域风味。

  莲花洞、火烧洞、双狮洞、药方洞等均有石狮。

  龙门石窟的石狮艺术,在风格上比较接近中原民族传统,石狮的造型是在传统神兽雕法的基础上加以狮化。从佛教艺术带来的西域瘦劲、温顺型,走向民族化的威严镇守型,由古拙走向精美。总之,北朝的石窟石狮,为唐宋石狮艺术的发展开启了思路,在造型和神韵上掺人了重要成分。

  (4)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是距凉州最近的一处早期佛教踪迹。在炳灵寺169号窟保存有法显题记,说明石窟修建于西晋时期。1962年,又在窟中6号龛的左上方,发现墨书发愿文24行,有“建弘元年(420)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说明了6号龛的建造年代,这是我国石窟中最早的有纪年题记。龛内为无量寿佛,两侧为观世音、大势至。佛为高肉髻,着袒肩袈裟,双手禅定印,结跏跌坐于低的圆莲台座上。头光与肩交汇处,另外绘出一股火焰。二菩萨高发髻,有柱形耳坠,颈系桃形项圈,有臂钏,着袒右肩袈裟,披帛绕头后部,再向身两侧飘下。佛背光内绘有伎乐天,佛光的外沿绘连珠纹及火焰纹。在6号龛内的周壁上,分别绘出“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弥勒菩萨”和十方诸佛像。

  炳灵寺126窟,有造像记云:“大代延昌二年(513)岁次癸巳,六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大夏郡武阳部郡本国中政曹子元造窟一区……”具有代表性。正壁造释迦、多宝二佛(对坐说法,反映了《法华经》的流行),半结跏跌坐。佛有磨光的高肉髻,面型瘦长,颈长而略细,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大衣,台座前衣纹密集作羊肠状,二佛外侧各有一菩萨侍立,菩萨头戴低花幔冠,披帛在胸前交叉作结,绕肘后垂至膝下。正壁上部有闻法的思维菩萨及弟子像。北壁是交脚弥勒菩萨,坐于方形台座上,头上高发束以花幔冠,发髻披肩,颈系项圈,肩有披帛,披帛于腹前交叉。西侧者双手合十,持莲花;东侧者手持供物。南壁造一佛二菩萨,佛亦半跏跌坐,二菩萨侍立。窟内上下四周刻千佛及思维菩萨共115身。这是北魏时期的代表窟。

  (5)庆阳石窟

  庆阳北石窟寺,今编号为165窟,开凿时间与龙门古阳洞完工年代(约公元500年左右)相近,窟门为盝形顶,上雕帷幔。门外左右刻二天王、二狮子。天王高5.30米,头戴盔,身着桶裆甲,下着人口裤,足穿战靴,横眉立目,怒视远方,双唇紧闭,双手交迭腹前,完全是北魏武将形象。这大概是国内最早的石雕天王形象之一。以人间的武将形象表示佛国的护法天王,拉近了佛与人间的距离。狮子刻在窟外门口,具有用狮子守门的意思,大概是用狮子守门的最早的实物例证。

  (6)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中,以北周时期数量最多。北周石窟仍沿用方形平面、中心塔柱形制,但塔柱不再做多层,而是一级四面造像。北周造像的特点:面相方圆,发髻低平,两肩宽厚,腹部微鼓,是一种厚重敦实的新风格,完全摆脱了北魏后期那种“秀骨清相”的模式。

  (7)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第133窟造像碑侧有两只狮子,雌雄明显,雄的鬃毛厚重,腿细尾长。

  同窟的另一龛雕有神王踏着狮子的脊梁,雌雄分明。左为雄狮,鬃毛大,向后披,张口吼叫;雌狮脖颈稍细,头小牙利。两狮皆为蹲坐式,腿细腰长,肌肉紧鼓,细长的尾巴高跷于后,特别劲健,有浓郁的西域风格。刀法简洁,比例合宜,雕工精细,线条流畅,棱角犀利明快。作为神王乘骑之用,与神王整体的比例较协调,具有统一和谐的韵律。

  (未完待续)

  摘自:《洛阳佛教》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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